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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性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延续至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的是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诉求，大多非关赋文体的起源。而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则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因。
[关键词] 赋源说； 赋体论； 赋学批评； 政治内涵； 诗性维度
2014年7月孙福轩周军：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2014年7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古代的赋学批评话语中，“诗源说”是亘古不变的文人叙述。从班固《两都赋序》肇端以来，一直贯穿于整个赋学批评的历史进程之中。虽然缘于时代学术和文艺思潮的不同，如汉代崇经致用、魏晋六朝文学觉醒、唐宋辨体意识增强、元明祖骚崇情（清代古体赋学亦有此主张）等，“诗源说”在表达方式上也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均认定赋起源于《诗经》。这里就有一个疑问：“赋源于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强调和讨论的目的究竟为何？是赋学辨体的反复陈说，还是经世致用的政治表达？是否隐含着某种特定的时代潜意识？其中源流潜变的转捩点又在何处？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没有引起学界太多关注的问题。
一、 赋“源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意识表达
在古代赋体的溯源批评中，“源于诗”是最早也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命题。现今学者虽然对这个说法有不同层面的论述：有从赋之“字源”铺陈者，有从赋为诗“六体”（风、雅、颂、赋、比、兴均为诗之一体）之一阐释者，有论赋“诗”和赋“文”之不同者。总体而言，大多是从赋之“源流正变”的文体观念进行周详考辨，相对于古人的简语式判断，无论是占有资料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论析的精审细微，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诗源论”在古人的原初语境中，其实也许并不是关乎文体的溯源论，而只是政治意识的“叙事修辞”而已关于汉代辞赋作品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学界多有阐释。如胡学常有《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其中有对汉赋知识谱系的考索，赋家的制度性焦虑，专制政治下赋家的生存性焦虑，汉赋的象征、政治神话与乌托邦，汉赋的意识形态功能，汉赋修辞的政治意义等内容，可参看。与此类似，对班固所提出的“诗源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等观点，当今学界也有论及其意识形态功能者，如许结在《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有所涉及。曹虹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论——关于赋体定义的一点釐清》从历史与价值两个层面的区分入手，指出赋为古诗之流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把握，毋宁说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在辨别源流中寓正本清源之意，以建立某种批评标准和价值尺度，这一思想方法贯通于《汉书·艺文志》及《两都赋序》关于诗赋源流关系的论述中。“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与其说在于揭示赋体的文学渊源，不如说旨在肯定文学的经义标准和“忠孝”内容，确立“大汉之文学，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历史地位。见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赋学史上言及赋之诗源者，汉代较早有司马迁，《史记》的人物评述中有相关说法，而刘向则是此期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刘向不但重视赋的讽谏功能，还将这种讽谏的成因上溯至《诗经》“主文而谲谏”的审美特征关于刘向而非司马迁的“讽谏”说，参见刘志伟、李娜《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载《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145页。。本于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1]17551756虽然这段序的作者可能是刘向，但经过了班固的改造则是无疑的。综观这段序文，虽则前两段约略有“诗、骚、赋递变”的意味，但仍然不是为了交代“赋的起源”，贯穿其中的思想主干只是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主张，尤其是“诗可以观”的政治功用，没有赋体渊源的任何叙说。虽然开篇第一句言“不歌而诵谓之赋”，好像指出了赋的文体特征，是为区别于《诗》的“不诵而歌”。但紧承而起的“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却消解了这层含义。原来它只是士子赋诗言志的形态描摹，只是陈述春秋时公卿大夫在外交场合有“赋诗”这类活动的事实，所谓“不歌而诵”、“登高能赋”均是针对“诗”而言，基本未涉及赋的起源问题。而无论是登高能赋的“言志”，还是失志后的“风谏”，都是肯定深具政治品格的“古诗之义”，是一种价值和道德的判断，是一种政治功用性言说，并没有涉及诗和赋的文类体制之别。就这一点而言，它和此后班固的《两都赋序》的说法几无二致。
此后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进一步强化这种观念，正式提出了“赋为古诗之流”说。而魏晋以来的赋论家如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赋论者多有继承，此说便成为汉魏六朝及其后最为权威也最为流行的一个说法。《两都赋序》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2]卷一“或曰”一词至少可以说明“古诗之流”在当时是一个普遍命题。而班固只是从礼乐背景论证了赋在新的王朝统治之下的繁荣景象和文化生产机制。如果说和《七略》有所不同的话，即是增加了“润色鸿业”的考虑，将“宣上德而尽忠孝”说成是《诗经》雅、颂精神的延续。于“讽谏”的题旨之外，揭出汉大赋“颂美”的另一特征。而无论是讽谏抑或颂美，突出的依然是赋的政治品性。只不过这种政治品性可能并没有后世作品过多的谀媚色彩，有的只是汉代士大夫胸怀天下的博大气象和为帝国统一雄霸的自豪之情，是真挚的情志抒发。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所关心的也就不再是赋的本体特征，而是一种强烈的诗教精神的宣扬，且带有在赋家“俳优”身份体认之下的生存性焦虑和制度性考量。诚如曹虹所说的那样：“把赋体创作与《诗》的关系建筑在共同的社会功能上，这就使得其对赋体兴起的描述，强调了与‘赋诗’之制的消亡之间似断实连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恰如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时的思路一样，旨在突出《诗》教精神的不亡。”[3]70 诗教精神虽然代表士大夫的伦理精神和担当意识，但究其实却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强调的是“温柔敦厚”的品格，是“主文而谲谏”的温婉，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用。可以说，这种精神经由《诗大序》发端，在班固的《两都赋序》中最后定型，也就成为汉代赋体“诗源说”的惯常叙述。如：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4]3073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1]2829无论是刘向等所言的“风谏”、“仁义风谕”、“抒下情而通讽谕”，还是班固的“宣上德而尽忠孝”，以至汉宣帝的“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都是汉代人观念中赋所具备的“古诗之义”，是“尚有仁义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的政治功用和伦理精神，也是他们将赋看成“古诗之流”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我们现在的学术视野来看，汉赋诚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体式，是一代正宗。但在当时却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以致枚皋等辞赋家多感叹“类同俳优”。在这种情势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两都赋序》中强调：“不歌而诵谓之赋”；“赋者，古诗之流也”。且对宋玉而来的辞赋家多有批评，认为甚多“宏衍侈丽之辞，而没其风谕之义”。要求赋作“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强调赋作讽谏、颂美等“古诗之义”的精神，既有为赋抬尊地位、自高身价的明显用意，同时显然也是出于大一统的文化需要，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其后魏晋六朝，皇甫谧、左思、萧统等都有类似的说法。如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说：“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赋者，古诗之流也。”[2]卷四五左思《三都赋序》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 古诗之流也。’”[2]卷一萧统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当然，魏晋六朝由于文学意识的觉醒，士人对古诗之流的体认自然不同于两汉时期，不再是“赋源于诗”的笼统表达，多把赋的起源直接溯源于诗六义之一的“赋”，指向性更加明确赋源于“六义”之“赋”的说法在六朝以后几乎定于一尊，如唐代李善为《两都赋》“赋者，古诗之流也”一句作注，便直接解释为：“《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宋代的朱熹等人也多持这种观点。。这一方面表明赋学本体论的追求，同时我们所说的赋学“诗性”批评也于此肇端。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赋用论”依然占据了大部分文人的视野。特别是随着唐宋以来的复兴古学运动的兴起，宋代试赋经义性的强化，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由隋代的改革文风，以至唐代经史学家、古文家的赋论主张，由于受到汉代“诗源说”的影响而重揭赋的事功性一面，强调赋的“经国体野”的巨大作用。如雄跨百代的李白，为文汪洋恣肆而不拘故常，在《大猎赋序》中亦云：“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今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亦将耀威讲武，扫天荡野，岂荒淫侈靡，非三驱之意耶！臣白作颂，折中厥美。”[5]61表现出的是强烈的经世观和赋为政用的文道责任有关古诗之流以及唐宋两代赋论观的经世色彩，可参拙著《中国古体赋学史论》第二章“唐宋时期：古律之辨与古体赋学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对科举试赋和统治阶层、经史学家、古文学家和文士的赋学思想有较详细的分析。。可以说，无论是当时的文学家，还是经史学家和理学家，由于受到经学（尤其是《诗经》）的巨大影响，大多是以政教观来看待“六义”之中的“赋”的。而元、明两代是我们所认定的赋“属于诗”的时代，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由“赋源于诗”向“赋属于诗”的话语转型（详见后文）。但对于前代传袭的“赋者，古诗之流也”说，自然也少不了一些叙述。如元傅与砺曰：“诗亡而离骚作，亦国风之变也……自汉以来，由骚之变而为赋，故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6]231明代于慎行亦云：“班氏言：‘赋者，古诗之流也’，盖云雅、颂不作，流而为骚、赋尔。”[7]卷二○他们均从“诗亡”与“雅、颂不作”的角度理解赋何以为“古诗之流”，与班固的思路大致接近当然这里以“赋者，古诗之流也”为元明赋家的赋源论，也只是沿承旧习，其实元明赋家更多的是理解为“赋这个文类是源自《诗经》‘六义’中的赋”，继承的是六朝以来的说法。如元代吴澄曰：“赋之名何始乎？诗有六义，一曰赋，然有比焉，有兴焉，有一诗而全赋、比、兴三体者焉……删诗之后，不复有诗，六义隐矣。楚屈子遭谗放逐，写其忠爱眷恋之心，诚贯金石，光夺日月，其辞则兴少而比、赋多，故后人或名之曰赋。”（吴澄《吴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明代黄佐《六艺流别》曰：“赋者，何也？敷也，不歌而协韵以敷布之也。赋本六义之一，故班固以为‘古诗之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徐炬《事物原始》曰：“《诗序》六义，二曰赋。赋者，谓直陈其事也。《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释名》曰：‘敷布其义谓之赋’，《左传》曰：‘郑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自荀卿、宋玉之徒演为别体，因谓之赋。”（《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4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
类似的说法在清代古体赋论家那里更普遍。“诗”的渊源论（还有祖骚宗汉的“正体论”）成为清代古体赋论家的共同话语。程廷祚《骚赋论》云：“赋与骚虽异体，而皆源于诗。”[8]卷一章学诚《文史通义》也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又诗赋本《诗经》之支系。”[9]1065吴乔《围炉诗话》曰：“赋出于《诗》，故曰古诗之流也。《汉书》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史记》云：‘作《怀沙》之赋。’则骚亦赋也。宋玉、荀卿皆有赋，荀赋便是体物之祖。赋、颂本《诗》也，后人始分。”[10]523袁枚《历代赋话序》云：“毛苌公云：君子有九能，然后可以为大夫，登高作赋其一也。古人重赋，由来久矣。然赋者古诗之流，诗亡然后骚作，骚即赋之滥觞。”[11]卷首 无论是诗家，还是赋论家，乃至骈文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赋源于诗，为古诗之流，或者持由诗而骚、由骚而赋的流变论，可见在当时的赋学思想中，取源诗、骚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但赋源于诗、变于骚的观念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清代赋论家反复强调和讨论的目的究竟为何？笔者认为，众口一声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的潜意识，由于汉代以来属于传统的经学时代，经学与政治意识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尊经致用说也是文学叙事的前提和基础。在文论家的观念里面，诗骚传统代表的是怨而不怒、言情而中节的治世之音。缘此可知，赋论家“推源溯流”的根本目的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文体探源，倒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选择。王芑孙在《读赋卮言》“导源”中用宗法制的宗子概念阐释赋的发展变化，很可能即有这方面的意识体现。他以西汉赋为正则，以《三百篇》为百世之宗，以屈原、宋玉为别子，继别为宗，表现的是对《诗经》地位和正统秩序的维护。这和律赋论者追求“清丽芊眠”的赋学风格是同一思路的，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正本清源”，重建文学规范和文学秩序，以对唐宋以来赋体的失范进行规范和定型。
进一步而论，清代赋论家反复言说的古诗之源，与其说是对赋体源流统绪的追索，不如说是清代大一统文化的要求，是“清真雅洁”的文体规范，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它表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士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经学意识。陈守玺《清代古赋正典》中说：“这样的‘体源批评’其意义以及效用就在于藉由‘典范体式’与‘源流统绪’的建构，为赋体（或说古赋）寻求价值本源的依归。从而矫弊起衰，以供学习者和创作者可资依据的正轨。换个角度说，‘体源批评’的观念也是清代赋家、赋论家在写作、阅读、学习赋的过程中，试图向过去的历史传统汲取经验、寻求解答的一种反映。”陈守玺《清代古赋正典》，台湾“中山大学”国文系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要之，从赋的“诗源论”发展过程来看，自汉代班固《两都赋序》提出“赋者古诗之流”的判断以来，司马迁的“讽谏”说、扬雄的“丽则”说等都是对这一范畴的发展。但无论是“讽谏”说，还是“颂美”论，主要都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是为了提升、维护赋的地位的叙述策略，不是缘于体源批评，而是伦理诉求和价值判断，因而根本谈不上对赋的文体特质的认识。
二、 赋“属于诗”——赋学批评“诗学”话语的转向
如上所述，赋“源于诗”的制度性和生存性焦虑影响了赋家的赋体批评，而经学独尊的学术现实使得“诗源论”更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虽然这一色彩在六朝以来的批评话语中有所减弱，但“赋用论”的主体地位一直沿承下来，显示出“诗源论”的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而赋的“诗源说”这一概念，如果从历代的赋论言说来看，明显地存在由政治意识形态维度向本体情感论维度嬗转的倾向。如果说前者从汉代发端，至南朝而定型化，于后世承沿不辍的话；后者则随着六朝文学意识的自觉而萌兴，至中唐诗文分离的归属困境而展开，至元明“赋属于诗”论而达到极盛，由此构成古体赋学的两环，也成为赋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命题。
魏晋以来，随着文学意识的自觉和对赋体特征的认识，虽然赋为“古诗之流”还是最为常见的赋源叙述，但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说，陆机强调赋的“体物浏亮”，已渐开辞赋体征的认识之途其实诗与赋的文体辨析汉代即有肇端，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一方面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一方面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此即指出诗、赋有别。而现代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看法，如郭绍虞、褚斌杰、曹聚仁等认为“辞赋属文”，台湾简宗梧则力主赋属诗等。，从而打破了汉代因赋之“诗源说”而独尊的政治一维视角，开启了对赋学本体论的追求。这可以由以下两点来说明：其一是对辞赋藻采等形式质因的阐发，其二是确认了赋作的情感维度，强调赋缘情体物的一面，赋作应“以意为主”，要深具感物伤怀的审美追求具体内容参见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的相关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亦可参拙著《中国古体赋学史论》第一章“汉魏六朝：古体赋学的发生与成熟”其二“本体论：赋学批评的新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6页。。
但问题在于，“文学自觉”的概念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文体的“诗性”发现？我们是否对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之于赋学批评的影响做出了“过度阐释”呢？现在学界有一种根据赋的文体特征前推文学自觉时代的倾向。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还是过于乐观的。且不说经学思想在魏晋时期的持续影响，仅就赋学而言，我们看到了抒情小赋的言情体物，赋学批评中的丽美和悲情，却多少有所忽略体物大赋的博物知类、赋论的讽谏和征实以及赋作的政治功用性等因素。
在当时的赋论家看来，“赋用论”仍然是赋至为重要的属性。如曹丕的“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12]卷九，左思的“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2]卷一，皇甫谧的“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2]卷四五，刘勰的“宗经征圣”等观念，一直至北朝的颜子推，都还是强调赋作的讽谏和征实，即便是南朝齐梁两朝论者强调文章须“情灵摇荡”、“绮縠纷披”，但同时也反对文风的“浮艳”和“轻侧”。而当时的大型文集《文选》首列赋，除了文体方面的考量外，其中蕴含的功用论和政治内涵亦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综观魏晋六朝，可以说“赋用论”依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多数赋论家依然坚持赋为“古诗之流”的观点，从而强调赋的美刺、讽颂作用。
魏晋六朝渐兴的“崇情重体”的赋学观随着南朝的覆灭而沉寂。隋朝以李谔为代表的统治者把赋学的功用极端化，从而完全弃绝华绮，忽视辞赋的艺术性，以儒家的温柔敦厚、质朴典则约束赋家的才华和人性，使得初兴的赋学“体征”叙述、赋源转向又淹没在一片尊经致用的文论海洋中，在隋及初唐对六朝浮靡文风的讨伐声里，在唐代以来的复兴古学运动中几乎消失殆尽。而唐代的赋论观诚如上述，重揭赋的“诗源论”，重视事功性，如初唐帝王近臣的赋论、经史学家的赋学思想、唐宋两代试赋之争中的党争色彩和抡才思维、古文家的赋循经义和讽时救世说，以及北宋以来的才学化、议论化和经义化，无不笼罩在赋学复古和经世致用的文统之下。 而真正标志赋体的诗性转向的则是中唐以来重骚倾向的形成，经由中唐柳宗元发覆、宋初“骚为辞赋祖”的提倡，两宋之际崇骚情结以及骚体文学的复兴，至元明两代而达到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完成了“诗源说”由政治性向诗性的转变。
众所周知，屈原的“楚辞”产生以来，在汉代受到班固为首的众多文论家的批评，虽然发展到魏晋六朝这一倾向有所缓和，但随着隋末唐初的儒学复兴，对屈原、宋玉及其赋作的批评甚嚣尘上。如初唐四杰的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曰：“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13]卷八以儒家的政用观为“作文之本”，表露出对辞赋作家和作品的不满，不仅举出扬雄之说辞，并对屈宋之开源、两汉之创作以及沈谢、徐庾赋作提出批评，以为是亡国破家之“罪人”。又如卢照邻对屈、宋之作也颇多鄙薄之词。古文家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亦云：“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随波而不反矣。”[14]卷五二七直至盛唐的李白、杜甫等人才对屈原、宋玉及其赋作有所辩护，而发展到中晚唐，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内化转向，加上文士的坎坷遭遇，对屈宋及扬雄的评价则多了一份认同和理解，多有对屈宋的肯定之辞，对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怨愤与不平也多了一份认同。
对屈骚的认同，即是对情感维度的肯定，也标志赋学批评逐渐脱离政用的色彩而转向诗性层面，这在两宋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宋初宋祁即提出“骚为辞赋祖”（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的说法，后经洪兴祖、晁补之、苏适、朱熹、刘克庄等人的推扩，终于成为有宋一代赋论的重要思想王德华《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一文指出：“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该论述虽然并不全然是谈论辞赋的，但于此可见一斑。，一直影响到元明两代的古体赋学批评，也使得“赋源于诗”正式转向“赋属于诗”的论述，这其中尤以元代的祝尧和明代的李东阳为代表。“赋之源出于《诗》，则为赋者固当以‘诗’为体，不当以‘文’为体。”[15]卷九祝尧为了抬高赋的地位，依然持守“赋源于诗”说，但与前人不同的是，他在这里实现了一处转换，即把“赋源于诗”从“体”的高度解放出来，把赋的“诗体”性质揭示出来，认为赋应该以诗为体，以吟咏情性为主，而不是单纯的铺采摛文，这在赋论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当然，如何实现由“诗源说”到“诗体说”的嬗变，祝尧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即赋不唯取源于诗“赋”之一义，而要杂取六端，错综成文：然论诗之体，必论诗之义。诗之义六，惟风、比、兴三义真，是诗之全体。至于赋、雅、颂三义，则已邻于文体，何者？诗所以吟咏情性，如风之本义优柔而不直致，比之本义托物而不正言，兴之本义舒展而不刺促，得于未发之性见于已发之情……人徒见赋有铺叙之义则邻于文之叙事者，雅有正大之义则邻于文之明理者，颂有褒扬之义则邻于文之赞德者，殊不知古诗之体，六义错综。昔人以风、雅、颂为三经，以赋、比、兴为三纬，经其诗之正乎？纬其诗之葩乎？经之以正，纬之以葩，诗之全体始见，而吟咏情性之作有，非复叙事明理赞德之文矣。[15]卷九祝尧对《诗经》“六义”的解说乃是程颐与朱熹的综合——“三经”、“三纬”之名采自朱熹，“六义”的定义来自程颐。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和前贤所论不同的是，这里已然不是汉代赋论的政教取向，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亦不是六朝的“取义一端，专言铺陈”，而是从诗之“六义”出发，论赋源于诗，但重心已然趋向于体征论，以风、比、兴为真义，以赋、雅、颂为邻与文者，古诗之体是六义错综成文，而源于诗的赋体自然亦应该六义成文，如此才能创作出吟咏情性之作，而不仅仅是润色鸿业的赞德之文。“源于诗”而“体于诗”，从而实现了赋学理论批评的重大嬗转，如果说祝尧在赋学批评史有重要地位，此一论说应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此论影响及于明代，如徐师曾《文体明辨》曰：“《上林》、《甘泉》极其铺张，而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眴曜，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长门》、《自悼》等赋，缘情发义，托物兴词，咸有和平从容之意，而‘比’、‘兴’之义未泯；故虽词人之赋，而君子犹有取焉，以其为‘古诗之流’也。”（罗根泽校点本《文体明辩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袁黄《群书备考》言：“自风雅变而赋作，去古未遥，梗概足述。导源性情，比兴互用，六义彰矣。”（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八三《骚赋部·总论》，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明代复古运动的先驱李东阳亦坚持赋“属诗说”的观点有关李东阳“辞赋属诗说”的具体阐释，可参看陈昌云《明代辞赋属诗说辨析——兼论明赋的理论嬗变及创作倾向》一文，此不赘述。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第6874页。。其《匏翁家藏集序》曰：“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若典谟、训诰、誓命、爻象之为文；风、雅、颂、赋、比、兴之为诗。变于后世，则凡序、记、书、疏、箴、铭、论、赞之属皆文也；辞赋、歌行、吟谣之属皆诗也。是其去古虽远，而为体固存。”[16]卷六四李东阳虽然在文集中仍然把赋归属于“文”，但理论上却旗帜鲜明地“以赋入诗”，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认识。元明赋论者大都主张赋是属于诗的，除了上揭祝尧、李东阳的观点外，胡应麟说：“然骚实歌行之祖，赋则比兴一端，要皆属诗。近之若荀卿《成相》、《云》、《礼》诸篇，名曰诗赋，虽谓之‘文’可也。”[17]4王构也说：“刺美风化，缓而不迫，谓之‘风’；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谓之‘律’；此诗之众体也。”[18]卷二谢榛《四溟诗话》中有一则评论也是以这样的审美态度为标准的：“《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若《子虚》、《上林》，可诵不可歌也。然亦有可歌者，若《长门赋》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独居。’《悼李夫人赋》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伫兮，泯不归乎故乡。’二赋情辞悲壮，韵调铿锵，与诗歌何异？”[19]11黄佐亦云：“赋，‘诗’之流其杂近于‘文’，而又与诗丽者”[20]目录。有些还直接标明赋和文的不同，以区分荀子之赋和屈骚的相异之处。可以说，此期的文论家已充分认识到赋的“诗”之属性。而以“比兴”之义附于诗，即是取其吟咏情性，专注抒情之一端，要求赋要有诗一样的寄托，不能仅仅专注于格律和才识，还要有楚骚般沉郁悱恻的情思当然如前所述，也有一些赋学家并不完全持“赋属于诗”的观点，甚至有些还有矛盾之处，如胡应麟、王士贞等人即是。这里我们如此判断，只是就赋学的主导倾向而言。而在一些文选、文集和赋选中，仍存在诗赋不分、文赋不分的现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赋源于诗”向“赋属于诗”嬗转的复杂性。文集编纂方面诗赋归属混乱，如吴讷在《文章辨体》中将诗分为四类：古歌谣辞，古赋（评点了从战国到明代的历代赋），乐府，古诗。律赋也放在连珠、判和律诗之间，将辞赋列入诗类。晚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分诗类依次为：古歌谣辞，四言古诗，楚辞，赋（古赋、俳赋、文赋、律赋），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也将赋归入诗类。宋范成大《石湖诗集》、周文朴《方泉诗集》、蒲寿宬《心泉学诗稿》等均收其赋作，顾璘的赋篇编入《顾华玉集》中的《息园存稿诗》而非《自园存稿文》。而楼昉《崇文古诀》评点的古文中有屈原的《卜居》、《渔父》，贾谊的《鸟赋》，班固的《两都赋》和欧阳修的《秋声赋》等。谢枋得《文章规范》的“小心文”中有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而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收有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苏辙的《黄楼赋》等，可见他也是把这些赋当成“文”的。李东阳虽主“赋属于诗”说，但他的赋作依然收入文稿而非诗稿等。。于汉代以来的“诗源说”非关“赋体”的认识，李维桢的看法十分深刻，他说：“班孟坚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古诗之流’取其义相沿，非论其体也。”[21]卷一三取其义即是“体国经野”的外在表达，是想象性的政治虚构，而不是赋体发展的事实叙述，也不是文体意义上的辨析和书写。汉代论者借《诗经》之义而推动汉赋经典化的叙事策略，只有到了元明时期，才真正使赋脱离“文本互涉”的渗融，回归到以作者性情为主体的赋体批评上来。沈守正据此也说：“三百篇广而骚，骚广而赋，体变气未变也。”[22]卷五也是从体源的意义上而非功用意识上来探讨赋的流变，与祝尧、李梦阳及众多元明赋论家思路一致而发展至于清代，由于推尊经学，这一倾向除了在一些古体赋论家的赋论中如程廷祚、刘熙载等得以保持、发展外，并没有贯穿始终。而清代的“与诗画境”说，即从赋论批评中认定赋属于文。认为“已画境于诗家，可拓疆于文苑”、“诗有清虚之赏，赋唯博丽为能”等，强调赋自有体，既不同于诗，也不同于骚；它有韵，更不同于文。。 三、 赋学批评话语转向的成因
元明时期，古代赋学终于很大程度上摆脱汉代以来赋学政治性功用论的束缚，确立了其诗性内涵和体类特征，虽然这并不能完全表明辞赋和赋学自身的自足性（如依然是借“诗”言体性等），但毕竟摆脱了赋在诗与文两者之间的长期徘徊，还是有着重大的文体学意义的。探究其个中原因，可以从唐宋以来尤其是元明时期强烈的辨体意识、中唐以后骚体赋学批评的复兴以及元代科举改试古体赋等方面来加以分疏：
（一） 辨体意识的空前觉醒和重视
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和基础，众所周知，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如何写”的文章学传统，是以文体问题为核心的。汉魏时已经用“体”这一概念来论文。西晋时期，“体”、“文体”已成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论著述都以文体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体位的观念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自觉要求参看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9299页；亦可参看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秦秀白《文体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的有关内容。。
这一倾向在中唐以来的“诗文二分”观念中得到具体强化，如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中即隐约可见当时诗、文二分的标准：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23]579其立论与六朝以来的“文笔”之说区别并不太大，只是“比兴”的书写方式被十分明确地标示出来。我们知道，六朝以来，论者往往强调“六义”之一的“赋”为赋的起源，而替代了以前统而言之的诗源说。这样从体类特征上即突出了赋“铺采摛文”的一面，而与诗之“比兴”有了明确的区分，所谓“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这种对赋的体征认知与当时的“赋属文”说的叠加，使得人们对赋的归属划分产生了岐解。而此后以至中唐，随着诗文二分的倾向日益明显，当时的文人在赋的文类归属上便有很大的困惑。宋代以后，由于文体赋的兴起，论者对于赋究竟属于“诗”还是“文”的判断，往往就没有了明确的依据。
宋元以来，尤其是明代兴起了文学批评的辨体运动，宋代以来的文论家特别重视文体的辨析，将体制作为文学的首要因素加以强调。如宋人倪思就明确提出：“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24]14这种对体制的强调在前代论者的笔下是不多见的。元代相沿，明代尤是如此，出现了《诗源辨体》等理论著作和《文章辨体汇选》等大型文献汇编。茶陵派代表李东阳主张以“声律”、“性情”论诗文之别。前七子的李梦阳不仅从声律上区分诗文，还提倡真情为诗：“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25]卷一二何景明也明确指出：“夫诗之道，尚情而有爱；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诗之道也，慈惠出焉；经德纬事者，文之道也，礼义出焉。”[26]卷三一而徐祯卿、王世贞等也多从声律和抒情上区分诗文。又如吴讷的“文辞以体制为先”、陈洪谟的“文莫先于辨体”等说，均应作如是观。在如此强烈的辨体思潮下，元代祝尧以来深辨诗文属性，强调赋属于诗，突出赋的六义错综成文，追求吟咏情性，要求赋作情词兼备，以抒情赋为正统，虽然不尽符合汉赋以来的发展实际（如汉代大赋和宋代的新文赋等），但毕竟以强烈的尊体之心，为元明两代古体赋学的复兴树立了一个标准，成为元明两代赋家的共同叙述，也影响到清代的古体赋学批评。
（二） 骚体赋学批评的兴起
赋属于诗的判定是以“崇骚重情”为前提的，这必然要在骚体复兴的时代语境下才能实现。如前所述，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赋自产生以来，虽然有刘安、司马迁、王逸、刘勰等人的推扬，但可以说，一直到中唐以前，对屈骚的评价并不太全面，尤其是在隋及唐初的重儒思潮中甚至出现了对屈宋全面否定的思潮。而从中唐起，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败，骚情怨意渐生，文学家、史学家乃至政治家开始对屈原有所好评。尤其是柳宗元，一生蹇抑落拓，志向不申，“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创作出大量悲情掩抑的骚体赋，对屈原之作更是心向往之。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甫湜以及皮日休等，都对屈骚有所继承。
宋代是楚辞学承沿唐代而复兴的时代，宋初即有宋祁以《离骚》为词赋祖的说法：“《离骚》为词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文章辨体序引》）至两宋之交，士人感慨身世家国，明显表现出归复骚情的审美追求。如严羽即主张“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重视的是以《离骚》为代表的情感内涵。这在其后晁补之的《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朱熹的《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后语》中都有十分鲜明的体现。可以说，两宋的屈赋及拟骚赋作评价，无论是诗人，还是理学家，始终是以情感为中心的。
元明两代论者接续宋代以来晁补之、朱熹对骚学的态度，推崇屈原辞赋的深情。如吴澄《詹若麟渊明集补注序》云：“予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也，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此予所以每读屈辞、陶诗，而为之流涕太息也。”[27]卷二一即是为屈赋的盘曲郁婉之情所感染。虞集也在《道园学古录》中说：“慨然感发而欲有为者，表志愿也，盖以拟诸屈大夫之词云。”[28]卷三四祝尧论屈骚许之以“则情形于辞而其意思高远，辞合于理而其旨趣深长”，要求后世赋家要以屈骚为法，唐体赋“惟韩、柳诸古赋，一以骚为宗而超出俳、律之外”的原因即是：“韩子之学，自言其正葩之诗而下逮于骚。柳之学，自言其本之诗以求其恒，参之骚以致其幽。”[15]卷七明代学者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也说：“学者苟能熟读涵咏，于窈冥恍惚之中得其脉络，识其深永之妙，则骚之真趣乃见。”[29]35此说与严羽相近。胡应麟在比较《诗经》与《离骚》时亦云：“国风雅颂，温厚平和；离骚九章，深永为宗。”他们所关注的都是屈赋（骚体赋）的情感一维。而胡应麟又明确将骚、赋区别为两种文类，体现出明代辨体思潮的长足进展。他在《诗薮》中说：“纡回断续，骚之体也；讽谕哀伤，骚之用也；深远优柔，骚之格也；宏肆典丽，骚之词也。”[17]4“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相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钜为工。”[17]6既明辨骚之体、用、格、辞，又揭示出骚、赋不同的文体特征。王世贞亦持是见。可见，在崇骚重情的时代文艺思潮中，辨析赋体归属，以之入于“诗”的吟咏情性，而不是“文”的议理铺陈，也就成为绝大多数赋论家的必然选择了。 （三） 元代以来科举试赋及崇古重情的影响
科举试赋自唐代开创以来，宋代承其制，发展到末期，试赋之初的清新丽则早已湮没无闻，代之而起的是严格的格律技法追求。尽管当时律赋仍然作为进士科举考试的科目，但“殿试，欲习诗赋、习经义人并同试策”，当时试卷评卷者也往往沮抑辞赋，并置下等。而文人也多不把律赋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更不要说编纂试体律集者了。元代替兴，经过长期的试赋之争后，改律体赋为古体赋，除却现实政治的考虑外，于文学上有两个重要的反动：一是反对唐宋以来的试体律赋；一为反对中唐兴起，宋代以欧阳修、苏轼为创作主体的新文赋。自此之后，对唐宋两代辞赋的批评不绝于耳，如赵孟论宋末律赋云：“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30]卷六元明两代文人辞赋创作以古体赋为主，故两代赋论者对唐宋两代的律赋亦多轻谩之辞，祝尧如此，此后的众多论者亦如此。祝尧说：“宋赋虽稍脱俳律，又有文体之弊，精于义理而远于情性。”[15]卷五“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15]卷八
祝尧及其后的王世贞、胡应麟等都提醒后学者不能轻忽诗与文之大防，否则以赋篇发表议论，终究还是背离赋属于诗的首要原则。辞赋创作要“辞出于情，情辞两得”，要“有兴起之妙趣”、“咏歌之遗音” 对元明两代“崇骚重情”的赋学倾向，学界多有论及者，如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李新宇《元代辞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即对此期“祖骚宗汉”、“因情立体”的赋学特征及文化成因多有阐释，可参看。。归结为一点，即是赋作要有情感，不能仅仅是辞藻声律和才学议论。而对唐代辞赋批评尤烈的是明代李梦阳的“唐无赋”说许结有《明代“唐无赋”说与赋学复古》（见《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28页）一文，对李梦阳的“唐无赋”说从概念辨析、理论精义、现实意义与文化品格进行了详细阐释，可参看。，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赋学观点，“唐无赋”说并不只是表明唐“无赋”，而是批评唐代“律赋”的唯重声律，疲软乏情，这在金代后期以来的学者中已多有发见。而元代以祝尧《古赋辨体》为主的赋论家主张以情为主，反对律体赋和文体赋的创制。只不过李梦阳则在前贤李东阳的赋“属诗说”的理论下走得更远，将唐宋两代的律体赋一笔抹杀。
如果绾合李梦阳本人的辞赋创作和文学复古运动思潮来观照辞赋的体格之辨、时代之别的话，那么透过他看似激烈的批评，显示出的则是他与元明以来批评家相似的赋学复古倾向：反对律赋和新文赋，为赋要重情重骨。他批评明初以来的“台阁体”赋，强调辞赋创作不是一味地为国家鸣盛颂赞，也不应是优游闲适的心态呈现，而是要祖骚宗汉，直面现实，既抒写时代的衰敝，又抒写自己的悲怨情怀。所以说，李梦阳“唐无赋”说的真正意旨是其现实意义，他以重骚仿汉的创作心态，突显的是赋作的情感内涵和针砭现实的力量，是以汉赋的博大气象与凝重的气势抒写骚人深心，以建构起词气健拔、刚正博大、情思沉郁的明代赋学，虽然他本身的赋作模拟气息浓厚，并没有达到其赋论所言的理想状态，但他以情感为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提倡，毕竟为明代辞赋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空间和方向，并一直影响到明代的整个复古运动，确是不可怀疑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无赋”说才获得更大的阐释价值，因而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赋论史地位。
由此可见，无论是祝尧的诗性表达、李东阳的“赋属诗”说，还是李梦阳的“唐无赋”说，都不是单纯的体类之争，也不是断然对一个时代赋作的全然否定。从其基本的理论内涵而言，是通过回归于诗性表达，对唐宋以来或重律体，或偏义理的创作倾向的批评，是对赋学情感维度的张扬。在如此重视情感表达的赋学语境中，重新界定赋的诗学属性，而非关于文，也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了。
中国古代“赋源”和“赋体”批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经学笼罩的时代学术氛围下，确实经历了一个长期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而源于其政治品性，“诗源说”也始终没有完全脱离经世致用的内涵。而其中的反动则表现为由政治意识向诗性维度的转换，由“诗源说”向“诗体论”的过渡，如果说这一进程从六朝文学觉醒时期开始发端的话，那么中经唐宋，至元明两代而达到高峰，也可以说标志着赋之“诗体”的相对独立性的完成。这当然是与当时强烈的辨体意识、中唐以来的骚体批评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转换息息相关。只有把赋的“诗源说”和“诗体说”放入整个学术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深刻揭示其重要的价值和影响。而这一点，也即是本文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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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赋源说； 赋体论； 赋学批评； 政治内涵； 诗性维度
2014年7月孙福轩周军：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2014年7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古代的赋学批评话语中，“诗源说”是亘古不变的文人叙述。从班固《两都赋序》肇端以来，一直贯穿于整个赋学批评的历史进程之中。虽然缘于时代学术和文艺思潮的不同，如汉代崇经致用、魏晋六朝文学觉醒、唐宋辨体意识增强、元明祖骚崇情（清代古体赋学亦有此主张）等，“诗源说”在表达方式上也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均认定赋起源于《诗经》。这里就有一个疑问：“赋源于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强调和讨论的目的究竟为何？是赋学辨体的反复陈说，还是经世致用的政治表达？是否隐含着某种特定的时代潜意识？其中源流潜变的转捩点又在何处？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没有引起学界太多关注的问题。
一、 赋“源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意识表达
在古代赋体的溯源批评中，“源于诗”是最早也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命题。现今学者虽然对这个说法有不同层面的论述：有从赋之“字源”铺陈者，有从赋为诗“六体”（风、雅、颂、赋、比、兴均为诗之一体）之一阐释者，有论赋“诗”和赋“文”之不同者。总体而言，大多是从赋之“源流正变”的文体观念进行周详考辨，相对于古人的简语式判断，无论是占有资料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论析的精审细微，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诗源论”在古人的原初语境中，其实也许并不是关乎文体的溯源论，而只是政治意识的“叙事修辞”而已关于汉代辞赋作品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学界多有阐释。如胡学常有《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其中有对汉赋知识谱系的考索，赋家的制度性焦虑，专制政治下赋家的生存性焦虑，汉赋的象征、政治神话与乌托邦，汉赋的意识形态功能，汉赋修辞的政治意义等内容，可参看。与此类似，对班固所提出的“诗源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等观点，当今学界也有论及其意识形态功能者，如许结在《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有所涉及。曹虹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论——关于赋体定义的一点釐清》从历史与价值两个层面的区分入手，指出赋为古诗之流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把握，毋宁说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在辨别源流中寓正本清源之意，以建立某种批评标准和价值尺度，这一思想方法贯通于《汉书·艺文志》及《两都赋序》关于诗赋源流关系的论述中。“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与其说在于揭示赋体的文学渊源，不如说旨在肯定文学的经义标准和“忠孝”内容，确立“大汉之文学，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历史地位。见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赋学史上言及赋之诗源者，汉代较早有司马迁，《史记》的人物评述中有相关说法，而刘向则是此期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刘向不但重视赋的讽谏功能，还将这种讽谏的成因上溯至《诗经》“主文而谲谏”的审美特征关于刘向而非司马迁的“讽谏”说，参见刘志伟、李娜《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载《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145页。。本于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1]17551756虽然这段序的作者可能是刘向，但经过了班固的改造则是无疑的。综观这段序文，虽则前两段约略有“诗、骚、赋递变”的意味，但仍然不是为了交代“赋的起源”，贯穿其中的思想主干只是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主张，尤其是“诗可以观”的政治功用，没有赋体渊源的任何叙说。虽然开篇第一句言“不歌而诵谓之赋”，好像指出了赋的文体特征，是为区别于《诗》的“不诵而歌”。但紧承而起的“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却消解了这层含义。原来它只是士子赋诗言志的形态描摹，只是陈述春秋时公卿大夫在外交场合有“赋诗”这类活动的事实，所谓“不歌而诵”、“登高能赋”均是针对“诗”而言，基本未涉及赋的起源问题。而无论是登高能赋的“言志”，还是失志后的“风谏”，都是肯定深具政治品格的“古诗之义”，是一种价值和道德的判断，是一种政治功用性言说，并没有涉及诗和赋的文类体制之别。就这一点而言，它和此后班固的《两都赋序》的说法几无二致。
此后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进一步强化这种观念，正式提出了“赋为古诗之流”说。而魏晋以来的赋论家如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赋论者多有继承，此说便成为汉魏六朝及其后最为权威也最为流行的一个说法。《两都赋序》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2]卷一“或曰”一词至少可以说明“古诗之流”在当时是一个普遍命题。而班固只是从礼乐背景论证了赋在新的王朝统治之下的繁荣景象和文化生产机制。如果说和《七略》有所不同的话，即是增加了“润色鸿业”的考虑，将“宣上德而尽忠孝”说成是《诗经》雅、颂精神的延续。于“讽谏”的题旨之外，揭出汉大赋“颂美”的另一特征。而无论是讽谏抑或颂美，突出的依然是赋的政治品性。只不过这种政治品性可能并没有后世作品过多的谀媚色彩，有的只是汉代士大夫胸怀天下的博大气象和为帝国统一雄霸的自豪之情，是真挚的情志抒发。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所关心的也就不再是赋的本体特征，而是一种强烈的诗教精神的宣扬，且带有在赋家“俳优”身份体认之下的生存性焦虑和制度性考量。诚如曹虹所说的那样：“把赋体创作与《诗》的关系建筑在共同的社会功能上，这就使得其对赋体兴起的描述，强调了与‘赋诗’之制的消亡之间似断实连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恰如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时的思路一样，旨在突出《诗》教精神的不亡。”[3]70 诗教精神虽然代表士大夫的伦理精神和担当意识，但究其实却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强调的是“温柔敦厚”的品格，是“主文而谲谏”的温婉，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用。可以说，这种精神经由《诗大序》发端，在班固的《两都赋序》中最后定型，也就成为汉代赋体“诗源说”的惯常叙述。如：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4]3073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1]2829无论是刘向等所言的“风谏”、“仁义风谕”、“抒下情而通讽谕”，还是班固的“宣上德而尽忠孝”，以至汉宣帝的“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都是汉代人观念中赋所具备的“古诗之义”，是“尚有仁义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的政治功用和伦理精神，也是他们将赋看成“古诗之流”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我们现在的学术视野来看，汉赋诚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体式，是一代正宗。但在当时却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以致枚皋等辞赋家多感叹“类同俳优”。在这种情势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两都赋序》中强调：“不歌而诵谓之赋”；“赋者，古诗之流也”。且对宋玉而来的辞赋家多有批评，认为甚多“宏衍侈丽之辞，而没其风谕之义”。要求赋作“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强调赋作讽谏、颂美等“古诗之义”的精神，既有为赋抬尊地位、自高身价的明显用意，同时显然也是出于大一统的文化需要，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其后魏晋六朝，皇甫谧、左思、萧统等都有类似的说法。如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说：“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赋者，古诗之流也。”[2]卷四五左思《三都赋序》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 古诗之流也。’”[2]卷一萧统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当然，魏晋六朝由于文学意识的觉醒，士人对古诗之流的体认自然不同于两汉时期，不再是“赋源于诗”的笼统表达，多把赋的起源直接溯源于诗六义之一的“赋”，指向性更加明确赋源于“六义”之“赋”的说法在六朝以后几乎定于一尊，如唐代李善为《两都赋》“赋者，古诗之流也”一句作注，便直接解释为：“《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宋代的朱熹等人也多持这种观点。。这一方面表明赋学本体论的追求，同时我们所说的赋学“诗性”批评也于此肇端。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赋用论”依然占据了大部分文人的视野。特别是随着唐宋以来的复兴古学运动的兴起，宋代试赋经义性的强化，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由隋代的改革文风，以至唐代经史学家、古文家的赋论主张，由于受到汉代“诗源说”的影响而重揭赋的事功性一面，强调赋的“经国体野”的巨大作用。如雄跨百代的李白，为文汪洋恣肆而不拘故常，在《大猎赋序》中亦云：“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今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亦将耀威讲武，扫天荡野，岂荒淫侈靡，非三驱之意耶！臣白作颂，折中厥美。”[5]61表现出的是强烈的经世观和赋为政用的文道责任有关古诗之流以及唐宋两代赋论观的经世色彩，可参拙著《中国古体赋学史论》第二章“唐宋时期：古律之辨与古体赋学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对科举试赋和统治阶层、经史学家、古文学家和文士的赋学思想有较详细的分析。。可以说，无论是当时的文学家，还是经史学家和理学家，由于受到经学（尤其是《诗经》）的巨大影响，大多是以政教观来看待“六义”之中的“赋”的。而元、明两代是我们所认定的赋“属于诗”的时代，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由“赋源于诗”向“赋属于诗”的话语转型（详见后文）。但对于前代传袭的“赋者，古诗之流也”说，自然也少不了一些叙述。如元傅与砺曰：“诗亡而离骚作，亦国风之变也……自汉以来，由骚之变而为赋，故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6]231明代于慎行亦云：“班氏言：‘赋者，古诗之流也’，盖云雅、颂不作，流而为骚、赋尔。”[7]卷二○他们均从“诗亡”与“雅、颂不作”的角度理解赋何以为“古诗之流”，与班固的思路大致接近当然这里以“赋者，古诗之流也”为元明赋家的赋源论，也只是沿承旧习，其实元明赋家更多的是理解为“赋这个文类是源自《诗经》‘六义’中的赋”，继承的是六朝以来的说法。如元代吴澄曰：“赋之名何始乎？诗有六义，一曰赋，然有比焉，有兴焉，有一诗而全赋、比、兴三体者焉……删诗之后，不复有诗，六义隐矣。楚屈子遭谗放逐，写其忠爱眷恋之心，诚贯金石，光夺日月，其辞则兴少而比、赋多，故后人或名之曰赋。”（吴澄《吴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明代黄佐《六艺流别》曰：“赋者，何也？敷也，不歌而协韵以敷布之也。赋本六义之一，故班固以为‘古诗之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徐炬《事物原始》曰：“《诗序》六义，二曰赋。赋者，谓直陈其事也。《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释名》曰：‘敷布其义谓之赋’，《左传》曰：‘郑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自荀卿、宋玉之徒演为别体，因谓之赋。”（《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4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
类似的说法在清代古体赋论家那里更普遍。“诗”的渊源论（还有祖骚宗汉的“正体论”）成为清代古体赋论家的共同话语。程廷祚《骚赋论》云：“赋与骚虽异体，而皆源于诗。”[8]卷一章学诚《文史通义》也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又诗赋本《诗经》之支系。”[9]1065吴乔《围炉诗话》曰：“赋出于《诗》，故曰古诗之流也。《汉书》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史记》云：‘作《怀沙》之赋。’则骚亦赋也。宋玉、荀卿皆有赋，荀赋便是体物之祖。赋、颂本《诗》也，后人始分。”[10]523袁枚《历代赋话序》云：“毛苌公云：君子有九能，然后可以为大夫，登高作赋其一也。古人重赋，由来久矣。然赋者古诗之流，诗亡然后骚作，骚即赋之滥觞。”[11]卷首 无论是诗家，还是赋论家，乃至骈文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赋源于诗，为古诗之流，或者持由诗而骚、由骚而赋的流变论，可见在当时的赋学思想中，取源诗、骚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但赋源于诗、变于骚的观念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清代赋论家反复强调和讨论的目的究竟为何？笔者认为，众口一声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的潜意识，由于汉代以来属于传统的经学时代，经学与政治意识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尊经致用说也是文学叙事的前提和基础。在文论家的观念里面，诗骚传统代表的是怨而不怒、言情而中节的治世之音。缘此可知，赋论家“推源溯流”的根本目的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文体探源，倒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选择。王芑孙在《读赋卮言》“导源”中用宗法制的宗子概念阐释赋的发展变化，很可能即有这方面的意识体现。他以西汉赋为正则，以《三百篇》为百世之宗，以屈原、宋玉为别子，继别为宗，表现的是对《诗经》地位和正统秩序的维护。这和律赋论者追求“清丽芊眠”的赋学风格是同一思路的，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正本清源”，重建文学规范和文学秩序，以对唐宋以来赋体的失范进行规范和定型。
进一步而论，清代赋论家反复言说的古诗之源，与其说是对赋体源流统绪的追索，不如说是清代大一统文化的要求，是“清真雅洁”的文体规范，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它表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士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经学意识。陈守玺《清代古赋正典》中说：“这样的‘体源批评’其意义以及效用就在于藉由‘典范体式’与‘源流统绪’的建构，为赋体（或说古赋）寻求价值本源的依归。从而矫弊起衰，以供学习者和创作者可资依据的正轨。换个角度说，‘体源批评’的观念也是清代赋家、赋论家在写作、阅读、学习赋的过程中，试图向过去的历史传统汲取经验、寻求解答的一种反映。”陈守玺《清代古赋正典》，台湾“中山大学”国文系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要之，从赋的“诗源论”发展过程来看，自汉代班固《两都赋序》提出“赋者古诗之流”的判断以来，司马迁的“讽谏”说、扬雄的“丽则”说等都是对这一范畴的发展。但无论是“讽谏”说，还是“颂美”论，主要都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是为了提升、维护赋的地位的叙述策略，不是缘于体源批评，而是伦理诉求和价值判断，因而根本谈不上对赋的文体特质的认识。
二、 赋“属于诗”——赋学批评“诗学”话语的转向
如上所述，赋“源于诗”的制度性和生存性焦虑影响了赋家的赋体批评，而经学独尊的学术现实使得“诗源论”更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虽然这一色彩在六朝以来的批评话语中有所减弱，但“赋用论”的主体地位一直沿承下来，显示出“诗源论”的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而赋的“诗源说”这一概念，如果从历代的赋论言说来看，明显地存在由政治意识形态维度向本体情感论维度嬗转的倾向。如果说前者从汉代发端，至南朝而定型化，于后世承沿不辍的话；后者则随着六朝文学意识的自觉而萌兴，至中唐诗文分离的归属困境而展开，至元明“赋属于诗”论而达到极盛，由此构成古体赋学的两环，也成为赋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命题。
魏晋以来，随着文学意识的自觉和对赋体特征的认识，虽然赋为“古诗之流”还是最为常见的赋源叙述，但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说，陆机强调赋的“体物浏亮”，已渐开辞赋体征的认识之途其实诗与赋的文体辨析汉代即有肇端，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一方面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一方面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此即指出诗、赋有别。而现代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看法，如郭绍虞、褚斌杰、曹聚仁等认为“辞赋属文”，台湾简宗梧则力主赋属诗等。，从而打破了汉代因赋之“诗源说”而独尊的政治一维视角，开启了对赋学本体论的追求。这可以由以下两点来说明：其一是对辞赋藻采等形式质因的阐发，其二是确认了赋作的情感维度，强调赋缘情体物的一面，赋作应“以意为主”，要深具感物伤怀的审美追求具体内容参见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的相关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亦可参拙著《中国古体赋学史论》第一章“汉魏六朝：古体赋学的发生与成熟”其二“本体论：赋学批评的新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6页。。
但问题在于，“文学自觉”的概念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文体的“诗性”发现？我们是否对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之于赋学批评的影响做出了“过度阐释”呢？现在学界有一种根据赋的文体特征前推文学自觉时代的倾向。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还是过于乐观的。且不说经学思想在魏晋时期的持续影响，仅就赋学而言，我们看到了抒情小赋的言情体物，赋学批评中的丽美和悲情，却多少有所忽略体物大赋的博物知类、赋论的讽谏和征实以及赋作的政治功用性等因素。
在当时的赋论家看来，“赋用论”仍然是赋至为重要的属性。如曹丕的“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12]卷九，左思的“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2]卷一，皇甫谧的“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2]卷四五，刘勰的“宗经征圣”等观念，一直至北朝的颜子推，都还是强调赋作的讽谏和征实，即便是南朝齐梁两朝论者强调文章须“情灵摇荡”、“绮縠纷披”，但同时也反对文风的“浮艳”和“轻侧”。而当时的大型文集《文选》首列赋，除了文体方面的考量外，其中蕴含的功用论和政治内涵亦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综观魏晋六朝，可以说“赋用论”依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多数赋论家依然坚持赋为“古诗之流”的观点，从而强调赋的美刺、讽颂作用。
魏晋六朝渐兴的“崇情重体”的赋学观随着南朝的覆灭而沉寂。隋朝以李谔为代表的统治者把赋学的功用极端化，从而完全弃绝华绮，忽视辞赋的艺术性，以儒家的温柔敦厚、质朴典则约束赋家的才华和人性，使得初兴的赋学“体征”叙述、赋源转向又淹没在一片尊经致用的文论海洋中，在隋及初唐对六朝浮靡文风的讨伐声里，在唐代以来的复兴古学运动中几乎消失殆尽。而唐代的赋论观诚如上述，重揭赋的“诗源论”，重视事功性，如初唐帝王近臣的赋论、经史学家的赋学思想、唐宋两代试赋之争中的党争色彩和抡才思维、古文家的赋循经义和讽时救世说，以及北宋以来的才学化、议论化和经义化，无不笼罩在赋学复古和经世致用的文统之下。 而真正标志赋体的诗性转向的则是中唐以来重骚倾向的形成，经由中唐柳宗元发覆、宋初“骚为辞赋祖”的提倡，两宋之际崇骚情结以及骚体文学的复兴，至元明两代而达到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完成了“诗源说”由政治性向诗性的转变。
众所周知，屈原的“楚辞”产生以来，在汉代受到班固为首的众多文论家的批评，虽然发展到魏晋六朝这一倾向有所缓和，但随着隋末唐初的儒学复兴，对屈原、宋玉及其赋作的批评甚嚣尘上。如初唐四杰的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曰：“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13]卷八以儒家的政用观为“作文之本”，表露出对辞赋作家和作品的不满，不仅举出扬雄之说辞，并对屈宋之开源、两汉之创作以及沈谢、徐庾赋作提出批评，以为是亡国破家之“罪人”。又如卢照邻对屈、宋之作也颇多鄙薄之词。古文家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亦云：“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随波而不反矣。”[14]卷五二七直至盛唐的李白、杜甫等人才对屈原、宋玉及其赋作有所辩护，而发展到中晚唐，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内化转向，加上文士的坎坷遭遇，对屈宋及扬雄的评价则多了一份认同和理解，多有对屈宋的肯定之辞，对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怨愤与不平也多了一份认同。
对屈骚的认同，即是对情感维度的肯定，也标志赋学批评逐渐脱离政用的色彩而转向诗性层面，这在两宋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宋初宋祁即提出“骚为辞赋祖”（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的说法，后经洪兴祖、晁补之、苏适、朱熹、刘克庄等人的推扩，终于成为有宋一代赋论的重要思想王德华《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一文指出：“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该论述虽然并不全然是谈论辞赋的，但于此可见一斑。，一直影响到元明两代的古体赋学批评，也使得“赋源于诗”正式转向“赋属于诗”的论述，这其中尤以元代的祝尧和明代的李东阳为代表。“赋之源出于《诗》，则为赋者固当以‘诗’为体，不当以‘文’为体。”[15]卷九祝尧为了抬高赋的地位，依然持守“赋源于诗”说，但与前人不同的是，他在这里实现了一处转换，即把“赋源于诗”从“体”的高度解放出来，把赋的“诗体”性质揭示出来，认为赋应该以诗为体，以吟咏情性为主，而不是单纯的铺采摛文，这在赋论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当然，如何实现由“诗源说”到“诗体说”的嬗变，祝尧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即赋不唯取源于诗“赋”之一义，而要杂取六端，错综成文：然论诗之体，必论诗之义。诗之义六，惟风、比、兴三义真，是诗之全体。至于赋、雅、颂三义，则已邻于文体，何者？诗所以吟咏情性，如风之本义优柔而不直致，比之本义托物而不正言，兴之本义舒展而不刺促，得于未发之性见于已发之情……人徒见赋有铺叙之义则邻于文之叙事者，雅有正大之义则邻于文之明理者，颂有褒扬之义则邻于文之赞德者，殊不知古诗之体，六义错综。昔人以风、雅、颂为三经，以赋、比、兴为三纬，经其诗之正乎？纬其诗之葩乎？经之以正，纬之以葩，诗之全体始见，而吟咏情性之作有，非复叙事明理赞德之文矣。[15]卷九祝尧对《诗经》“六义”的解说乃是程颐与朱熹的综合——“三经”、“三纬”之名采自朱熹，“六义”的定义来自程颐。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和前贤所论不同的是，这里已然不是汉代赋论的政教取向，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亦不是六朝的“取义一端，专言铺陈”，而是从诗之“六义”出发，论赋源于诗，但重心已然趋向于体征论，以风、比、兴为真义，以赋、雅、颂为邻与文者，古诗之体是六义错综成文，而源于诗的赋体自然亦应该六义成文，如此才能创作出吟咏情性之作，而不仅仅是润色鸿业的赞德之文。“源于诗”而“体于诗”，从而实现了赋学理论批评的重大嬗转，如果说祝尧在赋学批评史有重要地位，此一论说应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此论影响及于明代，如徐师曾《文体明辨》曰：“《上林》、《甘泉》极其铺张，而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眴曜，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长门》、《自悼》等赋，缘情发义，托物兴词，咸有和平从容之意，而‘比’、‘兴’之义未泯；故虽词人之赋，而君子犹有取焉，以其为‘古诗之流’也。”（罗根泽校点本《文体明辩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袁黄《群书备考》言：“自风雅变而赋作，去古未遥，梗概足述。导源性情，比兴互用，六义彰矣。”（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八三《骚赋部·总论》，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明代复古运动的先驱李东阳亦坚持赋“属诗说”的观点有关李东阳“辞赋属诗说”的具体阐释，可参看陈昌云《明代辞赋属诗说辨析——兼论明赋的理论嬗变及创作倾向》一文，此不赘述。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第6874页。。其《匏翁家藏集序》曰：“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若典谟、训诰、誓命、爻象之为文；风、雅、颂、赋、比、兴之为诗。变于后世，则凡序、记、书、疏、箴、铭、论、赞之属皆文也；辞赋、歌行、吟谣之属皆诗也。是其去古虽远，而为体固存。”[16]卷六四李东阳虽然在文集中仍然把赋归属于“文”，但理论上却旗帜鲜明地“以赋入诗”，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认识。元明赋论者大都主张赋是属于诗的，除了上揭祝尧、李东阳的观点外，胡应麟说：“然骚实歌行之祖，赋则比兴一端，要皆属诗。近之若荀卿《成相》、《云》、《礼》诸篇，名曰诗赋，虽谓之‘文’可也。”[17]4王构也说：“刺美风化，缓而不迫，谓之‘风’；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谓之‘律’；此诗之众体也。”[18]卷二谢榛《四溟诗话》中有一则评论也是以这样的审美态度为标准的：“《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若《子虚》、《上林》，可诵不可歌也。然亦有可歌者，若《长门赋》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独居。’《悼李夫人赋》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伫兮，泯不归乎故乡。’二赋情辞悲壮，韵调铿锵，与诗歌何异？”[19]11黄佐亦云：“赋，‘诗’之流其杂近于‘文’，而又与诗丽者”[20]目录。有些还直接标明赋和文的不同，以区分荀子之赋和屈骚的相异之处。可以说，此期的文论家已充分认识到赋的“诗”之属性。而以“比兴”之义附于诗，即是取其吟咏情性，专注抒情之一端，要求赋要有诗一样的寄托，不能仅仅专注于格律和才识，还要有楚骚般沉郁悱恻的情思当然如前所述，也有一些赋学家并不完全持“赋属于诗”的观点，甚至有些还有矛盾之处，如胡应麟、王士贞等人即是。这里我们如此判断，只是就赋学的主导倾向而言。而在一些文选、文集和赋选中，仍存在诗赋不分、文赋不分的现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赋源于诗”向“赋属于诗”嬗转的复杂性。文集编纂方面诗赋归属混乱，如吴讷在《文章辨体》中将诗分为四类：古歌谣辞，古赋（评点了从战国到明代的历代赋），乐府，古诗。律赋也放在连珠、判和律诗之间，将辞赋列入诗类。晚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分诗类依次为：古歌谣辞，四言古诗，楚辞，赋（古赋、俳赋、文赋、律赋），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也将赋归入诗类。宋范成大《石湖诗集》、周文朴《方泉诗集》、蒲寿宬《心泉学诗稿》等均收其赋作，顾璘的赋篇编入《顾华玉集》中的《息园存稿诗》而非《自园存稿文》。而楼昉《崇文古诀》评点的古文中有屈原的《卜居》、《渔父》，贾谊的《鸟赋》，班固的《两都赋》和欧阳修的《秋声赋》等。谢枋得《文章规范》的“小心文”中有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而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收有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苏辙的《黄楼赋》等，可见他也是把这些赋当成“文”的。李东阳虽主“赋属于诗”说，但他的赋作依然收入文稿而非诗稿等。。于汉代以来的“诗源说”非关“赋体”的认识，李维桢的看法十分深刻，他说：“班孟坚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古诗之流’取其义相沿，非论其体也。”[21]卷一三取其义即是“体国经野”的外在表达，是想象性的政治虚构，而不是赋体发展的事实叙述，也不是文体意义上的辨析和书写。汉代论者借《诗经》之义而推动汉赋经典化的叙事策略，只有到了元明时期，才真正使赋脱离“文本互涉”的渗融，回归到以作者性情为主体的赋体批评上来。沈守正据此也说：“三百篇广而骚，骚广而赋，体变气未变也。”[22]卷五也是从体源的意义上而非功用意识上来探讨赋的流变，与祝尧、李梦阳及众多元明赋论家思路一致而发展至于清代，由于推尊经学，这一倾向除了在一些古体赋论家的赋论中如程廷祚、刘熙载等得以保持、发展外，并没有贯穿始终。而清代的“与诗画境”说，即从赋论批评中认定赋属于文。认为“已画境于诗家，可拓疆于文苑”、“诗有清虚之赏，赋唯博丽为能”等，强调赋自有体，既不同于诗，也不同于骚；它有韵，更不同于文。。 三、 赋学批评话语转向的成因
元明时期，古代赋学终于很大程度上摆脱汉代以来赋学政治性功用论的束缚，确立了其诗性内涵和体类特征，虽然这并不能完全表明辞赋和赋学自身的自足性（如依然是借“诗”言体性等），但毕竟摆脱了赋在诗与文两者之间的长期徘徊，还是有着重大的文体学意义的。探究其个中原因，可以从唐宋以来尤其是元明时期强烈的辨体意识、中唐以后骚体赋学批评的复兴以及元代科举改试古体赋等方面来加以分疏：
（一） 辨体意识的空前觉醒和重视
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和基础，众所周知，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如何写”的文章学传统，是以文体问题为核心的。汉魏时已经用“体”这一概念来论文。西晋时期，“体”、“文体”已成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论著述都以文体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体位的观念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自觉要求参看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9299页；亦可参看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秦秀白《文体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的有关内容。。
这一倾向在中唐以来的“诗文二分”观念中得到具体强化，如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中即隐约可见当时诗、文二分的标准：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23]579其立论与六朝以来的“文笔”之说区别并不太大，只是“比兴”的书写方式被十分明确地标示出来。我们知道，六朝以来，论者往往强调“六义”之一的“赋”为赋的起源，而替代了以前统而言之的诗源说。这样从体类特征上即突出了赋“铺采摛文”的一面，而与诗之“比兴”有了明确的区分，所谓“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这种对赋的体征认知与当时的“赋属文”说的叠加，使得人们对赋的归属划分产生了岐解。而此后以至中唐，随着诗文二分的倾向日益明显，当时的文人在赋的文类归属上便有很大的困惑。宋代以后，由于文体赋的兴起，论者对于赋究竟属于“诗”还是“文”的判断，往往就没有了明确的依据。
宋元以来，尤其是明代兴起了文学批评的辨体运动，宋代以来的文论家特别重视文体的辨析，将体制作为文学的首要因素加以强调。如宋人倪思就明确提出：“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24]14这种对体制的强调在前代论者的笔下是不多见的。元代相沿，明代尤是如此，出现了《诗源辨体》等理论著作和《文章辨体汇选》等大型文献汇编。茶陵派代表李东阳主张以“声律”、“性情”论诗文之别。前七子的李梦阳不仅从声律上区分诗文，还提倡真情为诗：“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25]卷一二何景明也明确指出：“夫诗之道，尚情而有爱；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诗之道也，慈惠出焉；经德纬事者，文之道也，礼义出焉。”[26]卷三一而徐祯卿、王世贞等也多从声律和抒情上区分诗文。又如吴讷的“文辞以体制为先”、陈洪谟的“文莫先于辨体”等说，均应作如是观。在如此强烈的辨体思潮下，元代祝尧以来深辨诗文属性，强调赋属于诗，突出赋的六义错综成文，追求吟咏情性，要求赋作情词兼备，以抒情赋为正统，虽然不尽符合汉赋以来的发展实际（如汉代大赋和宋代的新文赋等），但毕竟以强烈的尊体之心，为元明两代古体赋学的复兴树立了一个标准，成为元明两代赋家的共同叙述，也影响到清代的古体赋学批评。
（二） 骚体赋学批评的兴起
赋属于诗的判定是以“崇骚重情”为前提的，这必然要在骚体复兴的时代语境下才能实现。如前所述，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赋自产生以来，虽然有刘安、司马迁、王逸、刘勰等人的推扬，但可以说，一直到中唐以前，对屈骚的评价并不太全面，尤其是在隋及唐初的重儒思潮中甚至出现了对屈宋全面否定的思潮。而从中唐起，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败，骚情怨意渐生，文学家、史学家乃至政治家开始对屈原有所好评。尤其是柳宗元，一生蹇抑落拓，志向不申，“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创作出大量悲情掩抑的骚体赋，对屈原之作更是心向往之。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甫湜以及皮日休等，都对屈骚有所继承。
宋代是楚辞学承沿唐代而复兴的时代，宋初即有宋祁以《离骚》为词赋祖的说法：“《离骚》为词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文章辨体序引》）至两宋之交，士人感慨身世家国，明显表现出归复骚情的审美追求。如严羽即主张“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重视的是以《离骚》为代表的情感内涵。这在其后晁补之的《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朱熹的《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后语》中都有十分鲜明的体现。可以说，两宋的屈赋及拟骚赋作评价，无论是诗人，还是理学家，始终是以情感为中心的。
元明两代论者接续宋代以来晁补之、朱熹对骚学的态度，推崇屈原辞赋的深情。如吴澄《詹若麟渊明集补注序》云：“予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也，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此予所以每读屈辞、陶诗，而为之流涕太息也。”[27]卷二一即是为屈赋的盘曲郁婉之情所感染。虞集也在《道园学古录》中说：“慨然感发而欲有为者，表志愿也，盖以拟诸屈大夫之词云。”[28]卷三四祝尧论屈骚许之以“则情形于辞而其意思高远，辞合于理而其旨趣深长”，要求后世赋家要以屈骚为法，唐体赋“惟韩、柳诸古赋，一以骚为宗而超出俳、律之外”的原因即是：“韩子之学，自言其正葩之诗而下逮于骚。柳之学，自言其本之诗以求其恒，参之骚以致其幽。”[15]卷七明代学者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也说：“学者苟能熟读涵咏，于窈冥恍惚之中得其脉络，识其深永之妙，则骚之真趣乃见。”[29]35此说与严羽相近。胡应麟在比较《诗经》与《离骚》时亦云：“国风雅颂，温厚平和；离骚九章，深永为宗。”他们所关注的都是屈赋（骚体赋）的情感一维。而胡应麟又明确将骚、赋区别为两种文类，体现出明代辨体思潮的长足进展。他在《诗薮》中说：“纡回断续，骚之体也；讽谕哀伤，骚之用也；深远优柔，骚之格也；宏肆典丽，骚之词也。”[17]4“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相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钜为工。”[17]6既明辨骚之体、用、格、辞，又揭示出骚、赋不同的文体特征。王世贞亦持是见。可见，在崇骚重情的时代文艺思潮中，辨析赋体归属，以之入于“诗”的吟咏情性，而不是“文”的议理铺陈，也就成为绝大多数赋论家的必然选择了。 （三） 元代以来科举试赋及崇古重情的影响
科举试赋自唐代开创以来，宋代承其制，发展到末期，试赋之初的清新丽则早已湮没无闻，代之而起的是严格的格律技法追求。尽管当时律赋仍然作为进士科举考试的科目，但“殿试，欲习诗赋、习经义人并同试策”，当时试卷评卷者也往往沮抑辞赋，并置下等。而文人也多不把律赋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更不要说编纂试体律集者了。元代替兴，经过长期的试赋之争后，改律体赋为古体赋，除却现实政治的考虑外，于文学上有两个重要的反动：一是反对唐宋以来的试体律赋；一为反对中唐兴起，宋代以欧阳修、苏轼为创作主体的新文赋。自此之后，对唐宋两代辞赋的批评不绝于耳，如赵孟论宋末律赋云：“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30]卷六元明两代文人辞赋创作以古体赋为主，故两代赋论者对唐宋两代的律赋亦多轻谩之辞，祝尧如此，此后的众多论者亦如此。祝尧说：“宋赋虽稍脱俳律，又有文体之弊，精于义理而远于情性。”[15]卷五“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15]卷八
祝尧及其后的王世贞、胡应麟等都提醒后学者不能轻忽诗与文之大防，否则以赋篇发表议论，终究还是背离赋属于诗的首要原则。辞赋创作要“辞出于情，情辞两得”，要“有兴起之妙趣”、“咏歌之遗音” 对元明两代“崇骚重情”的赋学倾向，学界多有论及者，如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李新宇《元代辞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即对此期“祖骚宗汉”、“因情立体”的赋学特征及文化成因多有阐释，可参看。。归结为一点，即是赋作要有情感，不能仅仅是辞藻声律和才学议论。而对唐代辞赋批评尤烈的是明代李梦阳的“唐无赋”说许结有《明代“唐无赋”说与赋学复古》（见《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28页）一文，对李梦阳的“唐无赋”说从概念辨析、理论精义、现实意义与文化品格进行了详细阐释，可参看。，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赋学观点，“唐无赋”说并不只是表明唐“无赋”，而是批评唐代“律赋”的唯重声律，疲软乏情，这在金代后期以来的学者中已多有发见。而元代以祝尧《古赋辨体》为主的赋论家主张以情为主，反对律体赋和文体赋的创制。只不过李梦阳则在前贤李东阳的赋“属诗说”的理论下走得更远，将唐宋两代的律体赋一笔抹杀。
如果绾合李梦阳本人的辞赋创作和文学复古运动思潮来观照辞赋的体格之辨、时代之别的话，那么透过他看似激烈的批评，显示出的则是他与元明以来批评家相似的赋学复古倾向：反对律赋和新文赋，为赋要重情重骨。他批评明初以来的“台阁体”赋，强调辞赋创作不是一味地为国家鸣盛颂赞，也不应是优游闲适的心态呈现，而是要祖骚宗汉，直面现实，既抒写时代的衰敝，又抒写自己的悲怨情怀。所以说，李梦阳“唐无赋”说的真正意旨是其现实意义，他以重骚仿汉的创作心态，突显的是赋作的情感内涵和针砭现实的力量，是以汉赋的博大气象与凝重的气势抒写骚人深心，以建构起词气健拔、刚正博大、情思沉郁的明代赋学，虽然他本身的赋作模拟气息浓厚，并没有达到其赋论所言的理想状态，但他以情感为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提倡，毕竟为明代辞赋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空间和方向，并一直影响到明代的整个复古运动，确是不可怀疑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无赋”说才获得更大的阐释价值，因而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赋论史地位。
由此可见，无论是祝尧的诗性表达、李东阳的“赋属诗”说，还是李梦阳的“唐无赋”说，都不是单纯的体类之争，也不是断然对一个时代赋作的全然否定。从其基本的理论内涵而言，是通过回归于诗性表达，对唐宋以来或重律体，或偏义理的创作倾向的批评，是对赋学情感维度的张扬。在如此重视情感表达的赋学语境中，重新界定赋的诗学属性，而非关于文，也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了。
中国古代“赋源”和“赋体”批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经学笼罩的时代学术氛围下，确实经历了一个长期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而源于其政治品性，“诗源说”也始终没有完全脱离经世致用的内涵。而其中的反动则表现为由政治意识向诗性维度的转换，由“诗源说”向“诗体论”的过渡，如果说这一进程从六朝文学觉醒时期开始发端的话，那么中经唐宋，至元明两代而达到高峰，也可以说标志着赋之“诗体”的相对独立性的完成。这当然是与当时强烈的辨体意识、中唐以来的骚体批评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转换息息相关。只有把赋的“诗源说”和“诗体说”放入整个学术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深刻揭示其重要的价值和影响。而这一点，也即是本文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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