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下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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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或许从事过不同的职业,然而总会有一种职业、一些经历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刻下深深的难以抹去的印痕,成为生命历程中弥足珍贵和非常重要的部分。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走出校园,步入纷繁复杂的社会,近三十年漫长的时光里,我从事过农场打工仔、矿工、企业宣传干部、电视台编导、报社记者、专业创作员、政府机关公务员等近十种职业。这些职业大部分与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和文字有关,但在我职业生涯甚或人生历程中留下深刻印迹的却不是涂鸦不止的文字匠,而是天底下最艰苦、最危险而又每每被人鄙夷的职业——煤矿工人。十几年漫长的矿工生涯销蚀了最美好的青春,而浩瀚的煤海却磨砺了我坚毅的性格,乌黑闪亮的煤炭为我的生命镀满了最为璀璨、最为美丽的光泽。
  一九八一年仲夏,我从河北老家乘坐火车风尘仆仆地来到千里之遥的东北,穿上崭新的蓝布工装,戴上明晃晃的矿灯,在父亲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煤矿当上了一名普通的采煤工。其时我刚满十八岁。
  每天早晨七点、午后三点或者夜里十一点,准时来到更衣室,迅速地换上沾满汗渍的工作服,戴好矿帽,穿好矿靴,来到发灯的窗口领取矿灯。然后到副井井口排队。罐笼轰鸣着,速度极快地沉降。只一两分钟,我和工友们就来到了千尺地心——这与阳光、与绿色、与女人完全隔绝的黑色世界。坐上载人的矿车,徒步走过蜿蜒曲折的巷道,再爬过几个坡度很大的上山,最后来到我们六三一队所在的采煤工作面。
  这就是我三年采煤工生涯中每天必须从事的工作,周而复始。
  初次下井的我几乎丧失了方向感,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地下迷宫。黑漆漆的巷道幽深空旷,只有远处晃动的矿灯闪烁着迷离的光芒。入井时,工友们在前面引领着我,升井时我更是须臾不敢离开工友半步,惟恐迷路找不到返回地面的出口。直到半年后,我对井下的一切——蜿蜒的巷道、幽深的煤掌以及每日采掘不止的矿工,才由陌生到熟悉,由相隔到相融。
  上世纪八十年代,煤矿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没有综合采煤机,我们所采的又是个薄煤层工作面,只有一米四的采高,人在里面根本无法站立,甚至连弯腰都很困难。爆破煤炭的炮声响过之后,我们便迅速爬进工作面,一边进行顶板支护,一边用铁锹将炸药崩落的煤炭攉到转动的刮板运输机上。煤尘飞扬的工作面里,机器的轰鸣声、金属的碰撞声与人们粗重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顶板不时有碎石落下,片落的煤帮随时会把人的胳膊或腿脚砸伤致残。“三块石头夹块肉”,煤矿井下工作的艰险是任何局外人都无法体会和想象的。险情密布的工作环境着实令我胆战心惊,然而身边的工友师傅们却是镇定自若,得心应手,仿佛农民在田垄上娴熟地收割着金色的稻麦。见我身体瘦弱,“黑哥们儿”们总是生出万般怜爱:他们会争相帮我打支柱、扫浮煤。工友们自从知道我喜欢舞文弄墨,特别是看到我在矿报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以后,便不再直呼我的名字,而是亲昵地称我“秀才”。
  特殊的工作环境,造就了矿工们粗犷豪放的性格。千尺地心是男子汉的世界,他们喜欢开粗野甚至有些下流的玩笑,会吹牛说自己和班组里老张老李的媳妇颠鸾倒凤,绘声绘色的描述足以令我这未婚的后生面红耳赤。但是浩瀚的煤海却又赋予了他们顽强、坚毅、豁达的胸襟。我们那个只有二十几个人的采煤一班,年纪最小的十八岁,最年长的五十三岁。那个时候国家煤炭吃紧,工友们不会夸夸其谈,只是默默无闻地劳作、流汗,每月硬是用双手从千尺地下采出几千吨煤炭。当矿领导敲锣打鼓将高产喜报和锦旗送到我们的采煤队时,工友们总会发出自豪的笑声。
  最难忘我所在的采煤一班的班长老赵——一位身材魁梧、性格粗鲁的汉子,他嗓门粗大,对人凶得很。一次,班里组织我们往掌子面运金属支柱,我只扛了几次便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瘫软地坐在地上。老赵冲到我身边吼道:“喂!秀才,别人都在干活,你咋坐着耍熊?”“干不动呗。” 我漫不经心的回答激怒了老赵,他眼睛一瞪:“操!不干,就扣你今天的工资!”我听罢腾地站起,也不甘示弱地指着他的鼻子:“你是领导就骂人?我还真的不干了,这就升井!”说完,不顾工友们的规劝,头也不回地升井回宿舍睡大觉去了。那次,我果然被扣罚了当日工资。虽然自知理亏,我还是决定要出一出心头的恶气。于是在宿舍里冥思苦想,写出了一篇题为《班组长应克服污秽的口头禅》的言论稿,夸大其词、上纲上线地将赵班长不点名地“批判”了一番。此法果然奏效,文章在矿报发表的第二天,老赵就找到队里诉苦,说自己只是不慎吐出个脏字就招来如此羞辱,太丢面子,以后班长没法当了。队党支部曹书记劝他说,老赵啊,文章又没点你的名字,况且你确实说了脏话,以后注意就是了,弄得赵班长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我在窃喜的同时还有一丝隐隐的愧疚——毕竟是自己偷懒在先,我想老赵会更加怨恨我,一定会想出更多的法子报复我。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不仅从未给我穿过“小鞋”,反而在工作中对我关心照顾有加。此后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故,我们还成为了要好的朋友。那是在一次上夜班的时候,我干完活正靠在煤壁上小憩,一根没有打牢的铁支柱悄然滑落,劈头朝我砸下来。说时迟那是快,正从我身边经过的赵班长一把将我推开。一米多高的铁支柱重重地砸在运输机上,发出巨大而沉闷的声响,而我毫发未伤。曾被我撰文奚落的赵班长竟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的性命!每每想来,便深深感到这位有着二十年井下工龄的老矿工的仁厚和豁达,同时常常为自己的自私与狭隘而愧疚。
  我们班里有位年近五旬的老工人老黄,个子矮矬,其貌不扬。可他爱管闲事,对违章作业毫不留情,成了工友们眼中的“黑脸包公”。一次我干完活靠在煤壁上歇息,老黄说我违反了操作规程,我讽刺地说:“安检员管这事理所当然,可您黄头算老几?操那么多心,就不怕老得快?”气得老黄满脸酱紫,悻悻地走了。班里的几个年轻工友也学我的样子,居然把老黄气得大病了一场。一次,我当班时一边慢条斯理地干活,嘴里一边哼唱着流行歌曲。老黄凑过来对我说:“哎,小伙子,别走神儿呀!这鬼地方……”说着贴近顶板侧耳倾听,然后告诉我说:“这儿顶板空顶大,上面是四层的采空区,万一……”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别絮絮叨叨的,盼我死咋的?”然后故意甩了下衣袖,呛人的煤屑直扑他的面颊。老黄咳嗽着,叹了口气。这时,忽听头顶上传来一阵异样的声响。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岩石碎屑腾起的烟雾瞬间便弥漫了我的视野。要冒顶!一个可怕的念头倏地在脑海闪过。“哎呀!”我下意识地发出一声绝望的惊呼!这是,恍惚中似乎被人用力地推了一下,我顺势扑倒在刚刚停下的电溜子上。随后,便是一声沉闷的巨响……
  “老黄头!”“黄师傅!”当我懵懵懂懂地爬起的时候,听到了工友们一声声焦急的呼唤。我忙凑过去,只见老黄紧闭双眼躺在地上,脸上划了个很深的血口子,面部肌肉痛苦地抽搐着。我终于明白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内心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半晌,老黄慢慢睁开了眼睛,焦急地寻找着什么。内疚、羞愧使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恰在这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垂下头,等待着他的责骂。“小杨子,没碰着?”我点点头。他看我好好的,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算尽了……尽了责任。”低沉却充满慈爱的声音使我惊愕地抬起头来,只见黄师傅朝我微笑着。我第一次发现,眼前这张长满络腮胡子的多皱的脸,酷似自己的父亲!
  三年后,我离开了六三一采煤队,离开了赵班长和黄师傅,离开了可亲可敬的工友们。此后的十七年间,我虽然改做了其他工作,但依然没有离开矿山,一直用自己笨拙的笔书写着他们,讴歌着他们。二○○一年,我被调到报社做记者。虽然离开了矿山,但我的心一刻也没有忘记那些可亲可敬的矿工兄弟,没有忘记那自己那曾被煤海潮汐润泽的青春岁月。此后不久,我的第一本诗集《心弦五重奏》出版,诗集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凝结着自己矿工情怀的煤炭诗。如今,当年的工友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故去,然而他们的影象却总是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被我们深深铭记且终生难忘。是的,我无法忘记自己曾度过的艰辛却荣耀的矿工岁月,因为那涂满我脸颊、涂满我青春的煤炭的黧黑,正是自己四十七岁人生底片上最为本色、最为光亮的部分。这深深刻在我职业生涯中的印迹将会绵延至我生命的尽头,清晰如初,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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