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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是该问问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挖空中国，喂肥世界”？
市场化依赖过于严重
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年均达到了9.8％，这样的增长率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曾经有两个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但是它们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只保持了20年，也就是“二战”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中国完全打破了日本和德国所创造的高增长维持纪录，这一点必须加以肯定。这就叫中国奇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这30年中，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在教育领域里出现的过度市场化的思路；在医疗领域里出现的过度市场化的思路；在住房领域里过度市场化膨胀之后，价格杠杆化效应给居民带来的生活压力；对三农问题解决的滞后，都需要完善需要改革。
在这些问题中，笔者认为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在教育，医疗卫生体制中，过分市场化倾向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些领域都是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利益的基础性产业，为什么会被市场化。这种市场化的倾向还在继续中，包括水资源和粮食产业，现在也已经出现了市场化依赖，违背了这些产业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品性。
现在很多人在质疑，如果把大笔资金投入民生领域，会不会挤干财政。我认为这个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30年改革开放有了成果之后增长，这些成果必须要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用更高的财政收入来解决这些弱势群体，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什么是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我们主要依靠高投资。我们能实现高投资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高积累，实现高积累，也就是减少大家的消费，积累更多资金进行投资，通过投资来推动整个经济增长。
这种高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是有贡献，但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各个方面的生活需要。如果需要受到抑止，那么投资就没有了方向，不能形成推动力，反而形成了制约力量。而且这种政府为主的投资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求的，是应该被改革的对象。政府为主的投资要向分散的由企业为主的投资、社会为主的投资进行转变。投资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增长发展方向。
因此，投资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要越来越下降，要把政府主导的投资转向社会分散的投资、 社会市场主体的投资。
其二，出口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来争取其中很低的附加值，这样一条道路能不能持续？从次贷危机对到我国劳动密集性产业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只要出口减少，我们的经济就会下滑，但是无法出口，我们所得到的利益价值很少。因此，这种外向型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维持。
我们说要惠及所有社会成员，那么就应该促使社会成员有更强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该如何扩大？扩大内需不是少数人的内需扩大，因为消费倾向有边际递减效应。真正能够带动产业结构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向适合全国居民的方向发展，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老百姓消费领域。
胡温新政用更多财力来辅助来推动老百姓消费力的提高，这为未来的扩大内需注入了活力。这个消费一旦得到激发，就会出现很好的转变。依靠消费来提升经济速度，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使我们的消费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需求但没有支付能力的只是潜在需求。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潜在需求群体，都是因为受到收入和保障体系的抑制。因此对于楼堂馆所的投资不如注入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中间去。
而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是和我们国家产业结构，和我国的发展水平相吻合的，也就是说，需要将中国产业结构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需求结合起来，来激发国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
所以，对公共领域的支出，对弱势产业的支出，对贫穷地方的转移支付，不但不会降低GDP的增长速度，相反会为我们GDP更加快速增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建设更多的楼堂馆所，大搞重复建设，对于产业自主更新来说，没有特别大的贡献，这些投资应该转向更为迫切需要资金的领域去。
唯GDP论的根源
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却热衷于建设楼堂馆所，大搞重复建设。它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二。
一是它对整体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贡献不足，其二，建成以后的使用效果不大，还需要很高费用去维持它。
为什么这样的投资热潮一直不退？是因为投资一旦上去，GDP也就上去了。地方政府怎么样来表现自己的政绩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量投资。但是这样的投资对于我们产业结构的提升、改善和居民生活的改善、我们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的贡献不大。重复的经济学含义是没有效率，没有产出，还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资金去维持。
从胡温新政一开始，要纠正唯为GDP崇拜的不良倾向。所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发展的目的是GDP数字在上升的同时，改革的成果要惠及全体百姓。但是这一“惠及”的程度如何，有没有使得百姓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这是问题关键所在。
未来的较长时间，一方面的确要促进各个地方的经济有合理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们要考查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合理的产业基础之上，有多少是虚的，有多少是假的，有多少是重复建设，这个方面很重要。第二个方面，从未来较长时期看，在经济增长不能唯GDP论英雄的时候，对其指标体系要重新考查。要找到适合中国发展模式经济思想的GDP标准来衡量。
GDP是“二战”之后西方提出的一个概念，无论按怎样的计算法，其中都包含了大量的重复内容，就拿香烟来说，生产是在创作GDP，吸掉也是创造了GDP；房子亦如是，找群人建起来是在创造GDP，找群人拆了也是创造GDP。现在看来这个指标体系有很大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从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来设置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GDP指标衡量体系？新体系应该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客观地反应出整个社会的普惠现象。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让中国老百姓成为受益者，即全面改进，而不是说局部改进。
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彻底转变的时期，是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进行自主创新的时间，是对过去采取的粗放式的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彻底改造的时期。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外在特征就是，各地千方百计地上新项目，千方百计地争取各种财政转移支付，不计能源、不计环境、不计产出地铺摊子。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以后的方向应该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企业依靠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居民消费行为更加理性化并且关注提高自己的劳动素质和自主创造能力、政府提供制度创新的环境。
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些工作，比如提出了循环经济，但在今后较长时间发展中，在产业及技术更新换代方面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要对国民教育投入更大力量，形成雄厚的人力资本。
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优良的劳动者的技能。德国对于技术工作的职业培训极其出色，对于员工的培养也是出类拔萃的。二战之时，德国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已经很高，战争并没有消灭这些技术素质。人力资本一直维系着德国的技术高速发展。
对本国企业进行合理保护
30年改革过程中，近期蜂拥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企业着重于资本运作，着重于企业并购。有的热衷于在国内进行资本运作，“造系运动”风靡一时，有的热衷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来并购的跨国公司，对产业技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是他们控制了这一产业，有的甚至是整条产业链。
这对我们国家产业体系不是贡献，而是打击。因为很多我们的企业在被跨国企业并购后，就无法再在原有的产业链中进行生产，或者只能生产产品的一个非关键性部件。最终我们自己的产业链千疮百孔。这样的产业链无法强劲支持我国自身产业的发展。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要对这一领域提出自己的战略要求和战略安排。
国内企业的资本运作和用意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汇源收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能断定可口可乐就一定比汇源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产业战略问题。经济增长需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我们更擅长从重工业角度关心产业安全，对于与衣食住行相关的行业反而不去关注，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日用品品牌都已经不属于中国。
但事实上，与人民衣食住行相关的产业才是能够创造更大国民经济份额的产业。因此我们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尤其要关注于此，不然，努力转型之后，如果别人问：你的产业是什么？该如何面对？
应对国际收购这些形为，中国应该有民族品牌的保护条例，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民族品牌在国内发展。我们是一个13亿的庞大消费市场，这就意味着世界每四个人里面四分之一的消费能力是在中国。中国的有些民族性品牌不必要走出国外，只要能在中国市场上牢牢扎根，它就是世界的大企业。
不要说这个不是市场经济的路数。在欧美，围绕着这些大型企业会形成势力极其强大的院外集团，是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来体现他们的利益，是他们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他们对于这些大型企业已经不是关注其利益，而是直接服务于他们。但在我们中国，看上去我们的政府管得很多，但是对于那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企业，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是这样一个格局：高层关注不够，低层大肆搜刮。他们的利益诉求不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受到关注。他们的发展沉浮只能由市场来决定。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低层次产业生产产品直接进入消费品市场，它是托起整个产业体系的基础，如果我们只关注我们的高端产业，那将是一个空中楼阁，因为产业之间欠缺对接的基础。
走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
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发展一个国家是有争论的。我们现在正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究竟把中国搞一个完全版的美国化，把美国完全拷贝一下，还是搞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笔者相信谁都会选择后者。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又往往对照着美国的经验亦步亦趋。
为什么美国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后实体经济还在增长？
在国际分工格局里面，美国是处于金字塔这样的秩序的维护者，秩序的确立者，标准的提供者，以及整体创新的监管者。它是处于分工的最高层，而我们很多国家注定了永远达不到过这个程度，如果达到了美国这个程度，意味着美国独领世界风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一个新的大国模式，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即将出生。我相信这个新的大国模式不是美国的模式，也不是美国现在长期霸权支持下的模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都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
如果这些特点和特色的时候，那么我们只不过就是美国的一个翻版，但是美国人也应该讲了，中国如果成为美国的翻版，有3个地球也不够用，它已经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道义责任，更大的世界责任，中国向那个世界发展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在为世界发达国家提供以能源和实物材料为核心的这样一些“中国制造”，我们是在“挖空中国，喂肥世界”。
笔者觉得这一点上我们也要进行反思，除了这种发展的模式，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发展模式。我们城乡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能不能在平衡方面搞得更好，解决得更好，使它内部循环起来。
笔者认为，这就是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所以说斯蒂格利茨说过一句话，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真理。我们是不是该问问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什么？（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后）
市场化依赖过于严重
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年均达到了9.8％，这样的增长率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曾经有两个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但是它们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只保持了20年，也就是“二战”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中国完全打破了日本和德国所创造的高增长维持纪录，这一点必须加以肯定。这就叫中国奇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这30年中，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在教育领域里出现的过度市场化的思路；在医疗领域里出现的过度市场化的思路；在住房领域里过度市场化膨胀之后，价格杠杆化效应给居民带来的生活压力；对三农问题解决的滞后，都需要完善需要改革。
在这些问题中，笔者认为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在教育，医疗卫生体制中，过分市场化倾向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些领域都是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利益的基础性产业，为什么会被市场化。这种市场化的倾向还在继续中，包括水资源和粮食产业，现在也已经出现了市场化依赖，违背了这些产业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品性。
现在很多人在质疑，如果把大笔资金投入民生领域，会不会挤干财政。我认为这个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30年改革开放有了成果之后增长，这些成果必须要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用更高的财政收入来解决这些弱势群体，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什么是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我们主要依靠高投资。我们能实现高投资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高积累，实现高积累，也就是减少大家的消费，积累更多资金进行投资，通过投资来推动整个经济增长。
这种高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是有贡献，但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各个方面的生活需要。如果需要受到抑止，那么投资就没有了方向，不能形成推动力，反而形成了制约力量。而且这种政府为主的投资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求的，是应该被改革的对象。政府为主的投资要向分散的由企业为主的投资、社会为主的投资进行转变。投资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增长发展方向。
因此，投资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要越来越下降，要把政府主导的投资转向社会分散的投资、 社会市场主体的投资。
其二，出口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来争取其中很低的附加值，这样一条道路能不能持续？从次贷危机对到我国劳动密集性产业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只要出口减少，我们的经济就会下滑，但是无法出口，我们所得到的利益价值很少。因此，这种外向型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维持。
我们说要惠及所有社会成员，那么就应该促使社会成员有更强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该如何扩大？扩大内需不是少数人的内需扩大，因为消费倾向有边际递减效应。真正能够带动产业结构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向适合全国居民的方向发展，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老百姓消费领域。
胡温新政用更多财力来辅助来推动老百姓消费力的提高，这为未来的扩大内需注入了活力。这个消费一旦得到激发，就会出现很好的转变。依靠消费来提升经济速度，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使我们的消费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需求但没有支付能力的只是潜在需求。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潜在需求群体，都是因为受到收入和保障体系的抑制。因此对于楼堂馆所的投资不如注入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中间去。
而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是和我们国家产业结构，和我国的发展水平相吻合的，也就是说，需要将中国产业结构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需求结合起来，来激发国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
所以，对公共领域的支出，对弱势产业的支出，对贫穷地方的转移支付，不但不会降低GDP的增长速度，相反会为我们GDP更加快速增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建设更多的楼堂馆所，大搞重复建设，对于产业自主更新来说，没有特别大的贡献，这些投资应该转向更为迫切需要资金的领域去。
唯GDP论的根源
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却热衷于建设楼堂馆所，大搞重复建设。它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二。
一是它对整体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贡献不足，其二，建成以后的使用效果不大，还需要很高费用去维持它。
为什么这样的投资热潮一直不退？是因为投资一旦上去，GDP也就上去了。地方政府怎么样来表现自己的政绩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量投资。但是这样的投资对于我们产业结构的提升、改善和居民生活的改善、我们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的贡献不大。重复的经济学含义是没有效率，没有产出，还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资金去维持。
从胡温新政一开始，要纠正唯为GDP崇拜的不良倾向。所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发展的目的是GDP数字在上升的同时，改革的成果要惠及全体百姓。但是这一“惠及”的程度如何，有没有使得百姓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这是问题关键所在。
未来的较长时间，一方面的确要促进各个地方的经济有合理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们要考查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合理的产业基础之上，有多少是虚的，有多少是假的，有多少是重复建设，这个方面很重要。第二个方面，从未来较长时期看，在经济增长不能唯GDP论英雄的时候，对其指标体系要重新考查。要找到适合中国发展模式经济思想的GDP标准来衡量。
GDP是“二战”之后西方提出的一个概念，无论按怎样的计算法，其中都包含了大量的重复内容，就拿香烟来说，生产是在创作GDP，吸掉也是创造了GDP；房子亦如是，找群人建起来是在创造GDP，找群人拆了也是创造GDP。现在看来这个指标体系有很大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从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来设置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GDP指标衡量体系？新体系应该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客观地反应出整个社会的普惠现象。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让中国老百姓成为受益者，即全面改进，而不是说局部改进。
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彻底转变的时期，是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进行自主创新的时间，是对过去采取的粗放式的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彻底改造的时期。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外在特征就是，各地千方百计地上新项目，千方百计地争取各种财政转移支付，不计能源、不计环境、不计产出地铺摊子。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以后的方向应该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企业依靠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居民消费行为更加理性化并且关注提高自己的劳动素质和自主创造能力、政府提供制度创新的环境。
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些工作，比如提出了循环经济，但在今后较长时间发展中，在产业及技术更新换代方面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要对国民教育投入更大力量，形成雄厚的人力资本。
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优良的劳动者的技能。德国对于技术工作的职业培训极其出色，对于员工的培养也是出类拔萃的。二战之时，德国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已经很高，战争并没有消灭这些技术素质。人力资本一直维系着德国的技术高速发展。
对本国企业进行合理保护
30年改革过程中，近期蜂拥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企业着重于资本运作，着重于企业并购。有的热衷于在国内进行资本运作，“造系运动”风靡一时，有的热衷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来并购的跨国公司，对产业技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是他们控制了这一产业，有的甚至是整条产业链。
这对我们国家产业体系不是贡献，而是打击。因为很多我们的企业在被跨国企业并购后，就无法再在原有的产业链中进行生产，或者只能生产产品的一个非关键性部件。最终我们自己的产业链千疮百孔。这样的产业链无法强劲支持我国自身产业的发展。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要对这一领域提出自己的战略要求和战略安排。
国内企业的资本运作和用意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汇源收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能断定可口可乐就一定比汇源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产业战略问题。经济增长需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我们更擅长从重工业角度关心产业安全，对于与衣食住行相关的行业反而不去关注，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日用品品牌都已经不属于中国。
但事实上，与人民衣食住行相关的产业才是能够创造更大国民经济份额的产业。因此我们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尤其要关注于此，不然，努力转型之后，如果别人问：你的产业是什么？该如何面对？
应对国际收购这些形为，中国应该有民族品牌的保护条例，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民族品牌在国内发展。我们是一个13亿的庞大消费市场，这就意味着世界每四个人里面四分之一的消费能力是在中国。中国的有些民族性品牌不必要走出国外，只要能在中国市场上牢牢扎根，它就是世界的大企业。
不要说这个不是市场经济的路数。在欧美，围绕着这些大型企业会形成势力极其强大的院外集团，是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来体现他们的利益，是他们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他们对于这些大型企业已经不是关注其利益，而是直接服务于他们。但在我们中国，看上去我们的政府管得很多，但是对于那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企业，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是这样一个格局：高层关注不够，低层大肆搜刮。他们的利益诉求不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受到关注。他们的发展沉浮只能由市场来决定。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低层次产业生产产品直接进入消费品市场，它是托起整个产业体系的基础，如果我们只关注我们的高端产业，那将是一个空中楼阁，因为产业之间欠缺对接的基础。
走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
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发展一个国家是有争论的。我们现在正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究竟把中国搞一个完全版的美国化，把美国完全拷贝一下，还是搞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笔者相信谁都会选择后者。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又往往对照着美国的经验亦步亦趋。
为什么美国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后实体经济还在增长？
在国际分工格局里面，美国是处于金字塔这样的秩序的维护者，秩序的确立者，标准的提供者，以及整体创新的监管者。它是处于分工的最高层，而我们很多国家注定了永远达不到过这个程度，如果达到了美国这个程度，意味着美国独领世界风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一个新的大国模式，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即将出生。我相信这个新的大国模式不是美国的模式，也不是美国现在长期霸权支持下的模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都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
如果这些特点和特色的时候，那么我们只不过就是美国的一个翻版，但是美国人也应该讲了，中国如果成为美国的翻版，有3个地球也不够用，它已经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道义责任，更大的世界责任，中国向那个世界发展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在为世界发达国家提供以能源和实物材料为核心的这样一些“中国制造”，我们是在“挖空中国，喂肥世界”。
笔者觉得这一点上我们也要进行反思，除了这种发展的模式，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发展模式。我们城乡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能不能在平衡方面搞得更好，解决得更好，使它内部循环起来。
笔者认为，这就是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所以说斯蒂格利茨说过一句话，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真理。我们是不是该问问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什么？（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