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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坏小子的全名有点绕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
有人把后面那一串译成了“考尔菲德”，也有人译成“考菲尔德”，还有人大概觉得“菲”字前后如果都有个“尔”，瞅着就更对称，于是译成了“考尔菲尔德”。
可谁在乎这些呢？有“霍尔顿”三个字足够了。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他，这个反着戴红色鸭舌猎人帽的被开除的大男孩比你们这些正人君子有名多了，而且，说不定他的名声也比你们的要好。我们这么些年过去了对他还没喜欢够，就是因为当年我们都曾是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外的一个个坏小子。
这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51年，作者塞林格32岁了，身高6英尺2英寸，折算成我们习惯的尺寸应该是1.8796米。他20岁时就这么高了，只是看上去更瘦一些，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利落的黑色短发，额头正中发际线处生着“美人尖”，开口就是辛辣、犀利甚至尖刻的幽默，是个男孩容易产生敌意而女孩无一例外会为之着迷的英俊男孩。他有一半犹太血统，母亲据说是爱尔兰人（反正不是犹太人），对他非常宠爱，父亲就没那么好，老是用他不喜欢的那一套收拾他，还嘲笑他的演员梦和作家梦，逼着他去学杀猪，将来好做一名“火腿王”或“香肠大亨”。但那位大萧条时也不曾落败的犹太富商毕竟为家庭做出了大贡献，让全家日子越过越红火，从芝加哥搬进了大都市纽约（塞林格出生前七年），还是在曼哈顿富人区。要是没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塞林格怎么会有那样奇绝的幽默？就冲这，他对父亲也该领情。不过“半个犹太人”的确是件敏感的事儿，虽然身处上流社会，但一次次社交活动中他总听见身后的窃窃私语，还有一次他听到一位大人物称他为“纽约来的犹太小子”，这是不是他后来写《麦田里》时愤世嫉俗的源头之一呢？
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也和全球多地一样，弥漫着一种反犹气氛，许多美国人把大萧条、经济衰退归罪于“贪婪的”犹太银行家，在纽约及美国各地，最声名显赫的金融家几乎都是犹太人（这也有悠久的历史），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全部由犹太人掌控。这引起普遍的也是根深蒂固的嫉恨，好多大学和贵族化的私立学校都对犹太人的入学给出了限额。塞林格的境况似乎还不算太糟，他的确曾因几门成绩欠佳（还没到小说中霍尔顿四门不及格的程度）被劝退过，但别的不那么牛的私立学校因为他们缴得起学费，还是接收了他。去学校办手续时，老犹太人父亲故意回避，只让一头红发、皮肤白皙的非犹太人母亲陪着塞林格去。后来我们的老塞倒没在作品中涉及反犹这个敏感话题，可他笔下的霍尔顿对所谓的“上流社会”极尽挖苦嘲弄——“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全他妈的假模假式”“所有名牌大学里的杂种外表都一模一样”“我老是在跟人说‘见到你真高兴’，其实我见到他可一点也不高兴”……这很难说与曾经的屈辱没有关联。
青年时代，塞林格曾在维也纳和一家犹太人共同生活了十个月，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和那家的漂亮女儿有了认真的初恋。那就快到“二战”爆发的1939年了。战后，塞林格重返故地，寻找初恋情人，得知那家人全部死于集中营的种族大屠杀，无一幸免。两年后，他写下一个故事，题目叫“一个我所知道的姑娘”。这件事将影响他一生，日后他笔下为数不多的美好人物总是少女，《麦田里》中的霍尔顿的小妹妹菲苾，《为艾丝米而写》中的艾丝米，《抓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的海滩小女孩，等等。别的人物他几乎都半拉眼珠瞧不上。他只欣赏聪明可爱的美丽女孩，对她们一往情深。被潘西学校开除后，浪迹天涯的霍尔顿身上钱快花光了，不得已深夜潜回家，想管小妹妹菲苾借点钱，当然最想的还是和这个世界他唯一喜欢的人聊上几句。他把心爱的红色猎人帽送给了菲苾，小妹妹对哥哥也充满情谊，把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买礼物的钱全部拿给他。这时候我们吃了一惊，玩世不恭、嘲弄一切的坏小子霍尔顿居然在黑暗中哭泣起来！菲苾吓坏了，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哥哥，霍尔顿也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继续哭下去，什么都不说。我们好像知道也好像还是不知道他为啥哭，却都被这个场面打动了。塞林格其实只有一个姐姐，没有妹妹，但他笔下的菲苾小妹妹写得实在太可爱了，活灵活现，如在目前，使性子，也善解人意，聪明，美丽，好玩。霍尔顿几天后约她出去见面，好把借的钱还给她，再陪她去公园玩玩旋转木马，小丫头居然拖着一只大手提箱，装着几套小衣服和零碎东西，也要随哥哥一道浪迹天涯！“我要跟你一块儿走。可以吗？成不成？”我必须承认，这些年我读过看过那么多文学影视作品，最喜欢的人物就是这个小菲苾了，巴不得也有这么个小妹妹，然后送她十顶红色猎人帽。我和塞林格一样相信，这世界就算再糟，只要有菲苾、艾丝米这些纯真可爱、富于人性美的女孩在，就还有救，尽管她们都只是文学人物。
《麦田里》小饭馆中的两个修女也令我们意外地获得了塞林格——霍尔顿的温情，她们朴实，善良，自我牺牲，却不装腔作势，甚至和霍尔顿讨论起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特别是，不把自己的信仰和道理强加于人。天主教徒们常要问人家信什么教，成人们总喜欢给他们认定的问题男孩讲大道理，两位修女却没那么做，只是像对待成人那样平等和气地对待他。霍尔顿把快花光了的钱捐出10块给她们做慈善，还抢着要为她们买单（当然没买成）。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坏小子其实没多坏。那也可算是塞林格本人的某种写照，如他军校时代的一位同寝室友所说：“骨子里高人一等，但心地善良。”
2019年3月，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来中国参加纪念父亲诞辰百年活动时说，当年他读父亲这部小说时，第一感受是“超级好笑”也“超级感人”“很少有哪本书，能同时做到好笑和感人這两点”。
塞林格只是个家境优越因而目中无人、故意一副痞子腔的富二代吗？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就太小瞧他了。他参加过二战、诺曼底登陆，我们这些光会坐而论道的正人君子谁行？当然他比较幸运，他所在的团队——第四反情报分遣队在德军的薄弱环节侥幸顺利挺进，别的团队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付出沉重代价。但幸运不能总青睐他们，二战后期，塞林格所在的美军12团伤亡最大，三千多人只活下来三分之一。塞林格奇迹般地九死一生，毫发未损，然而虽为幸存者，他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总有一种负疚感：那么多战友都不在了为什么他还活着？还有一位幸存的战友本该好好活下去，战争刚刚结束，他开车去执行一项任务，却意外地死于触电事故，这更加剧了塞林格的负疚感。1945年8月，德军投降，世界为之沸腾，驻守德国的塞林格却没参与街头狂欢，独坐床边望着手中的一支点45口径的左轮枪心想，要是用它开枪射穿左手，会是什么感觉？《香蕉鱼》里那个海边的退役军人有那么爱他的少妻，他还会弹一手好钢琴，孩子们也都喜欢他，小说结尾时他好端端地在电梯里发起脾气，回房间后就举枪自杀了。许多读者既为之震撼，又觉得匪夷所思。可要是想想老塞的战争经历，就不会大惊小怪，用自己狭窄可怜的人生经验去评判这个“突兀”结尾了。 就在塞林格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美帝国主义”那边的《麦田里》还闻所未闻。“抗美援朝”方兴未艾，“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掀起“大跃进”的建设高潮，“三年困难时期”尚未迫近，全国上下对很快将“超英”“赶美”一片乐观。有一个周末，我所在的沈阳日报托儿所在俱乐部演节目，有个节目几乎所有小朋友都粉墨登场了，只有我羞怯地坐在观众席母亲身边。她问我为何没同大家一道上台，我无地自容。他们在踏板风琴的伴奏下，拍着巴掌唱起一首李劫夫早年写词谱曲的歌：“人民公社好哇，红旗迎风飘，工农商学兵啊，干劲冲云霄”……
最后几句是——
全民都是兵啊，
江山保得牢。
那美国小鬼敢来动动土哇，
嘁嚓咔嚓全……
“全”后面那俩字儿我实在没记住，“干掉”还是“报销”？说不上来，托儿所阿姨没让我上台是对的。
塞林格和他的霍尔顿活在另一个我们无从想象的世界，但是很怪，这完全绝缘的两个世界里，却发生了许多相像的事情。我大哥有一天放学没回家，次日凌晨天蒙蒙亮时，他才蹑手蹑脚进了家门，急了大半夜的母亲发起脾气。大哥是和同学看通宵电影去了，连看了四部也不是五部。他比霍尔顿还小呢，才十岁出头，霍尔顿都十六了。是的，霍尔顿讨厌电影，但那是他看了以后才讨厌的，否则你怎么会讨厌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呢？霍尔顿也是夜里悄悄溜进家门，想看看这世上他唯一不烦的小妹妹菲苾，顺便向她借点钱。我大哥和霍尔顿的蹑手蹑脚如出一辙。
我自己呢，小学四年级时跟社会上被称为“小流氓”的孩子们学了几招跤步，就在班里忙着实践起来。早上课前，我把一个一个后进教室的男孩撂倒（女孩们我倒很绅士地放过了），有一个独生子被我撂倒后，没有咯咯笑，也没有爬起来，身体还一抽一抽的。不用说我当时吓成什么德性了，我在几个男孩的帮助下，把他一瘸一拐扶到座位上，让他继续在那儿一抽一抽。他的小腿骨折了，右腿，或者左腿，这是我后来得知的，起初我绝不信他的骨头还会出什么问题。我们教室是红油木板地，那时候我们都还矮小轻飘，谁中了我的跤术后都是那么倒下去的，后来又笑嘻嘻地爬起来，骂骂咧咧回座位了。是的，他很疼，这我想象得到，我恨不得也让他撂倒一回，也那么疼一疼。那一上午的课他没上好我更没上好。
放学后，我背起书包撒丫子冲出教室，和一位面色苍白的母亲差点撞个满怀，她也用同样速度往教室里冲呢。有人在我身后高喊：“刘嘉陵！老师让你回来！”我头都不敢回，跑得更快了。多年后我向母亲忏悔起当年糗事，说幸好没让她和我爸知道。我妈却说：“咱们咋不知道呢？老师打电话把我叫到学校去了，我好顿赔礼道歉，还买东西上医院看人家，那家人真挺好的，这才把事情了结了。那几天你放学回家，我和你爸一见你那蔫头耷脑的样子，跟受了惊的小兽儿似的，就怕你太小挺不住，才没把事情说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出大学校门，还远不像今天这样老成。深秋我们下乡执行帮扶任务，行前带队的头儿开会，让大家制订好帮扶方案。头儿说：“咱们集思广益，献计献策，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我在底下就不爱听了，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还是人民创造的？应当奉行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如果是前者，那以后咱就别老拿“人民”打镲了。诸葛亮是英雄这我没脾气，我对他也一样崇拜得五迷三道，但我不赞同抬他时要压另一些人做垫脚石，比如三百六十行之一的皮匠，还要加上个“臭”字，这太势利了吧？我们一生中该感谢皮匠的地方可不少呢。人应当崇拜英雄，可也不能拿实实在在帮过我们的普通人太不当回事儿。头儿的话音刚落地，我就跟了一句：“三个诸葛亮，合成个臭皮匠。”哄堂大笑中头儿有点不高兴了，倒不是为了一千多年前的诸葛亮，是因为威严受到了霍尔顿式的挑战。
我们都曾是霍尔顿，跟他一样满肚子的不安分和俏皮话，对逃学、泡妞、纵酒、浪迹天涯暗自渴望。但我们谁都不是塞林格，他才是一点不掺假的真隐士，骨子里往外的特立独行。与他相比，我们仍然俗不可耐。名声大噪后塞林格远离闹市，隐居乡间，过起朴素的乡绅生活（拥有90英亩土地，自己砍柴，汲水，和农民温馨相处），不接受任何采访，拒绝随便哪个刊物发表曾被退稿或已发表过的旧作。我们总是以小人的花花肠子度老塞之腹，料定他在用这高招炒作自己，待价而沽，以便捞到更大的好处。但我们完全想歪了，1972年，53岁的塞林格退回了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的75000美元预付款（相当于今天这个数目的六倍），从此不再出版作品。而那会儿，还有好多家出版公司排队等着，要出更高的价再版他的随便什么作品。他无数次地拒绝作品被收入选集，厌恶人家使用他的照片，好莱坞的制片人曾想把《麦田里》搬上银幕，本以为他会欢欣鼓舞求之不得呢，结果被他断然拒绝。百老汇也早就看中了《麦田里》，导演过电影《欲望号街车》的大名导伊利亚·卡赞想把它搬上舞台，可当他气喘吁吁地把意图说给塞林格时，老塞却摇头说：“我不能同意。我怕霍尔顿不高兴。”此前老塞还拒绝过“巨导”斯皮尔伯格的改编请求。
1962年春，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向塞林格發出邀请：去白宫参加名人宴会。他担心会被再一次（不止一次了）邀请在政府出任公职，以及当众发表演说甚至接受某种表彰，便婉拒了。几天后，一个电话打到家中，塞林格夫人——比他小16岁的科莱尔接的，却是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亲自打来的！她先对塞林格表达了敬意，之后正式邀请他和家人去白宫赴宴。塞林格再次拒绝了，后来到底跟他离婚的科莱尔和孩子们为此事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一年半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塞林格坐在黑白电视机前默默注视着隆重的葬礼场面，潸然泪下。女儿佩吉说，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落泪。
这个人是不是太矫情太不识抬举太装了？如果我们了解战争和初恋犹太情人之死带给他的心灵创伤，了解他对战友皆亡自己独存的“永远的愧疚”，了解他后来研究起东方禅学、晨起排除一切念头打坐，了解他祖上我行我素的叛逆传统，就会明白他到底是不是装出来的。他笔下的霍尔顿最憎恨的就是俗世的那一套——勤奋用功，考上名牌大学，将来出人头地，步步升迁，赚大钱，做成功人士，“买辆混账凯迪拉克”“假模假式”“装腔作势”地四处招摇。塞林格成了自己笔下人物的忠仆，不敢违背后者的人生信条，说一套做一套了。 《麦田里》从开始时的校内禁书（不禁倒还好）渐变为高中老师、大学教授的推荐书目甚至课堂讲授内容，塞林格和霍尔顿已成美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好多美国青年都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代言人，一位女子腼腆地承认初恋对象是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有趣的是，塞林格在小说里开涮的学校原型福吉谷军校，却授予他“1952年度杰出校友奖”，虽然它们曾被这位“杰出校友”大肆挖苦、嘲弄过，福吉谷军校却好像并不在意。已成为美国青年偶像的塞林格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还有什么样的招生广告比这更具号召力呢？
年轻时，塞林格曾听从犹太富商老爹的“现实主义”教诲，暂时搁置了演员梦和作家梦，去欧洲一家肉食加工厂学习进口生意。天没亮就起床，和当地农民一块儿在屠宰场干活儿，上午还要一身疲惫地杀猪——那些刀下之鬼将作为罐装野餐火腿，进入美国市场。那家肉食加工厂在波兰北部的一个小镇，若干年后，那里以和塞林格的这段关系为荣，计划每年都在小镇举办“塞林格节”，还准备在他杀猪的工作地前建一座雕像，雕像里的塞林格将站在一小片真正的麦田上。
1983年，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汉语译本很快风行起来，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以崔健和王朔为代表的叛逆、异质文化好似霍尔顿的彼岸和声，筑起“迷人的80年代”又一道炫目的文化风景。主流文化仍然排斥“满满负能量”的霍尔顿，如同他们把王朔们的嬉笑怒骂斥为“痞子文学”一样。但霍尔顿“毒舌”的对象正是“头号帝国主义”和“老牌资本主义”美国，若趋利避害[“如果有个别青少年分不清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界限，不珍惜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竟也去盲目崇拜或模仿霍尔顿的思想、举止和言行，那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了。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所警惕。”（《麦田里的守望者》译文前言，漓江出版社1983年7月版]，为我所用，又何乐而不为呢？
2010年1月27日，91岁的塞林格逝世，美国各大报纸和世界多地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个消息，美国卖光了塞林格的所有作品，网络上出现了成千上万段随机拍摄的视频，各个角落里的“塞迷”们都在高声朗诵他的《九故事》和《弗兰尼与卓埃》等作品，声音最宏大的当然还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2019年初夏，我从费城专程去纽约看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租住在离中央公园不远的老式街区。据说当年，奥黛丽·赫本曾在这片幽雅的住宅区拍过电影，塞林格他们家离这儿也不会太远。中央公园里大多是来去匆匆的青年人和学校的孩子，黑人萨克斯手和鼓手在树丛间奏着炫技的怀旧爵士乐，湖面上，霍尔顿关心的野鸭们不见了踪影——“我一个劲儿琢磨，湖水冻严以后，那些野鸭到底上哪儿去了”……也许某一个冬天，动物园来了辆大卡车把它们全部运走了？或者它们自己飞走了从此再没回来？繁华喧闹的纽约依旧繁华喧闹，上流的依旧上流，高雅的依旧高雅，豪华的依旧豪华，犹太银行家的大片地产依旧气象非凡。然而，那仿佛都有一种美人迟暮般的感伤美。仍未衰朽，但的确年事已高，包括上百年来专演某一出音乐剧的一个个老旧拥挤的剧场吱呀的地板声、有百年历史的笨重的纽约地铁的巨大轰鸣，昔日富人洋房的一再翻修、粉刷……这就是我最真切的感受。
101年前出生的塞林格已经逝去10年，他的霍尔顿也随纽约一块儿老去了吗？还有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假模假式”“装腔作势”的上流社会，“冷得像巫婆的奶头”那样的冬天，全都老去了吗？
但霍尔顿的精灵还在，继续四处游荡。他可爱的小妹妹菲苾也在，偶尔会出现在我们身旁。《麦田里》没获过诺贝尔文学奖，没获过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因为老塞拒绝将它搬上银幕，它也没获过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但却获得了永久性的读者奖，累积印数在全世界文学名著行列里遥遥领先。老塞的信条一直是：读者之外，都见鬼去吧！
此刻，21世紀就快溜走五分之一的时候，我再次翻开最早译本的《麦田里》，施咸荣译，小32开，定价：3.95元（已较首印时提价）。我不知道自己翻过多少次了，但我知道我还会翻下去的。
“你好塞林格！你好霍尔顿！”我在心里说道，“请开始你们令人喷饭的神侃吧，中国的老霍尔顿已沏好茶，坐稳了，再度洗耳恭听。”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简介：
刘嘉陵，沈阳人，文学硕士。插过队，当过乡村教师，谱过曲，开过机床，做过扶贫工作队员。著作有《硕士生世界》《记忆鲜红》《自由飞行器》《妙语天籁》《把我的世界给你》等。《记忆鲜红》被列入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学生阅读书目”，《把我的世界给你》在辽宁文学馆2018年“四季好书”评选活动中被评为“秋季好书”。
有人把后面那一串译成了“考尔菲德”，也有人译成“考菲尔德”，还有人大概觉得“菲”字前后如果都有个“尔”，瞅着就更对称，于是译成了“考尔菲尔德”。
可谁在乎这些呢？有“霍尔顿”三个字足够了。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他，这个反着戴红色鸭舌猎人帽的被开除的大男孩比你们这些正人君子有名多了，而且，说不定他的名声也比你们的要好。我们这么些年过去了对他还没喜欢够，就是因为当年我们都曾是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外的一个个坏小子。
这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51年，作者塞林格32岁了，身高6英尺2英寸，折算成我们习惯的尺寸应该是1.8796米。他20岁时就这么高了，只是看上去更瘦一些，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利落的黑色短发，额头正中发际线处生着“美人尖”，开口就是辛辣、犀利甚至尖刻的幽默，是个男孩容易产生敌意而女孩无一例外会为之着迷的英俊男孩。他有一半犹太血统，母亲据说是爱尔兰人（反正不是犹太人），对他非常宠爱，父亲就没那么好，老是用他不喜欢的那一套收拾他，还嘲笑他的演员梦和作家梦，逼着他去学杀猪，将来好做一名“火腿王”或“香肠大亨”。但那位大萧条时也不曾落败的犹太富商毕竟为家庭做出了大贡献，让全家日子越过越红火，从芝加哥搬进了大都市纽约（塞林格出生前七年），还是在曼哈顿富人区。要是没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塞林格怎么会有那样奇绝的幽默？就冲这，他对父亲也该领情。不过“半个犹太人”的确是件敏感的事儿，虽然身处上流社会，但一次次社交活动中他总听见身后的窃窃私语，还有一次他听到一位大人物称他为“纽约来的犹太小子”，这是不是他后来写《麦田里》时愤世嫉俗的源头之一呢？
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也和全球多地一样，弥漫着一种反犹气氛，许多美国人把大萧条、经济衰退归罪于“贪婪的”犹太银行家，在纽约及美国各地，最声名显赫的金融家几乎都是犹太人（这也有悠久的历史），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全部由犹太人掌控。这引起普遍的也是根深蒂固的嫉恨，好多大学和贵族化的私立学校都对犹太人的入学给出了限额。塞林格的境况似乎还不算太糟，他的确曾因几门成绩欠佳（还没到小说中霍尔顿四门不及格的程度）被劝退过，但别的不那么牛的私立学校因为他们缴得起学费，还是接收了他。去学校办手续时，老犹太人父亲故意回避，只让一头红发、皮肤白皙的非犹太人母亲陪着塞林格去。后来我们的老塞倒没在作品中涉及反犹这个敏感话题，可他笔下的霍尔顿对所谓的“上流社会”极尽挖苦嘲弄——“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全他妈的假模假式”“所有名牌大学里的杂种外表都一模一样”“我老是在跟人说‘见到你真高兴’，其实我见到他可一点也不高兴”……这很难说与曾经的屈辱没有关联。
青年时代，塞林格曾在维也纳和一家犹太人共同生活了十个月，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和那家的漂亮女儿有了认真的初恋。那就快到“二战”爆发的1939年了。战后，塞林格重返故地，寻找初恋情人，得知那家人全部死于集中营的种族大屠杀，无一幸免。两年后，他写下一个故事，题目叫“一个我所知道的姑娘”。这件事将影响他一生，日后他笔下为数不多的美好人物总是少女，《麦田里》中的霍尔顿的小妹妹菲苾，《为艾丝米而写》中的艾丝米，《抓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的海滩小女孩，等等。别的人物他几乎都半拉眼珠瞧不上。他只欣赏聪明可爱的美丽女孩，对她们一往情深。被潘西学校开除后，浪迹天涯的霍尔顿身上钱快花光了，不得已深夜潜回家，想管小妹妹菲苾借点钱，当然最想的还是和这个世界他唯一喜欢的人聊上几句。他把心爱的红色猎人帽送给了菲苾，小妹妹对哥哥也充满情谊，把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买礼物的钱全部拿给他。这时候我们吃了一惊，玩世不恭、嘲弄一切的坏小子霍尔顿居然在黑暗中哭泣起来！菲苾吓坏了，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哥哥，霍尔顿也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继续哭下去，什么都不说。我们好像知道也好像还是不知道他为啥哭，却都被这个场面打动了。塞林格其实只有一个姐姐，没有妹妹，但他笔下的菲苾小妹妹写得实在太可爱了，活灵活现，如在目前，使性子，也善解人意，聪明，美丽，好玩。霍尔顿几天后约她出去见面，好把借的钱还给她，再陪她去公园玩玩旋转木马，小丫头居然拖着一只大手提箱，装着几套小衣服和零碎东西，也要随哥哥一道浪迹天涯！“我要跟你一块儿走。可以吗？成不成？”我必须承认，这些年我读过看过那么多文学影视作品，最喜欢的人物就是这个小菲苾了，巴不得也有这么个小妹妹，然后送她十顶红色猎人帽。我和塞林格一样相信，这世界就算再糟，只要有菲苾、艾丝米这些纯真可爱、富于人性美的女孩在，就还有救，尽管她们都只是文学人物。
《麦田里》小饭馆中的两个修女也令我们意外地获得了塞林格——霍尔顿的温情，她们朴实，善良，自我牺牲，却不装腔作势，甚至和霍尔顿讨论起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特别是，不把自己的信仰和道理强加于人。天主教徒们常要问人家信什么教，成人们总喜欢给他们认定的问题男孩讲大道理，两位修女却没那么做，只是像对待成人那样平等和气地对待他。霍尔顿把快花光了的钱捐出10块给她们做慈善，还抢着要为她们买单（当然没买成）。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坏小子其实没多坏。那也可算是塞林格本人的某种写照，如他军校时代的一位同寝室友所说：“骨子里高人一等，但心地善良。”
2019年3月，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来中国参加纪念父亲诞辰百年活动时说，当年他读父亲这部小说时，第一感受是“超级好笑”也“超级感人”“很少有哪本书，能同时做到好笑和感人這两点”。
塞林格只是个家境优越因而目中无人、故意一副痞子腔的富二代吗？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就太小瞧他了。他参加过二战、诺曼底登陆，我们这些光会坐而论道的正人君子谁行？当然他比较幸运，他所在的团队——第四反情报分遣队在德军的薄弱环节侥幸顺利挺进，别的团队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付出沉重代价。但幸运不能总青睐他们，二战后期，塞林格所在的美军12团伤亡最大，三千多人只活下来三分之一。塞林格奇迹般地九死一生，毫发未损，然而虽为幸存者，他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总有一种负疚感：那么多战友都不在了为什么他还活着？还有一位幸存的战友本该好好活下去，战争刚刚结束，他开车去执行一项任务，却意外地死于触电事故，这更加剧了塞林格的负疚感。1945年8月，德军投降，世界为之沸腾，驻守德国的塞林格却没参与街头狂欢，独坐床边望着手中的一支点45口径的左轮枪心想，要是用它开枪射穿左手，会是什么感觉？《香蕉鱼》里那个海边的退役军人有那么爱他的少妻，他还会弹一手好钢琴，孩子们也都喜欢他，小说结尾时他好端端地在电梯里发起脾气，回房间后就举枪自杀了。许多读者既为之震撼，又觉得匪夷所思。可要是想想老塞的战争经历，就不会大惊小怪，用自己狭窄可怜的人生经验去评判这个“突兀”结尾了。 就在塞林格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美帝国主义”那边的《麦田里》还闻所未闻。“抗美援朝”方兴未艾，“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掀起“大跃进”的建设高潮，“三年困难时期”尚未迫近，全国上下对很快将“超英”“赶美”一片乐观。有一个周末，我所在的沈阳日报托儿所在俱乐部演节目，有个节目几乎所有小朋友都粉墨登场了，只有我羞怯地坐在观众席母亲身边。她问我为何没同大家一道上台，我无地自容。他们在踏板风琴的伴奏下，拍着巴掌唱起一首李劫夫早年写词谱曲的歌：“人民公社好哇，红旗迎风飘，工农商学兵啊，干劲冲云霄”……
最后几句是——
全民都是兵啊，
江山保得牢。
那美国小鬼敢来动动土哇，
嘁嚓咔嚓全……
“全”后面那俩字儿我实在没记住，“干掉”还是“报销”？说不上来，托儿所阿姨没让我上台是对的。
塞林格和他的霍尔顿活在另一个我们无从想象的世界，但是很怪，这完全绝缘的两个世界里，却发生了许多相像的事情。我大哥有一天放学没回家，次日凌晨天蒙蒙亮时，他才蹑手蹑脚进了家门，急了大半夜的母亲发起脾气。大哥是和同学看通宵电影去了，连看了四部也不是五部。他比霍尔顿还小呢，才十岁出头，霍尔顿都十六了。是的，霍尔顿讨厌电影，但那是他看了以后才讨厌的，否则你怎么会讨厌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呢？霍尔顿也是夜里悄悄溜进家门，想看看这世上他唯一不烦的小妹妹菲苾，顺便向她借点钱。我大哥和霍尔顿的蹑手蹑脚如出一辙。
我自己呢，小学四年级时跟社会上被称为“小流氓”的孩子们学了几招跤步，就在班里忙着实践起来。早上课前，我把一个一个后进教室的男孩撂倒（女孩们我倒很绅士地放过了），有一个独生子被我撂倒后，没有咯咯笑，也没有爬起来，身体还一抽一抽的。不用说我当时吓成什么德性了，我在几个男孩的帮助下，把他一瘸一拐扶到座位上，让他继续在那儿一抽一抽。他的小腿骨折了，右腿，或者左腿，这是我后来得知的，起初我绝不信他的骨头还会出什么问题。我们教室是红油木板地，那时候我们都还矮小轻飘，谁中了我的跤术后都是那么倒下去的，后来又笑嘻嘻地爬起来，骂骂咧咧回座位了。是的，他很疼，这我想象得到，我恨不得也让他撂倒一回，也那么疼一疼。那一上午的课他没上好我更没上好。
放学后，我背起书包撒丫子冲出教室，和一位面色苍白的母亲差点撞个满怀，她也用同样速度往教室里冲呢。有人在我身后高喊：“刘嘉陵！老师让你回来！”我头都不敢回，跑得更快了。多年后我向母亲忏悔起当年糗事，说幸好没让她和我爸知道。我妈却说：“咱们咋不知道呢？老师打电话把我叫到学校去了，我好顿赔礼道歉，还买东西上医院看人家，那家人真挺好的，这才把事情了结了。那几天你放学回家，我和你爸一见你那蔫头耷脑的样子，跟受了惊的小兽儿似的，就怕你太小挺不住，才没把事情说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出大学校门，还远不像今天这样老成。深秋我们下乡执行帮扶任务，行前带队的头儿开会，让大家制订好帮扶方案。头儿说：“咱们集思广益，献计献策，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我在底下就不爱听了，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还是人民创造的？应当奉行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如果是前者，那以后咱就别老拿“人民”打镲了。诸葛亮是英雄这我没脾气，我对他也一样崇拜得五迷三道，但我不赞同抬他时要压另一些人做垫脚石，比如三百六十行之一的皮匠，还要加上个“臭”字，这太势利了吧？我们一生中该感谢皮匠的地方可不少呢。人应当崇拜英雄，可也不能拿实实在在帮过我们的普通人太不当回事儿。头儿的话音刚落地，我就跟了一句：“三个诸葛亮，合成个臭皮匠。”哄堂大笑中头儿有点不高兴了，倒不是为了一千多年前的诸葛亮，是因为威严受到了霍尔顿式的挑战。
我们都曾是霍尔顿，跟他一样满肚子的不安分和俏皮话，对逃学、泡妞、纵酒、浪迹天涯暗自渴望。但我们谁都不是塞林格，他才是一点不掺假的真隐士，骨子里往外的特立独行。与他相比，我们仍然俗不可耐。名声大噪后塞林格远离闹市，隐居乡间，过起朴素的乡绅生活（拥有90英亩土地，自己砍柴，汲水，和农民温馨相处），不接受任何采访，拒绝随便哪个刊物发表曾被退稿或已发表过的旧作。我们总是以小人的花花肠子度老塞之腹，料定他在用这高招炒作自己，待价而沽，以便捞到更大的好处。但我们完全想歪了，1972年，53岁的塞林格退回了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的75000美元预付款（相当于今天这个数目的六倍），从此不再出版作品。而那会儿，还有好多家出版公司排队等着，要出更高的价再版他的随便什么作品。他无数次地拒绝作品被收入选集，厌恶人家使用他的照片，好莱坞的制片人曾想把《麦田里》搬上银幕，本以为他会欢欣鼓舞求之不得呢，结果被他断然拒绝。百老汇也早就看中了《麦田里》，导演过电影《欲望号街车》的大名导伊利亚·卡赞想把它搬上舞台，可当他气喘吁吁地把意图说给塞林格时，老塞却摇头说：“我不能同意。我怕霍尔顿不高兴。”此前老塞还拒绝过“巨导”斯皮尔伯格的改编请求。
1962年春，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向塞林格發出邀请：去白宫参加名人宴会。他担心会被再一次（不止一次了）邀请在政府出任公职，以及当众发表演说甚至接受某种表彰，便婉拒了。几天后，一个电话打到家中，塞林格夫人——比他小16岁的科莱尔接的，却是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亲自打来的！她先对塞林格表达了敬意，之后正式邀请他和家人去白宫赴宴。塞林格再次拒绝了，后来到底跟他离婚的科莱尔和孩子们为此事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一年半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塞林格坐在黑白电视机前默默注视着隆重的葬礼场面，潸然泪下。女儿佩吉说，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落泪。
这个人是不是太矫情太不识抬举太装了？如果我们了解战争和初恋犹太情人之死带给他的心灵创伤，了解他对战友皆亡自己独存的“永远的愧疚”，了解他后来研究起东方禅学、晨起排除一切念头打坐，了解他祖上我行我素的叛逆传统，就会明白他到底是不是装出来的。他笔下的霍尔顿最憎恨的就是俗世的那一套——勤奋用功，考上名牌大学，将来出人头地，步步升迁，赚大钱，做成功人士，“买辆混账凯迪拉克”“假模假式”“装腔作势”地四处招摇。塞林格成了自己笔下人物的忠仆，不敢违背后者的人生信条，说一套做一套了。 《麦田里》从开始时的校内禁书（不禁倒还好）渐变为高中老师、大学教授的推荐书目甚至课堂讲授内容，塞林格和霍尔顿已成美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好多美国青年都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代言人，一位女子腼腆地承认初恋对象是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有趣的是，塞林格在小说里开涮的学校原型福吉谷军校，却授予他“1952年度杰出校友奖”，虽然它们曾被这位“杰出校友”大肆挖苦、嘲弄过，福吉谷军校却好像并不在意。已成为美国青年偶像的塞林格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还有什么样的招生广告比这更具号召力呢？
年轻时，塞林格曾听从犹太富商老爹的“现实主义”教诲，暂时搁置了演员梦和作家梦，去欧洲一家肉食加工厂学习进口生意。天没亮就起床，和当地农民一块儿在屠宰场干活儿，上午还要一身疲惫地杀猪——那些刀下之鬼将作为罐装野餐火腿，进入美国市场。那家肉食加工厂在波兰北部的一个小镇，若干年后，那里以和塞林格的这段关系为荣，计划每年都在小镇举办“塞林格节”，还准备在他杀猪的工作地前建一座雕像，雕像里的塞林格将站在一小片真正的麦田上。
1983年，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汉语译本很快风行起来，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以崔健和王朔为代表的叛逆、异质文化好似霍尔顿的彼岸和声，筑起“迷人的80年代”又一道炫目的文化风景。主流文化仍然排斥“满满负能量”的霍尔顿，如同他们把王朔们的嬉笑怒骂斥为“痞子文学”一样。但霍尔顿“毒舌”的对象正是“头号帝国主义”和“老牌资本主义”美国，若趋利避害[“如果有个别青少年分不清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界限，不珍惜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竟也去盲目崇拜或模仿霍尔顿的思想、举止和言行，那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了。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所警惕。”（《麦田里的守望者》译文前言，漓江出版社1983年7月版]，为我所用，又何乐而不为呢？
2010年1月27日，91岁的塞林格逝世，美国各大报纸和世界多地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个消息，美国卖光了塞林格的所有作品，网络上出现了成千上万段随机拍摄的视频，各个角落里的“塞迷”们都在高声朗诵他的《九故事》和《弗兰尼与卓埃》等作品，声音最宏大的当然还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2019年初夏，我从费城专程去纽约看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租住在离中央公园不远的老式街区。据说当年，奥黛丽·赫本曾在这片幽雅的住宅区拍过电影，塞林格他们家离这儿也不会太远。中央公园里大多是来去匆匆的青年人和学校的孩子，黑人萨克斯手和鼓手在树丛间奏着炫技的怀旧爵士乐，湖面上，霍尔顿关心的野鸭们不见了踪影——“我一个劲儿琢磨，湖水冻严以后，那些野鸭到底上哪儿去了”……也许某一个冬天，动物园来了辆大卡车把它们全部运走了？或者它们自己飞走了从此再没回来？繁华喧闹的纽约依旧繁华喧闹，上流的依旧上流，高雅的依旧高雅，豪华的依旧豪华，犹太银行家的大片地产依旧气象非凡。然而，那仿佛都有一种美人迟暮般的感伤美。仍未衰朽，但的确年事已高，包括上百年来专演某一出音乐剧的一个个老旧拥挤的剧场吱呀的地板声、有百年历史的笨重的纽约地铁的巨大轰鸣，昔日富人洋房的一再翻修、粉刷……这就是我最真切的感受。
101年前出生的塞林格已经逝去10年，他的霍尔顿也随纽约一块儿老去了吗？还有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假模假式”“装腔作势”的上流社会，“冷得像巫婆的奶头”那样的冬天，全都老去了吗？
但霍尔顿的精灵还在，继续四处游荡。他可爱的小妹妹菲苾也在，偶尔会出现在我们身旁。《麦田里》没获过诺贝尔文学奖，没获过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因为老塞拒绝将它搬上银幕，它也没获过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但却获得了永久性的读者奖，累积印数在全世界文学名著行列里遥遥领先。老塞的信条一直是：读者之外，都见鬼去吧！
此刻，21世紀就快溜走五分之一的时候，我再次翻开最早译本的《麦田里》，施咸荣译，小32开，定价：3.95元（已较首印时提价）。我不知道自己翻过多少次了，但我知道我还会翻下去的。
“你好塞林格！你好霍尔顿！”我在心里说道，“请开始你们令人喷饭的神侃吧，中国的老霍尔顿已沏好茶，坐稳了，再度洗耳恭听。”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简介：
刘嘉陵，沈阳人，文学硕士。插过队，当过乡村教师，谱过曲，开过机床，做过扶贫工作队员。著作有《硕士生世界》《记忆鲜红》《自由飞行器》《妙语天籁》《把我的世界给你》等。《记忆鲜红》被列入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学生阅读书目”，《把我的世界给你》在辽宁文学馆2018年“四季好书”评选活动中被评为“秋季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