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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沿革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转轨。经过1993—1996年针对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出现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及投资与消费需求急剧扩张的局面而采取的紧缩性宏观调控，1998—2002年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调控，从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期。但在这几年中，又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总体上的流动性过剩和一些方面信贷困难并存、国际收支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2008年我国又先后发生了南方雪灾和四川大地震，严重的自然灾害无疑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灾后的重建会推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且在短期内通胀压力会有所增加。
经历了长达30年的艰难转型，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向以市场主体配置资源为主转变，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调动经济资源向不同方向流动。在经济转型过渡期，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在增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也成倍地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中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相悖，出现调控与反调控的矛盾。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强宏观调控，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防止经济过热；一些地方政府则提出，要抢抓宏观调控机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中央政府提出要严把金融流量这一闸门，结果在2006年不到半年时间就用完了全年的金融控制指标；中央政府提出要用最严格的手段保护耕地，地方政府却存在大量超指标和违背中央规定用地的情况；中央政府说钢铁、水泥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不再审批新项目，而一些地方则仍在变换方法继续上项目。针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地方政府职能的越位与错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近年来表现得十分突出。
2.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和功能的不健全使市场机制不能完全发挥调节作用。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我国产业发展的盲目性，且社会分配日益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全国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呈现出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总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更是普通行业收入的3～5倍。而且我国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人为地缩短了市场的自发发展过程。
3.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考核指标有待改进和完善。目前我国主要用地方GDP衡量政府的政绩，因为GDP中不仅包含了生产增长指标，也包含了如科教文卫等大量的社会发展指标。但是，在过去我国政府往往偏重GDP中的生产增长指标，而忽视了其中的社会发展指标。
4.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面临愈加突出的贸易不平衡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超过70%，2005年则攀上80%的历史高峰，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超过所有市场经济大国。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引起了普遍的国际关注，中国也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国际摩擦时代”，遭遇的国际经济诉讼与贸易争端不断增加，长久以来形成的低成本的出口战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和不可持续的风险。另外，中国通过对外贸易挣到的钱投资国外的国债等资产，考虑到其中的利率成本以及人民币升值的损失，其投资收益很低，根本比不上在国内进行投资的高收益。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内需替代进而逐渐实现贸易平衡将是不可回避的，关键只是在于能否通过经济的宏观调控来保证平稳实现这一过程。
二、加强和改善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1.应重新设计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商品出口依存度、环保投资占GDP比重等因素。另外，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还应该“因地制宜”。如某个地区不适合发展工业，重点实行生态保护，就需要调低GDP指标，同时在如何补偿和保障当地居民的发展权益上，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考核指标。
2.政府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并通过某些限制和规定保护市场机制和分配的实现。在资本市场上，政府可通过制定上市公司事项公告制度、处理监督机构等手段，使信息更加完全，消除隐患。在一般商品交易市场上，政府应通过品牌管理、质量监督管理等手段，通过大众传播等方式，使买方得到完整的信息信号，消除卖方误导。政府还需要对垄断行业实行公共管制，通过有效的价格管制等手段，把价格限制在平均水平上，避免因过度竞争造成企业间的自相残杀和资源浪费。
3.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对有益的外部效应，如发明创造、植树造林等，政府应通过各种奖励性政策及各种法规来鼓励和保护；对于有害的外部效应，如环境污染等，除少数可以让市场调节外，大部分需要政府借助行政、财政、税收等手段来处理。且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运用财政、税收、价格、信息等手段，间接地对产业发展予以引导，尽量减少行政手段的运用。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应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4.要重视宏观调控中国际因素的影响。随着后WTO时代，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国民经济日益受到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管是国际油价对中国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外部压力，还是针对人民币汇率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压力，都表明在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扩展视野，将国际因素更多地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充分重视国际间的博弈因素，为中国经济发展把握准确的方向。
5.我国经济宏观调控应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如果不下大力气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就依然是脆弱而不坚实的。应真正从“全国一盘棋”的宏观经济思想出发，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法律性划分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要本着责、权、利相适应的原则，改革现行项目审批制度，下放部分项目审批权限，完善项目审批跟踪、审计制度，健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挥公共财政整合资源优势，以缓解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过剩与不足的突出矛盾。同时，也要利用社会资源弥补政府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与非政府间的合作，促进政府部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我国的市场发展层次较低，市场竞争还不充分，市场机制在某些方面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应正确理解政府在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合理地进行和加强经济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不仅应掌握尽可能多的工具和手段，而且还要掌握调控的艺术。经济宏观调控应更多采用组合措施，调整的方向、力度、措施组合和节奏的选择，要以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为依据，并要注意超前性，既要把握调控的方向，又要把握调控的力度。经济宏观调控还应从全国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应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对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的解决给予更多的关注。
(河海大学商学院)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转轨。经过1993—1996年针对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出现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及投资与消费需求急剧扩张的局面而采取的紧缩性宏观调控，1998—2002年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调控，从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期。但在这几年中，又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总体上的流动性过剩和一些方面信贷困难并存、国际收支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2008年我国又先后发生了南方雪灾和四川大地震，严重的自然灾害无疑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灾后的重建会推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且在短期内通胀压力会有所增加。
经历了长达30年的艰难转型，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向以市场主体配置资源为主转变，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调动经济资源向不同方向流动。在经济转型过渡期，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在增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也成倍地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中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相悖，出现调控与反调控的矛盾。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强宏观调控，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防止经济过热；一些地方政府则提出，要抢抓宏观调控机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中央政府提出要严把金融流量这一闸门，结果在2006年不到半年时间就用完了全年的金融控制指标；中央政府提出要用最严格的手段保护耕地，地方政府却存在大量超指标和违背中央规定用地的情况；中央政府说钢铁、水泥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不再审批新项目，而一些地方则仍在变换方法继续上项目。针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地方政府职能的越位与错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近年来表现得十分突出。
2.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和功能的不健全使市场机制不能完全发挥调节作用。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我国产业发展的盲目性，且社会分配日益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全国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呈现出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总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更是普通行业收入的3～5倍。而且我国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人为地缩短了市场的自发发展过程。
3.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考核指标有待改进和完善。目前我国主要用地方GDP衡量政府的政绩，因为GDP中不仅包含了生产增长指标，也包含了如科教文卫等大量的社会发展指标。但是，在过去我国政府往往偏重GDP中的生产增长指标，而忽视了其中的社会发展指标。
4.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面临愈加突出的贸易不平衡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超过70%，2005年则攀上80%的历史高峰，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超过所有市场经济大国。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引起了普遍的国际关注，中国也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国际摩擦时代”，遭遇的国际经济诉讼与贸易争端不断增加，长久以来形成的低成本的出口战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和不可持续的风险。另外，中国通过对外贸易挣到的钱投资国外的国债等资产，考虑到其中的利率成本以及人民币升值的损失，其投资收益很低，根本比不上在国内进行投资的高收益。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内需替代进而逐渐实现贸易平衡将是不可回避的，关键只是在于能否通过经济的宏观调控来保证平稳实现这一过程。
二、加强和改善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1.应重新设计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商品出口依存度、环保投资占GDP比重等因素。另外，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还应该“因地制宜”。如某个地区不适合发展工业，重点实行生态保护，就需要调低GDP指标，同时在如何补偿和保障当地居民的发展权益上，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考核指标。
2.政府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并通过某些限制和规定保护市场机制和分配的实现。在资本市场上，政府可通过制定上市公司事项公告制度、处理监督机构等手段，使信息更加完全，消除隐患。在一般商品交易市场上，政府应通过品牌管理、质量监督管理等手段，通过大众传播等方式，使买方得到完整的信息信号，消除卖方误导。政府还需要对垄断行业实行公共管制，通过有效的价格管制等手段，把价格限制在平均水平上，避免因过度竞争造成企业间的自相残杀和资源浪费。
3.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对有益的外部效应，如发明创造、植树造林等，政府应通过各种奖励性政策及各种法规来鼓励和保护；对于有害的外部效应，如环境污染等，除少数可以让市场调节外，大部分需要政府借助行政、财政、税收等手段来处理。且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运用财政、税收、价格、信息等手段，间接地对产业发展予以引导，尽量减少行政手段的运用。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应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4.要重视宏观调控中国际因素的影响。随着后WTO时代，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国民经济日益受到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管是国际油价对中国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外部压力，还是针对人民币汇率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压力，都表明在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扩展视野，将国际因素更多地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充分重视国际间的博弈因素，为中国经济发展把握准确的方向。
5.我国经济宏观调控应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如果不下大力气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就依然是脆弱而不坚实的。应真正从“全国一盘棋”的宏观经济思想出发，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法律性划分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要本着责、权、利相适应的原则，改革现行项目审批制度，下放部分项目审批权限，完善项目审批跟踪、审计制度，健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挥公共财政整合资源优势，以缓解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过剩与不足的突出矛盾。同时，也要利用社会资源弥补政府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与非政府间的合作，促进政府部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我国的市场发展层次较低，市场竞争还不充分，市场机制在某些方面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应正确理解政府在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合理地进行和加强经济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不仅应掌握尽可能多的工具和手段，而且还要掌握调控的艺术。经济宏观调控应更多采用组合措施，调整的方向、力度、措施组合和节奏的选择，要以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为依据，并要注意超前性，既要把握调控的方向，又要把握调控的力度。经济宏观调控还应从全国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应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对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的解决给予更多的关注。
(河海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