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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不仅凸显出当代领导人对红军长征的缅怀之情，更彰显了新时期研究长征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研究新时期国内外学术界对红军长征的研究，来探讨学术界对长征研究的经典问题，并分析其研究方法，以及对新时期红军长征研究的意义贡献。
关键词：纪念红军长征；学术界；经典问题；研究方法；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5-0278-03
作者简介：杨云霞（1991-），女，汉族，山东济宁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在国外方面，从美国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从迪克威尔逊的《一九三五年长征》到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的《两个人的长征》，都是在不同时期对长征进行的研究；国内方面更多，从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将领的传记等，从李涛的《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到王朝柱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从任文的《会师陕北》到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等，这些著作都是展现的建国之前，建国之后以及新时期学术界对红军长征的研究，研究内容广泛，题材多样。
一、新时期红军长征研究的经典问题
（一）“长征”一词的提出
王作化、王晋阳认为，首先使用“长征”一词的是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但王明所指的“长征”，并不是指红军大主力的战略转移，而只是指局部红军的战略突围行动。后来，博古使用了“长途远征”，这才有了长征的初步概念，同年，徐向前起草的电文中最早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同年9月，为解决张国焘的错误，在《决定》中，第一次使用了“两万余里长征”。[1]郭德宏认为，王明使用的“长征”，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王明的“长征”是指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而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前者在外延上远小于后者，所以王明的“长征”在范围上小得多。直到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和朱德才用“长征”称呼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表述，是在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开始使用的。[2]
（二）红军长征的原因
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观点，郭德宏在文章中讨论了学术界学者的相关观点，主要有红军经济问题，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了北上抗日，求生存，联系苏联，寻求帮助等等。郭德宏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的失败，深层原因则是经济的枯竭等方面。[3]
王桂强认为，红军长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中共党内“左”倾错误，并且重大的连续发生三次，给党和红军带来深重灾难；第二，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红军及其根据地不能得到足够的补给，影响其发展；第三则是为了寻找强大的战略依托和战略同盟，就是为了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最后是归纳为北上抗日救国，红军才不得不长征。[4]
宗帅认为红军长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式决定的，概括说来有四点：首先，政治上由“反蒋”变为“抗日反蒋”的考虑；其次，军事上由“内线”变为“外线作战”的考虑；再次，经济上由“窘迫”变为“比较宽松”考虑；最后，外交上，由“封闭”变为“靠近苏联”的考虑。[5]
（三）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权问题
郭德宏认为，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当是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军事上是周恩来，后来新成立的“三人团”，也是以周恩来为团长。因此，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郭德宏在2001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一卷中，改成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6]
石仲泉认为，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他引用周恩来当时对博古的谈话内容，推断出当时周恩来认为的领袖就是毛泽东。因此，遵义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7]
许顺富认为，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遵义会议，取消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在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中央。所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虽无领导头衔，但已有实际领导地位。[8]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的错误，实际上毛泽东是否定了以博古为首的政治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些观点，并且毛泽东的观点得到了大会的肯定。周恩来勇于承认错误，并建议毛泽东接替他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除了博古不承认错误以外，张闻天也认可毛泽东的观点。威尔逊并认为，遵义会议的大部分与会者已转向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正确，并且希望毛泽东出来领导大局，领导中国革命的进行。[9]
（四）张国焘“密电”问题
夏宇立从张闻天“密电”被查出的背景出发，认为当时毛泽东是为了给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定性。夏宇立認为当时红军长征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需要对长征中的失误和经验进行总结；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自身作战能力，反思以往的错误，更好的投入到统一战线中来。[10]
廖胜平提出了关于“密电”的几个新观点。第一，“密电”不密，主要从发电报的整个过程来看，只是一封普通的电报，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密”，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议电员却给了叶剑英；第二，红军分裂是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矛盾和分歧的必然结果，“密电”不是决定性因素；第三，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实质上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之争。[11] （五）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问题
李蓉认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被创造性的运用发展的表现及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长征途中经过的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党的民族政策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宣传；第二，根据经过少数民族区域不同，信仰的宗教不同，采取不同的民族措施；第三，结合各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处偏僻以及群众受教育程度低等情况，在宣传民族政策时，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等。[12]
鲁萧萱分析了长征所经地区民族工作的挑战性和艰巨性：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具有挑战性。因内因与外因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形成；其次，在经济层面上充满艰巨性。红军经过的地区多为西南偏远山区，物质条件匮乏，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极端贫苦，并且连年战争导致经常出现灾荒。[13]
（六）长征里程
石仲泉认为，过去比较多的讲两万五千里，这主要讲的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并不代表红军各路队伍走的路程，指出仅仅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并不完整，不能很好地概括出整个红军长征的路程，没有被算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程还有很多。依据军事资料统计，得出结论：红军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14]
王作化、王晋阳分析了二万五千里路程的来历：长征中，有一部分红军战士和干部坚持写日记，其中以肖锋日记为代表记叙的最为完整详细。肖锋日记不但日期近乎完整，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小到天气、气候，大到行军路线、战斗战役等。长征的总里程也是根据红军战士和干部的日记汇总得来的。[15]
王新生则以2003年两个英国人“重走”长征路—认为长征只有一万两千里—为背景，在大量史料的支撑下，分析了“两万五千里”的由来，和王作化等人观点近似，认为中央红军长征里程数字，是根据当时的资料汇集整理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为了宣传的约数，红一方面军走得最远的部队，也确实有两万五千里。[16]
二、新時期红军长征的研究方法
纵观新时期国内外红军长征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调查法三种研究方法上。
首先，文献研究法。此研究法是在一定的研究目的基础上，通过调查事物的有关研究文献资料，在综合各种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整理出观点的一种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优点是具有权威性，具有很强的说服性，因而这种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也使用最广。缺点是在运用过程中，容易被学者断章取义，不能客观的反映出文献所要呈现的内容观点。比如郭德宏的《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是在参考了中共中央研究室、人民日报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书籍基础上，总结的新观点。
其次，定性分析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在综合了演绎归纳等方法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归纳概括，去伪存真，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方面，使研究的对象一目了然。它的优点是针对性强，比较直观形象，通俗易通。缺点是难度系数大。比较有代表的是李涛的《湘江血泪：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纪实》、《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等。
最后，调查法。此研究方法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系统搜集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者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通常结合历史法、访谈法等方式来完成。优点是可行性强，获得的信息量多，方法简单，操作方便，缺点是主观色彩浓厚，整理较麻烦。代表学者与作品主要有刘卫平的《转战陕北》，是一部口述史作品，还有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的《两个人的长征》，写的是俩人重走长征路的故事。
三、新时期红军长征研究的贡献
八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不仅改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习总书记说，“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新时期，研究红军长征，不仅对于铭记这段光辉的历史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丰富长征研究的理论和弘扬长征精神具有突出地贡献。
首先，新时期对红军长征的研究能够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当下，外来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使得一部分人滋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习总书记说，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17]，深刻的阐明了尊重历史的重要作用。新时期对红军长征的研究，恰恰有力的驳斥了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将民族精神牢牢的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激励新一代的中华各族儿女，牢记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其次，丰富了新时期有关红军长征的研究理论。红军长征的研究问题，历来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对红军长征的研究早在长征还未结束时就已开始了，时间也跨越八十年之久，但是学术界对长征的研究一直未有新的突破，仍停留在以往的理论基础上，有的突破也只是历史学家的一些新的感悟而已。新时期以来对红军长征的研究，能够弥补这些不足，将红军长征、长征精神与新时期的时代发展问题相结合，使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新的发展，理论更加丰富，成果更加突出。
再次，弘扬了长征精神。习总书记说，“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18]红军长征虽已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新时期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将弘扬长征精神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使长征精神能够永葆活力，不断的激励中国新一代青少年的成长，不断赋予了长征精神新的时代含义，使长征精神能够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王作化，王晋阳.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是怎么来的？[J].党史文苑，2006.7.
[2]郭德宏.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安徽史学，2007（1）.
[3]郭德宏.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安徽史学，2007（1）.
[4]王桂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新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4，28（4）.
[5]宗帅.试论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和目的[J].沧桑，2011.8.
[6]郭德宏.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安徽史学，2007（1）.
[7]石仲泉.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J].苏区研究，2015（1）.
[8]许顺富.毛泽东与红军的胜利[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3，5（2）.
[9][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7.
[10]夏宇立.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J].炎黄春秋，2011（1）.
[11]廖胜平.对红军长征中“密电”问题的看法[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2，46（1）.
[12]李蓉.论红军长征中民族政策的运用于发展[J].西藏研究，2006，8（3）.
[13]鲁萧萱.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理论[J].新西部，2015.2.
[14]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7（1）.
[15]王作化，王晋阳.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是怎么来的？[J].党史文苑，2006.7.
[16]王新生.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几个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6（5）.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N].人民日报，2013-7-22.
[18]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2.
关键词：纪念红军长征；学术界；经典问题；研究方法；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5-0278-03
作者简介：杨云霞（1991-），女，汉族，山东济宁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在国外方面，从美国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从迪克威尔逊的《一九三五年长征》到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的《两个人的长征》，都是在不同时期对长征进行的研究；国内方面更多，从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将领的传记等，从李涛的《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到王朝柱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从任文的《会师陕北》到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等，这些著作都是展现的建国之前，建国之后以及新时期学术界对红军长征的研究，研究内容广泛，题材多样。
一、新时期红军长征研究的经典问题
（一）“长征”一词的提出
王作化、王晋阳认为，首先使用“长征”一词的是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但王明所指的“长征”，并不是指红军大主力的战略转移，而只是指局部红军的战略突围行动。后来，博古使用了“长途远征”，这才有了长征的初步概念，同年，徐向前起草的电文中最早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同年9月，为解决张国焘的错误，在《决定》中，第一次使用了“两万余里长征”。[1]郭德宏认为，王明使用的“长征”，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王明的“长征”是指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而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前者在外延上远小于后者，所以王明的“长征”在范围上小得多。直到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和朱德才用“长征”称呼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表述，是在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开始使用的。[2]
（二）红军长征的原因
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观点，郭德宏在文章中讨论了学术界学者的相关观点，主要有红军经济问题，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了北上抗日，求生存，联系苏联，寻求帮助等等。郭德宏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的失败，深层原因则是经济的枯竭等方面。[3]
王桂强认为，红军长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中共党内“左”倾错误，并且重大的连续发生三次，给党和红军带来深重灾难；第二，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红军及其根据地不能得到足够的补给，影响其发展；第三则是为了寻找强大的战略依托和战略同盟，就是为了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最后是归纳为北上抗日救国，红军才不得不长征。[4]
宗帅认为红军长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式决定的，概括说来有四点：首先，政治上由“反蒋”变为“抗日反蒋”的考虑；其次，军事上由“内线”变为“外线作战”的考虑；再次，经济上由“窘迫”变为“比较宽松”考虑；最后，外交上，由“封闭”变为“靠近苏联”的考虑。[5]
（三）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权问题
郭德宏认为，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当是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军事上是周恩来，后来新成立的“三人团”，也是以周恩来为团长。因此，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郭德宏在2001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一卷中，改成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6]
石仲泉认为，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他引用周恩来当时对博古的谈话内容，推断出当时周恩来认为的领袖就是毛泽东。因此，遵义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7]
许顺富认为，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遵义会议，取消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在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中央。所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虽无领导头衔，但已有实际领导地位。[8]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的错误，实际上毛泽东是否定了以博古为首的政治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些观点，并且毛泽东的观点得到了大会的肯定。周恩来勇于承认错误，并建议毛泽东接替他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除了博古不承认错误以外，张闻天也认可毛泽东的观点。威尔逊并认为，遵义会议的大部分与会者已转向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正确，并且希望毛泽东出来领导大局，领导中国革命的进行。[9]
（四）张国焘“密电”问题
夏宇立从张闻天“密电”被查出的背景出发，认为当时毛泽东是为了给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定性。夏宇立認为当时红军长征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需要对长征中的失误和经验进行总结；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自身作战能力，反思以往的错误，更好的投入到统一战线中来。[10]
廖胜平提出了关于“密电”的几个新观点。第一，“密电”不密，主要从发电报的整个过程来看，只是一封普通的电报，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密”，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议电员却给了叶剑英；第二，红军分裂是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矛盾和分歧的必然结果，“密电”不是决定性因素；第三，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实质上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之争。[11] （五）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问题
李蓉认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被创造性的运用发展的表现及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长征途中经过的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党的民族政策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宣传；第二，根据经过少数民族区域不同，信仰的宗教不同，采取不同的民族措施；第三，结合各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处偏僻以及群众受教育程度低等情况，在宣传民族政策时，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等。[12]
鲁萧萱分析了长征所经地区民族工作的挑战性和艰巨性：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具有挑战性。因内因与外因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形成；其次，在经济层面上充满艰巨性。红军经过的地区多为西南偏远山区，物质条件匮乏，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极端贫苦，并且连年战争导致经常出现灾荒。[13]
（六）长征里程
石仲泉认为，过去比较多的讲两万五千里，这主要讲的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并不代表红军各路队伍走的路程，指出仅仅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并不完整，不能很好地概括出整个红军长征的路程，没有被算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程还有很多。依据军事资料统计，得出结论：红军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14]
王作化、王晋阳分析了二万五千里路程的来历：长征中，有一部分红军战士和干部坚持写日记，其中以肖锋日记为代表记叙的最为完整详细。肖锋日记不但日期近乎完整，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小到天气、气候，大到行军路线、战斗战役等。长征的总里程也是根据红军战士和干部的日记汇总得来的。[15]
王新生则以2003年两个英国人“重走”长征路—认为长征只有一万两千里—为背景，在大量史料的支撑下，分析了“两万五千里”的由来，和王作化等人观点近似，认为中央红军长征里程数字，是根据当时的资料汇集整理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为了宣传的约数，红一方面军走得最远的部队，也确实有两万五千里。[16]
二、新時期红军长征的研究方法
纵观新时期国内外红军长征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调查法三种研究方法上。
首先，文献研究法。此研究法是在一定的研究目的基础上，通过调查事物的有关研究文献资料，在综合各种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整理出观点的一种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优点是具有权威性，具有很强的说服性，因而这种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也使用最广。缺点是在运用过程中，容易被学者断章取义，不能客观的反映出文献所要呈现的内容观点。比如郭德宏的《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是在参考了中共中央研究室、人民日报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书籍基础上，总结的新观点。
其次，定性分析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在综合了演绎归纳等方法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归纳概括，去伪存真，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方面，使研究的对象一目了然。它的优点是针对性强，比较直观形象，通俗易通。缺点是难度系数大。比较有代表的是李涛的《湘江血泪：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纪实》、《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等。
最后，调查法。此研究方法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系统搜集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者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通常结合历史法、访谈法等方式来完成。优点是可行性强，获得的信息量多，方法简单，操作方便，缺点是主观色彩浓厚，整理较麻烦。代表学者与作品主要有刘卫平的《转战陕北》，是一部口述史作品，还有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的《两个人的长征》，写的是俩人重走长征路的故事。
三、新时期红军长征研究的贡献
八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不仅改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习总书记说，“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新时期，研究红军长征，不仅对于铭记这段光辉的历史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丰富长征研究的理论和弘扬长征精神具有突出地贡献。
首先，新时期对红军长征的研究能够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当下，外来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使得一部分人滋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习总书记说，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17]，深刻的阐明了尊重历史的重要作用。新时期对红军长征的研究，恰恰有力的驳斥了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将民族精神牢牢的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激励新一代的中华各族儿女，牢记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其次，丰富了新时期有关红军长征的研究理论。红军长征的研究问题，历来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对红军长征的研究早在长征还未结束时就已开始了，时间也跨越八十年之久，但是学术界对长征的研究一直未有新的突破，仍停留在以往的理论基础上，有的突破也只是历史学家的一些新的感悟而已。新时期以来对红军长征的研究，能够弥补这些不足，将红军长征、长征精神与新时期的时代发展问题相结合，使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新的发展，理论更加丰富，成果更加突出。
再次，弘扬了长征精神。习总书记说，“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18]红军长征虽已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新时期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将弘扬长征精神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使长征精神能够永葆活力，不断的激励中国新一代青少年的成长，不断赋予了长征精神新的时代含义，使长征精神能够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王作化，王晋阳.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是怎么来的？[J].党史文苑，2006.7.
[2]郭德宏.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安徽史学，2007（1）.
[3]郭德宏.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安徽史学，2007（1）.
[4]王桂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新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4，28（4）.
[5]宗帅.试论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和目的[J].沧桑，2011.8.
[6]郭德宏.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安徽史学，2007（1）.
[7]石仲泉.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J].苏区研究，2015（1）.
[8]许顺富.毛泽东与红军的胜利[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3，5（2）.
[9][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7.
[10]夏宇立.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J].炎黄春秋，2011（1）.
[11]廖胜平.对红军长征中“密电”问题的看法[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2，46（1）.
[12]李蓉.论红军长征中民族政策的运用于发展[J].西藏研究，2006，8（3）.
[13]鲁萧萱.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理论[J].新西部，2015.2.
[14]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7（1）.
[15]王作化，王晋阳.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是怎么来的？[J].党史文苑，2006.7.
[16]王新生.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几个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6（5）.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N].人民日报，2013-7-22.
[18]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