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不搞“央行独立”那一套？
央行能有效调控通胀吗？答案是不容乐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的文章说，来势汹汹的通胀进一步加深了对未来的担忧。央行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是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并重，意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回笼市场上过多的货币。不过，正如张曙光指出，由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货币总量依旧宽松。
这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紧密相关。从宏观经济的趋势上看，中国的资本投入因为其价格低廉，所以被广泛接受，形成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与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阻碍了决策层打破旧有结构的努力。如果货币政策是独立的，央行的调控政策也不受国务院其他部门的干扰，例如财政部、商务部和发改委等的干扰，那么其政策的效力可能会大幅度提高。
尽管在采用何种货币政策以及出台货币政策的具体力度和时机上，通胀目标制和相机抉择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都需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保证。呼吁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努力。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税收问题”
《华夏日报》日前刊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税收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进一步加以认真解决，将会很严重。
中国的税收体制自1994年实行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体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要的税收模式。其中的流转税，意味着只要企业一开工就征税，以增值税为主，也叫流转税征收体制。这保证了工业上交税。基于中央集中税源的方式，流转税75%给中央，25%留地方。然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我们需要新的税收模式或体制。城市化时期的税收体制不应再是工业化时期的税收模式，应该是中央少拿点，地方多留点，以服务于城市化，服务于社区，而不是中央集中拿大量的工业化税进行大量工业化再投资。只有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的税收模式，才能够使纳税人知道权利和义务，也逼迫政府税政透明化，才能减轻各地方政府现在大干快上的GDP冲动效应，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改革是一个根本。
如果不改变税收模式，大量城市居民的很多社会福利保障，只能靠地方政府卖地来弥补，必然使得经济结构扭曲失衡的问题更加严重。城市现在靠高成本获得的利益，到时候就会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城市大量的基础设施每年都需要维护费，必须由内生性的产业发展才能支撑，这些都与创新和服务业有关。如果没能孕育出这些产业，最后肯定出问题。
我们的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
《证券时报》日前刊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的文章说，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个方面，收入差距是一种即时性差距，是对社会成员之间年收入的比较；财富差距则是一种累积性差距，是社会成员之间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对比。
事实上，收入分配并非是近年来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主因。可以说，中国财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截至2007年底，当年有41.5万富人的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占总人口的0.03%。富人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60.1%。不仅如此，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报告称，中国的富人家庭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这一比例为4.1%，瑞士是8.4%，而香港则达到了8.8%，中国财富分化的程度异常严重。财富分配的失衡会比一般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它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即所谓的“马太效应”，而且这种财富积累会一棒接一棒地传递下去，将通过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进一步恶化代际之间的分配不公。
征税不受约束，
见谁如同“说梦”
《新世纪》周刊发表该刊总编胡舒立的文章说，个税改革修正案降低了中低工薪阶层的税负，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也与“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相一致，应予肯定。然而，其局限性也相当显著，无论技术层面还是整体方略上都有重大缺憾。文章认为，中国当前真正需要的是减税，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激励。税制改革应该坚持减税的思想，个税改革应真正实现藏富于民。个税修法是一面镜子，凸显中国财税体制的问题与弊端。
目前，中国税收体制的执行层面由诸多部门规章支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频频以规范性文件改变税收政策，这是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个税改革应以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加快改革现行财税体制，改善收入分配，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宏观制度框架。
民间金融：非公36条说了也白说
财新网日前刊登朱达志的文章说，随着经济尤其是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民间自发的金融活动可谓蓬蓬勃勃、势不可挡。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国通过银行国有化的形式建立了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民间金融基本处于地下，被定义为“非法”，既没被纳入法律监管范围，更受不到法律的保护。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城乡农、工、商、贸生产经营者和部分消费者对资金的需求旺盛，却又不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方面，长期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又迫使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出走向地下，去寻找高回报、高收益。于是，民间资金到处乱窜，造成了房地产等领域的虚假繁荣，推高了房价，甚至炒糊了菜市。所以，放开民间金融很有必要，也很紧迫。
由于种种原因，国有金融机构越来越强，民间借贷在夹缝中生存，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一不小心就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民间金融资本需要规范，但绝不能因噎废食。就像陈志武教授所说，有官方的控制金融体系之前，中国几千年来所实行的都是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为什么到今天有了互联网、电子系统、报纸等信息技术手段，民间金融反倒转入地下而“非法”了呢？
香港故事：“螳臂”何以能“挡车”
《经济观察报》报道：全长50公里、预计造价7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被一位家住香港东涌的66岁老太太，通过法律途径挡住建设步伐。66岁的朱绮华居住的香港东涌的富东，位于香港新界大屿山北部地区，是香港开发的第九个新市镇，规划中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从这里经过。朱绮华自称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担心工程令空气更加恶化，于是在2010年1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香港环保署在2009年10月通过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岸段以及香港接线段的两份环评报告。
今年3月，司法复核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进行。4月18日，香港高院正式裁定香港环保署2009年完成的环评报告无效。2009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动工，而目前为止，珠海方面的浮岛大堤已浮出水面，而大桥香港段至今仍未有动静。由于利息、工期的支出增加，估计香港段的有关造价，会在原来约100亿港元的造价基础上增加5%。
朱绮华申诉一案揭示了香港环评系统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已导致香港今年来的工程项目备受争议。
香港6%的人缴纳了84%的个税！
近期，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布香港的财政预算，他说：香港大约有350多万人工作，（正好是香港人口的一半），其中大约140多万人上税，也就是工作有收入人口的40%，其中收入最高的人口，也就是6%的纳税人，他们就交纳了整个所得税额的84%！换句话说，香港就业人口中的60%可以免缴所得税，而缴税人口中的94%仅仅缴纳了整个税款收入的6%。这就好像在说明，香港普通人享受着由高收入人群提供的社会的服务！？在这次预算案中，香港政府所做的还富于民的做法有：1. 代交电费1800元；2. 免去全年差饷；3. 免公屋2月租金；4. 额外多发一个月综援金。另外还有，提高家有老人和儿童的免税额，发放老人医疗补助金等。
央行能有效调控通胀吗？答案是不容乐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的文章说，来势汹汹的通胀进一步加深了对未来的担忧。央行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是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并重，意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回笼市场上过多的货币。不过，正如张曙光指出，由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货币总量依旧宽松。
这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紧密相关。从宏观经济的趋势上看，中国的资本投入因为其价格低廉，所以被广泛接受，形成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与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阻碍了决策层打破旧有结构的努力。如果货币政策是独立的，央行的调控政策也不受国务院其他部门的干扰，例如财政部、商务部和发改委等的干扰，那么其政策的效力可能会大幅度提高。
尽管在采用何种货币政策以及出台货币政策的具体力度和时机上，通胀目标制和相机抉择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都需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保证。呼吁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努力。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税收问题”
《华夏日报》日前刊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税收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进一步加以认真解决，将会很严重。
中国的税收体制自1994年实行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体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要的税收模式。其中的流转税，意味着只要企业一开工就征税，以增值税为主，也叫流转税征收体制。这保证了工业上交税。基于中央集中税源的方式，流转税75%给中央，25%留地方。然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我们需要新的税收模式或体制。城市化时期的税收体制不应再是工业化时期的税收模式，应该是中央少拿点，地方多留点，以服务于城市化，服务于社区，而不是中央集中拿大量的工业化税进行大量工业化再投资。只有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的税收模式，才能够使纳税人知道权利和义务，也逼迫政府税政透明化，才能减轻各地方政府现在大干快上的GDP冲动效应，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改革是一个根本。
如果不改变税收模式，大量城市居民的很多社会福利保障，只能靠地方政府卖地来弥补，必然使得经济结构扭曲失衡的问题更加严重。城市现在靠高成本获得的利益，到时候就会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城市大量的基础设施每年都需要维护费，必须由内生性的产业发展才能支撑，这些都与创新和服务业有关。如果没能孕育出这些产业，最后肯定出问题。
我们的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
《证券时报》日前刊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的文章说，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个方面，收入差距是一种即时性差距，是对社会成员之间年收入的比较；财富差距则是一种累积性差距，是社会成员之间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对比。
事实上，收入分配并非是近年来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主因。可以说，中国财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截至2007年底，当年有41.5万富人的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占总人口的0.03%。富人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60.1%。不仅如此，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报告称，中国的富人家庭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这一比例为4.1%，瑞士是8.4%，而香港则达到了8.8%，中国财富分化的程度异常严重。财富分配的失衡会比一般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它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即所谓的“马太效应”，而且这种财富积累会一棒接一棒地传递下去，将通过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进一步恶化代际之间的分配不公。
征税不受约束，
见谁如同“说梦”
《新世纪》周刊发表该刊总编胡舒立的文章说，个税改革修正案降低了中低工薪阶层的税负，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也与“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相一致，应予肯定。然而，其局限性也相当显著，无论技术层面还是整体方略上都有重大缺憾。文章认为，中国当前真正需要的是减税，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激励。税制改革应该坚持减税的思想，个税改革应真正实现藏富于民。个税修法是一面镜子，凸显中国财税体制的问题与弊端。
目前，中国税收体制的执行层面由诸多部门规章支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频频以规范性文件改变税收政策，这是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个税改革应以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加快改革现行财税体制，改善收入分配，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宏观制度框架。
民间金融：非公36条说了也白说
财新网日前刊登朱达志的文章说，随着经济尤其是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民间自发的金融活动可谓蓬蓬勃勃、势不可挡。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国通过银行国有化的形式建立了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民间金融基本处于地下，被定义为“非法”，既没被纳入法律监管范围，更受不到法律的保护。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城乡农、工、商、贸生产经营者和部分消费者对资金的需求旺盛，却又不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方面，长期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又迫使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出走向地下，去寻找高回报、高收益。于是，民间资金到处乱窜，造成了房地产等领域的虚假繁荣，推高了房价，甚至炒糊了菜市。所以，放开民间金融很有必要，也很紧迫。
由于种种原因，国有金融机构越来越强，民间借贷在夹缝中生存，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一不小心就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民间金融资本需要规范，但绝不能因噎废食。就像陈志武教授所说，有官方的控制金融体系之前，中国几千年来所实行的都是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为什么到今天有了互联网、电子系统、报纸等信息技术手段，民间金融反倒转入地下而“非法”了呢？
香港故事：“螳臂”何以能“挡车”
《经济观察报》报道：全长50公里、预计造价7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被一位家住香港东涌的66岁老太太，通过法律途径挡住建设步伐。66岁的朱绮华居住的香港东涌的富东，位于香港新界大屿山北部地区，是香港开发的第九个新市镇，规划中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从这里经过。朱绮华自称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担心工程令空气更加恶化，于是在2010年1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香港环保署在2009年10月通过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岸段以及香港接线段的两份环评报告。
今年3月，司法复核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进行。4月18日，香港高院正式裁定香港环保署2009年完成的环评报告无效。2009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动工，而目前为止，珠海方面的浮岛大堤已浮出水面，而大桥香港段至今仍未有动静。由于利息、工期的支出增加，估计香港段的有关造价，会在原来约100亿港元的造价基础上增加5%。
朱绮华申诉一案揭示了香港环评系统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已导致香港今年来的工程项目备受争议。
香港6%的人缴纳了84%的个税！
近期，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布香港的财政预算，他说：香港大约有350多万人工作，（正好是香港人口的一半），其中大约140多万人上税，也就是工作有收入人口的40%，其中收入最高的人口，也就是6%的纳税人，他们就交纳了整个所得税额的84%！换句话说，香港就业人口中的60%可以免缴所得税，而缴税人口中的94%仅仅缴纳了整个税款收入的6%。这就好像在说明，香港普通人享受着由高收入人群提供的社会的服务！？在这次预算案中，香港政府所做的还富于民的做法有：1. 代交电费1800元；2. 免去全年差饷；3. 免公屋2月租金；4. 额外多发一个月综援金。另外还有，提高家有老人和儿童的免税额，发放老人医疗补助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