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道歉应成为一种为官伦理
　　□文／魏文彪
　　深圳市政府在推进“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的具体工作中，市长许宗衡要求：政府每个部门都要各司其职，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影响的，主要负责人要向市民公开道歉，公布整改方案，限期改正。
　　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工作失误而公开道歉，能起到强化政府官员时刻记住所服务的对象的作用。政府官员公开道歉实际也是对其不能须臾忘记所服务的对象是民众的提醒，是对其心目中服务民众利益意识淡薄的一次警告。
　　因为工作失误向市民公开道歉，也是为了体现政府服务民众的诚意的需要。当因为工作失误给民众利益造成损害，政府官员就应通过公开道歉来求得民众的谅解，表达自己愿意改进工作以让民众满意的诚意，这是工作失误后重新获得民众信任的第一步，也是能够避免失误再次发生及民众利益再受损害的起点。
　　因为工作失误公开道歉，也能起到制约政府官员行为的效用。因为工作失误给民众利益造成损害后，如果仅仅是对责任人进行内部处理，其能带给当事人的震撼还是相对有限的。但是给民众利益造成损害后公开道歉，出现工作失误的事实就能广为人知，这样就能给相关责任人以更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以说，公开道歉有利于官员服务意识与质量的提升。
　　尽管因为工作失误损害民众利益后公开道歉，并未为相关法律所要求，但是鉴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服务民众的职责定位，及此举有利于体现政府服务民众的诚意，有利于提升政府服务民众的水准，公开道歉理应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一种为官伦理，成为一种普遍实行的惯例。
　　
　　应强化“红头文件”的监督
　　□文／吴广才
　　前不久，笔者在新改版的《人民权利报》上读了一篇名为《“红头文件”抗法何日休》的文章，该文就河南某市自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下发数份红头文件，为取得荣誉市民资格的企业家在娱乐场所消费大开绿灯这一事情报道出来。文章就这种做法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特殊豁免有悖于相关法律，与社会和谐的总体目标发生冲突，破坏了健康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笔者阅后，深有同感。
　　长期以来，人们心中存在着一种“心理惯性”：“红头文件”就是至高无尚的行政权力。把“红头文件”视为尚方宝剑倒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把尚方宝剑是否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
　　这些问题文件的制定者虽都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细细数来，无论有多少理由，却难以掩饰其通过行政命令等强迫手段，用政府“有形之手”来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这些问题文件如何加以规范呢？笔者认为，应在如下方面做好工作。
　　首先，应强化政府法制部门的监督。政府法制部门的监督应作为规范政府“红头文件”的第一道关口，通过实行文件前置审查制度，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严格把关，规范监督。
　　其次，强化人大监督。随着监督法的出台和正式实施，地方人大常委会对“红头文件”的监督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相信通过这种监督，政府制定“红头文件”会进一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红头文件”成为“问题文件”的现象将淡出人们的视野。
　　再次，要强化群众监督。“红头文件”的对象大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应当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到对“红头文件”的监督上来。政府各部门在起草“红头文件”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和部门参加讨论论证。“红头文件”的草案在送交法制部门审查前应及时向社会公布，让民众及时知晓。
　　另外，要从根本上遏制有违法律的“红头文件”，必要时可启动国家赔偿程序。按照新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建议稿第６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违法，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规范“红头文件”，通过采取强制措施来提高“红头文件”的制定主体与客体的法律观念，其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