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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野调查概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有两件大事影响全人类，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另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此言非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确深刻影响人类的政经、文化、社会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各式各样的人文与社科问题呈现，有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深远地改变现实并提升我们的认知，有的问题依旧滞留，成为长远的现实困境。中国的城中村是复杂的万花筒，现实与理念交错，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甚至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往复，这其中有太多问题值得研究并深思。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化举步维艰，1978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提升，2009年达到46.6%。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平均为78%，最高达92%，中等收入国家为60%。中国地域发展非常不均衡，东南沿海处在高速发展中，城中村的问题也更加突出。据资料显示，北京有城中村231个，珠海市有26个行政村，温州城区中有138个城中村。城中村的实质，是城市的快速扩张，所导致的城乡共存二元现象。李培林在其《村落的终结中》指出，城中村的外部形态是以宅基地为基础的房屋建筑群落聚集，其内部实质是血缘与亲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凝结。简言之，城中村既保留了传统村落的一般特征，但是因为身处城市之中，又受到外部城市环境的巨大影响，如交通、商业、就业、城市建设与管理等。
城中村是重大资源与利益之所在，但是同时又伴随着诸多社会问题。笔者将其简单归纳为几点。其一，相对于其他城市空间，城中村基础设施较落后，房屋密集，道路狭窄，这是最为明显也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其他问题或多或少由此派生。其二，卫生环境较差，由于人口密集容易传播疾病，其中无照经营的小摊贩也是这个问题的缘由。其三，城中村中的人群密度大，身份复杂，使得治安问题突出。其四，城中村存在许多廉价出租，成为犯罪场所和藏匿罪犯所在。
城中村存在以上诸多问题，使得政府不得将城中村视为治理关键，其中的治安问题、城市规划、交通卫生都是考核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房地产商无疑是当今中国影响巨大的利益集团，城中村的土地开发存在巨大的商机，同时政府也能在这个商机中分一杯羹，因为土地财政是各级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柱。因而，城中村的改建与治理中，形成了特有的利益格局，权力和权利相互交错。在这种利益对峙的局面中，形成了政府-开发商-村干部-村民四方结构。笔者认为这是“特有”的利益格局，是城中村相对于一般村落，比较突出的特点，换言之，一般村落也存在这种利益格局但是不明显，城中村也存在一般村落中的利益关系但不是其特殊性。
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城中村的治理和改造过程中，这四个利益方如何博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腐败如何产生。本文的思路主要是基于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通过走访温州大河村（化名）的村民和前村主任，来分析当地腐败运行的基本框架。大河村前村主任李主任（化名），现退休在家，担任过村干部多年，也有过多年法律基层工作经验，可以说经历过温州城中村变迁的风风雨雨，有着扎实的城中村工作经验。
二、政府腐败的诱因与形式
城中村的改建中，政府的巨大收益首先是土地收入，即通过低补偿征收建设用地，然后高价出让给开放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料显示，全国各地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60%，从温州情况看，不包括房地产开放和政府公建项目，单1999-2003年全市城镇集体土地购置费收入227.40亿元，扣除之分农民征地补偿80.87亿元，各级财政收入应为146.53亿元。其次，城中村改造可以大幅提升周边土地价格，这种波及效益应该视为间接的土地收益。
在城中村开发中，除了土地收入这个显性收益外，政府将会获得巨大的政绩效益，这是一个隐形却重要的收益。有时，这个诱因甚至比实在的土地财政收入更为重要，因而常常使政府不惜滥用权力，去突破乡村力量中的重重阻力。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政府官员的任免，是经由上级考核与选拨，而非经由民众选举产生。上级官员对于下级官员考核，因为鞭长莫及且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通过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和因素来判断，比如城市规划、犯罪率、稳定指标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在威权政体中，政绩工程泛滥，因为这是上级考核下级的重要指标。上文曾论述过，城中村存在许多严重的城市问题，如果政府能够有效改造城中村，就会成为重要的政绩指标。由此观之，对于政府官员的升迁，加速城市化进程相较于保障城中村农民的利益，是切实利益所在，显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政府只需掌握征地过程中的分寸，不至于诱发群体事件而影响城市稳定，就不会影响到政绩考核。即便引发群体事件而产生上诉或上访问题，政府也有相关的应对策略，比如截访、编造罪名等，所以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获得的政绩效益，要远大于风险，只要手腕灵活多样。
传统学理上认为，腐败主要是明确的权力交易，也就是滥用权力之后将获得相当明确的收益。但是，就腐败的本质而言，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获取私人利益，这其中不论私人利益是否明确与清晰，都将对公共权力造成伤害。所以，无论以权谋私中的“私”以什么形式存在，都是腐败，这是对腐败合乎目的的解释。以目的解释的方法来界定腐败的概念，是为了指出城中村改造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有重要的私利成分，如果政府官员在改造过程中滥用权力，违法法定程序，侵害村民私权，就可以合理懷疑这是谋求私利的腐败行为，并通过后续的司法手段进行查证。
在城中村改造与收地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将与其他三方利益集团交涉。首先，是政府与开发商的腐败运作的基本形式。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土地的盈利前景非常敏感，一旦发现可供开放的土地，便游说政府以“公共利益”进行征收。其中涉及繁杂的程序，诸如审批、招标、承建，都需要政府官员审核或拍板。但是，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核机制和标准弹性非常大，甚至完全可以经由官员主观臆断，比如开发商“信誉良好”、“组织管理完善”等等。所以，繁杂而模糊的程序提供权力寻租空间，甚至许多程序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如果一片土地政府先看中，那政府也需要开发商的帮助，因为土地开发需要巨额的前期资金投入，政府在挑选开发商的过程中，也可以运用以上相同的腐败运作模式。 政府与城中村干部的关系，比较类似代理人的关系。在征地过程中，政府虽然会有“公共利益”这面冠冕堂皇的旗帜，但涉及村民的具体利益，他们未必会吃这一套，这就是为什么近年城中村群体事件频发。另一方面，城中村中情况复杂，比如村民关系及财务状况，政府对村中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就会需要村干部作为先锋去开路，负责具体执行事务，并摆平相应纠纷。作为回报，上级政府会给予村干部更大的执行权力和操作空间，比如拆迁的先后顺序、补偿款的发放，基本由村干部拍板，这里都有巨大的腐败空间。另外，政府会以警力这种合法的暴力方式支持村干部的工作，这使得村干部在拆迁中权力更大。村干部分为两种，村长（村主任）由村民选举产生，村委会作为党支部由上级指派。在征地和补偿中，如果民选的村主任为村民利益挺身抗争时，会受到村委的制衡和上级政府的打压。久而久之，在巨大的压力下和利益驱动下，多数村干部会慢慢妥协，成为上级政府在村里的利益代理人。
城中村征地的过程中，政府与村民的利益冲突最大，因为土地对村民而言不仅是巨大的利益，也是农耕的立身之本。在大河村中，村民依旧非常传统，安土重迁，视土地为命根子。政府对于个别顽固分子，一般会软硬兼施，即利益收入和暴力威胁。利益收买的数额非常有限，否则其他村民会认为只要顽抗到底，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则政府征地则会有更大的阻力。暴力或法律威胁中，一般会编造裁量空间较大的罪名如妨碍公务、暴力抗法等。许多被逼无奈的失地村民，首先会向法院上诉，但地方法院严重受制于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很难与政府直接对抗，最后上诉只能不了了之。笔者在温州各级法院门口曾见过数起村民静坐示威事件，皆因征地纠纷而起。个别极端的村民，会选择上访来抗争，但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打击和预防上访，因为稳定性是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简言之，政府有更多资源和手段，甚至拥有合法暴力和司法裁决，在巨大的土地利益面前，并不会因为部分村民的抗争而大幅退让，最多只是策略性妥协。
三、村干部的腐败形式
由于上级政府会在征地过程中放权，所以村干部的权力和油水非常大，只要符合上面的大原则而不出乱子，村干部在执行事务中可以任意操作。正是认识到这个职位中包含的巨大利益，所以村长竞选几乎成了砸钱的游戏。温州大河村及附近的城中村，村长竞选大概要花费300万到500万，有的直接发红包，并承诺当选之后仍有重酬，有的贿选形式更加夸张，将烟酒等礼品放在板车上拉到各家门口发送，光天化日毫不避忌，村长贿选已经是城中村公开的秘密。砸下巨资，则可以想象村长当选后一定会不惜代价把钱捞回来，其中征地腐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直接贿赂。由于村干部在征地拆迁执行中享有诸多权力，所以开发商和村民都有直接向村干部行贿的动机。李主任坦言，曾有开发商向其承诺，如果在某个期限内完成村民动员工作，则直接支付50万。对于开发商而言，时间意味着巨大的资金链投入和利息，当然是分秒必争。但是，在城中村征地、谈判、拆迁、补偿等诸多过程中，即便没有大阻力和大抗争，也会小麻烦不断，此间种种都必须仰仗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对村民而言，向村干部行贿的动机也很强烈。比如，可以拖延拆迁的时间，可以取得更多拆迁补偿款等等。
第二种，间接行贿。直接行贿的弊端不言而喻，容易暴露，也容易被追查。所以，腐败的形式和对策也在不断升级。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开发商和村干部的间接利益交换，一般以阴阳合同的形式出现。比如，村干部为开发商办事，同时与开发商签订看似不相关的其他交易合同，价额明显高于市价。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间接行贿隐藏得更深。温州农村仍旧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生态，再加上血缘与亲缘关系，人际网络更加复杂，所以村民交往时往往都有人情上的复杂权衡。在婚丧嫁娶的礼金中有调整的空间，平时邻里互助也可以频繁示好，种种事出有因的人情交往，常常能掩盖贿赂的实质。
第三种，承包工作。村干部的腐败形式中，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并不常见，因为这样风险太大。但是，在城中村的改建中有大量工程和交易，这些机会都可以间接转化金钱利益。村干部会利用自己的雇员成立相关的公司，承包工程或者高价购买材料。以前的做法比较粗暴，村干部会直接利用自己的亲人，但是后来他们渐渐发现这样容易被人找到把柄，虽然这些伎俩村民也心知肚明，但是村干部一般也会把表面文章做足。温州许多村干部，都是靠“生意”发家致富，但这些生意多数都与城中村改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调查结论及建议
在城中村改建过程中，村民出让土地，开发商收地重建，中间以政府和村干部为纽带。这个两个中间环节握有巨大的权力，因而滋生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温州是沿海发达城市，城乡差距更加显著，落后的城中村被现代的城市包围，是严酷的城乡对峙。再加上城中村改建所涉及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繁琐的执行程序、交错的权力结构，使得权力腐败的形式灵活多变，且容易伪装和掩饰。但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措施是不变的，即增加腐败的成本、减少腐败的收益，无论是宣扬道德文化还是设计制度，都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筆者发现，虽然某些对征地不满的村民会积极抗争，比如上诉和上访，但是大多数村民敢怒而不敢言，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这其中有复杂的群体心理。温州村落中仍以熟人网络存续，甚至有更深厚的亲缘和血缘关系，村民之间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愿意以和为贵，只要村干部没有太过分，大家也不愿撕破脸，否则就会增加日后在村里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村干部和政府有强力做后盾，村民意识到抗争也不过是以卵击石，太多失败的前车之鉴更是强化这种信念。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为贵”与“顺民”观念，极大地消减了村民对腐败与不公的抗争意识。但是，权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经由艰苦漫长的谈判、牺牲、妥协而达成，因而“为权利而斗争”在西方法律思想中如此重要。所以，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普及能有效地保护村民的利益，也能让他们以正当的抗争来提升腐败的成本。
城中村改造中的腐败问题，最大的根源仍是制度的真空，从而缺乏对权力有效的制衡，使得权力运作存在极大空间。政府挑选开发商时，没有严格的筛选机制、审查标准，最终决定只能由少数领导拍板，当然会有权力寻租。村干部执行征地、补偿的具体措施时，基本没有约束机制，只是靠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安排与操作，当然可以任意妄为。并且，政府对司法和言论的控制，都会明显减少自身腐败的成本。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熟人社会和法治社会、潜规则和制度约束中产生了断裂与真空，这使得城中村的腐败从中大量滋生，遏制腐败也必须从相应的制度和文化中着手解决。
参考文献
[1]王新、方益权：《社会法视域下的城中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李晓明：《控制腐败的法律机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
[4]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控制腐败》，杨光斌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
[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法学博士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有两件大事影响全人类，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另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此言非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确深刻影响人类的政经、文化、社会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各式各样的人文与社科问题呈现，有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深远地改变现实并提升我们的认知，有的问题依旧滞留，成为长远的现实困境。中国的城中村是复杂的万花筒，现实与理念交错，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甚至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往复，这其中有太多问题值得研究并深思。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化举步维艰，1978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提升，2009年达到46.6%。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平均为78%，最高达92%，中等收入国家为60%。中国地域发展非常不均衡，东南沿海处在高速发展中，城中村的问题也更加突出。据资料显示，北京有城中村231个，珠海市有26个行政村，温州城区中有138个城中村。城中村的实质，是城市的快速扩张，所导致的城乡共存二元现象。李培林在其《村落的终结中》指出，城中村的外部形态是以宅基地为基础的房屋建筑群落聚集，其内部实质是血缘与亲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凝结。简言之，城中村既保留了传统村落的一般特征，但是因为身处城市之中，又受到外部城市环境的巨大影响，如交通、商业、就业、城市建设与管理等。
城中村是重大资源与利益之所在，但是同时又伴随着诸多社会问题。笔者将其简单归纳为几点。其一，相对于其他城市空间，城中村基础设施较落后，房屋密集，道路狭窄，这是最为明显也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其他问题或多或少由此派生。其二，卫生环境较差，由于人口密集容易传播疾病，其中无照经营的小摊贩也是这个问题的缘由。其三，城中村中的人群密度大，身份复杂，使得治安问题突出。其四，城中村存在许多廉价出租，成为犯罪场所和藏匿罪犯所在。
城中村存在以上诸多问题，使得政府不得将城中村视为治理关键，其中的治安问题、城市规划、交通卫生都是考核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房地产商无疑是当今中国影响巨大的利益集团，城中村的土地开发存在巨大的商机，同时政府也能在这个商机中分一杯羹，因为土地财政是各级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柱。因而，城中村的改建与治理中，形成了特有的利益格局，权力和权利相互交错。在这种利益对峙的局面中，形成了政府-开发商-村干部-村民四方结构。笔者认为这是“特有”的利益格局，是城中村相对于一般村落，比较突出的特点，换言之，一般村落也存在这种利益格局但是不明显，城中村也存在一般村落中的利益关系但不是其特殊性。
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城中村的治理和改造过程中，这四个利益方如何博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腐败如何产生。本文的思路主要是基于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通过走访温州大河村（化名）的村民和前村主任，来分析当地腐败运行的基本框架。大河村前村主任李主任（化名），现退休在家，担任过村干部多年，也有过多年法律基层工作经验，可以说经历过温州城中村变迁的风风雨雨，有着扎实的城中村工作经验。
二、政府腐败的诱因与形式
城中村的改建中，政府的巨大收益首先是土地收入，即通过低补偿征收建设用地，然后高价出让给开放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料显示，全国各地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60%，从温州情况看，不包括房地产开放和政府公建项目，单1999-2003年全市城镇集体土地购置费收入227.40亿元，扣除之分农民征地补偿80.87亿元，各级财政收入应为146.53亿元。其次，城中村改造可以大幅提升周边土地价格，这种波及效益应该视为间接的土地收益。
在城中村开发中，除了土地收入这个显性收益外，政府将会获得巨大的政绩效益，这是一个隐形却重要的收益。有时，这个诱因甚至比实在的土地财政收入更为重要，因而常常使政府不惜滥用权力，去突破乡村力量中的重重阻力。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政府官员的任免，是经由上级考核与选拨，而非经由民众选举产生。上级官员对于下级官员考核，因为鞭长莫及且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通过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和因素来判断，比如城市规划、犯罪率、稳定指标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在威权政体中，政绩工程泛滥，因为这是上级考核下级的重要指标。上文曾论述过，城中村存在许多严重的城市问题，如果政府能够有效改造城中村，就会成为重要的政绩指标。由此观之，对于政府官员的升迁，加速城市化进程相较于保障城中村农民的利益，是切实利益所在，显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政府只需掌握征地过程中的分寸，不至于诱发群体事件而影响城市稳定，就不会影响到政绩考核。即便引发群体事件而产生上诉或上访问题，政府也有相关的应对策略，比如截访、编造罪名等，所以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获得的政绩效益，要远大于风险，只要手腕灵活多样。
传统学理上认为，腐败主要是明确的权力交易，也就是滥用权力之后将获得相当明确的收益。但是，就腐败的本质而言，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获取私人利益，这其中不论私人利益是否明确与清晰，都将对公共权力造成伤害。所以，无论以权谋私中的“私”以什么形式存在，都是腐败，这是对腐败合乎目的的解释。以目的解释的方法来界定腐败的概念，是为了指出城中村改造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有重要的私利成分，如果政府官员在改造过程中滥用权力，违法法定程序，侵害村民私权，就可以合理懷疑这是谋求私利的腐败行为，并通过后续的司法手段进行查证。
在城中村改造与收地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将与其他三方利益集团交涉。首先，是政府与开发商的腐败运作的基本形式。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土地的盈利前景非常敏感，一旦发现可供开放的土地，便游说政府以“公共利益”进行征收。其中涉及繁杂的程序，诸如审批、招标、承建，都需要政府官员审核或拍板。但是，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核机制和标准弹性非常大，甚至完全可以经由官员主观臆断，比如开发商“信誉良好”、“组织管理完善”等等。所以，繁杂而模糊的程序提供权力寻租空间，甚至许多程序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如果一片土地政府先看中，那政府也需要开发商的帮助，因为土地开发需要巨额的前期资金投入，政府在挑选开发商的过程中，也可以运用以上相同的腐败运作模式。 政府与城中村干部的关系，比较类似代理人的关系。在征地过程中，政府虽然会有“公共利益”这面冠冕堂皇的旗帜，但涉及村民的具体利益，他们未必会吃这一套，这就是为什么近年城中村群体事件频发。另一方面，城中村中情况复杂，比如村民关系及财务状况，政府对村中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就会需要村干部作为先锋去开路，负责具体执行事务，并摆平相应纠纷。作为回报，上级政府会给予村干部更大的执行权力和操作空间，比如拆迁的先后顺序、补偿款的发放，基本由村干部拍板，这里都有巨大的腐败空间。另外，政府会以警力这种合法的暴力方式支持村干部的工作，这使得村干部在拆迁中权力更大。村干部分为两种，村长（村主任）由村民选举产生，村委会作为党支部由上级指派。在征地和补偿中，如果民选的村主任为村民利益挺身抗争时，会受到村委的制衡和上级政府的打压。久而久之，在巨大的压力下和利益驱动下，多数村干部会慢慢妥协，成为上级政府在村里的利益代理人。
城中村征地的过程中，政府与村民的利益冲突最大，因为土地对村民而言不仅是巨大的利益，也是农耕的立身之本。在大河村中，村民依旧非常传统，安土重迁，视土地为命根子。政府对于个别顽固分子，一般会软硬兼施，即利益收入和暴力威胁。利益收买的数额非常有限，否则其他村民会认为只要顽抗到底，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则政府征地则会有更大的阻力。暴力或法律威胁中，一般会编造裁量空间较大的罪名如妨碍公务、暴力抗法等。许多被逼无奈的失地村民，首先会向法院上诉，但地方法院严重受制于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很难与政府直接对抗，最后上诉只能不了了之。笔者在温州各级法院门口曾见过数起村民静坐示威事件，皆因征地纠纷而起。个别极端的村民，会选择上访来抗争，但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打击和预防上访，因为稳定性是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简言之，政府有更多资源和手段，甚至拥有合法暴力和司法裁决，在巨大的土地利益面前，并不会因为部分村民的抗争而大幅退让，最多只是策略性妥协。
三、村干部的腐败形式
由于上级政府会在征地过程中放权，所以村干部的权力和油水非常大，只要符合上面的大原则而不出乱子，村干部在执行事务中可以任意操作。正是认识到这个职位中包含的巨大利益，所以村长竞选几乎成了砸钱的游戏。温州大河村及附近的城中村，村长竞选大概要花费300万到500万，有的直接发红包，并承诺当选之后仍有重酬，有的贿选形式更加夸张，将烟酒等礼品放在板车上拉到各家门口发送，光天化日毫不避忌，村长贿选已经是城中村公开的秘密。砸下巨资，则可以想象村长当选后一定会不惜代价把钱捞回来，其中征地腐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直接贿赂。由于村干部在征地拆迁执行中享有诸多权力，所以开发商和村民都有直接向村干部行贿的动机。李主任坦言，曾有开发商向其承诺，如果在某个期限内完成村民动员工作，则直接支付50万。对于开发商而言，时间意味着巨大的资金链投入和利息，当然是分秒必争。但是，在城中村征地、谈判、拆迁、补偿等诸多过程中，即便没有大阻力和大抗争，也会小麻烦不断，此间种种都必须仰仗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对村民而言，向村干部行贿的动机也很强烈。比如，可以拖延拆迁的时间，可以取得更多拆迁补偿款等等。
第二种，间接行贿。直接行贿的弊端不言而喻，容易暴露，也容易被追查。所以，腐败的形式和对策也在不断升级。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开发商和村干部的间接利益交换，一般以阴阳合同的形式出现。比如，村干部为开发商办事，同时与开发商签订看似不相关的其他交易合同，价额明显高于市价。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间接行贿隐藏得更深。温州农村仍旧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生态，再加上血缘与亲缘关系，人际网络更加复杂，所以村民交往时往往都有人情上的复杂权衡。在婚丧嫁娶的礼金中有调整的空间，平时邻里互助也可以频繁示好，种种事出有因的人情交往，常常能掩盖贿赂的实质。
第三种，承包工作。村干部的腐败形式中，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并不常见，因为这样风险太大。但是，在城中村的改建中有大量工程和交易，这些机会都可以间接转化金钱利益。村干部会利用自己的雇员成立相关的公司，承包工程或者高价购买材料。以前的做法比较粗暴，村干部会直接利用自己的亲人，但是后来他们渐渐发现这样容易被人找到把柄，虽然这些伎俩村民也心知肚明，但是村干部一般也会把表面文章做足。温州许多村干部，都是靠“生意”发家致富，但这些生意多数都与城中村改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调查结论及建议
在城中村改建过程中，村民出让土地，开发商收地重建，中间以政府和村干部为纽带。这个两个中间环节握有巨大的权力，因而滋生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温州是沿海发达城市，城乡差距更加显著，落后的城中村被现代的城市包围，是严酷的城乡对峙。再加上城中村改建所涉及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繁琐的执行程序、交错的权力结构，使得权力腐败的形式灵活多变，且容易伪装和掩饰。但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措施是不变的，即增加腐败的成本、减少腐败的收益，无论是宣扬道德文化还是设计制度，都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筆者发现，虽然某些对征地不满的村民会积极抗争，比如上诉和上访，但是大多数村民敢怒而不敢言，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这其中有复杂的群体心理。温州村落中仍以熟人网络存续，甚至有更深厚的亲缘和血缘关系，村民之间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愿意以和为贵，只要村干部没有太过分，大家也不愿撕破脸，否则就会增加日后在村里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村干部和政府有强力做后盾，村民意识到抗争也不过是以卵击石，太多失败的前车之鉴更是强化这种信念。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为贵”与“顺民”观念，极大地消减了村民对腐败与不公的抗争意识。但是，权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经由艰苦漫长的谈判、牺牲、妥协而达成，因而“为权利而斗争”在西方法律思想中如此重要。所以，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普及能有效地保护村民的利益，也能让他们以正当的抗争来提升腐败的成本。
城中村改造中的腐败问题，最大的根源仍是制度的真空，从而缺乏对权力有效的制衡，使得权力运作存在极大空间。政府挑选开发商时，没有严格的筛选机制、审查标准，最终决定只能由少数领导拍板，当然会有权力寻租。村干部执行征地、补偿的具体措施时，基本没有约束机制，只是靠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安排与操作，当然可以任意妄为。并且，政府对司法和言论的控制，都会明显减少自身腐败的成本。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熟人社会和法治社会、潜规则和制度约束中产生了断裂与真空，这使得城中村的腐败从中大量滋生，遏制腐败也必须从相应的制度和文化中着手解决。
参考文献
[1]王新、方益权：《社会法视域下的城中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李晓明：《控制腐败的法律机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
[4]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控制腐败》，杨光斌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
[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法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