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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村》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研究农村问题为主旨所主办的重要期刊，出版时间近十年，发表文章千余篇。通过对该刊作者群的分析，从投稿作者来看，经常投稿的作者有30余人，他们的文章占《中国农村》文章总数近一半;从年龄看，青年占比最大;从籍贯看，江苏籍人士最多;从党派和政治立场看，参加中共或倾向中共的占了多数。《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决定着《中国农村》的性质、宗旨和办刊方向，他们以《中国农村》为载体呼吁广大群众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秘密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吸引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农村》;主要作者;年龄;籍贯;党派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7-0081-04
《中国农村》创刊于1934年10月10日，停刊于1943年6月，是以农村问题为主要关注点的进步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是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积极提出敌后农村战场的思想阵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农村》作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刊物“办得不错”[1]95。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的三大贡献：一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二是对“乡村建设”改良主义的批判;三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响应。对此学界有关研究已硕果累累，①但是对《中国农村》的作者群体的关注度不够，作者群体背后的年龄、地缘、政治取向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挖掘。鑒于此，本文尝试从年龄、籍贯、党派这三个角度对《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进行初步梳理，以期对该刊主要作者群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中国农村》的创刊背景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破产
1929年10月29日，纽约证券市场中作为资本重要形式之一的股票价格暴跌，由此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序幕。危机在美国爆发后很快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迅速从证券市场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随着金融危机规模与影响的扩大，这场金融危机又扩展到各个行业，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扩展，使得本已趋于凋敝的中国农村经济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的警告也日见其烈。《时事类编》创刊特大号的卷头语就开门见山谈到“至于所谓‘以农立国’，亦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我们从小麦、面粉以及其他食料品大量的输入上，也就可以窥见我国农业破产的姿态。”[2]
（二）日本侵略的加剧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华北的蚕食，面对日益严重的中日民族矛盾，追求民族的独立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中国农村》发刊词有这样的表达，“根据我们的目标来研究农村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了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要找寻那些压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这些压迫中国农民主要的因子一经削除，非但农民可以活命，我们的民族也便有翻身独立的一日。”[3]《中国农村》要探究的是中国农村所面对的“剥削因子”，以农村的复兴而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
（三）国民党在农村统治的现实危机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控制力较弱的边远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严重地威胁到国民党在农村统治基础。为稳固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消减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国民政府开展农村复兴运动来救济农村使农村免遭“赤化”[4]。但国民政府所开展的农村运动仍以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为前提，中国农村破产的问题依然摆在大众面前。国民政府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宣称“中国农业经济崩溃没落实属必然，这是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5]“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6]30“江南无封建”[6]30。
（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直接推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陈翰笙以社会科学研究所进步青年为骨干，加上各地参加过农村调查的调查员，并吸收社会知名人士，于1933年12月组织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8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选举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孙晓村、王寅生、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冯和法、孙冶方和薛暮桥为理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对当时社会上有关农村的错误言论进行批驳，在群众中宣传正确的农村经济理论，创办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杂志[7]51-54。“《中国农村》一开始就以崭新的姿态和高昂的战斗精神出现在当时苦闷的思想文化领域。”[6]62冯和法的评价准确表达了《中国农村》不同于其他农村刊物的进步意义。
二、《中国农村》作者统计
（一）《中国农村》作者发文篇数统计
《中国农村》共出版八卷，除第四卷和第五卷为半月刊外，其他六卷均为月刊。第一卷、第二卷、第六卷和第七卷分别出版了十二期，因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第三卷只出版到八期。第四卷共出版二十四号，第五卷共出版十二号[8]977-1011。第八卷第十一期出版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知禁止发行，正式宣告《中国农村》停刊。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借口“正在审阅”将第八卷第十期扣留，因此先出版第十一期，但第十期杂志文章受国民党审查导致资料缺失。近十年的八卷的《中国农村》共发表文章1019篇，其中署名文章954篇，佚名、未署名或署名“编者”文章65篇。对署名的954篇文章进行整理，共统计出作者481人。
（二）《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统计
《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一期到第二卷第六期虽然写的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实际上是由薛暮桥主编。“《中国农村》没有编辑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一般是在召开理事会时，由薛暮桥提出组稿计划，大家讨论一下。在讨论中，一般是钱俊瑞、王寅生、孙冶方等几位提出的意见较多，对组稿方向有很多的帮助。他们自己也是写稿最多的人，多数时间没有机会开会讨论，都是由薛暮桥会同他们几位商量决定，并负担了看稿、改稿等工作。”[6]55-56从冯和法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漫忆》这段话便可得知《中国农村》主要编辑工作是由薛暮桥负责。 从第二卷第七期到第二卷第十二期《中国农村》主编为孙晓村，孙晓村作为国民政府进步人士担任《中国农村》主编，具有很强的隐蔽作用。一九三六年“七君子”案发后，孙晓村也在南京同曹孟君一起被捕。“为了保护《中国农村》，不得已把刊物主编出面人改为冯和法一人。”[6]56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农村》改为战时特刊，在封面上才名副其实写明薛暮桥主编[6]57。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国农村》迁到桂林后开始出版第五卷，先后由千家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负责主要编辑工作，直到1943年5月遭到国民党政府禁止而停刊。所以从发表文章和编辑实际工作角度看，薛暮桥、张锡昌、千家驹、秦柳方、冯和法和钱俊瑞都是《中国农村》的核心人物。进一步对在《中国农村》发表篇数在4篇以上30位作者及相关信息进行统计。
由上统计可以看出，发表篇数在4篇以上的30位作者共发文424篇，占全部署名文章954篇的44.4%。在这30位作者中，薛暮桥发表文章篇数最多，约占《中国农村》954篇的10.4%;其次是张锡昌，约占4.9%;千家驹第三，约占3.5%;秦柳方第四，约占2.4%;冯和法与钱俊瑞并列第五，各占1.9%。薛、张、千、秦、冯和钱6人的文章总和占《中国农村》全部署名文章954篇的25%。《中国农村》能够办刊十余年，发表文章千余篇，与有这样一批长期稳定的作者群体有相当的关联，对这一群体的考察也就成为分析《中国农村》的重要视角和价值所在。
三、对《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多角度考察
（一）从年龄层次看《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
从年龄考察《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可以分析出杂志所表现的活力程度。对《中国农村》主要27位作者（除去王一青、闵挽澜和刘端生三人个人信息不详外）出生年份进行统计。出生年份最大跨度为1888年至1914年，相差26年，即晚清统治末期和民国初期。《中国农村》的活跃期为1934至1943年，那主要作者群年纪分布应在20岁至46岁之间。如果我们将30岁作为青年和中年的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农村》在1904年以后出生的作者可以界定为青年。根据表2，薛暮桥、千家驹、秦柳方、钱俊瑞、冯和法、陈洪进、孙冶方、姜君辰、徐雪寒、孙晓村、潘逸耕、骆耕漠、王易今、张谔、孙亚明、蔡文焕、江东平、李隆、江树峰、韩克信20人属于青年，占全部已知年龄主要作者群（27人）的74.1%，所写文章占全部署名文章的31.3%。青年作者在《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中占绝对优势比例。《中国农村》的六位核心人物中，五位（薛暮桥、千家驹、秦柳方、冯和法、钱俊瑞）是青年。如果我们把50岁作为中年和老年的分界线，那么《中国农村》在1884至1904年出生的作者可以界定为中年。根据表2，张锡昌、王寅生、李紫翔、施公田、陈翰笙、雷沛鸿、曹伯韩7人属于中年作者，《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未有50岁以上的作者。这些作者大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思维活跃，关注现实，追求理想。他们的积极参与也使得该杂志充满战斗激情与活力。
（二）从籍贯看《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
从籍贯考察《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主要是为了分析作者所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会在一起合作创办该刊物。从籍贯上看，《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中江苏籍人士最多，包括薛暮桥、张锡昌、秦柳方、钱俊瑞、陈洪进、孙冶方、姜君辰、潘逸耕、王寅生、陈翰笙、张谔、江东平、江树峰13人，约占《中国农村》全部已知籍贯主要作者群（27人）的48.1%;其次是浙江籍，有千家驹、徐雪寒、孙晓村、骆耕漠4人;并列第三的是安徽籍2人（王易今、李紫翔），广西籍2人（李隆、雷沛鸿）。可见，《中国农村》作者群主要来自于長江中下游的省份，这与这些省份受外国资本冲击是分不开的。还有一点引人注意，在江苏籍的13个作者中有9个来自江苏无锡，占江苏籍作者的69.2%，占全部已知籍贯主要作者群（27人）的33.3%，江苏无锡籍的作者发文数占全部署名文章954篇的28%。《中国农村》几乎成了无锡人的“地方刊物”。江浙地区的农村是近代中国与国际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也是传统农村发生显著变化的区域。《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来自江浙，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同乡观念在作者群中的纽带效应，也在某种程度体现了江浙农村变化在近代中国的典型性。
（三）从党派看《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
从党派考察《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我们得出这本杂志的政治倾向。从1934年至1943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中，中国共产党党员最多，包括薛暮桥、张锡昌、秦柳方、钱俊瑞、陈洪进、孙冶方、姜君辰、徐雪寒、潘逸耕、骆耕漠、王寅生、李紫翔、陈翰笙、施公田、张谔、孙亚明、蔡文焕、江东平、李隆、江树峰、韩克信、曹伯韩22人，约占《中国农村》全部已知籍贯主要作者群（27人）的81.5%。这22位中共党员的入党时间大致集中于1927至1937这十年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其中江苏无锡籍的9位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员，这是由于作为共产党员的陈翰笙在进行土地调查前让无锡同乡调查员系统学习了马列著作，以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贯彻于调查的始终。钱俊瑞、张锡昌、秦柳方等人通过参加农村调查，摒弃了原先的改良思想，接受了革命主张[9]168。其余5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其政治思想仍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无党派群体的进步人士。在1941年至1948年期间他们全都加入与中国共产党交往密切的民主党派，其中2人（千家驹、冯和法）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人（孙晓村）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人（王易今）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人（雷沛鸿）加入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最为艰苦的时期，还有那么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中共引领时代潮流在一个微观集体中的凝聚效应体现。 四、结语
（一）新青年的集聚地
《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出生年份大致集中于1900至1910这十年，这时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王朝日益走向没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这也激起了新一代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他们的成长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目睹甚至参加了国共合作大革命[7]9，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民族独立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些青年人意气风发、思想进步、富于理想，希望通过宣传新思想来启迪爱国青年的革命意识，完成中国社会变革的任务。《中国农村》创刊之时，这群主要作者也不过2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思维活跃之时。《中国农村》从创刊发展到引领风潮、大受欢迎，正是得益于它的青年作者群的敏锐、热情和不拘一格。
（二）陈翰笙的无锡同乡群
由于地缘关系、文化发展、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中江苏籍作者最多，有13人，其中江苏无锡籍有9人。这9人在《中国农村》上的作品达268篇，占全部954篇的28%。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村》也可以说是无锡籍进步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之推波助澜的一个阵地。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之前，作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农村调查工作，吸收的大部分调查员都来自他的老家无锡，并在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封建地主的剥削[10]583。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陈翰笙被迫辞职，而曾随陈翰笙在农村调查的同乡也备受排挤[6]31-32，其中，陈翰笙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是《中国农村》发起者，于是“无锡同乡”则组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因此这些“无锡同乡”便成了《中国农村》的重要骨干。
（三）共产党的宣传站
国民党从1927年实行清党以来，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处于非法状态。国民党在思想文化上实施了严密的管理政策，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大量查禁各种书刊。1929年6月，国民政府进一步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的法令》《销售共产书籍之办法》等项法令法规[11]68。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工作，转入地下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斗争。这时期共产党支持与领导的大量左翼书刊不断涌现，《中国农村》就是一个典型。之所以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近十年，一方面是借助国民党政府的正义人士的帮助和掩护，另一方面是采用比较巧妙的、隐蔽的宣传方式。《中国农村》以陈翰笙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中国农村》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与理性维度，正是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的集中表现，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一份近代刊物其实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评价任何一本近代刊物，都离不开主要作者群体。《中国农村》作为传播进步思想的载体，所刊载的文章是理论阵地的武器，那么《中国农村》的作者群就是一个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们成了《中国农村》的灵魂，他们的气质也铸就了《中国农村》的风格。一是勇于拥抱新思想，敢于挑战传统权威;二是依然处在中国传统乡土伦理社会，同族、同门、同乡觀念深入;三是政治定力强，白色恐怖下不仅没能吓退他们，反而义无反顾投身共产党，从这也能见得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对知识青年的动员能力。四是宣传方式灵活多变，土地革命时期在国统区隐蔽宣传土地革命理论，全面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呼吁青年走上敌后战场。
参考文献：
[1]缅怀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时事类编[J].第1卷，第1期，1933.
[3]中国农村[J].第1卷，创刊号，1934.
[4]地政月刊[J].第1卷，第12期，1933.
[5]中国经济[J].第3卷，第1期，1934.
[6]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7]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8]薛暮桥，冯和法.《中国农村》论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中共党史资料：第102辑[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0]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11]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①代表性研究参见朱映红：《〈中国农村〉与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传媒观察》2017年第7期;毕耕：《〈中国农村〉 与农村问题论战评析》，《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8期等。
收稿日期：2019-11-29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课题“形塑视域下中共南方局再研究”（szkzy2017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佳兆（1996-），男，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共党史、抗战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农村》;主要作者;年龄;籍贯;党派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7-0081-04
《中国农村》创刊于1934年10月10日，停刊于1943年6月，是以农村问题为主要关注点的进步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是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积极提出敌后农村战场的思想阵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农村》作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刊物“办得不错”[1]95。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的三大贡献：一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二是对“乡村建设”改良主义的批判;三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响应。对此学界有关研究已硕果累累，①但是对《中国农村》的作者群体的关注度不够，作者群体背后的年龄、地缘、政治取向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挖掘。鑒于此，本文尝试从年龄、籍贯、党派这三个角度对《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进行初步梳理，以期对该刊主要作者群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中国农村》的创刊背景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破产
1929年10月29日，纽约证券市场中作为资本重要形式之一的股票价格暴跌，由此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序幕。危机在美国爆发后很快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迅速从证券市场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随着金融危机规模与影响的扩大，这场金融危机又扩展到各个行业，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扩展，使得本已趋于凋敝的中国农村经济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的警告也日见其烈。《时事类编》创刊特大号的卷头语就开门见山谈到“至于所谓‘以农立国’，亦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我们从小麦、面粉以及其他食料品大量的输入上，也就可以窥见我国农业破产的姿态。”[2]
（二）日本侵略的加剧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华北的蚕食，面对日益严重的中日民族矛盾，追求民族的独立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中国农村》发刊词有这样的表达，“根据我们的目标来研究农村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了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要找寻那些压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这些压迫中国农民主要的因子一经削除，非但农民可以活命，我们的民族也便有翻身独立的一日。”[3]《中国农村》要探究的是中国农村所面对的“剥削因子”，以农村的复兴而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
（三）国民党在农村统治的现实危机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控制力较弱的边远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严重地威胁到国民党在农村统治基础。为稳固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消减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国民政府开展农村复兴运动来救济农村使农村免遭“赤化”[4]。但国民政府所开展的农村运动仍以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为前提，中国农村破产的问题依然摆在大众面前。国民政府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宣称“中国农业经济崩溃没落实属必然，这是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5]“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6]30“江南无封建”[6]30。
（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直接推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陈翰笙以社会科学研究所进步青年为骨干，加上各地参加过农村调查的调查员，并吸收社会知名人士，于1933年12月组织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8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选举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孙晓村、王寅生、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冯和法、孙冶方和薛暮桥为理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对当时社会上有关农村的错误言论进行批驳，在群众中宣传正确的农村经济理论，创办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杂志[7]51-54。“《中国农村》一开始就以崭新的姿态和高昂的战斗精神出现在当时苦闷的思想文化领域。”[6]62冯和法的评价准确表达了《中国农村》不同于其他农村刊物的进步意义。
二、《中国农村》作者统计
（一）《中国农村》作者发文篇数统计
《中国农村》共出版八卷，除第四卷和第五卷为半月刊外，其他六卷均为月刊。第一卷、第二卷、第六卷和第七卷分别出版了十二期，因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第三卷只出版到八期。第四卷共出版二十四号，第五卷共出版十二号[8]977-1011。第八卷第十一期出版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知禁止发行，正式宣告《中国农村》停刊。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借口“正在审阅”将第八卷第十期扣留，因此先出版第十一期，但第十期杂志文章受国民党审查导致资料缺失。近十年的八卷的《中国农村》共发表文章1019篇，其中署名文章954篇，佚名、未署名或署名“编者”文章65篇。对署名的954篇文章进行整理，共统计出作者481人。
（二）《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统计
《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一期到第二卷第六期虽然写的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实际上是由薛暮桥主编。“《中国农村》没有编辑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一般是在召开理事会时，由薛暮桥提出组稿计划，大家讨论一下。在讨论中，一般是钱俊瑞、王寅生、孙冶方等几位提出的意见较多，对组稿方向有很多的帮助。他们自己也是写稿最多的人，多数时间没有机会开会讨论，都是由薛暮桥会同他们几位商量决定，并负担了看稿、改稿等工作。”[6]55-56从冯和法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漫忆》这段话便可得知《中国农村》主要编辑工作是由薛暮桥负责。 从第二卷第七期到第二卷第十二期《中国农村》主编为孙晓村，孙晓村作为国民政府进步人士担任《中国农村》主编，具有很强的隐蔽作用。一九三六年“七君子”案发后，孙晓村也在南京同曹孟君一起被捕。“为了保护《中国农村》，不得已把刊物主编出面人改为冯和法一人。”[6]56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农村》改为战时特刊，在封面上才名副其实写明薛暮桥主编[6]57。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国农村》迁到桂林后开始出版第五卷，先后由千家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负责主要编辑工作，直到1943年5月遭到国民党政府禁止而停刊。所以从发表文章和编辑实际工作角度看，薛暮桥、张锡昌、千家驹、秦柳方、冯和法和钱俊瑞都是《中国农村》的核心人物。进一步对在《中国农村》发表篇数在4篇以上30位作者及相关信息进行统计。
由上统计可以看出，发表篇数在4篇以上的30位作者共发文424篇，占全部署名文章954篇的44.4%。在这30位作者中，薛暮桥发表文章篇数最多，约占《中国农村》954篇的10.4%;其次是张锡昌，约占4.9%;千家驹第三，约占3.5%;秦柳方第四，约占2.4%;冯和法与钱俊瑞并列第五，各占1.9%。薛、张、千、秦、冯和钱6人的文章总和占《中国农村》全部署名文章954篇的25%。《中国农村》能够办刊十余年，发表文章千余篇，与有这样一批长期稳定的作者群体有相当的关联，对这一群体的考察也就成为分析《中国农村》的重要视角和价值所在。
三、对《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多角度考察
（一）从年龄层次看《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
从年龄考察《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可以分析出杂志所表现的活力程度。对《中国农村》主要27位作者（除去王一青、闵挽澜和刘端生三人个人信息不详外）出生年份进行统计。出生年份最大跨度为1888年至1914年，相差26年，即晚清统治末期和民国初期。《中国农村》的活跃期为1934至1943年，那主要作者群年纪分布应在20岁至46岁之间。如果我们将30岁作为青年和中年的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农村》在1904年以后出生的作者可以界定为青年。根据表2，薛暮桥、千家驹、秦柳方、钱俊瑞、冯和法、陈洪进、孙冶方、姜君辰、徐雪寒、孙晓村、潘逸耕、骆耕漠、王易今、张谔、孙亚明、蔡文焕、江东平、李隆、江树峰、韩克信20人属于青年，占全部已知年龄主要作者群（27人）的74.1%，所写文章占全部署名文章的31.3%。青年作者在《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中占绝对优势比例。《中国农村》的六位核心人物中，五位（薛暮桥、千家驹、秦柳方、冯和法、钱俊瑞）是青年。如果我们把50岁作为中年和老年的分界线，那么《中国农村》在1884至1904年出生的作者可以界定为中年。根据表2，张锡昌、王寅生、李紫翔、施公田、陈翰笙、雷沛鸿、曹伯韩7人属于中年作者，《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未有50岁以上的作者。这些作者大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思维活跃，关注现实，追求理想。他们的积极参与也使得该杂志充满战斗激情与活力。
（二）从籍贯看《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
从籍贯考察《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主要是为了分析作者所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会在一起合作创办该刊物。从籍贯上看，《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中江苏籍人士最多，包括薛暮桥、张锡昌、秦柳方、钱俊瑞、陈洪进、孙冶方、姜君辰、潘逸耕、王寅生、陈翰笙、张谔、江东平、江树峰13人，约占《中国农村》全部已知籍贯主要作者群（27人）的48.1%;其次是浙江籍，有千家驹、徐雪寒、孙晓村、骆耕漠4人;并列第三的是安徽籍2人（王易今、李紫翔），广西籍2人（李隆、雷沛鸿）。可见，《中国农村》作者群主要来自于長江中下游的省份，这与这些省份受外国资本冲击是分不开的。还有一点引人注意，在江苏籍的13个作者中有9个来自江苏无锡，占江苏籍作者的69.2%，占全部已知籍贯主要作者群（27人）的33.3%，江苏无锡籍的作者发文数占全部署名文章954篇的28%。《中国农村》几乎成了无锡人的“地方刊物”。江浙地区的农村是近代中国与国际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也是传统农村发生显著变化的区域。《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来自江浙，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同乡观念在作者群中的纽带效应，也在某种程度体现了江浙农村变化在近代中国的典型性。
（三）从党派看《中国农村》的主要作者群
从党派考察《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我们得出这本杂志的政治倾向。从1934年至1943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中，中国共产党党员最多，包括薛暮桥、张锡昌、秦柳方、钱俊瑞、陈洪进、孙冶方、姜君辰、徐雪寒、潘逸耕、骆耕漠、王寅生、李紫翔、陈翰笙、施公田、张谔、孙亚明、蔡文焕、江东平、李隆、江树峰、韩克信、曹伯韩22人，约占《中国农村》全部已知籍贯主要作者群（27人）的81.5%。这22位中共党员的入党时间大致集中于1927至1937这十年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其中江苏无锡籍的9位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员，这是由于作为共产党员的陈翰笙在进行土地调查前让无锡同乡调查员系统学习了马列著作，以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贯彻于调查的始终。钱俊瑞、张锡昌、秦柳方等人通过参加农村调查，摒弃了原先的改良思想，接受了革命主张[9]168。其余5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其政治思想仍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无党派群体的进步人士。在1941年至1948年期间他们全都加入与中国共产党交往密切的民主党派，其中2人（千家驹、冯和法）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人（孙晓村）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人（王易今）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人（雷沛鸿）加入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最为艰苦的时期，还有那么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中共引领时代潮流在一个微观集体中的凝聚效应体现。 四、结语
（一）新青年的集聚地
《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出生年份大致集中于1900至1910这十年，这时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王朝日益走向没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这也激起了新一代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他们的成长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目睹甚至参加了国共合作大革命[7]9，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民族独立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些青年人意气风发、思想进步、富于理想，希望通过宣传新思想来启迪爱国青年的革命意识，完成中国社会变革的任务。《中国农村》创刊之时，这群主要作者也不过2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思维活跃之时。《中国农村》从创刊发展到引领风潮、大受欢迎，正是得益于它的青年作者群的敏锐、热情和不拘一格。
（二）陈翰笙的无锡同乡群
由于地缘关系、文化发展、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主要作者群中江苏籍作者最多，有13人，其中江苏无锡籍有9人。这9人在《中国农村》上的作品达268篇，占全部954篇的28%。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村》也可以说是无锡籍进步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之推波助澜的一个阵地。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之前，作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农村调查工作，吸收的大部分调查员都来自他的老家无锡，并在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封建地主的剥削[10]583。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陈翰笙被迫辞职，而曾随陈翰笙在农村调查的同乡也备受排挤[6]31-32，其中，陈翰笙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是《中国农村》发起者，于是“无锡同乡”则组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因此这些“无锡同乡”便成了《中国农村》的重要骨干。
（三）共产党的宣传站
国民党从1927年实行清党以来，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处于非法状态。国民党在思想文化上实施了严密的管理政策，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大量查禁各种书刊。1929年6月，国民政府进一步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的法令》《销售共产书籍之办法》等项法令法规[11]68。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工作，转入地下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斗争。这时期共产党支持与领导的大量左翼书刊不断涌现，《中国农村》就是一个典型。之所以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近十年，一方面是借助国民党政府的正义人士的帮助和掩护，另一方面是采用比较巧妙的、隐蔽的宣传方式。《中国农村》以陈翰笙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中国农村》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与理性维度，正是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的集中表现，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一份近代刊物其实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评价任何一本近代刊物，都离不开主要作者群体。《中国农村》作为传播进步思想的载体，所刊载的文章是理论阵地的武器，那么《中国农村》的作者群就是一个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们成了《中国农村》的灵魂，他们的气质也铸就了《中国农村》的风格。一是勇于拥抱新思想，敢于挑战传统权威;二是依然处在中国传统乡土伦理社会，同族、同门、同乡觀念深入;三是政治定力强，白色恐怖下不仅没能吓退他们，反而义无反顾投身共产党，从这也能见得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对知识青年的动员能力。四是宣传方式灵活多变，土地革命时期在国统区隐蔽宣传土地革命理论，全面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呼吁青年走上敌后战场。
参考文献：
[1]缅怀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时事类编[J].第1卷，第1期，1933.
[3]中国农村[J].第1卷，创刊号，1934.
[4]地政月刊[J].第1卷，第12期，1933.
[5]中国经济[J].第3卷，第1期，1934.
[6]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7]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8]薛暮桥，冯和法.《中国农村》论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中共党史资料：第102辑[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0]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11]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①代表性研究参见朱映红：《〈中国农村〉与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传媒观察》2017年第7期;毕耕：《〈中国农村〉 与农村问题论战评析》，《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8期等。
收稿日期：2019-11-29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课题“形塑视域下中共南方局再研究”（szkzy2017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佳兆（1996-），男，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共党史、抗战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