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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四年外出访问花费不足百万港元，公示账单记载了其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
每逢农历新年、香港回归周年、国庆等喜庆日子，香港政府都会举办宴会，宴请各界人士。近日，香港立法会有议员在立法会会议上，向港府质询相关开销。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予以回应。曾德成说，2008年宴会开销共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花费202.3万港元，比上一年上升7%；2010年则花费217.1万港元，比上一年上升8%。最贵的一餐为去年庆祝国庆的酒会，花掉120.6万港元，最节省的是2009年的农历新年及新春宴会，两次共花了48.5万港元。而这些酒会的出席人数都在1000人到3000人之间。（《山东商报》5月20日）
从2008年到2010年，港府在3年的时间里用于宴请的公款仅600多万港币，这种对公款的节约程度与内地地方政府在公款吃喝上的大手大脚相比，让人汗颜！内地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已成老大难问题。香港鲜见挥霍公款吃喝的个案，他们有什么治理秘诀呢？
作为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一直以来以其政府的廉洁与高效而闻名。香港的廉洁和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在香港，政府财政预算在制定的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如此往复。财政预算的审批由立法会进行，对特区政府构成制约。在审批通过之后，特区政府的预算将由香港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通常会每年两次披露其审计结果，供所有市民阅读。今年年初，媒体披露香港特首曾荫权在过去四年外出访问40次，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所披露的曾荫权四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该统计精确到元，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上述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200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总共七大本大16开黄色封面的“大书”，甚至详细到坐椅。一张坐椅的用度，在巨大的政府财政中是微小的，但正是一个个微小“切片”构筑起庞大的财政正义，打造出一个官员不敢浪费的制度氛围。
相比香港的财政预算，内地不少地方的财政预算报告显得单薄与晦涩，往往只有寥寥数页。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财务开支和预算情况，对广大纳税人而言成了一个“谜”。与此相对应的是，内地官员在花费公款时的“慷慨”和“豪爽”。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如广东汕尾市烟草局一个月招待费却高达200多万元，仅仅是2010年，1万元以上的“大额招待”至少有400次以上，全年平均每天吃喝1次多，最高的一次消费达8万多元；江苏海门市审计局一年接待费用要花1000多万元；吉林原煤炭局组织官员出国游一趟花费百万……
官员在花费公款上的大手大脚，直接导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快速增长。在2007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预测，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每年超过1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大飞机项目投入的一半，资金量接近于每年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1978年至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9.4%，远高于同期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
从港府身上，我们看到控制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希望和可能。如何学习香港经验，推进财政预算的科学和公开，控制政府三公经费支出，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突出重要的课题。在我看来，关键是两点：一是信息透明，二是监督到位。这两点做到了，相信公款吃喝之风就能得到遏制。
每逢农历新年、香港回归周年、国庆等喜庆日子，香港政府都会举办宴会，宴请各界人士。近日，香港立法会有议员在立法会会议上，向港府质询相关开销。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予以回应。曾德成说，2008年宴会开销共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花费202.3万港元，比上一年上升7%；2010年则花费217.1万港元，比上一年上升8%。最贵的一餐为去年庆祝国庆的酒会，花掉120.6万港元，最节省的是2009年的农历新年及新春宴会，两次共花了48.5万港元。而这些酒会的出席人数都在1000人到3000人之间。（《山东商报》5月20日）
从2008年到2010年，港府在3年的时间里用于宴请的公款仅600多万港币，这种对公款的节约程度与内地地方政府在公款吃喝上的大手大脚相比，让人汗颜！内地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已成老大难问题。香港鲜见挥霍公款吃喝的个案，他们有什么治理秘诀呢？
作为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一直以来以其政府的廉洁与高效而闻名。香港的廉洁和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在香港，政府财政预算在制定的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如此往复。财政预算的审批由立法会进行，对特区政府构成制约。在审批通过之后，特区政府的预算将由香港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通常会每年两次披露其审计结果，供所有市民阅读。今年年初，媒体披露香港特首曾荫权在过去四年外出访问40次，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所披露的曾荫权四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该统计精确到元，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上述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200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总共七大本大16开黄色封面的“大书”，甚至详细到坐椅。一张坐椅的用度，在巨大的政府财政中是微小的，但正是一个个微小“切片”构筑起庞大的财政正义，打造出一个官员不敢浪费的制度氛围。
相比香港的财政预算，内地不少地方的财政预算报告显得单薄与晦涩，往往只有寥寥数页。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财务开支和预算情况，对广大纳税人而言成了一个“谜”。与此相对应的是，内地官员在花费公款时的“慷慨”和“豪爽”。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如广东汕尾市烟草局一个月招待费却高达200多万元，仅仅是2010年，1万元以上的“大额招待”至少有400次以上，全年平均每天吃喝1次多，最高的一次消费达8万多元；江苏海门市审计局一年接待费用要花1000多万元；吉林原煤炭局组织官员出国游一趟花费百万……
官员在花费公款上的大手大脚，直接导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快速增长。在2007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预测，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每年超过1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大飞机项目投入的一半，资金量接近于每年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1978年至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9.4%，远高于同期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
从港府身上，我们看到控制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希望和可能。如何学习香港经验，推进财政预算的科学和公开，控制政府三公经费支出，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突出重要的课题。在我看来，关键是两点：一是信息透明，二是监督到位。这两点做到了，相信公款吃喝之风就能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