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疫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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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号


  2020年2月2日中午,《美文》雜志CEO穆涛老师打来电话,温暖的问候、关怀和祝愿之后,给我下达了写作任务,口气中带着他一贯的自信和不容分说。他说:“中央政府吹响了打赢阻击战的集结号,咱们杂志也要‘结集’一下,出一期专辑。你负责联络澳门特区和国外的几位作者,加上你自己,分别就新冠疫情这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写篇纪实性散文,半月内交稿,多纪实,少评论。其他作者我负责联络。” 随后他就把电话挂了。本来想问问,为何时限是半个月,也没来及问。
  了解这位CEO的人都知道,他说话爱开玩笑,但做事从不开玩笑,而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果然,几天后就发来了他亲自联络的作者名单,而我负责联络的作者名单空着。我明白,这实际上是在“督战”。
  我迅速起草了一个约稿函,邀请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张志庆教授和拉脱维亚、伊朗、埃及的几位博士生就自己在这场战役中的经历进行写作。发出之后,一边等待他们的回复,一边为我的写作打腹稿。
  我就职的北京语言大学和兼职的陕西师范大学,也都在打响阻击战的第一时间下达了“不离家,不返校”的重要通知或指挥部令,这是组织上吹响的号令,既是战斗必须,也是职责所在,自然要服从安排,听从指挥。同时,我也把穆涛老师的这次约稿视作写作人的一次战斗动员令,视作写作人的冲锋集结号。
  据我所知,在京高校中,中国人民大学是较早“封校”的,随后,包括北京语言大学在内的在京高校也陆续发出了“封校”通知。2月4日,单位领导发来短信:“张老师,您有时间的时候能不能给同学们写几句寄语,几百字就行,咱们集起来,我不定期地给同学们发一篇,让大家安心在家学习。可以是学业的、健身的、生活的、修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都可以。”出于教师职业本能,应为稳定学生情绪,做好舆情引导尽力所能及之力,我未加思索满口答应。有生以来,要么作学生,要么教学生,自认为还是了解学生的,于是写下短文《有老师在,不用害怕》。单位将其传到学校专设的抗疫网站“听·师说”栏目,并向“喜马拉雅网络电台”推送,助力全国学子筑牢心理防线,上线1天,点击量即突破12万,随后几天超过30万。

日记,方方与“官方”


  接下任务,写什么?怎么写?却成了难题。写作邀请函发出后,张志庆教授回复说:“估计写不了,没有激情。” 我回复说:“理解,我也是。” 严格说,志庆教授和我都算不上写作人,更不是作家,即使发表过一些作品,也以学术论文为主,偶尔写一点散文,也都带着些论文气。何况,头脑已经被“文学理论化”了,有了些写作的条条框框,所以,在我们看来,论文需要有点激情才能写出来,文学作品就更需要激情了。倒是我的那几位外籍博士研究生不乏激情,一位回复说:“我放假就回国了,但每天都看新闻。我可以写抗病的文章,还想给武汉捐款。”另一位,在接到我的邀请之前,其实已经接受了国内外多家媒体的采访,还在北京语言大学的专网上发表了抗疫演讲,代表埃及留学生声援武汉。她回复说:“老师告诉我们说,做文学研究的,要搞些文学创作,我要把我这次的经历写出来。” 还有一位,来自伊朗,说是伊朗使馆已号召并发起伊朗人的捐助活动,她对这场战争也算是有独特经历和感受,所以也可以写。
  收到外籍博士生的回复后,我又给志庆教授发信息说:“古人云:唯有文字是砍不掉的。今天的文字,虽然未必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灾难的伤痛,但毕竟留下些文字总比没有要强。”然后又问:“澳科寒假短,开学采取了什么措施?”他回答说:“没回来的不让回来;回来的湖北籍或送回或隔离。”我又说:“写写澳门眼下景象和措施也可以呀。”他发了两张戴着口罩在办公室上班的照片作为回复。我又说:“看看网络上的文章,不知能否刺激下激情?”随后,发去一篇写北京下雪后街巷面貌的网文《北京格勒保卫战》给他。
  作惯了指导别人写学位论文的老师,作惯了“为别人做嫁衣裳”的专栏编辑,可能是一位好导师、好编辑,但真正自己执笔写起来,不仅会有“激情之忧”“条框之困”,还会有“素材之缺”。更何况,对我来讲,遵守各级政府、单位、社区、街道“宅”在家里不出门几乎就是我的一种职业习惯、生活习惯,我平时就是“能不出门则不出门”。只不过,这时“宅”在家里,从电视、广播和网络上获得的消息,几乎都是有关这次抗疫战争的。
  于是,重温了贾平凹的《生一次病,就懂人性了》。然而,没有亲历传染病,也没有贾老师的功力,肯定写不出这样的话:“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总是想: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
  于是,读到了现任湖北作协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这同样是“写作”,一种无法写作的“写作”。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其实,志庆教授所言的“没有激情”岂是真的没有激情?是心情太乱、太复杂,无法写作的一种表达罢了!
  于是,看到了方方的“武汉日记”、俞敏洪的“抗疫日记”、“武汉读书日记”、“疫区日记”以及各路媒体的各种音频的、视频的、图文的“日记”。我从小有记日记的习惯,今年1月11日参加山东大学举办的《曾繁仁生态美学文集》出版学术研讨会,发言谈到与曾繁仁先生的师生交往时,还专门提及这个习惯。但是,我一直不认同将日记作为一种文体用来发表作品,日记更多还应该是属于“私人”,主要还是写给自己看的吧。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日记响应这次集结号。再说,如果日记只是记,而不评论,再怎么记也记不过“大数据”。当然,我相信这只是方方的“武汉日记”,她一定还有一份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方方“日记”。毕竟,有些心里话想说却不能写,而能写的又不想说,只好说给自己的“日记”听。
  是呀,“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是对教师的要求,新闻出版也有必须坚守的要求和原则。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宁信“方方”,不信“官方”,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某些所谓“官方”的思考吗?方方,毕竟提供了一些官方看不到的“信息”,何况,真方方只有一个,假“官方”却有很多。从2月15日开始,所有来京人员,不论是否来自疫区均需隔离。这是利国利民、利己利他的好政策、好措施,尽管是硬性要求,但一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然而,我们社区得到这样的消息是从物业服务的微信群里看到、有人“提心吊胆”地转发的消息,群里的人也是“将信将疑”接受的——不少人问:“真的吗?”真不明白,这时的官方,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发布这样的官方消息和官方要求呢?   随后,从“今日头条”看到转发人民网北京频道的这样一则消息:
  今天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举行第二十二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一返京人员正常上班未隔离观察,已经导致其所在单位几十人隔离。庞星火介绍,近期某个确诊病例年前自驾回老家过年,参加了亲戚朋友多次聚会聚餐。虽然个别亲戚当时有感冒症状,他们都没在意。大年初六一家人开车回到北京,初七这个病例正常上班。过完元宵节,他听说老家聚会的有确诊了。他想起近期有感冒的症状,果然后来确诊……“因为这个病例回京后没有隔离观察14天,他导致了他单位几十个人被隔离。”庞星火说,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这名患者在食堂吃饭时,在处理餐盘时,和他一起聊天的密切接触者没有戴口罩。这个聊天对象当时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昨天也被检测为阳性。庞星火提示,这位病例是外地返京人员,我们提示,一定要在家居家隔离14天,并与家人保持距离……
  其实,在官方正式发布此消息前,民间即已有了这样的消息“流出”:北京防疫将升级——西城区一个机关工作人员,不是湖北回来的,没有隔离观察,就直接上班了,结果发烧确诊了。导致与其接触过的60多人被带走隔离。市委领导前两天刚到西城指导防疫工作,得知此事震怒,所以才发布的所有回京人员必须隔离这样的命令。
  看,坊间“流传”的消息没有任何不好与不恭吧,而且会为官方加分添彩,可惜人家官媒就是不这么说,而是习惯于用那种“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新闻腔。
  果然,过了几日后,另外半张“脸”才彻底让公众看见——“今日头条”梳理了一下北京确诊病例的“故事”,没有被删帖,所以大家就认为被官方认可了。为什么官方报道不能像民间消息那样讲实情呢?有人调侃说,官方是把言论自由留给了民众,把不自由留给自己,同时又给“删帖者”以“就业岗位”。岂不知删帖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常常事与愿违,常常坏事。毕竟,在信息时代真相靠捂是捂不住的,也是不合常理的。这次疫情告诉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应被剥夺,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让真相尽早公之于众,是最好的办法,是最优的对策,是最近的路。习近平主席要求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人民的利益至上,疫情当前又具体指示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次“大考”,某些代表官方的官员到底做得怎样,一定会有一个评判。习主席曾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要求,官方必须有拷问自我的勇气和担当。
  好了,“不说了!”再说就不是“多纪实,少评论”了。我明白,这是《美文》杂志一直倡导的“大散文”风格。写到这里,我也开始明白了为什么穆涛老师把稿约时限定为半个月了—— 在他看来,半个月的时间,抗疫斗争一定能够发生积极变化,或者被有效遏制。

疾病,哈佛,美帝


  《淮南子·说山训》一书中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
  “中国病了!”平时,这么说会引发歧义甚至会“引火烧身”的。但是,在这样大的疫情面前,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知道也都说过“中国病了”!这场疫情是国之病,国之殇。
  此时,《美文》“汉风专刊”下一期也到了交稿的最后期限,我在主持人语《文学与疾病》中写道:“本来这期并无计划写这样一个选题,但是,‘新冠’疫情突然来临的特殊时期,无论如何也难以把‘抗疫’从思绪和生活中挥去,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疫情信息,飞扬着,充斥着,写作,必然会把其‘呼吸’进去.......”
  其实,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国家也一样,用文学的语言也可以说“人类病了”“地球病了”。文学也会“生病”,这很正常,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疾病”。正确对待,有的病可以预防,有的病可以减轻,有的病可以治愈,如果讳疾忌医或掩耳盗铃,不仅会致病,还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于是,在“文学与疾病”中,我又写道:“当然,也可以对‘文学与疾病’作另外一种理解,即‘文学病了’……或者,‘文学没病’……这个层面的‘文学与疾病’研究和探讨相当复杂,而且始终处于争论之中…… 然而,即便如此,在人类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疾病、重大危机时,文学本身最基本的良知和灵魂也应该并且必将被唤醒,以其与生俱来的免疫力与疾病和危机进行斗争,进行抗争。事实上,许多作家在这次疫情中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是为文学带来免疫力的良性细胞,也是文学生命的守护神。”
  拖延症也是一种病,这次武汉就患了“拖延症”,山东任城监狱也患了“拖延症”。邀约的文稿都纷纷发回来了,我也不想再拖延,于是决定再去趟学校,感受一下防控疫情下的北京。
  之所以说“再”去一趟,是因为在春节前疫情爆发初期去过两次,那时大家的警惕性还没那么高,出入小区跟平时差不多,只需门禁卡不用通行证,也不用测温,出入校门口也只需出示车辆通行证。当时还顺道到附近的超市买了些速冻食品和青菜,大家虽然都戴着口罩,但超市里依然非常拥挤,排队等候当然也没有现在执行的“一米线”距离要求。后来,随着北京疫情防控要求的升级,学校发布通知:除疫情防控需要的工作人员、值班人员外,其他教职工原则上不得进入校园。如有特殊原因需进入校园,须提前一天报本单位负责人批准,由单位报人事處批准。人事处提前一天向保卫处报送第二天因特殊原因进校人员名单(特殊原因应为“必须、紧急、非本人无法办理”的工作事项)。
  提前办了入校手续,从居住社区出发时才知道供出入的门只留一个了,门口多人值守,入小区必须登记核实身份、测体温。入校程序很顺利、也很智能,门禁自动打开,出入均不与人接触,电梯告示:“2月16日已消毒”。
  驾车到学校的路上,喜迎春节、张灯结彩的城市装饰还在,车辆非常少,几乎看不到行人,公交车照常运行但里面并没有多少乘客,平常从家里到学校需要60分钟的车程,差不多20分钟就到了。我在想,如果没有疫情,中国GDP和各方面实力仍保持疫情前的强劲上升势头,却能实现出行没有限号,没有拥堵,没有喧嚣,没有雾霾,人民安居乐业、富强幸福……眼前的景象,算不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项追求?这与大部分美国城市相比也没有多大区别了,与哈佛大学所在的安静的波士顿也很接近。   哈佛大学,全球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新冠”病毒出现后一周内,校方为校友定期发送的“哈佛报”(The Harvard Gazette)就有三篇是关涉“新冠”病毒的。在中国各方面最顶级专家都在为日常的如何洗手、如何戴口罩、如何消毒,通过各种宣传途径支招和发布贴示的时候,哈佛的专家也从未曾“脱离生活”。这一方面说明世界越来越是一个“地球村”,说明“蝴蝶效应”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同时也再次说明,无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应是“现实主义的”,都必须是关注人生、关注民生的。因为哈佛的知名度,那些动不动就拿哈佛说事的“蹭热度”文章,我很少看,还专门寫文章批评过这种做法。但是,我很信任哈佛的“官方”推送,因为哈佛大学虽坐落在美国,但它更是一所国际大学,它的教师和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哈佛人会非常爱惜其“羽毛”,保持其世界一流和高知名度的信誉。
  我这次到校要处理多项事务,其中一类就是为同学写英文推荐书,提交期限都在这几天。其中包括一位泰国博士申请联合国难民署秘书职位,一位拉脱维亚同学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一位硕士同学申请赴美读比较文学博士,和某科研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尽管全力支持同学到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是我一贯的做法,但由于美国政府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令舆论哗然,所以在目前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还是稍有犹豫,犹豫把他们推荐到美国是不是推向了“火坑”,推给了“美帝”。但随后这种犹豫很快消失,因为我应该相信他们的判断,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且只有到了美国,对“美帝”的真面目才有全面而直接的认识。
  从学校回到家里,赶紧“爬楼”看社区物业服务微信群,发现了这样一段对话:“中国做的相当好,我原计划2月3日去旅游,当时感觉是‘有那么严重吗’? 多亏政府统一可以退票、退房,否则我们就去了。目前在处理各地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很多过节旅游时得病的。”“我姐前几天发信息给我说,出国吧,对孩子好。我现在倒不想出国了,觉得中国还是有人情味。”“相信祖国会越来越好,国运最好。我也觉得武汉这次要是外国,自生自灭吧, 看谁命硬。”“看美国去日本接人的时候,用一架破飞机,据说是货机改装的。来中国撤侨的也是破飞机。有一部分上飞机前确诊的商量半天给带回去了,但是与没确诊的乘同架飞机,非常拥挤也没真正隔离。”
  这才是“美帝”。
  我的抗疫关键词,似乎还有很多。比如,因职责所在而每天都必须密切关注的“国际学生”数据和动向,我指导的国际硕士博士的情况,以及有关此次疫情的“国际声音”“国际支援”;又比如,我所在社区及周边社区经历疫情的故事。在社区微信群里,从安静到喧嚣再到理性的过程,这中间除了居民们各显神通、发布和传播着各路消息之外,还有一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有抱怨楼上跑步的,有调侃呆久了邻居吵架的,有建议应该怎样更好管理小区的,有举报在小区溜达不戴口罩的,可以说是生活万象的一种集中呈现;再比如,原本计划是要回家乡菏泽陪90高龄父母过春节的,疫情发生后父母的态度和看法,临近市济宁一夜间增加200多确诊病例前后当地措施的变化,等等。
  我相信,这些关键词尽管没有写在纸上,但却深深地刻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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