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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发改委体管所社会调查课题组继续对我国城镇居民改革民意状况进行跟踪调查。当前，无论是为了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是为了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稳定经济形势，都必须强化社会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精心、精准做好各项民生工作。本文基于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对个人家庭问题感受的问卷调查数据，描述和分析居民生活幸福感、生活压力、对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以及消费需求等，提出进一步做好民生工作的一些对策建议。
（一）过去五年来，超过2/3的居民生活水平、幸福感上升，同时也有超过50%的人生活压力上升
调查显示（见表1），与五年前相比，在生活水平方面，66.7%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上升或有所上升，8.9%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下降或有所下降，受访者平均评分为3.70分①。在幸福感方面，68.5%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上升或有所上升，7.6%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下降或有所下降，受访者平均评分为3.82分。在生活压力方面，53.9%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上升或有所上升，19.4%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下降或有所下降，受访者平均评分为3.49分。
（二）过去五年来，高收入家庭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上升幅度更大;进城农民工生活压力的上升幅度高于城镇户籍居民
分析表明，居民对五年来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受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城乡户口变量的显著影响（α=0.05，下同）。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对生活水平上升幅度的评价与收入水平基本呈正相关。从户口看，城镇户口人群对生活水平上升幅度的评价低于农村户口人群。
居民对五年来幸福感变化的评价受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地区变量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退休人员对幸福感上升幅度的评价最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最低。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对幸福感上升幅度的评价与收入基本呈正相关。从地区看，东部人群对幸福感上升幅度的评价最高，西部较低。
居民对五年来生活压力变化的评价受职业、城乡户口变量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个体私营经营者、学生人群对生活压力提升幅度的评价较高。从户口看，农村户口人群对生活压力提升幅度的评价远高于城镇户口人群。
（三）相比2017年，2018年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工作满意度略有下降，工作危机感有所上升
调查显示（见表2），工作满意度方面，41.8%的受访者工作满意度非常大或比较大，仅有5.7%的受访者满意度非常小或比较小，受访者满意度平均分为3.54分。工作危机感方面，32.8%的受访者工作危机感非常大或比较大，19.1%的受访者危机感非常小或比较小，受访者危机感平均分为3.19分。家庭生活满意度方面，53.2%的受访者满意度非常大或比较大，7.6%的受访者满意度非常小或比较小，受访者满意度平均分为3.66分。
纵向比较看，2015—2018年，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不断波动，2015年受访者平均分为3.80分，2016年略有下降，为3.75分，2017年回升到3.88分，2018年又下降至3.66分，为近年最低点。工作满意度先逐步上升，到2018年略有回落，2015年为3.40分，2016年为3.42分，2017年达到3.57分，2018年回落至3.54分。工作危机感先持续下降，到2018年有所回升，2015年为3.30分，2016年下降为3.23分，2017年下降到3.06分，2018年回升至3.19分。
（一）过去五年来，近2/3的人收入水平上升;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上升幅度较大
调查显示，与五年前相比，收入水平方面，63.0%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上升或有所上升，23.1%的受访者表示没变化，仅有9.8%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下降或有所下降，受访者平均评分为3.66分。分析表明，居民对五年来收入水平变化的评价受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地区变量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国家干部对收入水平上升幅度的评价最高，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最低。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对收入水平上升幅度的评价与收入基本呈正相关。从地区看，东部人群评价最高，西部人群最低。
（二）居民对自身收入的满意度整体上低于“一般”水平;国家干部收入满意度较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满意度较低
调查显示，19.1%的受访者表示收入满意度非常大或比较大，48.9%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度一般，25.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小或比较小，受访者满意度平均分仅为2.87分，低于“一般”水平。分析表明，居民收入满意度受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地区因素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国家干部收入满意度最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最低。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收入满意度与收入呈正相关。从地区看，东部人群满意度最高，西部人群最低。
（三）预计未来三年，居民消费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其次是赡养老人支出，再次是医疗健康支出
分析表明，从消费需求预期层面来看，未来三年，居民消费支出上升幅度最大的项目是“子女教育”，受访者平均評分为3.93分;其次是“赡养老人”，为3.80分;再次是“医疗健康”，为3.70分;然后是“购房或租房”“旅游”，分别为3.57分、3.51分。就百分比分布看，表示会有所上升或明显上升的受访者比例最高的是“子女教育”，达到59.6%;其次是“医疗健康”，为58.4%;再次是“赡养老人”，为54.4%。 （四）居民对互联网服务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迫切期待解决互联网消费中假冒伪劣商品多、个人信息容易泄露等问题
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调查显示，在各项互联网服务当中，受访者对互联网购物的消费需求最大，个案百分比为73.5%;其次是互联网交通，个案百分比为43.4%，随后的是互联网餐饮，为44.3%。交叉分析表明，从年龄看，互联网服务需求随着年龄层次的降低而不断提升，18—25岁人群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56—64岁人群需求较低。这表明居民对互联网服务的消费需求将日益旺盛。
（一）目前居民最担心的个人家庭问题是生病没钱治疗、家庭收入减少或困难、子女上学难上学贵、老年没有生活保障等
居民对一些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能体现民生痛点，为精心做好民生工作提供指引。调查显示，受访者中对“生病没钱治疗”表示非常担心或比较担心的比例达58.3%，高于其他问题;其次是“家庭收入减少”，同项比例为53.4%;然后是“子女上学难上学贵”“老年没有生活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比例分别为47.4%、46.3%、45.6%。从赋值转化后的评分看，对于“生病没钱治疗”，受访者担心度平均分为3.59分;“子女上学难上学贵”为3.56分，“家庭收入减少”为3.46分（见图1）。
（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工、西部人群等对个人家庭问题的担心度较高
将图1所列9个方面的担心变量加总取平均，得到一个新的变量即“居民对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分析表明，受访者对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平均分为3.24分，稍高于“一般”水平。分析表明，居民对个人或家庭生活的担心度受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城乡户口、地区变量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对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最高，得分为3.66分，退休人员担心度最低。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担心度与收入基本呈负相关。从户口看，农村户口人群的担心度明显高于城镇户口人群。从地区看，西部地区人群较高。
（一）主要结论
一是五年来大部分居民生活水平、幸福感总体上升。但相比2017年，2018年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工作危机感上升。这表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获得感显著增强。但同时，近年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家庭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较低、工作危机感较高，进城农民工生活压力的上升幅度高于城镇户籍居民，这些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要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托牢民生底线，特别要保障好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二是五年来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居民收入满意度总体偏低。调查显示，过去五年来约2/3的人收入水平上升，但就收入满意度而言，受访者平均分仅为2.87分，低于“一般”水平，其中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满意度更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近些年来，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给广大居民带来较大支出压力;另一方面，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完善，社会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明显，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
三是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既是民生问题突出领域，也是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方向。调查显示，居民比较担心的个人家庭问题是集中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与往年结论一致。医疗、养老方面，我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但看病难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仍然不健全。教育方面，虽然我国采取了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机制、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加大对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等措施，但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始终较为突出。同时，调查发现，未来三年居民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消费潜力较大。这要求大力加强这些方面的民生保障和托底，并完善激发这些领域消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四是加强市场监管是进一步激发互联网消费需求的必要条件。调查发现，居民对互联网购物、互联网交通、互联网餐饮、互联网金融等互联网服务的需求都较大，年轻人的需求更旺盛。就互联网交易存在的问题看，居民认为最突出问题是“假冒伪劣商品多”，诚信体系遭到严重挑战，网络诈骗、商品以次充好现象屡禁不止。居民第二选择是“个人信息容易泄露”，这也是居民关注的焦点问题。华住5亿住房信息泄露事件、顺丰3亿客户数据泄露事件，时刻警醒着人们，个人信息安全保密必须警钟长鸣。
（二）政策建议
第一，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藏富于民，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才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经济发展才会更有动力。一方面，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重点是推进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破除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行政垄断，充分发挥市场分配生产要素回报的功能。另一方面，不断深化再分配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节过高收入者收入，创造条件让群众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调整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健全针对困难群体的动态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
第二，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提升居民工作满意度，降低工作危机感。提升工作满意度方面：建立公平完整的薪酬福利体系和完善的激励机制，激发居民工作积极性;推行员工持股或共享分润，吸纳职工成为企业股东，充分调动居民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完善企业工会建设，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等。降低工作危机感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阶段，这必然给传统行业带来一定打击，一方面传统企业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充分准备，力争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居民要不断提升职业技能，以适应新机遇新挑战。
第三，加强对特定人群的职业培训，培养自力更生的工作与生活能力。针对无业失业半失业、低文化程度、低收入人群的各项评价指标都偏低的情况，有必要加强对这些人的职业培训，培养其自力更生的工作与生活能力。一是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加强政府购买职业培训服务;强化职业院校社会培训功能，鼓励民办机构、企业内部开展职业培训。二是完善社会就业信息服务，通过社区、就业市场、中介服务等，向特定人群发放就业信息。三是促进多渠道就业，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四是通过开展社会互助活动，培育和发展公益性的民间组织，加大对特定人群的帮扶作用。
第四，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进一步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目前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此，必须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一是繼续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二是利用“互联网+医疗服务”，将挂号、就诊、缴费、取检验报告智能化串通起来，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提高医疗服务整体效率。三是推行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采取医药耗材网上阳光采购、药品集中挂网采购、改革采购供应模式等措施，不断破除“以药补医”旧机制。
第五，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重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学前教育方面，各地还普遍存在入园难入园贵质量低等问题，必须加大办园、投入、管理等方面改革力度，以公平普惠为原则，解决资源不足、结构失衡、机制缺失等问题。同时，要加大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管力度，解决质量低的问题。义务教育方面，继续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探索将义务教育拓展至高中阶段。继续将教育投入向困难地区倾斜，并深化素质教育改革，避免学生因课业负担、入学考试等盲目参加课外培训，为学生和家庭减负。高等教育阶段，要继续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完善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帮助困难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六，完善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持续推进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健全负面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制度，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加紧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使个人信息保护有法可依，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同时，个人也要加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不泄露、不留底、不相信，并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注：
①将显著上升、有所上升、没变化、有所下降、显著下降分别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1分，无法选择不参与赋值。本文中其他的满意度、担心度等都采用同样的赋值方法，取值区间均为1—5分。不另注。
（课题组成员：银温泉、郑志斌、胡杰成、赵春飞、祝岩松、赵雷、张文明等。执笔人：赵雷）
一、生活幸福感和生活压力
（一）过去五年来，超过2/3的居民生活水平、幸福感上升，同时也有超过50%的人生活压力上升
调查显示（见表1），与五年前相比，在生活水平方面，66.7%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上升或有所上升，8.9%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下降或有所下降，受访者平均评分为3.70分①。在幸福感方面，68.5%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上升或有所上升，7.6%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下降或有所下降，受访者平均评分为3.82分。在生活压力方面，53.9%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上升或有所上升，19.4%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下降或有所下降，受访者平均评分为3.49分。
（二）过去五年来，高收入家庭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上升幅度更大;进城农民工生活压力的上升幅度高于城镇户籍居民
分析表明，居民对五年来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受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城乡户口变量的显著影响（α=0.05，下同）。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对生活水平上升幅度的评价与收入水平基本呈正相关。从户口看，城镇户口人群对生活水平上升幅度的评价低于农村户口人群。
居民对五年来幸福感变化的评价受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地区变量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退休人员对幸福感上升幅度的评价最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最低。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对幸福感上升幅度的评价与收入基本呈正相关。从地区看，东部人群对幸福感上升幅度的评价最高，西部较低。
居民对五年来生活压力变化的评价受职业、城乡户口变量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个体私营经营者、学生人群对生活压力提升幅度的评价较高。从户口看，农村户口人群对生活压力提升幅度的评价远高于城镇户口人群。
（三）相比2017年，2018年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工作满意度略有下降，工作危机感有所上升
调查显示（见表2），工作满意度方面，41.8%的受访者工作满意度非常大或比较大，仅有5.7%的受访者满意度非常小或比较小，受访者满意度平均分为3.54分。工作危机感方面，32.8%的受访者工作危机感非常大或比较大，19.1%的受访者危机感非常小或比较小，受访者危机感平均分为3.19分。家庭生活满意度方面，53.2%的受访者满意度非常大或比较大，7.6%的受访者满意度非常小或比较小，受访者满意度平均分为3.66分。
纵向比较看，2015—2018年，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不断波动，2015年受访者平均分为3.80分，2016年略有下降，为3.75分，2017年回升到3.88分，2018年又下降至3.66分，为近年最低点。工作满意度先逐步上升，到2018年略有回落，2015年为3.40分，2016年为3.42分，2017年达到3.57分，2018年回落至3.54分。工作危机感先持续下降，到2018年有所回升，2015年为3.30分，2016年下降为3.23分，2017年下降到3.06分，2018年回升至3.19分。
二、对个人收入的评价和消费意愿
（一）过去五年来，近2/3的人收入水平上升;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上升幅度较大
调查显示，与五年前相比，收入水平方面，63.0%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上升或有所上升，23.1%的受访者表示没变化，仅有9.8%的受访者表示显著下降或有所下降，受访者平均评分为3.66分。分析表明，居民对五年来收入水平变化的评价受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地区变量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国家干部对收入水平上升幅度的评价最高，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最低。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对收入水平上升幅度的评价与收入基本呈正相关。从地区看，东部人群评价最高，西部人群最低。
（二）居民对自身收入的满意度整体上低于“一般”水平;国家干部收入满意度较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满意度较低
调查显示，19.1%的受访者表示收入满意度非常大或比较大，48.9%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度一般，25.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小或比较小，受访者满意度平均分仅为2.87分，低于“一般”水平。分析表明，居民收入满意度受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地区因素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国家干部收入满意度最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最低。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收入满意度与收入呈正相关。从地区看，东部人群满意度最高，西部人群最低。
（三）预计未来三年，居民消费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其次是赡养老人支出，再次是医疗健康支出
分析表明，从消费需求预期层面来看，未来三年，居民消费支出上升幅度最大的项目是“子女教育”，受访者平均評分为3.93分;其次是“赡养老人”，为3.80分;再次是“医疗健康”，为3.70分;然后是“购房或租房”“旅游”，分别为3.57分、3.51分。就百分比分布看，表示会有所上升或明显上升的受访者比例最高的是“子女教育”，达到59.6%;其次是“医疗健康”，为58.4%;再次是“赡养老人”，为54.4%。 （四）居民对互联网服务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迫切期待解决互联网消费中假冒伪劣商品多、个人信息容易泄露等问题
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调查显示，在各项互联网服务当中，受访者对互联网购物的消费需求最大，个案百分比为73.5%;其次是互联网交通，个案百分比为43.4%，随后的是互联网餐饮，为44.3%。交叉分析表明，从年龄看，互联网服务需求随着年龄层次的降低而不断提升，18—25岁人群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56—64岁人群需求较低。这表明居民对互联网服务的消费需求将日益旺盛。
三、对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状况
（一）目前居民最担心的个人家庭问题是生病没钱治疗、家庭收入减少或困难、子女上学难上学贵、老年没有生活保障等
居民对一些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能体现民生痛点，为精心做好民生工作提供指引。调查显示，受访者中对“生病没钱治疗”表示非常担心或比较担心的比例达58.3%，高于其他问题;其次是“家庭收入减少”，同项比例为53.4%;然后是“子女上学难上学贵”“老年没有生活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比例分别为47.4%、46.3%、45.6%。从赋值转化后的评分看，对于“生病没钱治疗”，受访者担心度平均分为3.59分;“子女上学难上学贵”为3.56分，“家庭收入减少”为3.46分（见图1）。
（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工、西部人群等对个人家庭问题的担心度较高
将图1所列9个方面的担心变量加总取平均，得到一个新的变量即“居民对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分析表明，受访者对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平均分为3.24分，稍高于“一般”水平。分析表明，居民对个人或家庭生活的担心度受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城乡户口、地区变量的显著影响。从职业看，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对个人或家庭问题的担心度最高，得分为3.66分，退休人员担心度最低。从个人和家庭收入看，担心度与收入基本呈负相关。从户口看，农村户口人群的担心度明显高于城镇户口人群。从地区看，西部地区人群较高。
四、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一是五年来大部分居民生活水平、幸福感总体上升。但相比2017年，2018年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工作危机感上升。这表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获得感显著增强。但同时，近年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家庭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较低、工作危机感较高，进城农民工生活压力的上升幅度高于城镇户籍居民，这些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要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托牢民生底线，特别要保障好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二是五年来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居民收入满意度总体偏低。调查显示，过去五年来约2/3的人收入水平上升，但就收入满意度而言，受访者平均分仅为2.87分，低于“一般”水平，其中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满意度更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近些年来，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给广大居民带来较大支出压力;另一方面，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完善，社会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明显，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
三是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既是民生问题突出领域，也是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方向。调查显示，居民比较担心的个人家庭问题是集中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与往年结论一致。医疗、养老方面，我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但看病难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仍然不健全。教育方面，虽然我国采取了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机制、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加大对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等措施，但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始终较为突出。同时，调查发现，未来三年居民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消费潜力较大。这要求大力加强这些方面的民生保障和托底，并完善激发这些领域消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四是加强市场监管是进一步激发互联网消费需求的必要条件。调查发现，居民对互联网购物、互联网交通、互联网餐饮、互联网金融等互联网服务的需求都较大，年轻人的需求更旺盛。就互联网交易存在的问题看，居民认为最突出问题是“假冒伪劣商品多”，诚信体系遭到严重挑战，网络诈骗、商品以次充好现象屡禁不止。居民第二选择是“个人信息容易泄露”，这也是居民关注的焦点问题。华住5亿住房信息泄露事件、顺丰3亿客户数据泄露事件，时刻警醒着人们，个人信息安全保密必须警钟长鸣。
（二）政策建议
第一，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藏富于民，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才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经济发展才会更有动力。一方面，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重点是推进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破除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行政垄断，充分发挥市场分配生产要素回报的功能。另一方面，不断深化再分配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节过高收入者收入，创造条件让群众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调整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健全针对困难群体的动态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
第二，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提升居民工作满意度，降低工作危机感。提升工作满意度方面：建立公平完整的薪酬福利体系和完善的激励机制，激发居民工作积极性;推行员工持股或共享分润，吸纳职工成为企业股东，充分调动居民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完善企业工会建设，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等。降低工作危机感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阶段，这必然给传统行业带来一定打击，一方面传统企业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充分准备，力争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居民要不断提升职业技能，以适应新机遇新挑战。
第三，加强对特定人群的职业培训，培养自力更生的工作与生活能力。针对无业失业半失业、低文化程度、低收入人群的各项评价指标都偏低的情况，有必要加强对这些人的职业培训，培养其自力更生的工作与生活能力。一是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加强政府购买职业培训服务;强化职业院校社会培训功能，鼓励民办机构、企业内部开展职业培训。二是完善社会就业信息服务，通过社区、就业市场、中介服务等，向特定人群发放就业信息。三是促进多渠道就业，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四是通过开展社会互助活动，培育和发展公益性的民间组织，加大对特定人群的帮扶作用。
第四，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进一步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目前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此，必须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一是繼续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二是利用“互联网+医疗服务”，将挂号、就诊、缴费、取检验报告智能化串通起来，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提高医疗服务整体效率。三是推行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采取医药耗材网上阳光采购、药品集中挂网采购、改革采购供应模式等措施，不断破除“以药补医”旧机制。
第五，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重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学前教育方面，各地还普遍存在入园难入园贵质量低等问题，必须加大办园、投入、管理等方面改革力度，以公平普惠为原则，解决资源不足、结构失衡、机制缺失等问题。同时，要加大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管力度，解决质量低的问题。义务教育方面，继续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探索将义务教育拓展至高中阶段。继续将教育投入向困难地区倾斜，并深化素质教育改革，避免学生因课业负担、入学考试等盲目参加课外培训，为学生和家庭减负。高等教育阶段，要继续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完善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帮助困难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六，完善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持续推进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健全负面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制度，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加紧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使个人信息保护有法可依，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同时，个人也要加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不泄露、不留底、不相信，并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注：
①将显著上升、有所上升、没变化、有所下降、显著下降分别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1分，无法选择不参与赋值。本文中其他的满意度、担心度等都采用同样的赋值方法，取值区间均为1—5分。不另注。
（课题组成员：银温泉、郑志斌、胡杰成、赵春飞、祝岩松、赵雷、张文明等。执笔人：赵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