《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后世史书的编修，大多学习太史公模样，为历史人物列传记叙。但是，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史记》却又是与众不同的。比如，《史记》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将伯夷和叔齐合并列传，虽名为个人传记，但对二人的介绍文字却并不多，通篇文字更多为太史公对伯夷叔齐生平故事的感慨，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
　　太史公在这篇《伯夷列传》中记录了主人公这么几件事情：
　　一是伯夷、叔齐二人辞去孤竹国王储身份，不愿继任国君之位。为此他们俩离开了孤竹国，去了遥远的岐山脚下，投奔了周人;
　　二是伯夷、叔齐二人在武王伐纣时，扣马力谏，并发表了“父死不葬，爱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的观点。这话说得打着仁义旗号讨伐纣王的周武王很没面子，但是周武王还是夸他俩是“义人也”。
　　三是伯夷、叔齐在武王伐纣成功，天下宗周之时，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为食，最终饿死首阳山。
　　然后，太史公将行文的重点放在了对伯夷、叔齐二人的点评上。
　　先是二人不愿意继任孤竹国国君的事情，太史公将二人与尧时代的许由，以及夏时代的卞随、务光相比拟。我们知道，尧欲让天下给许由，许由非但不要这天子之位，还在听了尧的话之后，赶忙用水洗耳，以示自己不为天子权位所玷污。至于卞随和务光二人，商汤欲让位于他们，但二人拒绝了天子之位，双双投水而死。
　　太史公由是感慨天下公权传递不易，“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但若抛弃传位之难不说，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更多则是为了争夺权位而手足相残、父子互弑的悲剧。许由、卞随、务光在历史上的名气虽不如尧和商汤响亮，但是这三人却推辞权位而保持终身高洁，甚至以死明志，故而在史书上，他们又留下了另外一种名声——不贪恋权力、唯求自我内心深处的安宁。
　　显然，伯夷、叔齐也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俩放弃王位，远离权势，独善其身的品德基调原本已经可以为他俩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可他们却还要对武王伐纣扣马力谏。这个典故则又在历史上为他们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历代对于伯夷、叔齐的这个行为，评价各有不同。有认为他们落后于历史，没有搞清楚武王伐纣、取商而代之的历史必然，也有人认为他们作为忠臣，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而已。
　　既然扣马力谏，阻止武王伐纣，还口出狂言大声叫嚣“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天下宗周之时，伯夷、叔齐自然也不能食周粟，这才是二子道德高尚的最后体现，也使二人“忠君”的标杆形象，留存于后人的文字和图画之中。两宋之交的李唐，有画作《采薇图》传世，便是以伯夷、叔齐的典故入画，为李唐人物画的代表作。

　　这是一幅长卷人物画作品，画中的两位主人公便是伯夷和叔齐，所描绘的是两人在武王伐纣之后，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的情况。画面并未展现首阳山的全景，只是选取了伯夷、叔齐二人在山间采薇时的休息场景进行描绘。整体构图呈现全包围的形式，将主人公的活动呈现在画面中心，以达到突出重点的效果。人物身旁摆放着锄头与篮筐，李唐通过这些器物，表现伯夷、叔齐二人耕种自取、稼穑听己的隐居状态。山石以李唐特有的小斧劈皴笔法构建质感，树木的画法则带有明显的宋代院体的技法特点。此外，这幅作品的山石上还有李唐的题款“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可证此画应出自李唐之手。

　　《采薇图》是李唐历史人物画的传世名作，李唐创作这幅作品显然是有其用意的。根据画史记载，李唐曾经创作过不少政治画，要么表现南宋立国之初的政治历史，要么就描绘历代政治人物的形象。当然，还有一些市井风俗人物画作，而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皇室、贵族阶层，对于普通百姓社会的关注，属于“今体人物画”的范畴。
　　《采薇图》属于反映历代政治名人的作品。李唐在南宋初年创作《采薇图》，以伯夷、叔齐入画，以两人耻食周粟，坚守臣子气节的典故，暗指南宋立国之初的外交政治情况，自然也就体现到南宋初年对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气节和不屈的民族精神。显然，李唐意在通过伯夷、叔齐的典故，激励宋高宗收复中原的宏图大志。
　　这种說法比较传统，在学术界也多为学人引用。然而还有一种观点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采薇图》或许只是李唐应高宗皇帝命令所作。其画作本意并不在于“箴规”和“托意规讽”，用以激励皇帝坚持气节，进行抗金战争，而是歌颂宋高宗本人而已——李唐并不是在自主意识下创作了这些作品，实际上这些作品本身就是宋高宗装点自家门面之用。宋高宗在画作中被比拟成伯夷、叔齐一般的历史人物，他不食金粟，领导南宋军民积极进行抗金战争。
　　如此一来，伯夷、叔齐的故事，就不再是太史公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记叙的那么简单了。他们被走了样儿地安置在后世人所需要的政治场景中。这应该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伯夷、叔齐本人，乃至太史公都没法预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