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５年夏，我从北国太原到江南游学。
　　提起江南，首先想到的就不能不是无锡国专。提起国专，首先想到的就不能不是老夫子——唐文治先生。唐老夫子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但全校上下几乎没有人称他为校长，而一律称他为老夫子。这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老夫子作过前清的工商部侍郎，代理过尚书；丁忧在家，受命接办了南洋公学，肇建了交通大学。这个学校人才辈出，声名远扬。前几年交大校庆，上海本校和迁西安的交大，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还为老夫子铸了铜像。这也是全国少有的。足见老夫子教泽之深远。
　　记得老夫子的办公室，在学校三进院北楼东头楼下。他按时办公，常坐在大会议桌的里端，面向门外。他虽双目失明，但正襟危坐，白须垂胸，慈祥庄严。座后悬挂着一副木刻大字对联：“名世应五百，闻道来三千。”当然是及门弟子所作，作者的名字不记得了。他的右面坐着秘书陆先生，同样正襟危坐，纹丝不动。真是一片肃穆！
　　也许因我来自几千里外的山西吧，曾亲受到老夫子的关爱。一次，我腿上生疮，自采草药治疗。老夫子知道了，约我相见。我进门，递上纸条给陆秘书，陆先生便起身报：“姚豫太（我的原名）世兄谒见。”老夫子站起身，挥左手，令坐。我坐在陆先生的对面。老夫子问我：“生疮，自采草药服用，是否有危险？”我答：“家乡常用蒲公英治疮，内服外敷，有效。”在谈了些生活情况后，他说：“南方湿热，北方人要特别注意；有病，宜早找校医。”我起立告辞，老夫子仍欠身挥手，陆先生起身送至门口。没有想到的是：次日午餐时得到两个馒头的供应，而且一直供应了一个月！这一情况，使我十分感动！
　　老夫子虽然失明，但对一切工作却都严肃认真。他除自己讲课，由陆先生板书外，还不时听课。他站在教室窗外，听教授们的讲课和课堂反应；他查饭厅时站在饭厅窗外，听到大声喧哗或碗筷撞击之类的声音，就用手一指，陆秘书立刻到所指的地方，进行批评：“太浮躁了！”大家一看，老夫子在窗外站着，立刻鸦雀无声。据说老夫子在家里也是如此。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国外留学归来的，儿媳俞庆棠，当时正担任江苏教育学院院长，但在家里，老夫子正襟危坐，不但无人喧哗，连走路也都踮起脚尖轻轻走过，否则也会受到“浮躁”的批评。原来老夫子在学问上虽主张通、博，毫无门户之见，但立身行事却坚持着理学家的规范。“沉静”是具体修养的体现，而“浮躁”则是其反面。年轻学子虽做不到“沉静”二字，但这种要求、示范，却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心灵。
　　１９３５年冬，我随全校同学参加了太湖边五里湖畔“茹经堂”的落成典礼。读到老夫子的大弟子、著名教授陈柱尊所撰的碑记。记中以太湖的浩渺，喻老夫子的胸怀，多处以“大圣人”为颂，足见其仰慕之深。
　　以上点滴，既是我的亲见，也有我的亲闻。而使我对老夫子有较全面了解的，则是乐景溪。他是河南固始人，是高我两班的老学长，岁数也比我大七八岁。１９３５年夏，我和同乡山西岢岚县的袁步淇同时考入国专。乐兄主动找我们这两个北方人，热情详尽地介绍了老夫子和国专学校的一切情况，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他１９３６年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他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那时我在苏州，他还专程去看我。抗战开始后，各自分飞，消息断绝。不料５０年后的１９８５年，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信及一首诗。他是从报纸上得到我的消息的。真令人喜出望外。我立刻回了信，和了诗。他的原信和诗，已找不到，我和的诗尚在：“一别三千里，山河更九州。从兹衣食足，不为稻粱谋。戮力铸青史，无心叹白头。永怀携手好，盍复梁溪游。”过了不到一年，我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同游”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１９９０年５月，我参加由省委、省府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到上海、浙江、江苏访问。到无锡时，住在太湖饭店，位置在太湖边的一个半岛上，离市区较远。但仍在市政协领导的陪同下，去寻国专遗址。然而那条青砖铺路的学前街和与街平行的那条河，河边上的那一排大树，夏天绿荫遮覆下的长条石凳，已全无一点痕迹。国专的那几排楼、院中的“茹经亭”更无从寻觅，见到的只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而已。明知这是新城市大建设的需要，而感情上却不能不有点惘然！
　　在国专，接触最多的是钱仲联先生和马茂元学长。茂元是桐城派后劲马通伯的孙子。而高我们一班的吴常焘，则是另一桐城派后劲吴挚甫的孙子。他俩都能诗能文，颇以古文嫡系自诩。还有一位同班的虞以道，则以阳湖派相标榜。我和他们不同。我是醉心于先秦诸子而又好汉魏古体诗的。年少轻狂，颇有凌驾“古文”之概，但我们却相处无间。钱先生对我们都很好，也了解我们的不同趋向。在一次学校举行的全校作文竞赛中，题目经、史、子、集各一。钱先生指定我作“子”题。“子”题的题目是《拟庄子秋水篇》。当然这是他了解我喜爱《庄子》之故。在两小时内，我写了五六百字交卷。在唐老夫子直接领导下评卷结果，我得９８分。而茂元作“集”题，得９６分。当时即铅印向全校分发。记得老夫子给我的评语中有“可以追蹑子云”之句。摹拟为文，虽非我私心所爱，但对此评语，仍受到不小鼓舞。
　　在国专是愉快的，但我还是离开了国专。原因是我通过朋友引导，旁听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的讲学。对章先生所讲小学、经学、文学、史学、诸子等略说，感到茅塞顿开，得未曾有；又买到了曹聚仁前些年听章先生讲学笔记整理出版的《国学概论》相参照，于是坚定了我的学术道路。当时，我狂妄地感到一般大学所教教材内容，一看就懂，用不上再听讲。我把我想到苏州的愿望，告诉了钱先生，钱先生同意了。由于要正式参加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须有文教名人介绍，钱先生写信给我，介绍了章太炎先生的朋友金松岑先生，请他作我的介绍人。这样我就放弃了国专学籍而进入章门。但对国专一段美好的感情，并没有因此消失。临行，茂元写了一首七律给我送行。全诗已记不清，只记得有“欲寻别意更茫然”，“闭户伏生今老矣，火余绝学待君传！”是以继承经学传统相勉。抗战开始后的１９４２年，我在大别山（安徽省政府迁此）安徽临时政治学院任教，茂元也到了这里，住在一个旅馆里，我们见了几次面。他一时工作定不下来，而我在一次学潮后，西走重庆，辗转到了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这时，茂元任安徽教育厅秘书，曾多次通信，抗战胜利后，失去联系，直到１９６１年，他和钱先生参加了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工作，在报纸报道中，我才看见了钱先生和他。后来得知他在上海师专（即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十年动乱，我们都“在劫难逃”。１９７２年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我在山西大学被提前“解放”，担任教学工作。但教什么？怎么教？心中无数。山大中文系党总支组织了有我参加的四人小组，到南北各高校“取经”。我们到了上海华东师大和复旦，又在我的提议下，到了上海师院，目的是看茂元。不料他还未获得自由，不许看。直到１９７９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会上，我才一下子遇见钱先生和他，还有周振甫和吴文治，相见甚欢！游石林合影。会上，程千帆、霍松林等多有吟咏，我只写了一首七绝以记事：“满目江山无限忠，劫余历历见苍松。春城胜会春如海，文苑峥嵘赖好风。”钱先生没有作，茂元则给我抄了一首近作：“惊回残梦海生桑，落月荒鸡满屋梁。终见羲和披宿雾，晴窗依旧对朝阳。”无限感慨！１９８０年秋，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武汉召开。茂元未来。游东湖时，钱先生应管理人员请，口占一绝，由我书为中堂留赠。并在“行吟阁”屈原塑像前合影。１９８３年１２月，钱先生在苏州的苏州饭店、姑苏村主持召开清诗研讨会，邀我参加领导组，我对清诗毫无研究，承命而已。１９９０年，山西访问团到苏州，我专车往谒钱先生于苏州大学寓所，先生语重心长，深切地以恢复国专为愿。愧我远在山西，无能为力。今天，钱先生健在，而茂元、振甫先后去世，吴文治离开人民大学后，除曾得他所赠《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巨著外，已久未通问。他仍是国专学友中的健者。
　　记忆中，还有多少知道一些情况的国专学友，附列于次：一、袁步淇，山西岢岚人。１９３５年和我同时考入国专。抗战开始后，随校西迁。毕业后，他到马一浮先生在乐山主持的一个书院，工作还是进修，不清楚。胜利后，不知所之。二、王冰岑（子清），山西陵川人。胜利后，在贵阳担任秦晋小学校长，解放后，教中学。久未通问。远在山西而到国专求学的，可能就是我和袁、王三人了。三、柏耐冬，安徽泗县人，北京警官学校毕业。肺病休养，转向考入国专学习。抗战期间，曾担任安徽六区专署秘书。先后任颖上师范教员，南京汤山炮兵学校教官、边疆系主任，贵阳师范学院和山西大学副教授。“反右”期间被捕，不知所终。四、陈果青，安徽人，１９４５年后任贵州大学图书馆长，中文系教授。如果健在，也８０岁以上了。五、孙易，安徽寿县人。清朝大学士、北京大学创始人孙家鼐的孙子。１９４２年，他在大别山安徽省图书馆负责编目工作，对目录学颇有研究。六、黄忱中，女，湖南人。她丈夫吴倜，山西大学教育系教授，“文革”中自杀。她是国专沪校毕业的。“文革”后任太原师专副教授，现仍健在。
　　另外，曾在国专桂校任教的，有阎宗临、梁佩云。他俩都是山西五台人。阎留学瑞士，得历史博士学位，１９３７年回国。曾任广西大学教授，国专桂校教授，转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所主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１９７７年去世。他的夫人梁佩云，曾留学法国，与阎同时在国专桂校任教，也已去世。１９６３年，我在阎先生家见到冯振心先生送给他夫妇的诗集，才知道他们和国专的关系。阎先生的《史学论文集》，我和香港大学的饶宗颐教授各作一序。饶序中提到他和阎在“国专同事”之事，足见国专的传统，在聘请教师中延揽人才之广。
　　（责编 张爱国）
　　（题图为１９７９年４月，姚奠中先生〈后排左一〉与钱仲联等人在昆明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