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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一般人鉴赏诗词往往是从诗词的意象、语言、情感等角度出发进行体悟，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很好地了解诗词生存的独特环境。作为我们所熟知的一种文学艺术，“词”与其他诸多艺术形式一样，也有着其独特的滋生“土壤”。因此，为了更好地赏析诗词，我们就要深入探究诗词背后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词 歌妓文化 建筑 传播
词是一种典型的艺术样式，原本就是随着燕乐的兴盛而流行的合乐歌词，燕乐称宴乐，主要用于达官贵人的歌筵、酒宴和民间的青楼酒肆之中，而以娱情为主的词则更多地集中于休闲、娱乐的场所。酒肆茶坊、青楼妓馆是唐宋时代最为重要的娱情之所，也是词人、歌妓的聚集之地。郑学檬在《中国传统的传播观念初探》一文中指出：
非政治性信息，很难靠服从来接受，说服形式就尤其重要。说服有以理服人，也有以情动人。这个以情动人，需要情感环境。酒楼、茶馆、戏院无疑是最好的环境了。
宋词的传播方式恰应了这一观点，因而酒肆茶坊、青楼妓馆不仅是唐宋时代最为重要的娱情之所，也是词传播的最佳环境。《东京梦华录》卷二关于“酒楼”的记载，都城酒肆茶坊林立，本已是一片生机蓬勃，然政府为进一步活跃市场，主导新的消费措施出台，“北宋神宗朝熙宁新政以来，各地官办酒肆纷纷利用妓女设法卖酒、襄助经营”。不仅于此，据《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载：“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当时的酒楼便已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以供食客私享。这不仅为其畅饮大开方便之门，更为娱情作词提供了客观条件。以至《武林旧事》卷六“歌馆”条说：“此外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更有甚者，多有茶客“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谓流连忘返。这些茶肆虽以卖茶为名，楼上却专安排了招人耳目的歌妓，不仅照顾了生意，客观上也扩充了当时的歌妓组织，为歌词的传播创设了条件。
除了“酒肆”、“歌馆”，还有专门的“妓馆”。据几部宋人笔记记载，妓馆在当时是兴起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东京梦华录》卷二载：“出东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皆妓馆。”《武林旧事》卷六亦载：“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所谓“建筑艺术作为历史文化的体现和时代精神的标志，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①”通过上述几部笔记详细的记述，可以说，酒肆茶坊、青楼妓馆是唐宋社会典型的城市建筑，也恰代表着当时歌妓文化与词文化的勃兴。
数量众多的茶肆妓馆等娱乐场所，容纳了为数众多的歌妓群体。如蔡镇楚说：“宋词与青楼结下不解之缘，其中介就是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歌妓。②”于是，歌妓群体便与留恋娱乐的文人共同承担起了当时歌诗生产的重任，促进了词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宋代词人便陶醉在‘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氛围中，像词中出现的亭、楼、阁、殿、台、堂、窗、园、桥等，以及阑干、阶、廊等，便多与士或歌妓的活动有关③”，繁荣的封建商业都市和庞大的市民阶层为歌妓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据《全宋词》辑录，就有琴操、盼盼、苏琼、王幼玉、谭意歌、乐婉、聂胜琼、赵长卿、陈凤仪、严蕊等一大批唱词、填词的歌妓。
王灼曾云：“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④”北宋以来，逐渐形成了以词人、歌妓为主体的词体创作氛围，而早期的又是以女性为主导的表演艺术，表达内心孤独的情感。李旭在评价宋时词人与歌妓的关系时，也同样是结合当时的时代氛围指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的风气之下，妓女和文人士大夫就结成了一种很奇特的关系。他们一方面是词曲作者与表演者的艺术合作关系，一方面是歌舞表演者与欣赏评价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在实际人生的层次上，又可以构成互相取悦、互相爱慕、共同享受人生的关系。⑤”
沦落青楼、漂泊江湖是一种无奈，但歌妓因要维系仅有的生存技能，于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她们还是选择“为妓”的生活方式。结果，众多的歌妓只能在繁荣的都市建筑间孤独地演绎着人生的凄凉。她们不断地迎来送往，能有几份真情？最多只是远方的牵挂，以及遥遥无期的孤独等待。情郎能否如约而至，永远只是一个未知数。多情的歌妓遇到的多是自私的看客，感官上追求声色享受；心理上唯愿满足个体的一己私欲，没有正常意义上的情感安慰。歌妓在面对这群满脸堆笑、内心冷峻的麻木看客时，个中情感当然便是苦涩难排。若想身在俗界，心在俗外，惟有依赖“词”这样一种精神食粮。因为词既可随时陪伴在身边，又与人的精神生活、内在情感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词”作为一种手段，既满足了大众广泛的声色需求，更帮助歌妓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以词中之境、词中之情作为摆脱现实束缚、达到心灵超越作为人生追求的梦想。成都官妓赵长卿有词《燕归梁》曰：
细柳营中有亚夫，华宴簇名姝。雅歌长许佐投壶。无一日、不欢娱。汉王拓境思名将，捧飞诏欲登途。从前密约尽成虚。空赢得、泪如珠。
直书客人在时欢娱，走后空虚的情绪。无论官妓，还是商妓、艺妓，终究难逃此命运。短暂的欢娱、长期的落寞与孤寂，难免精神失落，情感孤寂。柳永的《定风波》一词也曾替歌妓倾吐心声：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主人公想要拥有“夫妻恩爱、情长在”的现实，反映了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内心的烦恼与悔恨。茶肆妓馆的女性在虚伪的欢娱与悲哀的孤寂中，精神是空虚的。没有期待的终点，人生几近绝望。只能通过口中的唱词排解内心的积郁情结，在虚无的精神世界寻求片刻的安慰，在虚无的世界里寻找到一种情感上的超脱。 歌妓之外，还有另一类女性群体值得关注。那就是久居“危楼、深院”的望夫女子。“从晚唐五代崛起的‘花间词派’，到作为一代文学旗帜的‘宋词’，绵绵词史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是女性之恋。⑥”无论是“自言体”抑或“代言体”，抒写闺怨皆是词的突出主题。诸如“斜倚危楼”、“独上高楼”、“有人楼上愁”、“肠断楼南金锁户”等，都是闺怨者的典型身姿。时至北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词人写闺怨之词。北宋的魏夫人，南宋的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等都是以词写闺怨的代表。历史表明，古代“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经济与人格两方面都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⑦”，这些独居家中，备受思念之苦的女子只能在深闺痛诉，泪水长流。她们失落的情感只能用词这样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进行弥补。
以歌词作为情感抒发的手段，古来有之。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士子常将目光转向婉曲的词作，以填胸中之不平。此刻，词这一独具包容性、公平性的文化空间，也为女性获得了自由抒发自我郁结情怀的写作权利，于是众多的闺怨词便应运而生。像欧阳修的代言体《蝶恋花》词曰：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作者以含蕴的笔法描写了幽居深院的少妇伤春及怀人的复杂思绪和怨情。由一个“深”字，可见佳人禁锢高门，内外隔绝、闺房寂落之况。独居高楼，幽居深院的闺阁女子长期忍受别离之苦可见一斑。其实她们何尝不想摆脱这种现实的依附状态，恢复于不附赘任何包袱的本然纯真？然而，历史与道德的桎梏却让闺阁女性永远都打不开封存于自身的无形枷锁！于是，闺阁女性只能伫倚危楼独唱“有人楼上愁”，在文化心理上指向一种情感申诉的女性特征。又如李清照《念奴娇》云：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丈夫偶尔的出行在外，词人就表现出浓烈的相思深情。何况是久居深院的独居女性，她们当然也想逃离孤独。弗洛姆曾说：“人类最深层次的需要就是克服疏离感，是逃离孤独监狱的需要。⑧”当闺阁女性将自己的情感及肉身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男性身上遭致失败时，词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些女性逃离孤独、倾泄情感的最佳手段。也不得不说这是这一部分女性群体在向外祈求失败后的一种逆向逃逸，而这种逃逸现实的目的也还是为了拯救自我并唤起情感上的安慰。也许我们还无法真正体会当时女性的那种相思之苦，但只要触及到生命个体在历史沉浮中的生存痛苦和精神困惑时，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这类女性在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而深邃的情感。
至此，可知词的传播具有自己典型的环境特征，酒肆茶坊、青楼妓馆、闺阁深院均为词提供了属于自己的生成空间以及文化氛围。“使君落笔春词就，应唤歌檀催舞袖”（黄庭坚《木兰花令》），从某种意义而言，词的传播往往是作者与歌妓，即传者与受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歌妓的传唱，可满足酒筵歌舞侑酒之需。而歌妓的表情、动作，音乐感染力，更有一种激发人感情的作用，可沟通作者和欣赏者的感情联系。另一方面，“广大才士词人在酒楼之上，对酒当歌，激发起依曲填词的欲望，得到了听歌与饮酒的双重享受。⑨”甚至于部分词人已经不满足于感官的享乐、歌酒的熏陶、声色的纵情，而是追求词学创作上的精神享受。于是宋时的娱乐场所便成为了词艺术得以生成的最佳环境。正如蔡镇楚评价古代妓馆的作用时说：“青楼是词体得以孕育、繁衍、兴旺的温床，是文人词客的琦思丽情得以引发书写的渊薮。⑩”难怪宋时词人对于当时的娱乐性场所情有独钟。因为在宋代词家看来，当时的娱乐性建筑早已超越了最初的实用功能，它们更是组创词作的重要艺术手段。
【注释】
① 李道先、侯曙芳. 简论徽派古民居建筑的审美特征，《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③ 杨柏岭. 唐宋词中建筑的特色及其作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④ 王灼.《碧鸡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⑤ 李旭. 妓女与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⑥ 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⑦ 艾尤. 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文艺理论》，2008年第1期.
⑧ 弗洛姆.《爱的艺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页.
⑨ 高峰. 榷酒制度与宋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⑩ 蔡镇楚.《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关键词】词 歌妓文化 建筑 传播
词是一种典型的艺术样式，原本就是随着燕乐的兴盛而流行的合乐歌词，燕乐称宴乐，主要用于达官贵人的歌筵、酒宴和民间的青楼酒肆之中，而以娱情为主的词则更多地集中于休闲、娱乐的场所。酒肆茶坊、青楼妓馆是唐宋时代最为重要的娱情之所，也是词人、歌妓的聚集之地。郑学檬在《中国传统的传播观念初探》一文中指出：
非政治性信息，很难靠服从来接受，说服形式就尤其重要。说服有以理服人，也有以情动人。这个以情动人，需要情感环境。酒楼、茶馆、戏院无疑是最好的环境了。
宋词的传播方式恰应了这一观点，因而酒肆茶坊、青楼妓馆不仅是唐宋时代最为重要的娱情之所，也是词传播的最佳环境。《东京梦华录》卷二关于“酒楼”的记载，都城酒肆茶坊林立，本已是一片生机蓬勃，然政府为进一步活跃市场，主导新的消费措施出台，“北宋神宗朝熙宁新政以来，各地官办酒肆纷纷利用妓女设法卖酒、襄助经营”。不仅于此，据《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载：“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当时的酒楼便已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以供食客私享。这不仅为其畅饮大开方便之门，更为娱情作词提供了客观条件。以至《武林旧事》卷六“歌馆”条说：“此外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更有甚者，多有茶客“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谓流连忘返。这些茶肆虽以卖茶为名，楼上却专安排了招人耳目的歌妓，不仅照顾了生意，客观上也扩充了当时的歌妓组织，为歌词的传播创设了条件。
除了“酒肆”、“歌馆”，还有专门的“妓馆”。据几部宋人笔记记载，妓馆在当时是兴起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东京梦华录》卷二载：“出东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皆妓馆。”《武林旧事》卷六亦载：“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所谓“建筑艺术作为历史文化的体现和时代精神的标志，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①”通过上述几部笔记详细的记述，可以说，酒肆茶坊、青楼妓馆是唐宋社会典型的城市建筑，也恰代表着当时歌妓文化与词文化的勃兴。
数量众多的茶肆妓馆等娱乐场所，容纳了为数众多的歌妓群体。如蔡镇楚说：“宋词与青楼结下不解之缘，其中介就是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歌妓。②”于是，歌妓群体便与留恋娱乐的文人共同承担起了当时歌诗生产的重任，促进了词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宋代词人便陶醉在‘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氛围中，像词中出现的亭、楼、阁、殿、台、堂、窗、园、桥等，以及阑干、阶、廊等，便多与士或歌妓的活动有关③”，繁荣的封建商业都市和庞大的市民阶层为歌妓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据《全宋词》辑录，就有琴操、盼盼、苏琼、王幼玉、谭意歌、乐婉、聂胜琼、赵长卿、陈凤仪、严蕊等一大批唱词、填词的歌妓。
王灼曾云：“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④”北宋以来，逐渐形成了以词人、歌妓为主体的词体创作氛围，而早期的又是以女性为主导的表演艺术，表达内心孤独的情感。李旭在评价宋时词人与歌妓的关系时，也同样是结合当时的时代氛围指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的风气之下，妓女和文人士大夫就结成了一种很奇特的关系。他们一方面是词曲作者与表演者的艺术合作关系，一方面是歌舞表演者与欣赏评价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在实际人生的层次上，又可以构成互相取悦、互相爱慕、共同享受人生的关系。⑤”
沦落青楼、漂泊江湖是一种无奈，但歌妓因要维系仅有的生存技能，于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她们还是选择“为妓”的生活方式。结果，众多的歌妓只能在繁荣的都市建筑间孤独地演绎着人生的凄凉。她们不断地迎来送往，能有几份真情？最多只是远方的牵挂，以及遥遥无期的孤独等待。情郎能否如约而至，永远只是一个未知数。多情的歌妓遇到的多是自私的看客，感官上追求声色享受；心理上唯愿满足个体的一己私欲，没有正常意义上的情感安慰。歌妓在面对这群满脸堆笑、内心冷峻的麻木看客时，个中情感当然便是苦涩难排。若想身在俗界，心在俗外，惟有依赖“词”这样一种精神食粮。因为词既可随时陪伴在身边，又与人的精神生活、内在情感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词”作为一种手段，既满足了大众广泛的声色需求，更帮助歌妓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以词中之境、词中之情作为摆脱现实束缚、达到心灵超越作为人生追求的梦想。成都官妓赵长卿有词《燕归梁》曰：
细柳营中有亚夫，华宴簇名姝。雅歌长许佐投壶。无一日、不欢娱。汉王拓境思名将，捧飞诏欲登途。从前密约尽成虚。空赢得、泪如珠。
直书客人在时欢娱，走后空虚的情绪。无论官妓，还是商妓、艺妓，终究难逃此命运。短暂的欢娱、长期的落寞与孤寂，难免精神失落，情感孤寂。柳永的《定风波》一词也曾替歌妓倾吐心声：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主人公想要拥有“夫妻恩爱、情长在”的现实，反映了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内心的烦恼与悔恨。茶肆妓馆的女性在虚伪的欢娱与悲哀的孤寂中，精神是空虚的。没有期待的终点，人生几近绝望。只能通过口中的唱词排解内心的积郁情结，在虚无的精神世界寻求片刻的安慰，在虚无的世界里寻找到一种情感上的超脱。 歌妓之外，还有另一类女性群体值得关注。那就是久居“危楼、深院”的望夫女子。“从晚唐五代崛起的‘花间词派’，到作为一代文学旗帜的‘宋词’，绵绵词史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是女性之恋。⑥”无论是“自言体”抑或“代言体”，抒写闺怨皆是词的突出主题。诸如“斜倚危楼”、“独上高楼”、“有人楼上愁”、“肠断楼南金锁户”等，都是闺怨者的典型身姿。时至北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词人写闺怨之词。北宋的魏夫人，南宋的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等都是以词写闺怨的代表。历史表明，古代“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经济与人格两方面都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⑦”，这些独居家中，备受思念之苦的女子只能在深闺痛诉，泪水长流。她们失落的情感只能用词这样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进行弥补。
以歌词作为情感抒发的手段，古来有之。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士子常将目光转向婉曲的词作，以填胸中之不平。此刻，词这一独具包容性、公平性的文化空间，也为女性获得了自由抒发自我郁结情怀的写作权利，于是众多的闺怨词便应运而生。像欧阳修的代言体《蝶恋花》词曰：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作者以含蕴的笔法描写了幽居深院的少妇伤春及怀人的复杂思绪和怨情。由一个“深”字，可见佳人禁锢高门，内外隔绝、闺房寂落之况。独居高楼，幽居深院的闺阁女子长期忍受别离之苦可见一斑。其实她们何尝不想摆脱这种现实的依附状态，恢复于不附赘任何包袱的本然纯真？然而，历史与道德的桎梏却让闺阁女性永远都打不开封存于自身的无形枷锁！于是，闺阁女性只能伫倚危楼独唱“有人楼上愁”，在文化心理上指向一种情感申诉的女性特征。又如李清照《念奴娇》云：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丈夫偶尔的出行在外，词人就表现出浓烈的相思深情。何况是久居深院的独居女性，她们当然也想逃离孤独。弗洛姆曾说：“人类最深层次的需要就是克服疏离感，是逃离孤独监狱的需要。⑧”当闺阁女性将自己的情感及肉身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男性身上遭致失败时，词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些女性逃离孤独、倾泄情感的最佳手段。也不得不说这是这一部分女性群体在向外祈求失败后的一种逆向逃逸，而这种逃逸现实的目的也还是为了拯救自我并唤起情感上的安慰。也许我们还无法真正体会当时女性的那种相思之苦，但只要触及到生命个体在历史沉浮中的生存痛苦和精神困惑时，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这类女性在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而深邃的情感。
至此，可知词的传播具有自己典型的环境特征，酒肆茶坊、青楼妓馆、闺阁深院均为词提供了属于自己的生成空间以及文化氛围。“使君落笔春词就，应唤歌檀催舞袖”（黄庭坚《木兰花令》），从某种意义而言，词的传播往往是作者与歌妓，即传者与受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歌妓的传唱，可满足酒筵歌舞侑酒之需。而歌妓的表情、动作，音乐感染力，更有一种激发人感情的作用，可沟通作者和欣赏者的感情联系。另一方面，“广大才士词人在酒楼之上，对酒当歌，激发起依曲填词的欲望，得到了听歌与饮酒的双重享受。⑨”甚至于部分词人已经不满足于感官的享乐、歌酒的熏陶、声色的纵情，而是追求词学创作上的精神享受。于是宋时的娱乐场所便成为了词艺术得以生成的最佳环境。正如蔡镇楚评价古代妓馆的作用时说：“青楼是词体得以孕育、繁衍、兴旺的温床，是文人词客的琦思丽情得以引发书写的渊薮。⑩”难怪宋时词人对于当时的娱乐性场所情有独钟。因为在宋代词家看来，当时的娱乐性建筑早已超越了最初的实用功能，它们更是组创词作的重要艺术手段。
【注释】
① 李道先、侯曙芳. 简论徽派古民居建筑的审美特征，《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③ 杨柏岭. 唐宋词中建筑的特色及其作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④ 王灼.《碧鸡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⑤ 李旭. 妓女与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⑥ 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⑦ 艾尤. 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文艺理论》，2008年第1期.
⑧ 弗洛姆.《爱的艺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页.
⑨ 高峰. 榷酒制度与宋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⑩ 蔡镇楚.《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