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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补墙》是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描写英格兰地区“补墙”风俗的诗歌。弗罗斯特以代表自然的“墙”为基点，构建了一个“自然-人-文化”的系统模式：先是建构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文化之间三组对立关系，然后解构这三组对立关系，完美呈现其独特的生态和谐观与创新思维的文化觀。诗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对抗物质主义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冷漠疏远的关系;更为可贵的是，在新旧文化观念冲突的问题上，他倡导开放包容和多元文化共融。弗罗斯特独特的生态观是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思想。
[关键词]罗伯特·弗罗斯特;《补墙》;物质生态批评;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整体主义
一、引言
20世纪初，美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新英格兰乡村无法逃避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与涤荡，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素有“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之称的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以描写新英格兰乡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而蜚声世界文坛。他的诗歌反映了美国社会现代化引发的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类精神生态危机，意在启发和引导人们走上摆脱生态危机的光明之道。《补墙》是弗罗斯特的一首经典名诗，该诗以戏剧独白的手法描写了叙述者“我”与邻居遵照英格兰乡村风俗——春季修墙的情景。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补墙》的研究集中于该诗的结构与修辞、隐喻与象征的艺术手法和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等方面，而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的较少，且论述还不够深入。事实上，《补墙》是一首包含对立统一哲理思辨的诗歌，诗人以看似平淡无奇的“墙”折射出现代社会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对时代变革中新旧观念的矛盾冲突进行了辩证思考。笔者认为，弗罗斯特独特的生态观，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思想。
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的产生源于现代性的外在危机——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以及内在危机——人与社会关系失衡所引发的全球性焦虑。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是美国生态批评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她在著作《真实的复兴：极度现代世界中的肉体，自然和地方》（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 ： Body， Nature， and Place in a Hypermodern World）中，深入分析了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敦促人们重建真实的世界观。①斯普瑞特奈克以相互“内在”的关系思维构建了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认为只有“以一种关系思维来维护自我与他人、社会、环境，以及与各种共同体的关系，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②生态后现代主义是生态批评和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该理论突出的特点是同时具有“生态性”和“建设性”。众所周知，生态性是生态批评的基础，大卫·格里芬（D. R. Griffin）的后现代科学“以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③为理论基础，以“人类与自然之复杂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内容，显示出该哲学观念的“生态性”。而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又常被称为是“建设性”的，原因在于其对人类未来福祉的关注重“生存”而非“占有”，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说，“真正的后现代是彻底的‘生态的’”。④斯普瑞特奈克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原则，从“生态、技术、社会与精神维度四个层面，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生态社会模式”，⑤是一种能为将来数代人谋幸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由关注自然深入到关注人类及其周围的环境，再到关注人的思维方式，目的是为全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困境寻求一条通向理想与光明的大道，以实现“诗意栖居”的理想，因而它是“生态性”与“建设性”的融合体。斯普瑞特奈克本人也常常称生态后现代主义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或“重构的后现代主义”（restructive postmodernism）。⑥
此外，生态后现代主义还与21世纪初以来兴起的物质生态批评存在密切关联。2009年之后，生态批评不断汲取自然科学（如量子物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于物质的特性，从而使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愈发明显。2012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首次将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称为第四次浪潮，并对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认为新物质主义与生态后现代主义联合推动了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⑦新物质主义关于物质及其施事能力的阐释，为物质生态批评提供了最重要的营养。它首先肯定所有物质都具有施动能力，即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一样具有施事能力;其次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物质通过内在互动具有生成故事的能力，从而使物质与意义、物质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得以显现。生态后现代主义关于物质及其施事能力的研究，对于物质生态批评而言也功不可没。“正是因为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物质具有内在经验、施事创造力和活力’，它才成为物质生态批评的一大理论根源。”⑧生态后现代主义关于“相互‘内在’的关系思维”与物质生态批评关于“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于物质”的观点相一致，为生态批评探究“生态系统内部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将生态批评由外向内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总之，生态后现代主义与物质生态批评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但又超越和发展了后两者。它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为本，倾向于揭示生态危机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在对现代性的毒瘤——物质主义进行有力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理想的“家园”建构，使其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点。同时，生态后现代主义还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观念批判和反思现实问题，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解决问题，显示出独特的文化观。它不仅有力推动了生态批评理论向人类意识形态领域的纵深研究，更为解决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出现的复杂社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成为运用生态批评进行跨学科研究可资借鉴的前沿理论。本文通过对《补墙》①一诗的解读，发现弗罗斯特的生态观正是一种独特的建设性后现代生态思想。 二、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学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格里芬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伦理关系，因而“生态伦理的主体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包括自然在内”。②生态后现代还认为应淡化人类的主体性，以生态自然为整体，形成包括人类与其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在内的整体生態。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认为：“生态批评以自然与文化、特别是自然与语言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作为它的主题。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立于文学，另一只脚立于大地;作为一种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③显然，格罗特菲尔蒂所说的“大地”是“自然”的代名词，而“墙”是非人类物质，属于自然的范畴。弗罗斯特的诗歌离不开自然，自然不仅是他描写的对象，也是其诗歌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自然的描写不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是通过隐喻与象征将其内涵加以延展，表达自然之玄机，人生之奥妙。达布斯（McBride Dabbs）曾评价弗罗斯特诗歌中“象征诗的焦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④马里恩·蒙哥马利（Marion Montgomery）等人强调他诗歌中“人同自然之间的障碍”。⑤《补墙》中的“墙”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其中之一是象征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弗罗斯特通过否定与颠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表明了他尊重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
诗歌开篇中叙述者“我”出其不意地向读者抛出一个神秘的问题：“有种东西不喜欢墙，它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⑥“我”既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事实，也道出自己对流行多年的地方风俗——“补墙”的异议。补墙是一种约定成俗的风俗，只有“我”敢于说出它存在的一个“大破绽”——它“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这堵墙不是天气、季节或地域差异等自然原因形成的，而是由筑墙、补墙等人为原因造成的。在连成一片的田野上突兀地竖起一堵墙，将一个整体隔成两部分，表面上是指自然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却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因为墙的存在纯属人为的结果，不仅破坏了田园风景的自然美，还对生态系统整体造成干扰，因此这种行为是反生态的、非美的。
人之所以造墙，是为了和邻居划清“地界”，以表示自己的领地不可侵犯。但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工改造的自然物失去本真的面貌，也失去纯朴美与和谐美。而且诗中人物的补墙行为与猎人的打猎行为，都违反了生态的整体性原则和多元共生原则。生态整体主义认为：“在地球共同体上，每一个宇宙生命的形式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到世界到世上的，然而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孤立地到来的，无论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是我们的亲戚，都在我们周围存在。”①物质女权主义者凯伦·巴拉德（Karan Barad）以“内在互动”（intra-action）的关系思维强调：“有机体各个因子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活动，因而整个世界就表现为一种活动的过程”，“而人类与非人类都是通过内在互动施展施事能力”。②强调“相互内在”的关系思维，颠覆了现代科学孤立看待事物的机械论。除人类以外，地球生态系统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有生命个体和土壤、河流、山川等无生命物质构成，而生态系统内又有不同种类的食物链构成的生物圈，那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系统，不可随意破坏。正是生态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使得地球整体的生态系统得以正常运行;也正是物种的多样化与生物的多样性，才使得整个世界色彩斑斓，物质生活资料丰富而充足。“‘人不是世间唯一的主体’，因为自然也是主体。自然是‘自我’扩展了的边界。”③诗中猎人打猎，让猎狗追捕野兔的行为，都是强势的人类对弱势的非人类的欺凌，而人类造墙、补墙的行为也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是丑陋的，反生态的。
诗人认为围墙、冻土、圆石等虽是无生命的物质，但它们和人与动物一样同样具有主体性。诚如开篇叙述者“我”道出的补墙的原因是：“有种东西不喜欢墙，它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要推倒它”的神秘力量不是“我”所说的“鬼”（Elves），④而是大地内部产生的施事能力。而诗歌中的墙是人造的，是闯入自然风景的“不速之客”，是人对大地施加的外力和对地球内部运行规律的一种干扰，是自然所“不喜欢”的，因此大地以“隆起”表达对外力强烈的“抗议”。这种“抗议”还可视为物质的另一个特性——叙事能力（narrative agency）的体现。诚如“物质生态批评认为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不仅是文本的描述对象，而且本身就是文本，就是叙事，而这种叙事能力就是一种生成故事的能力”。⑤“叙事能力”是一个比喻，意思是任何物质都具有表达能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书写自己的文本，讲述自己故事。无生命物质在变化过程中显现的种种迹象正是其叙事能力的体现。初春，“冻土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冰雪消融，自然内部的运动开始加速，施事能力超常发挥，此股力量如此巨大，即使没有人看见或听见，但它确实存在。“圆石”也不老老实实呆在墙上，反而纷纷“下落”。人类筑墙与自然损墙这两股力量的较量一直在持续，孰强孰弱，诗人给予了明确的交代：冻土膨胀从根基开始，反抗和颠覆墙的存在;圆石受万有引力的作用滑落，以摆脱墙的束缚，墙最终败在了自然力量面前。难怪诗人戏谑地发出感叹：每年都要重复这“户外的游戏”（out-door game），⑥实在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一直站在代表大自然的“墙”的一边，而没有让强势的人类“阴谋得逞”：墙年年倒塌，给造墙人增添补墙的烦恼。诗人体察到大地与墙等非物质“内在互动”的运动规律，让墙“发声”和“反抗”，以维护自身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好像人类的解释者和调停者……它是反抗混乱的一种完美的东西。”⑦弗罗斯特认为，自然本身具有调节系统内部不和谐关系的功能，能使混乱的秩序趋于完美。他通过让自然“发声”使其主体地位得以凸显，从而颠覆了人类以主体自居的优越感。
弗罗斯特的另一首诗《架线工》也同样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破坏自然，“使荒野化为乌有”的丑恶行径的憎恶与批判。该诗描写了人为了架电话线在田野竖起的电线杆：“这儿来了一群开路的架线工。/ 他们摧毁森林，破坏多过砍伐。/他们栽死树替代活树，/ 又用一根活线将死树串在一起。”①两首诗异曲同工的妙处在于诗人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表达了深刻的生态危机意识，使其诗歌具有了社会批判意义。在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期，由于机械化大生产取代了农耕方式，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加剧，无节制性的开发和肆无忌惮的强取豪夺使环境日益恶化，曾经葱茏、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一去不复返。正如弗罗斯特在《最后一片牧草地》中所写道的：“有一片被叫作偏远牧场的草地，/ 我们再也不会去那儿收割牧草， /……说那片草场与割草人的缘分已尽。”②诗人意识到大片的森林遭受砍伐的厄运，仅有的一片牧场将不复存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也随之被割断。 在《补墙》中，诗人不仅以隐喻与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墙之界限所代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而且通过墙无声的反抗表达了对人类主体的否定。人类和非人类物种同为主体，作为相关联且平等的施动者而存在，二者在自然界中的身份是平等的。一方面，弗罗斯特关于人类与非人类的“双主体”观是对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观念的否定，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批判。正如“好的文学作品不但要叙述自然，而且要提及——至少要暗示——自然的抵抗”，展示自然如何“抵抗、质疑、逃避我们试图强加给它的意义”。③《补墙》对自然主体及其意义的表达，显示了诗人超前的生态意识。另一方面，诗人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否定在逻辑上还指向对自然权利的恢复，不仅强调自然的主体性，还强调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这正体现了生态后现代主义鲜明的“生态性”。《花丛》、《割草》与《摘苹果》等描写了美丽的花草带给人的审美愉悦，还让人体验到田间劳动的快乐，从而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与保护之情。《收落叶》、《牧场》等描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场景，表达了诗人期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愿望。弗罗斯特的诗歌总是于简单之中隐含深刻的道理，诗人的意图并不是造墙、补墙，而是拆墙、毁墙，因为造墙代表人类与自然为敌，而拆墙代表人与自然的和解。因此，《补墙》一诗的建设性内涵是打破“墙”之界限，旨在唤醒人类尊重自然规律，依照自然规律行事，树立自觉保护生存环境的生态意识。
三、建构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
《补墙》中“墙”的隐喻之二是揭示人与人的对立，象征人与人之间冷漠、疏远的关系，其背后的寓意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强调沟通与协作。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处所，而以自然为根基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系统，除人与自然关系外，还存在着由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生态后现代主义以“相互内在”的关系思维构建的生态原则不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也拓展至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因为人是一种深刻的关系性存在，必须以一种关系思维来维护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及各种共同体的关系。弗罗斯特的《雪夜在林边停留》一诗就充满此类隐喻和象征：“白雪皑皑的树林”象征着“大自然”，“附近的村子”则象征着人类社会。正如约翰·莱农（John Lynen）所指出的：“对弗罗斯特而言，大自然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意象，大自然所代表的可以被称为‘人类处境’。”①生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工业社会反生态化本质的揭示集中体现在对物质主义的批判上。斯普瑞特奈克分析了现代性对“真”的三个方面——肉体、自然、地方的伤害。“现代生活的自由是建立在丑化肉体、限制自然、分割地方基础之上的。”②“肉体被看作生物机器，自然被看作是完全外在的东西，地方被看作是未开化的先民。日复一日，人们深受这种世界观的毒害。”③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与机器、厂房的接触越来越多，与自然的联系日渐减少，人的肉体与自然一样在不断遭受机器化生产带来的冲击与损害，人性发生了异化，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而揭露“金钱至上”资本主义价值观导致的贫富分化与人情冷漠，是弗罗斯特诗歌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他在诗歌《仆人们的仆人》、《家葬》和《山妻》中都描写了“家”给人的冰冷感觉：“我差不多是一说话就惹你生气，/ 我真不知道如何开口才能让你高兴。”“家”成了“某种你不一定值得去拥有的东西”。④原本被视为“爱的港湾”的家失去了应有的温馨，夫妻双方四目相对，无话可说，成了婚姻牢笼里的囚徒。
家庭成员之间亲密的关系被异化至此，那么邻里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补墙》中的邻居住在山那边，虽然“我”与他相距甚远，出于修墙的目的每年能够见一次面，多年来“我”俩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也算是熟人。然而，两人见面很少说话，即使“我”主动开口与他交谈，但他除了说一句俗语“好篱笆造出好邻家”以外，⑤便再无言语。 “我”与他一墙之隔，但他对我冷若冰霜。正如诗中所写：“他那边全是松树，这边是苹果园，我的苹果树永远也不会踱过去，吃掉他松树下的松球。”⑥邻居与“我”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他对“我”的主动与友好似乎怀有敌意，根本不理睬。人虽是独立的个体，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人的存在离不开与他人的交流与合作。对话本是最寻常的沟通方式，邻居却不肯与“我”交流，一方面可能是他性格孤僻，另一方面可能是他惧怕打开心灵之门。此时表面上有形的墙已变成无形的心灵屏障。这种相互误解、不理不睬的窘境正是现代工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写照，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隔阂与疏远。弗罗斯特在《雪夜在林边停留》中写道：“我想我知道这树林是谁的。/不过主人的家宅在村里，/他不会看见我在这儿停歇/...../在这树林与冰冻的湖之间，/在一年中最黑暗的夜晚。”⑦诗的第一句表明叙事者和树林的主人是认识的，但即使在一年中最黑暗、严酷的雪夜里，“他见不到我在此逗留”。因为“我们”平时基本不来往，即使“我”去打扰他，他也未必理睬“我”，一语道出人情的凉薄。再如《熄了，熄了》描写的是一个男孩在用电锯锯木头时发生的悲剧。男孩的手一不留神被电锯锯断，事故发生后短短的时间内他就死掉了。诗人专门强调孩子的手对他的重要性：“干起成人的活，/ 他知道一切都毁了。”因为失去手，就丧失了劳动能力，意味着失业。再看周围工人的反映，几分钟后他们都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诗人愤怒地评价道：“由于他们不是死者，/所以都转身忙自己的事情去了。”①人间温情丧失，整个社会成为精神荒原。正如黄宗英所说：“在工业时代或者说是后工业时代的弗罗斯特更加注重在诗歌中挖掘和表达现实生活中人性孤独与异化所造成的恶的主题。”②弗罗斯特不仅看到人世间的善，更看到人世间的恶，对后者的挖掘与批判彰显了其后现代生态思想。
当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机器化生产取代了人力劳动，人与自然密切的联系被割断，更多时候人成了机器的奴隶，身心受损，精神扭曲，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另一方面，人们极度信奉物质主义及其倡导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将物质生活的满足视为人生的意义所在。在这样腐败的社会风气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争夺利益的竞争关系，加之贫富分化，社会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冷漠、隔阂，社会成了精神的荒原。正如麦尔德里德·哈特索克（Mildred Hartsock）指出的那样：“弗罗斯特所描绘的不是那种奄奄一息的新英格兰人，而是现代人：异化、迷惘、受伤、担心、隔阂……这些所谓的‘新英格兰’诗歌揭示了 20 世纪人类面临的典型问题。”③尽管弗罗斯特描写的是英格兰地方风俗，但却反映了人类生活的普遍道理，因而他的诗歌远远超越地域限制而具有普遍意义。由此可知，《补墙》中的“墙”还喻指人际关系，诗人意在呼吁人們打破这种冰冷的界限之墙，建立合作友好的人际关系。批评家诺曼·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曾运用精神分析法将《补墙》解析为：“婴儿期要打破标志着分裂的自我之墙，以回归到与他人亲密状态之中的臆想。”④寻求爱与温暖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与安全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不是靠占有钱财就能够满足的。弗罗斯特认为要纠正这种重物质、轻人文的文化理念，就需要用诗歌、艺术等文化的引导才能克服。他在《一堆木柴》中描写道：“默默地燃烧着，/……燃烧自己，/一心烘暖冻僵的沼泽地。”⑤诗人借用“柴火”的比喻，要用火焰般的激情感染、融化冰冷的现实世界。在《丝绸帐篷》一诗中他又写道：“由无数爱和思想的牵动，/ 顺着罗盘的方向和世间万物相通。”⑥意思是人一旦有了爱这一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和独立的思想，就拥有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就能顺着这一正确“罗盘”的指引达到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因此，打破墙之界限的第二个建设性的寓意是倡导和谐、友好、协作的人际关系，其前提是人应摆脱物欲的束缚，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 四、倡导创新思维与多元文化共存
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不仅缔造了社会，而且建构了文化。随着生态批评向跨学科领域的拓展与深入，生态批评家们愈发强调文化研究对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生态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后现代的主要特点，那就是反对中心主义，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全球性和建构性。斯普瑞特奈克就主张一种开放性的文化观，她明确指出，“生态后现代主义拒绝成为一种固步自封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主义’，而要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取向’（a creative orientation）”，①这种创造性的取向就是强调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诗中“墙”的第三个隐喻是象征着新旧文化间的界限，表达了诗人打破新旧文化观念之墙的愿望，是对因循守旧传统观念的质疑与挑战。
在诗中，“我”和邻居被墙隔开，各自埋头料理下落的石头。“我”对这种重复的机械劳动十分厌烦，也对邻居寡言少语的冷漠深感不满，禁不住提出“有无必要补墙”的疑问。虽然“我”不喜欢墙，却总是间接提出异议，以示谦恭和礼貌。“我”试图说服邻居，让他明白“我们根本不需要墙”的道理：造墙、补墙是为了防止牛闯入果园，而“我们此地又没有牛”，到底“我要把什么来防”？②邻居认为以墙为界，可以保证互不侵犯，而且补墙是祖传的古训和规矩，不能违反，只有坚守;而“我”认为既然没有牛闯入果园，“我”的苹果树与“你”的松树又互不相干，有无墙都没有关系。其实，“我”劝告邻居放弃补墙的目的是想让邻居改变因循守旧的思想，走出画地为牢的误区。然而，邻居态度强硬，固守古训，拒不采纳“我”的建议，令“我”十分不悦。
“我”与邻居在“补墙”这件事上之所以产生意见分歧，其根源在于文化观念的不同。补墙是新英格兰地区的风俗，“好篱笆造出好邻家”是一句古训，皆属于地方风俗文化的范畴。由于个人的观念受制于当地文化传统，积习已久，很难改变。正如斯普瑞特奈克所说，由于“人是嵌入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存在物，人与‘地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作为相关的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产生着微妙的影响”。③“邻居”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刻板、固执的“花岗岩头脑”，正是地方风俗文化影响的结果。弗罗斯特没有直接叙述根植于内心的传统观念如何难以改变，而是以“墙”为媒介表达了“我”与邻居对待风俗与传统文化迥异的态度。“我”反对补墙，把邻居说成“一个旧石器时代武装起来的野蛮人”，④表达了我对他顽固不化、抗拒新事物、畏首畏尾怯懦行为的批评，同时也反衬出“我”思想的开明与灵活变通。邻居的狭隘在于他只看到了补墙对自身的好处，满足自己捍卫、遵守祖宗古训的虚荣心，岂不知拆墙之后将看到无限开阔的美景，获得沟通无阻的自由，领略温馨和睦、邻里相安的美好场景。
由上可知，弗罗斯特诗歌中无论是人为的自然还是未被改造的纯自然，多多少少都与人类之间有摩擦或抵触，而且他所塑造的在自然背景下活动的人物之间也有矛盾与分歧;也就是说，人/自然，人/人之间似乎都构成二元对立的关系。那么他又是如何使这两种对立、失调的关系趋于协调一致呢？他在《割草》中有句名言：“凡事超过真实便显得虚弱无力。”⑤有评论说：“他对秩序与秩序之美的追求，在他面对混乱时也能表现出来。”⑥的确，弗罗斯特一直试图用自己诗中建构的“秩序”來对抗现实的“混乱”。他在二元对立的矛盾悖论中找到了事物之间的关联，从“真实”中找到“秩序”，使矛盾的双方最终到达统一。他曾不屑于有人把他与爱默生以善为中心的“一元论”相提并论，认为“悲伤的二元论才是唯一的正统（soundness）。问题的关键是正统才是重要的”。①也就是说，爱默生崇尚以“善”为核心的一元论，而弗罗斯特更相信“善恶并存”的二元对立。詹姆斯·奥特曼（James Altman）这样评价道：“尽管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一个自称的二元论者，在哲学上，他仍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一元论者的著作中发现许多有用之处，因为这些格言可以用来帮助解释他们的世界。”②从某种程度上说，弗罗斯特二元论中“恶”的元素来自工业化时代现代性的弊端，因为工业化使人性异化，使人与自然脱离，人成了完全不讲道德、只会赚钱的机器。但批判工业化带来的现代性弊端并不是弗罗斯特诗歌创作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在混乱中寻找有秩序之美，使人类在无望中看到希望。因此，他的二元对立中“恶”的终点是走向“善”的一元论，使对立的双方达成和谐。
由此可知，在对待新旧文化冲突的问题上，弗罗斯特持求同存异的态度。他认为应该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能走极端。对传统文化习俗也一样，他认为要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而不是因循守旧。“我”一方面积极配合邻居补墙，另一方面又主张拆墙，这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但恰恰说明“我”对旧习俗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对新旧文化的传承问题特辩证思维，这正是弗罗斯特的文化观。弗罗斯特曾说：“对艺术家来说，差异是福不是祸。”③在对待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的问题上，他认为差异对任何艺术家来说都很重要，是有益的，因为时代要发展，发展就要变革，变革就需要打破界限，而打破传统就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因此，诗中的“我”更倾向于“拆墙”，因为“拆墙”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障碍被拆除，还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被消除，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四、结语
弗罗斯特的诗歌常以“以快乐开始，以智慧结束”，④使我们从中获取他要传达的生态智慧，实现对自然、对人类社会的种种顿悟。墙隔断了人类的视野，造成人与自然的割裂，人与人心灵的隔膜，致使人陷入冷漠和孤独的困境。弗罗斯特在《补墙》一诗中以代表自然的“墙”为纽带，从自然、人与文化三个维度层层递进地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又层层深入地解构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通过强调非人类自然的主体性，对人与人冷漠关系的审视与对传统、保守观念的质疑，烘托出其独特的生态观与文化观，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文化上的多元与创新。弗罗斯特是一位热爱自然、关注人类生存、深爱人类的诗人，他创作诗歌的目的是以其睿智的生态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唤醒人类担负起保护环境，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责任。另一方面，弗罗斯特以修墙、补墙的比喻，暗示要修补现代社会中业已出现裂隙的人类心灵，提醒现代人要打破心灵的壁垒，走出被科技手段束缚的狭隘空间，多接触自然、融入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他还通过墙代表的新旧文化对立，告诫现代人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不要固步自封、照搬教条，而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求同存异、守正创新，并放眼世界、拥抱未来。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罗伯特·弗罗斯特;《补墙》;物质生态批评;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整体主义
一、引言
20世纪初，美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新英格兰乡村无法逃避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与涤荡，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素有“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之称的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以描写新英格兰乡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而蜚声世界文坛。他的诗歌反映了美国社会现代化引发的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类精神生态危机，意在启发和引导人们走上摆脱生态危机的光明之道。《补墙》是弗罗斯特的一首经典名诗，该诗以戏剧独白的手法描写了叙述者“我”与邻居遵照英格兰乡村风俗——春季修墙的情景。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补墙》的研究集中于该诗的结构与修辞、隐喻与象征的艺术手法和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等方面，而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的较少，且论述还不够深入。事实上，《补墙》是一首包含对立统一哲理思辨的诗歌，诗人以看似平淡无奇的“墙”折射出现代社会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对时代变革中新旧观念的矛盾冲突进行了辩证思考。笔者认为，弗罗斯特独特的生态观，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思想。
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的产生源于现代性的外在危机——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以及内在危机——人与社会关系失衡所引发的全球性焦虑。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是美国生态批评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她在著作《真实的复兴：极度现代世界中的肉体，自然和地方》（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 ： Body， Nature， and Place in a Hypermodern World）中，深入分析了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敦促人们重建真实的世界观。①斯普瑞特奈克以相互“内在”的关系思维构建了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认为只有“以一种关系思维来维护自我与他人、社会、环境，以及与各种共同体的关系，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②生态后现代主义是生态批评和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该理论突出的特点是同时具有“生态性”和“建设性”。众所周知，生态性是生态批评的基础，大卫·格里芬（D. R. Griffin）的后现代科学“以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③为理论基础，以“人类与自然之复杂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内容，显示出该哲学观念的“生态性”。而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又常被称为是“建设性”的，原因在于其对人类未来福祉的关注重“生存”而非“占有”，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说，“真正的后现代是彻底的‘生态的’”。④斯普瑞特奈克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原则，从“生态、技术、社会与精神维度四个层面，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生态社会模式”，⑤是一种能为将来数代人谋幸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由关注自然深入到关注人类及其周围的环境，再到关注人的思维方式，目的是为全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困境寻求一条通向理想与光明的大道，以实现“诗意栖居”的理想，因而它是“生态性”与“建设性”的融合体。斯普瑞特奈克本人也常常称生态后现代主义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或“重构的后现代主义”（restructive postmodernism）。⑥
此外，生态后现代主义还与21世纪初以来兴起的物质生态批评存在密切关联。2009年之后，生态批评不断汲取自然科学（如量子物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于物质的特性，从而使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愈发明显。2012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首次将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称为第四次浪潮，并对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认为新物质主义与生态后现代主义联合推动了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⑦新物质主义关于物质及其施事能力的阐释，为物质生态批评提供了最重要的营养。它首先肯定所有物质都具有施动能力，即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一样具有施事能力;其次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物质通过内在互动具有生成故事的能力，从而使物质与意义、物质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得以显现。生态后现代主义关于物质及其施事能力的研究，对于物质生态批评而言也功不可没。“正是因为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物质具有内在经验、施事创造力和活力’，它才成为物质生态批评的一大理论根源。”⑧生态后现代主义关于“相互‘内在’的关系思维”与物质生态批评关于“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于物质”的观点相一致，为生态批评探究“生态系统内部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将生态批评由外向内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总之，生态后现代主义与物质生态批评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但又超越和发展了后两者。它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为本，倾向于揭示生态危机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在对现代性的毒瘤——物质主义进行有力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理想的“家园”建构，使其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点。同时，生态后现代主义还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观念批判和反思现实问题，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解决问题，显示出独特的文化观。它不仅有力推动了生态批评理论向人类意识形态领域的纵深研究，更为解决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出现的复杂社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成为运用生态批评进行跨学科研究可资借鉴的前沿理论。本文通过对《补墙》①一诗的解读，发现弗罗斯特的生态观正是一种独特的建设性后现代生态思想。 二、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学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格里芬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伦理关系，因而“生态伦理的主体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包括自然在内”。②生态后现代还认为应淡化人类的主体性，以生态自然为整体，形成包括人类与其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在内的整体生態。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认为：“生态批评以自然与文化、特别是自然与语言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作为它的主题。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立于文学，另一只脚立于大地;作为一种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③显然，格罗特菲尔蒂所说的“大地”是“自然”的代名词，而“墙”是非人类物质，属于自然的范畴。弗罗斯特的诗歌离不开自然，自然不仅是他描写的对象，也是其诗歌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自然的描写不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是通过隐喻与象征将其内涵加以延展，表达自然之玄机，人生之奥妙。达布斯（McBride Dabbs）曾评价弗罗斯特诗歌中“象征诗的焦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④马里恩·蒙哥马利（Marion Montgomery）等人强调他诗歌中“人同自然之间的障碍”。⑤《补墙》中的“墙”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其中之一是象征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弗罗斯特通过否定与颠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表明了他尊重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
诗歌开篇中叙述者“我”出其不意地向读者抛出一个神秘的问题：“有种东西不喜欢墙，它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⑥“我”既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事实，也道出自己对流行多年的地方风俗——“补墙”的异议。补墙是一种约定成俗的风俗，只有“我”敢于说出它存在的一个“大破绽”——它“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这堵墙不是天气、季节或地域差异等自然原因形成的，而是由筑墙、补墙等人为原因造成的。在连成一片的田野上突兀地竖起一堵墙，将一个整体隔成两部分，表面上是指自然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却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因为墙的存在纯属人为的结果，不仅破坏了田园风景的自然美，还对生态系统整体造成干扰，因此这种行为是反生态的、非美的。
人之所以造墙，是为了和邻居划清“地界”，以表示自己的领地不可侵犯。但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工改造的自然物失去本真的面貌，也失去纯朴美与和谐美。而且诗中人物的补墙行为与猎人的打猎行为，都违反了生态的整体性原则和多元共生原则。生态整体主义认为：“在地球共同体上，每一个宇宙生命的形式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到世界到世上的，然而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孤立地到来的，无论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是我们的亲戚，都在我们周围存在。”①物质女权主义者凯伦·巴拉德（Karan Barad）以“内在互动”（intra-action）的关系思维强调：“有机体各个因子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活动，因而整个世界就表现为一种活动的过程”，“而人类与非人类都是通过内在互动施展施事能力”。②强调“相互内在”的关系思维，颠覆了现代科学孤立看待事物的机械论。除人类以外，地球生态系统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有生命个体和土壤、河流、山川等无生命物质构成，而生态系统内又有不同种类的食物链构成的生物圈，那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系统，不可随意破坏。正是生态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使得地球整体的生态系统得以正常运行;也正是物种的多样化与生物的多样性，才使得整个世界色彩斑斓，物质生活资料丰富而充足。“‘人不是世间唯一的主体’，因为自然也是主体。自然是‘自我’扩展了的边界。”③诗中猎人打猎，让猎狗追捕野兔的行为，都是强势的人类对弱势的非人类的欺凌，而人类造墙、补墙的行为也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是丑陋的，反生态的。
诗人认为围墙、冻土、圆石等虽是无生命的物质，但它们和人与动物一样同样具有主体性。诚如开篇叙述者“我”道出的补墙的原因是：“有种东西不喜欢墙，它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要推倒它”的神秘力量不是“我”所说的“鬼”（Elves），④而是大地内部产生的施事能力。而诗歌中的墙是人造的，是闯入自然风景的“不速之客”，是人对大地施加的外力和对地球内部运行规律的一种干扰，是自然所“不喜欢”的，因此大地以“隆起”表达对外力强烈的“抗议”。这种“抗议”还可视为物质的另一个特性——叙事能力（narrative agency）的体现。诚如“物质生态批评认为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不仅是文本的描述对象，而且本身就是文本，就是叙事，而这种叙事能力就是一种生成故事的能力”。⑤“叙事能力”是一个比喻，意思是任何物质都具有表达能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书写自己的文本，讲述自己故事。无生命物质在变化过程中显现的种种迹象正是其叙事能力的体现。初春，“冻土使墙角冰冻的地面隆起”，冰雪消融，自然内部的运动开始加速，施事能力超常发挥，此股力量如此巨大，即使没有人看见或听见，但它确实存在。“圆石”也不老老实实呆在墙上，反而纷纷“下落”。人类筑墙与自然损墙这两股力量的较量一直在持续，孰强孰弱，诗人给予了明确的交代：冻土膨胀从根基开始，反抗和颠覆墙的存在;圆石受万有引力的作用滑落，以摆脱墙的束缚，墙最终败在了自然力量面前。难怪诗人戏谑地发出感叹：每年都要重复这“户外的游戏”（out-door game），⑥实在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一直站在代表大自然的“墙”的一边，而没有让强势的人类“阴谋得逞”：墙年年倒塌，给造墙人增添补墙的烦恼。诗人体察到大地与墙等非物质“内在互动”的运动规律，让墙“发声”和“反抗”，以维护自身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好像人类的解释者和调停者……它是反抗混乱的一种完美的东西。”⑦弗罗斯特认为，自然本身具有调节系统内部不和谐关系的功能，能使混乱的秩序趋于完美。他通过让自然“发声”使其主体地位得以凸显，从而颠覆了人类以主体自居的优越感。
弗罗斯特的另一首诗《架线工》也同样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破坏自然，“使荒野化为乌有”的丑恶行径的憎恶与批判。该诗描写了人为了架电话线在田野竖起的电线杆：“这儿来了一群开路的架线工。/ 他们摧毁森林，破坏多过砍伐。/他们栽死树替代活树，/ 又用一根活线将死树串在一起。”①两首诗异曲同工的妙处在于诗人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表达了深刻的生态危机意识，使其诗歌具有了社会批判意义。在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期，由于机械化大生产取代了农耕方式，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加剧，无节制性的开发和肆无忌惮的强取豪夺使环境日益恶化，曾经葱茏、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一去不复返。正如弗罗斯特在《最后一片牧草地》中所写道的：“有一片被叫作偏远牧场的草地，/ 我们再也不会去那儿收割牧草， /……说那片草场与割草人的缘分已尽。”②诗人意识到大片的森林遭受砍伐的厄运，仅有的一片牧场将不复存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也随之被割断。 在《补墙》中，诗人不仅以隐喻与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墙之界限所代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而且通过墙无声的反抗表达了对人类主体的否定。人类和非人类物种同为主体，作为相关联且平等的施动者而存在，二者在自然界中的身份是平等的。一方面，弗罗斯特关于人类与非人类的“双主体”观是对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观念的否定，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批判。正如“好的文学作品不但要叙述自然，而且要提及——至少要暗示——自然的抵抗”，展示自然如何“抵抗、质疑、逃避我们试图强加给它的意义”。③《补墙》对自然主体及其意义的表达，显示了诗人超前的生态意识。另一方面，诗人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否定在逻辑上还指向对自然权利的恢复，不仅强调自然的主体性，还强调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这正体现了生态后现代主义鲜明的“生态性”。《花丛》、《割草》与《摘苹果》等描写了美丽的花草带给人的审美愉悦，还让人体验到田间劳动的快乐，从而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与保护之情。《收落叶》、《牧场》等描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场景，表达了诗人期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愿望。弗罗斯特的诗歌总是于简单之中隐含深刻的道理，诗人的意图并不是造墙、补墙，而是拆墙、毁墙，因为造墙代表人类与自然为敌，而拆墙代表人与自然的和解。因此，《补墙》一诗的建设性内涵是打破“墙”之界限，旨在唤醒人类尊重自然规律，依照自然规律行事，树立自觉保护生存环境的生态意识。
三、建构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
《补墙》中“墙”的隐喻之二是揭示人与人的对立，象征人与人之间冷漠、疏远的关系，其背后的寓意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强调沟通与协作。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处所，而以自然为根基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系统，除人与自然关系外，还存在着由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生态后现代主义以“相互内在”的关系思维构建的生态原则不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也拓展至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因为人是一种深刻的关系性存在，必须以一种关系思维来维护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及各种共同体的关系。弗罗斯特的《雪夜在林边停留》一诗就充满此类隐喻和象征：“白雪皑皑的树林”象征着“大自然”，“附近的村子”则象征着人类社会。正如约翰·莱农（John Lynen）所指出的：“对弗罗斯特而言，大自然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意象，大自然所代表的可以被称为‘人类处境’。”①生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工业社会反生态化本质的揭示集中体现在对物质主义的批判上。斯普瑞特奈克分析了现代性对“真”的三个方面——肉体、自然、地方的伤害。“现代生活的自由是建立在丑化肉体、限制自然、分割地方基础之上的。”②“肉体被看作生物机器，自然被看作是完全外在的东西，地方被看作是未开化的先民。日复一日，人们深受这种世界观的毒害。”③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与机器、厂房的接触越来越多，与自然的联系日渐减少，人的肉体与自然一样在不断遭受机器化生产带来的冲击与损害，人性发生了异化，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而揭露“金钱至上”资本主义价值观导致的贫富分化与人情冷漠，是弗罗斯特诗歌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他在诗歌《仆人们的仆人》、《家葬》和《山妻》中都描写了“家”给人的冰冷感觉：“我差不多是一说话就惹你生气，/ 我真不知道如何开口才能让你高兴。”“家”成了“某种你不一定值得去拥有的东西”。④原本被视为“爱的港湾”的家失去了应有的温馨，夫妻双方四目相对，无话可说，成了婚姻牢笼里的囚徒。
家庭成员之间亲密的关系被异化至此，那么邻里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补墙》中的邻居住在山那边，虽然“我”与他相距甚远，出于修墙的目的每年能够见一次面，多年来“我”俩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也算是熟人。然而，两人见面很少说话，即使“我”主动开口与他交谈，但他除了说一句俗语“好篱笆造出好邻家”以外，⑤便再无言语。 “我”与他一墙之隔，但他对我冷若冰霜。正如诗中所写：“他那边全是松树，这边是苹果园，我的苹果树永远也不会踱过去，吃掉他松树下的松球。”⑥邻居与“我”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他对“我”的主动与友好似乎怀有敌意，根本不理睬。人虽是独立的个体，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人的存在离不开与他人的交流与合作。对话本是最寻常的沟通方式，邻居却不肯与“我”交流，一方面可能是他性格孤僻，另一方面可能是他惧怕打开心灵之门。此时表面上有形的墙已变成无形的心灵屏障。这种相互误解、不理不睬的窘境正是现代工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写照，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隔阂与疏远。弗罗斯特在《雪夜在林边停留》中写道：“我想我知道这树林是谁的。/不过主人的家宅在村里，/他不会看见我在这儿停歇/...../在这树林与冰冻的湖之间，/在一年中最黑暗的夜晚。”⑦诗的第一句表明叙事者和树林的主人是认识的，但即使在一年中最黑暗、严酷的雪夜里，“他见不到我在此逗留”。因为“我们”平时基本不来往，即使“我”去打扰他，他也未必理睬“我”，一语道出人情的凉薄。再如《熄了，熄了》描写的是一个男孩在用电锯锯木头时发生的悲剧。男孩的手一不留神被电锯锯断，事故发生后短短的时间内他就死掉了。诗人专门强调孩子的手对他的重要性：“干起成人的活，/ 他知道一切都毁了。”因为失去手，就丧失了劳动能力，意味着失业。再看周围工人的反映，几分钟后他们都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诗人愤怒地评价道：“由于他们不是死者，/所以都转身忙自己的事情去了。”①人间温情丧失，整个社会成为精神荒原。正如黄宗英所说：“在工业时代或者说是后工业时代的弗罗斯特更加注重在诗歌中挖掘和表达现实生活中人性孤独与异化所造成的恶的主题。”②弗罗斯特不仅看到人世间的善，更看到人世间的恶，对后者的挖掘与批判彰显了其后现代生态思想。
当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机器化生产取代了人力劳动，人与自然密切的联系被割断，更多时候人成了机器的奴隶，身心受损，精神扭曲，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另一方面，人们极度信奉物质主义及其倡导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将物质生活的满足视为人生的意义所在。在这样腐败的社会风气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争夺利益的竞争关系，加之贫富分化，社会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冷漠、隔阂，社会成了精神的荒原。正如麦尔德里德·哈特索克（Mildred Hartsock）指出的那样：“弗罗斯特所描绘的不是那种奄奄一息的新英格兰人，而是现代人：异化、迷惘、受伤、担心、隔阂……这些所谓的‘新英格兰’诗歌揭示了 20 世纪人类面临的典型问题。”③尽管弗罗斯特描写的是英格兰地方风俗，但却反映了人类生活的普遍道理，因而他的诗歌远远超越地域限制而具有普遍意义。由此可知，《补墙》中的“墙”还喻指人际关系，诗人意在呼吁人們打破这种冰冷的界限之墙，建立合作友好的人际关系。批评家诺曼·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曾运用精神分析法将《补墙》解析为：“婴儿期要打破标志着分裂的自我之墙，以回归到与他人亲密状态之中的臆想。”④寻求爱与温暖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与安全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不是靠占有钱财就能够满足的。弗罗斯特认为要纠正这种重物质、轻人文的文化理念，就需要用诗歌、艺术等文化的引导才能克服。他在《一堆木柴》中描写道：“默默地燃烧着，/……燃烧自己，/一心烘暖冻僵的沼泽地。”⑤诗人借用“柴火”的比喻，要用火焰般的激情感染、融化冰冷的现实世界。在《丝绸帐篷》一诗中他又写道：“由无数爱和思想的牵动，/ 顺着罗盘的方向和世间万物相通。”⑥意思是人一旦有了爱这一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和独立的思想，就拥有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就能顺着这一正确“罗盘”的指引达到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因此，打破墙之界限的第二个建设性的寓意是倡导和谐、友好、协作的人际关系，其前提是人应摆脱物欲的束缚，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 四、倡导创新思维与多元文化共存
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不仅缔造了社会，而且建构了文化。随着生态批评向跨学科领域的拓展与深入，生态批评家们愈发强调文化研究对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生态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后现代的主要特点，那就是反对中心主义，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全球性和建构性。斯普瑞特奈克就主张一种开放性的文化观，她明确指出，“生态后现代主义拒绝成为一种固步自封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主义’，而要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取向’（a creative orientation）”，①这种创造性的取向就是强调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诗中“墙”的第三个隐喻是象征着新旧文化间的界限，表达了诗人打破新旧文化观念之墙的愿望，是对因循守旧传统观念的质疑与挑战。
在诗中，“我”和邻居被墙隔开，各自埋头料理下落的石头。“我”对这种重复的机械劳动十分厌烦，也对邻居寡言少语的冷漠深感不满，禁不住提出“有无必要补墙”的疑问。虽然“我”不喜欢墙，却总是间接提出异议，以示谦恭和礼貌。“我”试图说服邻居，让他明白“我们根本不需要墙”的道理：造墙、补墙是为了防止牛闯入果园，而“我们此地又没有牛”，到底“我要把什么来防”？②邻居认为以墙为界，可以保证互不侵犯，而且补墙是祖传的古训和规矩，不能违反，只有坚守;而“我”认为既然没有牛闯入果园，“我”的苹果树与“你”的松树又互不相干，有无墙都没有关系。其实，“我”劝告邻居放弃补墙的目的是想让邻居改变因循守旧的思想，走出画地为牢的误区。然而，邻居态度强硬，固守古训，拒不采纳“我”的建议，令“我”十分不悦。
“我”与邻居在“补墙”这件事上之所以产生意见分歧，其根源在于文化观念的不同。补墙是新英格兰地区的风俗，“好篱笆造出好邻家”是一句古训，皆属于地方风俗文化的范畴。由于个人的观念受制于当地文化传统，积习已久，很难改变。正如斯普瑞特奈克所说，由于“人是嵌入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存在物，人与‘地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作为相关的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产生着微妙的影响”。③“邻居”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刻板、固执的“花岗岩头脑”，正是地方风俗文化影响的结果。弗罗斯特没有直接叙述根植于内心的传统观念如何难以改变，而是以“墙”为媒介表达了“我”与邻居对待风俗与传统文化迥异的态度。“我”反对补墙，把邻居说成“一个旧石器时代武装起来的野蛮人”，④表达了我对他顽固不化、抗拒新事物、畏首畏尾怯懦行为的批评，同时也反衬出“我”思想的开明与灵活变通。邻居的狭隘在于他只看到了补墙对自身的好处，满足自己捍卫、遵守祖宗古训的虚荣心，岂不知拆墙之后将看到无限开阔的美景，获得沟通无阻的自由，领略温馨和睦、邻里相安的美好场景。
由上可知，弗罗斯特诗歌中无论是人为的自然还是未被改造的纯自然，多多少少都与人类之间有摩擦或抵触，而且他所塑造的在自然背景下活动的人物之间也有矛盾与分歧;也就是说，人/自然，人/人之间似乎都构成二元对立的关系。那么他又是如何使这两种对立、失调的关系趋于协调一致呢？他在《割草》中有句名言：“凡事超过真实便显得虚弱无力。”⑤有评论说：“他对秩序与秩序之美的追求，在他面对混乱时也能表现出来。”⑥的确，弗罗斯特一直试图用自己诗中建构的“秩序”來对抗现实的“混乱”。他在二元对立的矛盾悖论中找到了事物之间的关联，从“真实”中找到“秩序”，使矛盾的双方最终到达统一。他曾不屑于有人把他与爱默生以善为中心的“一元论”相提并论，认为“悲伤的二元论才是唯一的正统（soundness）。问题的关键是正统才是重要的”。①也就是说，爱默生崇尚以“善”为核心的一元论，而弗罗斯特更相信“善恶并存”的二元对立。詹姆斯·奥特曼（James Altman）这样评价道：“尽管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一个自称的二元论者，在哲学上，他仍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一元论者的著作中发现许多有用之处，因为这些格言可以用来帮助解释他们的世界。”②从某种程度上说，弗罗斯特二元论中“恶”的元素来自工业化时代现代性的弊端，因为工业化使人性异化，使人与自然脱离，人成了完全不讲道德、只会赚钱的机器。但批判工业化带来的现代性弊端并不是弗罗斯特诗歌创作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在混乱中寻找有秩序之美，使人类在无望中看到希望。因此，他的二元对立中“恶”的终点是走向“善”的一元论，使对立的双方达成和谐。
由此可知，在对待新旧文化冲突的问题上，弗罗斯特持求同存异的态度。他认为应该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能走极端。对传统文化习俗也一样，他认为要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而不是因循守旧。“我”一方面积极配合邻居补墙，另一方面又主张拆墙，这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但恰恰说明“我”对旧习俗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对新旧文化的传承问题特辩证思维，这正是弗罗斯特的文化观。弗罗斯特曾说：“对艺术家来说，差异是福不是祸。”③在对待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的问题上，他认为差异对任何艺术家来说都很重要，是有益的，因为时代要发展，发展就要变革，变革就需要打破界限，而打破传统就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因此，诗中的“我”更倾向于“拆墙”，因为“拆墙”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障碍被拆除，还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被消除，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四、结语
弗罗斯特的诗歌常以“以快乐开始，以智慧结束”，④使我们从中获取他要传达的生态智慧，实现对自然、对人类社会的种种顿悟。墙隔断了人类的视野，造成人与自然的割裂，人与人心灵的隔膜，致使人陷入冷漠和孤独的困境。弗罗斯特在《补墙》一诗中以代表自然的“墙”为纽带，从自然、人与文化三个维度层层递进地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又层层深入地解构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通过强调非人类自然的主体性，对人与人冷漠关系的审视与对传统、保守观念的质疑，烘托出其独特的生态观与文化观，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文化上的多元与创新。弗罗斯特是一位热爱自然、关注人类生存、深爱人类的诗人，他创作诗歌的目的是以其睿智的生态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唤醒人类担负起保护环境，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责任。另一方面，弗罗斯特以修墙、补墙的比喻，暗示要修补现代社会中业已出现裂隙的人类心灵，提醒现代人要打破心灵的壁垒，走出被科技手段束缚的狭隘空间，多接触自然、融入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他还通过墙代表的新旧文化对立，告诫现代人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不要固步自封、照搬教条，而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求同存异、守正创新，并放眼世界、拥抱未来。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