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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刘子》残卷，旧为刘幼云（1868～1933）所藏。刘幼云，名廷琛，晚号潜楼老人，江西德化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陕西提学使，曾任北京大学监督等职，有子名希亮。建国初，该卷经张子厚之手入藏国家图书馆（旧编目新0688号，新编目BD14488号）。
全卷起“衣食，故农祥旦正”句，“衣食”两字上残，据写卷每行十五、十六字不等，约残缺八或九字，属《贵农》篇。而至“《因显》第廿”篇题一行止，该行的下一行仅残存三四字的部分笔画。现存全卷的内容，即自《贵农》篇第十一（篇题及部分语句已残去）至《因显》篇第二十（仅存篇题），凡九篇十四纸二百八十八行，每行十五至十七字不等。通卷有所残破，但抄写端重工整，谨饬细腻。
检卷中“世”“民”两字阙笔，又“治”或避讳作“理”，“显”“旦”等不避，推断当抄写在唐初高宗朝。此外残卷中有朱笔点勘，也以实物形式展示了唐人抄写纸卷中修改误字的程序。如“以谷帛为珍宝，比玉珠于粪土”句，“玉珠”两字之间有乙字符，表示当作“珠玉”。又如“虽有戎马之兴，水兴水挠旱之沴，国未曾有忧，民终无有害也”句，“兴水挠”三字有朱抹，表示衍文删除。傅增湘曾据刘希亮影写本（即据该残卷的影写本）而整理有校录本，但影写本并未反映残卷的全貌。荣新江称：“当年刘希亮出示给傅增湘的影写本并非首尾俱全，其遮住残缺部分的目的，大概是为求高价。”（参见《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的下落》，载《书窗》1993年第1期）而且傅增湘的校录本略有讹误，如残卷“而树之君”句，傅氏校录作“而树之以君”，故校录本未能称善。此帙残卷可谓迄今为止学界校释《刘子》未使用的一帙重要的本子，不仅提供了新的校勘资料，也有助于考察唐初《刘子》传本面貌。
《刘子》成书时间及作者问题向来存在争议。就成书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据书中《九流》篇与《隋志》子部所论相同，而称：“使其剽袭《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实际《九流》篇与《隋志》子部所论有异，严可均即提出质疑，称：“近人编书目者又云《九流》一篇，全袭《隋书·经籍志》之文。《隋书》非僻书，盍覆检之，岂其然乎？”（参见《铁桥漫稿》）姚振恒更是明确称：“案《九流》一篇，似蕴括《汉艺文志》及太史公《六家要指》之说，而申以己意也，与《隋经籍志》实不相涉。”（参见《隋书经籍志考证》）馆臣之说不尽可信，罗振玉即认为《刘子》乃“六朝人旧著可知”（参见《敦煌本<刘子）残卷校记序》）。又杨明照据书中诸篇屡被引于《北堂书钞》《帝范》《臣轨》等书中，称：“则《刘子》之原出六朝，信有征也。”（参见《<刘子>理惑》）
敦煌《刘子》诸写本的发现，为厘定其成书的时间提供了佐断。如P.3562残卷，不避唐讳，“当出于六朝之末”（参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此外抄写在唐初开元、天宝间的P.3704、P.2546两帙残卷及国图所藏该高宗朝所抄残卷，均未附唐人袁孝政注，则应出在袁注本之前，更可佐证《刘子》并非袁孝政“自为此书”。概之，存世的敦煌写本印证隋前《刘子》即已流传于世，又按《隋志》著录的“《时务论》十二卷”条有小注称梁有《刘子》十卷，不题撰者，再为六朝时已有《刘子》传本提供佐证。清人姚振宗则认为小注援据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称：“列是书于吴晋人之间，似犹为东晋时人。”（参见《隋书经籍志考证》）而敦煌所出一帙P.2721《杂抄》写本（又名《珠玉抄》《益智文》和《随身宝》），印证此说似非，理由是该卷抄有“《流子》，劉协注”的字样。《流子》即《刘子》，依据是P.3636残卷中有“九流”一条，即抄自《刘子》，而该条恰有小注称：“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而刘协，王重民认为即刘勰，称：“必系‘《刘子》，刘勰著’矣。”实际上，唐至南宋初即均将此书视为刘勰之作，如《旧唐志》《新唐志》和《通志·艺文略》均著录作“刘勰”撰。但唐初人张鹜在《朝野佥载》中称：“《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九《诗话续集》引）又题唐袁孝政序云：“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日刘歆、刘孝标作。”（据《直斋书录解题》）推断唐代曾较为普遍地将《刘子》视为刘勰所撰，此与《刘子》托题刘勰有着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昼是实际的撰者，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还保留着著作权的真相;但着眼于流传的需要，著作权的重要性让位于著述的自身。不止是著作权人自愿去选择托题“刘勰”，即便是在实际流通领域中似乎也更乐于接受出自刘勰之手，这是典籍流通的现实需要对著述著作权施加影响的结果。《刘子》的作者问题，提供了探索作者署名与文本流传两者之关系的典型个案。
自南宋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始，《刘子》不再一味地视为刘勰所撰，云：“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颇俗薄。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晁公武著录的《刘子》明确称以北齐刘昼撰，但与《两唐志》著录的刘勰撰十卷本《刘子》不同，此著录本为三卷本。据《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刘勰撰《刘子》亦为三卷本，推测与十卷本属同书，只是分卷有差异。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刘昼孔昭撰，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为序，凡五十五篇。案《唐志》十卷，刘勰撰。今序云‘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日刘歆、刘孝标作’。孝政之言云尔，终不知昼为何代人。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详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而字孔昭也。”《山堂考索》引此序作“刘子者，刘昼，字孔昭，伤己不遇，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刘歆、梁刘勰、刘孝标作。”又赵希弁《读书附志》云：“刘昼字孔昭之书也。或云刘勰所撰，或日刘歆之制，或谓刘孝标之作。袁孝政为序之际，已不能明辨之矣。”晁公武称袁孝政为唐人，其生平事迹无考。袁孝政撰序且为之注的《刘子》，明确称撰者为刘昼。陈振孙称“其书近出”，盖指袁孝政序注本《刘子》南宋初始开始流传，在之前的公私书目著录及文献记载中均未提及。这也是四库馆臣怀疑袁孝政“自为此书，而自注之”的原因。对于《刘子》诸多作者的异说，《四库总目》考辨称：“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未足为据”，“刘歆之说，则《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其说可不攻而破矣”，至于刘勰，“（《刘子》）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而对于刘昼，则称：“介在疑似之间，难以确断。”按诸《北史·儒林·刘昼传》，言昼撰有《帝道》《金箱璧言》和《高才不遇传》，未言有《刘子》之撰。但刘昼作《刘子》还是基本得到认可，余嘉锡称：“此书实昼所撰，昼有才无位，积为时人所轻，故发愤着此，窃用刘彦和之名以行其书，且以避当时之忌讳也。”又称：“昼既恨北人以东家丘见待，又病时无真赏，以刘勰作《文心雕龙》深得文理，大为沈约所重，故着此书，窃取其名。”（参见《四库提要辨证》）此外，杨明照《再论<刘子>的作者》和傅亚庶《<刘子）作者辨正》两文，亦主《刘子》作者为刘昼说。 此帙敦煌写本，笔者曾撰写《刘幼云旧藏敦煌本刘子辑校》一文，首次向学术界公布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唐写本《刘子》残卷。这里再就敦煌所出《刘子》残卷的版本问题略作梳理。敦煌残卷有四种，其他三种与刘幼云旧藏本行款各不相同，P.3562残卷每行十九至二十字不等，P.2546每行三十一字左右，P.3704每行三十字左右（王重民称P.2546与P.3704“当是同卷”，参见《敦煌古籍叙录》）。且文字也有差异，依据是P.3562中也存有《愛民》篇，以此篇为例相校。“民渴乏者”，P.3562“渴乏”作“饥乏”;“霜露未凝”，P.3562“未凝”作“未降”;“未有壤地肥而卉木不茂”，P.3562“未有”作“未闻”“壤地肥”作“壤肥”。表明六朝至隋唐时期的《刘子》写本有不同文字面貌的版本差异。
再以刘幼云所藏此残卷校以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凡写本中作“民”者，宋本多作“人”，推测宋本所源出的底本即避唐讳作“人”，宋本并未回改。但写本中作“人”者，宋本反而又作“民”。“大弦急则小弦绝，小弦绝则大弦阙也”，宋本无后“小弦绝”三字，验之P.3562残卷作“大弦急则小（重文符）弦（重文符）绝（重文符），则大弦阙矣”，宋本脱去三字当是由于忽略底本中的重文符所致，或者依据的底本已经脱去了重文符。宋本“阙”作“阏”，P.3562残卷亦作“阙”。作“阙”是，疑为“阕”之讹，乐曲终止之义。“民佚而国安”，宋本“国安”作“国宁”。“未有子富而父母贫，子贫而父母富也”，宋本作“未有父母富而子贫，父母贫而子富也”。按《孔子家语·贤君》云“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与写本同，而《臣轨·利人章》引作“未有子贫而父母富，父母贫而子富也”。宋本只是分别将“父母富”“父母贫”置于首，印证了文字面貌演变的轨迹。“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宋本作“故有若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按《论语·颜渊》云：“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写本非，当为有若语。“霜露未凝”，宋本“凝”作“沾”。“故君者壤地，民者卉木也。未有壤地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万民不盛矣”，宋本“壤地肥”作“壤肥”，P.3562残卷同。当无“地”字为是。
由上述诸多校勘可以看出，宋本源出唐写本是文献传承的一个大的脉络问题，具体而言印刷术在将写本定型为刻本的过程中存在文字的变异。有的“改动”还是依写本为胜，有的“改动”则属于纠正“讹误”，即便是原本即如此;有的改动则能拟测出它的演变轨迹。围绕敦煌写本与宋本《刘子》，作了纵向和横向的校勘比对，印证研究敦煌写本同样绕不开版本问题。校勘只是将此问题以文字异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揭示不同版本背后的传播和接受的差异，进而理解异文的生成机制，应该是敦煌写本研究值得深入挖掘的方向。另外从写本到刻本转变的书籍史背景中，比较宋刻本与敦煌唐写本之间存在的诸如文本面貌、体例等关系，也有助于建立写本版本学研究的学术领域。
最后附带一提的是，除此刘幼云旧藏本外，还有一件何穆忞旧藏敦煌本《刘子》残卷，有罗振玉和傅增湘的各自校录本，原卷现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两件正原属同一写本的两半，经“分赃”而分属何穆忞和刘幼云所有。据何氏藏本中所钤“松翁鉴藏”一印，知继为罗振玉所藏，推测是从罗氏手中流入日本。
（责任编辑：田红玉）
全卷起“衣食，故农祥旦正”句，“衣食”两字上残，据写卷每行十五、十六字不等，约残缺八或九字，属《贵农》篇。而至“《因显》第廿”篇题一行止，该行的下一行仅残存三四字的部分笔画。现存全卷的内容，即自《贵农》篇第十一（篇题及部分语句已残去）至《因显》篇第二十（仅存篇题），凡九篇十四纸二百八十八行，每行十五至十七字不等。通卷有所残破，但抄写端重工整，谨饬细腻。
检卷中“世”“民”两字阙笔，又“治”或避讳作“理”，“显”“旦”等不避，推断当抄写在唐初高宗朝。此外残卷中有朱笔点勘，也以实物形式展示了唐人抄写纸卷中修改误字的程序。如“以谷帛为珍宝，比玉珠于粪土”句，“玉珠”两字之间有乙字符，表示当作“珠玉”。又如“虽有戎马之兴，水兴水挠旱之沴，国未曾有忧，民终无有害也”句，“兴水挠”三字有朱抹，表示衍文删除。傅增湘曾据刘希亮影写本（即据该残卷的影写本）而整理有校录本，但影写本并未反映残卷的全貌。荣新江称：“当年刘希亮出示给傅增湘的影写本并非首尾俱全，其遮住残缺部分的目的，大概是为求高价。”（参见《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的下落》，载《书窗》1993年第1期）而且傅增湘的校录本略有讹误，如残卷“而树之君”句，傅氏校录作“而树之以君”，故校录本未能称善。此帙残卷可谓迄今为止学界校释《刘子》未使用的一帙重要的本子，不仅提供了新的校勘资料，也有助于考察唐初《刘子》传本面貌。
《刘子》成书时间及作者问题向来存在争议。就成书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据书中《九流》篇与《隋志》子部所论相同，而称：“使其剽袭《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实际《九流》篇与《隋志》子部所论有异，严可均即提出质疑，称：“近人编书目者又云《九流》一篇，全袭《隋书·经籍志》之文。《隋书》非僻书，盍覆检之，岂其然乎？”（参见《铁桥漫稿》）姚振恒更是明确称：“案《九流》一篇，似蕴括《汉艺文志》及太史公《六家要指》之说，而申以己意也，与《隋经籍志》实不相涉。”（参见《隋书经籍志考证》）馆臣之说不尽可信，罗振玉即认为《刘子》乃“六朝人旧著可知”（参见《敦煌本<刘子）残卷校记序》）。又杨明照据书中诸篇屡被引于《北堂书钞》《帝范》《臣轨》等书中，称：“则《刘子》之原出六朝，信有征也。”（参见《<刘子>理惑》）
敦煌《刘子》诸写本的发现，为厘定其成书的时间提供了佐断。如P.3562残卷，不避唐讳，“当出于六朝之末”（参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此外抄写在唐初开元、天宝间的P.3704、P.2546两帙残卷及国图所藏该高宗朝所抄残卷，均未附唐人袁孝政注，则应出在袁注本之前，更可佐证《刘子》并非袁孝政“自为此书”。概之，存世的敦煌写本印证隋前《刘子》即已流传于世，又按《隋志》著录的“《时务论》十二卷”条有小注称梁有《刘子》十卷，不题撰者，再为六朝时已有《刘子》传本提供佐证。清人姚振宗则认为小注援据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称：“列是书于吴晋人之间，似犹为东晋时人。”（参见《隋书经籍志考证》）而敦煌所出一帙P.2721《杂抄》写本（又名《珠玉抄》《益智文》和《随身宝》），印证此说似非，理由是该卷抄有“《流子》，劉协注”的字样。《流子》即《刘子》，依据是P.3636残卷中有“九流”一条，即抄自《刘子》，而该条恰有小注称：“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而刘协，王重民认为即刘勰，称：“必系‘《刘子》，刘勰著’矣。”实际上，唐至南宋初即均将此书视为刘勰之作，如《旧唐志》《新唐志》和《通志·艺文略》均著录作“刘勰”撰。但唐初人张鹜在《朝野佥载》中称：“《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九《诗话续集》引）又题唐袁孝政序云：“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日刘歆、刘孝标作。”（据《直斋书录解题》）推断唐代曾较为普遍地将《刘子》视为刘勰所撰，此与《刘子》托题刘勰有着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昼是实际的撰者，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还保留着著作权的真相;但着眼于流传的需要，著作权的重要性让位于著述的自身。不止是著作权人自愿去选择托题“刘勰”，即便是在实际流通领域中似乎也更乐于接受出自刘勰之手，这是典籍流通的现实需要对著述著作权施加影响的结果。《刘子》的作者问题，提供了探索作者署名与文本流传两者之关系的典型个案。
自南宋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始，《刘子》不再一味地视为刘勰所撰，云：“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颇俗薄。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晁公武著录的《刘子》明确称以北齐刘昼撰，但与《两唐志》著录的刘勰撰十卷本《刘子》不同，此著录本为三卷本。据《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刘勰撰《刘子》亦为三卷本，推测与十卷本属同书，只是分卷有差异。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刘昼孔昭撰，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为序，凡五十五篇。案《唐志》十卷，刘勰撰。今序云‘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日刘歆、刘孝标作’。孝政之言云尔，终不知昼为何代人。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详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而字孔昭也。”《山堂考索》引此序作“刘子者，刘昼，字孔昭，伤己不遇，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刘歆、梁刘勰、刘孝标作。”又赵希弁《读书附志》云：“刘昼字孔昭之书也。或云刘勰所撰，或日刘歆之制，或谓刘孝标之作。袁孝政为序之际，已不能明辨之矣。”晁公武称袁孝政为唐人，其生平事迹无考。袁孝政撰序且为之注的《刘子》，明确称撰者为刘昼。陈振孙称“其书近出”，盖指袁孝政序注本《刘子》南宋初始开始流传，在之前的公私书目著录及文献记载中均未提及。这也是四库馆臣怀疑袁孝政“自为此书，而自注之”的原因。对于《刘子》诸多作者的异说，《四库总目》考辨称：“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未足为据”，“刘歆之说，则《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其说可不攻而破矣”，至于刘勰，“（《刘子》）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而对于刘昼，则称：“介在疑似之间，难以确断。”按诸《北史·儒林·刘昼传》，言昼撰有《帝道》《金箱璧言》和《高才不遇传》，未言有《刘子》之撰。但刘昼作《刘子》还是基本得到认可，余嘉锡称：“此书实昼所撰，昼有才无位，积为时人所轻，故发愤着此，窃用刘彦和之名以行其书，且以避当时之忌讳也。”又称：“昼既恨北人以东家丘见待，又病时无真赏，以刘勰作《文心雕龙》深得文理，大为沈约所重，故着此书，窃取其名。”（参见《四库提要辨证》）此外，杨明照《再论<刘子>的作者》和傅亚庶《<刘子）作者辨正》两文，亦主《刘子》作者为刘昼说。 此帙敦煌写本，笔者曾撰写《刘幼云旧藏敦煌本刘子辑校》一文，首次向学术界公布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唐写本《刘子》残卷。这里再就敦煌所出《刘子》残卷的版本问题略作梳理。敦煌残卷有四种，其他三种与刘幼云旧藏本行款各不相同，P.3562残卷每行十九至二十字不等，P.2546每行三十一字左右，P.3704每行三十字左右（王重民称P.2546与P.3704“当是同卷”，参见《敦煌古籍叙录》）。且文字也有差异，依据是P.3562中也存有《愛民》篇，以此篇为例相校。“民渴乏者”，P.3562“渴乏”作“饥乏”;“霜露未凝”，P.3562“未凝”作“未降”;“未有壤地肥而卉木不茂”，P.3562“未有”作“未闻”“壤地肥”作“壤肥”。表明六朝至隋唐时期的《刘子》写本有不同文字面貌的版本差异。
再以刘幼云所藏此残卷校以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凡写本中作“民”者，宋本多作“人”，推测宋本所源出的底本即避唐讳作“人”，宋本并未回改。但写本中作“人”者，宋本反而又作“民”。“大弦急则小弦绝，小弦绝则大弦阙也”，宋本无后“小弦绝”三字，验之P.3562残卷作“大弦急则小（重文符）弦（重文符）绝（重文符），则大弦阙矣”，宋本脱去三字当是由于忽略底本中的重文符所致，或者依据的底本已经脱去了重文符。宋本“阙”作“阏”，P.3562残卷亦作“阙”。作“阙”是，疑为“阕”之讹，乐曲终止之义。“民佚而国安”，宋本“国安”作“国宁”。“未有子富而父母贫，子贫而父母富也”，宋本作“未有父母富而子贫，父母贫而子富也”。按《孔子家语·贤君》云“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与写本同，而《臣轨·利人章》引作“未有子贫而父母富，父母贫而子富也”。宋本只是分别将“父母富”“父母贫”置于首，印证了文字面貌演变的轨迹。“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宋本作“故有若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按《论语·颜渊》云：“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写本非，当为有若语。“霜露未凝”，宋本“凝”作“沾”。“故君者壤地，民者卉木也。未有壤地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万民不盛矣”，宋本“壤地肥”作“壤肥”，P.3562残卷同。当无“地”字为是。
由上述诸多校勘可以看出，宋本源出唐写本是文献传承的一个大的脉络问题，具体而言印刷术在将写本定型为刻本的过程中存在文字的变异。有的“改动”还是依写本为胜，有的“改动”则属于纠正“讹误”，即便是原本即如此;有的改动则能拟测出它的演变轨迹。围绕敦煌写本与宋本《刘子》，作了纵向和横向的校勘比对，印证研究敦煌写本同样绕不开版本问题。校勘只是将此问题以文字异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揭示不同版本背后的传播和接受的差异，进而理解异文的生成机制，应该是敦煌写本研究值得深入挖掘的方向。另外从写本到刻本转变的书籍史背景中，比较宋刻本与敦煌唐写本之间存在的诸如文本面貌、体例等关系，也有助于建立写本版本学研究的学术领域。
最后附带一提的是，除此刘幼云旧藏本外，还有一件何穆忞旧藏敦煌本《刘子》残卷，有罗振玉和傅增湘的各自校录本，原卷现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两件正原属同一写本的两半，经“分赃”而分属何穆忞和刘幼云所有。据何氏藏本中所钤“松翁鉴藏”一印，知继为罗振玉所藏，推测是从罗氏手中流入日本。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