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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大革命的震撼和法国的社会现实，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圣西门就生活在那个时代，这使他的思想也打上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烙印。带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框架，从圣西门对实业理论的阐释中，可以来感知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圣西门选集；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现实
[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6—0043—02
在读托克维尔(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圣西门(1760～1825)的《圣西门选集》时，我发现这两位在大革命时代附近徘徊、思考的法国贵族笔下，居然有着对法国现实几乎相似的描述，尽管两人的关注点很不一样，托克维尔关注的主题是自由和平等，有着对自由不可抑制的向往和热爱，圣西门关注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然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描述相似，而是因为源于一种相似的社会源头，即对应于一种相似的社会状况。
正如涂尔干在“社会主义与圣西门”中所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并非源于经济学，而是源于一种相似的源头，几乎同时产生的这两种体系，显然应该对应于相同的社会状况。”同样，托克维尔也进行了相关论述，“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期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当经济学派利用无比强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变社会形式时，另一些人则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权，毁灭社会基础。”可以说，涂尔干和托克维尔在这里所指的社会状况就对应于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
这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状况呢?带着托克维尔笔下旧制度的轮廓，我试图在《圣西门选集》中寻找这种社会状况。
圣西门正赶上法国历史上内容独特的时期：由封建专制制度的末期到革命，由革命到帝制，再由帝制到复辟。他的理论创作起自1802年发表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止于1825年逝世之际出版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在这一系列著作中，圣西门反复倡导和宣扬他的实业计划以挽救危机。正如他本人所强调的，“在介绍计划、宣扬理性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自己，向公众说明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在《生平自述》中，圣西门历数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兴高采烈地参加美国革命，倾心于美国革命的目的，却厌倦革命从戎的无聊生活；他乐此不疲地向墨西哥政府、西班牙政府提出实业性的工程计划，却皆未有果；他一闻法国大革命爆发，即刻兴冲冲回国，然而他却没有参加革命，而是与人合作跻身于商业投机活动，所以他在《实业家问答》中自我表态，大革命期间的他自始至终是一个旁观者，他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派系，他是纯真和独立的。而他参加投机活动，追求财富，只是把财富当作一个组织巨大的实业机构，创立完善的科学学派的手段。
如果《生平自述》把圣西门展示到此的话，那么在他的论《实业体系》、《实业家问答》之中，活跃着一个坚持不懈地向国王、议员、农夫、商人、工人、学者、艺术家和其他实业家呼吁的学者。他的一生就在不停地制定计划，向各个集团呼吁。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这就是他为自己规定的目的。
圣西门在论述自己的计划时，不时地会提到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不断提到社会阶级、公社解体、三级会议等旧制度。而旧制度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却生动细致地展现着。
法国大革命之前，社会阶级在悄悄发生变化。公社解体，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民摆脱农奴制度，有的甚至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往来、买卖、处置、耕作。领主几乎丧失了对领地的管辖权，不再是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不再是国王在教区的代表。在教区内执行国家普遍法律、召集民兵、征收捐税、颁布国王赦令、分配赈济之类事务已经由一些官吏负责主持。“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也就是说，贵族在法国衰落了，他再也没有力量来参与教区事宜，只好沦落为一个带着历史光环的种姓，而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自公社解体以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就逐渐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随着贵族政治权力的丧失，只剩下些经济特权·这使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等级的划分再也显不出它的优点，而它的缺点却大大增加了。”可以说，摧毁一部分旧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随着社会阶级关系的悄悄变化，官吏的管理取代贵族官理，中央政权已经摧毁所有中间的政权机构。托克维尔称这种情况为政治自由缺失；圣西门认为社会团体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性质，首都巴黎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帝国精华。托克维尔认为，到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所以革命在巴黎一爆发，就可以顷刻间瓦解全国的旧制度；同样，圣西门认为“法国的社会动向取决于巴黎。圣西门在构造他的计划时利用了巴黎的时势。他认为只要把巴黎的实业家组织起来，那么再组织法国的实业家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想到，两位学者在对巴黎的看法上是如此异曲同工，当然也是由于法国旧制度本身的面貌是如此展示的。
旧制度一点点坍塌，一次大革命让世界措手不及。“如果让我考察法国革命是由什么欲念引起的，社会上的哪个阶级对它感受最深，我就认为是要求平等的热望引起的，是属于最下等阶级的人感受最深。由于无知，同时也由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最热烈地投身于革命，而且喜欢在革命中使用暴力。追求平等的欲念，得到了摧毁革命爆发时期所存在的社会组织的后果。”大革命迅猛激烈地扫荡了一切。托克维尔面对民主化的趋势，无可奈何，面对奴役下的平等，分外心痛，所以他赞成大革命的目的，但是不赞成它摧毁一切的手段。而圣西门认为革命中的人们又为了自己的利益恢复了封建制度，此次大革命并未完成，文明进程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一种新的实业政治制度还尚未建立。
在对大革命趋势的看法上，两人都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托克维尔认为“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圣西门认为“出售贵族土地和教会的地产，是一种违反事物的自然进程的暴力行为；而建立新的封建制度，则是革命一开始就采取的错误方针的结果。至于消灭旧的封建制度，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则完全没有偶然的性质。这是社会从公社得到解放和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以后开始的一连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能把这些结果看成是旧社会制度至今渐渐衰落的自然结局。
但是，不同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寻找大革命的根源，圣西门在看待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关系上是着眼未来的。他 认为要以大革命为界，把这个事件以前的政治同这个事件以后的政治截然分开，因为法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在智力方面已经达到了成年，所以它的社会组织也应当发生根本改革。
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特征的理解上圣西门与托克维尔又是如此步调一致。大革命沾染了文学家的气质而变得狂暴。大革命正是本着抽象的普遍精神进行的。而这些抽象精神就是来自于圣西门笔下的形而上学。托克维尔一语揭露道：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经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文人成了人们的政治教育家，由此可以想象大革命的容貌。“在法国，最初的人民运动是由学者和艺术家暗中发动起来的。当起义因胜利而刚刚取得合法性以后，他们便以领袖自居。……他们如愿以偿了，他们最初想要推翻的一切制度终于不可避免地崩溃了。”
形而上学家和法学家掌握了政权。这个过渡在圣西门看来是必要的，但是这只是个过渡阶段而已。毕竟这个阶级相比实业阶级而言，比较无能。而且他们身上留着封建的残余，一旦掌权，便按照最初本性行事，为了他们的利益恢复了封建制度。
法国大革命沾染狂暴气质的同时，也隐含着非宗教的激情。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教会代表着封建特权，然而革命在打击教会封建特权的同时，波及了宗教本身。对此，托克维尔深深忧虑，因为在他看来，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中。同样问题，圣西门结合他的实业思想，做出如下解说：“上帝依然存在，旧宗教被打倒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理解上帝的意思。(旧宗教在世俗的财富)忽略了创建一种使人类理智沿着捷径无限地接近我的神明的预见的团体。”在他眼里，旧神学体系已经落后于现代的知识水平，需要从以下方面改进它：提出生理学上的证明，指出凡是想在有害于社会的活动方面寻找幸福的人，必然要受到社会组织规律的惩罚。人类理性的发展应该归功于这些精神独立的天才，他们如光芒四射的火炬照耀大地。上帝说，人们要互助互爱。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实业社会的道德基础。
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危机激发了圣西门的思考，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彻底解决这种危机。他没有运用他曾经明确阐述过其原则的方法去发现社会的和普遍的进化规律，只是出于纯粹直接的兴趣回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该问题可以明确表述如下：在大革命发生后的翌日，欧洲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控制。
圣西门说：“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十分积极地观察和思考了一生，而为你们造福则是我生平活动的目的。我想出，了一项我认为对你们可能有益的计划，现在我来向你们介绍这项计划。……以避免人类理性在动乱中遭受危机。”
于是，圣西门按照人类的理性进程作出最一般的考察，认为地球上的各族人民都追求一个目的，这就是要以政务的、封建的、军人的制度向管理的、实业、和平的制度过渡。他充满自信地向世人呼吁，相信人们对于认识之后便会带来很大实际好处的事情，将会很快明白，相信人们乐意顺理性文明潮流前进。
然而，圣西门的这种发展欲念不免显得有些普遍、抽象，正如他自己所言，要建立一种制度，就是形成一个在本性上是果断、绝对和偏执的见解。
[责任编辑：李晓丽]
[关键词]圣西门选集；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现实
[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6—0043—02
在读托克维尔(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圣西门(1760～1825)的《圣西门选集》时，我发现这两位在大革命时代附近徘徊、思考的法国贵族笔下，居然有着对法国现实几乎相似的描述，尽管两人的关注点很不一样，托克维尔关注的主题是自由和平等，有着对自由不可抑制的向往和热爱，圣西门关注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然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描述相似，而是因为源于一种相似的社会源头，即对应于一种相似的社会状况。
正如涂尔干在“社会主义与圣西门”中所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并非源于经济学，而是源于一种相似的源头，几乎同时产生的这两种体系，显然应该对应于相同的社会状况。”同样，托克维尔也进行了相关论述，“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期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当经济学派利用无比强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变社会形式时，另一些人则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权，毁灭社会基础。”可以说，涂尔干和托克维尔在这里所指的社会状况就对应于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
这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状况呢?带着托克维尔笔下旧制度的轮廓，我试图在《圣西门选集》中寻找这种社会状况。
圣西门正赶上法国历史上内容独特的时期：由封建专制制度的末期到革命，由革命到帝制，再由帝制到复辟。他的理论创作起自1802年发表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止于1825年逝世之际出版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在这一系列著作中，圣西门反复倡导和宣扬他的实业计划以挽救危机。正如他本人所强调的，“在介绍计划、宣扬理性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自己，向公众说明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在《生平自述》中，圣西门历数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兴高采烈地参加美国革命，倾心于美国革命的目的，却厌倦革命从戎的无聊生活；他乐此不疲地向墨西哥政府、西班牙政府提出实业性的工程计划，却皆未有果；他一闻法国大革命爆发，即刻兴冲冲回国，然而他却没有参加革命，而是与人合作跻身于商业投机活动，所以他在《实业家问答》中自我表态，大革命期间的他自始至终是一个旁观者，他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派系，他是纯真和独立的。而他参加投机活动，追求财富，只是把财富当作一个组织巨大的实业机构，创立完善的科学学派的手段。
如果《生平自述》把圣西门展示到此的话，那么在他的论《实业体系》、《实业家问答》之中，活跃着一个坚持不懈地向国王、议员、农夫、商人、工人、学者、艺术家和其他实业家呼吁的学者。他的一生就在不停地制定计划，向各个集团呼吁。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这就是他为自己规定的目的。
圣西门在论述自己的计划时，不时地会提到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不断提到社会阶级、公社解体、三级会议等旧制度。而旧制度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却生动细致地展现着。
法国大革命之前，社会阶级在悄悄发生变化。公社解体，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民摆脱农奴制度，有的甚至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往来、买卖、处置、耕作。领主几乎丧失了对领地的管辖权，不再是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不再是国王在教区的代表。在教区内执行国家普遍法律、召集民兵、征收捐税、颁布国王赦令、分配赈济之类事务已经由一些官吏负责主持。“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也就是说，贵族在法国衰落了，他再也没有力量来参与教区事宜，只好沦落为一个带着历史光环的种姓，而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自公社解体以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就逐渐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随着贵族政治权力的丧失，只剩下些经济特权·这使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等级的划分再也显不出它的优点，而它的缺点却大大增加了。”可以说，摧毁一部分旧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随着社会阶级关系的悄悄变化，官吏的管理取代贵族官理，中央政权已经摧毁所有中间的政权机构。托克维尔称这种情况为政治自由缺失；圣西门认为社会团体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性质，首都巴黎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帝国精华。托克维尔认为，到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所以革命在巴黎一爆发，就可以顷刻间瓦解全国的旧制度；同样，圣西门认为“法国的社会动向取决于巴黎。圣西门在构造他的计划时利用了巴黎的时势。他认为只要把巴黎的实业家组织起来，那么再组织法国的实业家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想到，两位学者在对巴黎的看法上是如此异曲同工，当然也是由于法国旧制度本身的面貌是如此展示的。
旧制度一点点坍塌，一次大革命让世界措手不及。“如果让我考察法国革命是由什么欲念引起的，社会上的哪个阶级对它感受最深，我就认为是要求平等的热望引起的，是属于最下等阶级的人感受最深。由于无知，同时也由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最热烈地投身于革命，而且喜欢在革命中使用暴力。追求平等的欲念，得到了摧毁革命爆发时期所存在的社会组织的后果。”大革命迅猛激烈地扫荡了一切。托克维尔面对民主化的趋势，无可奈何，面对奴役下的平等，分外心痛，所以他赞成大革命的目的，但是不赞成它摧毁一切的手段。而圣西门认为革命中的人们又为了自己的利益恢复了封建制度，此次大革命并未完成，文明进程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一种新的实业政治制度还尚未建立。
在对大革命趋势的看法上，两人都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托克维尔认为“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圣西门认为“出售贵族土地和教会的地产，是一种违反事物的自然进程的暴力行为；而建立新的封建制度，则是革命一开始就采取的错误方针的结果。至于消灭旧的封建制度，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则完全没有偶然的性质。这是社会从公社得到解放和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以后开始的一连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能把这些结果看成是旧社会制度至今渐渐衰落的自然结局。
但是，不同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寻找大革命的根源，圣西门在看待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关系上是着眼未来的。他 认为要以大革命为界，把这个事件以前的政治同这个事件以后的政治截然分开，因为法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在智力方面已经达到了成年，所以它的社会组织也应当发生根本改革。
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特征的理解上圣西门与托克维尔又是如此步调一致。大革命沾染了文学家的气质而变得狂暴。大革命正是本着抽象的普遍精神进行的。而这些抽象精神就是来自于圣西门笔下的形而上学。托克维尔一语揭露道：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经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文人成了人们的政治教育家，由此可以想象大革命的容貌。“在法国，最初的人民运动是由学者和艺术家暗中发动起来的。当起义因胜利而刚刚取得合法性以后，他们便以领袖自居。……他们如愿以偿了，他们最初想要推翻的一切制度终于不可避免地崩溃了。”
形而上学家和法学家掌握了政权。这个过渡在圣西门看来是必要的，但是这只是个过渡阶段而已。毕竟这个阶级相比实业阶级而言，比较无能。而且他们身上留着封建的残余，一旦掌权，便按照最初本性行事，为了他们的利益恢复了封建制度。
法国大革命沾染狂暴气质的同时，也隐含着非宗教的激情。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教会代表着封建特权，然而革命在打击教会封建特权的同时，波及了宗教本身。对此，托克维尔深深忧虑，因为在他看来，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中。同样问题，圣西门结合他的实业思想，做出如下解说：“上帝依然存在，旧宗教被打倒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理解上帝的意思。(旧宗教在世俗的财富)忽略了创建一种使人类理智沿着捷径无限地接近我的神明的预见的团体。”在他眼里，旧神学体系已经落后于现代的知识水平，需要从以下方面改进它：提出生理学上的证明，指出凡是想在有害于社会的活动方面寻找幸福的人，必然要受到社会组织规律的惩罚。人类理性的发展应该归功于这些精神独立的天才，他们如光芒四射的火炬照耀大地。上帝说，人们要互助互爱。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实业社会的道德基础。
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危机激发了圣西门的思考，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彻底解决这种危机。他没有运用他曾经明确阐述过其原则的方法去发现社会的和普遍的进化规律，只是出于纯粹直接的兴趣回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该问题可以明确表述如下：在大革命发生后的翌日，欧洲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控制。
圣西门说：“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十分积极地观察和思考了一生，而为你们造福则是我生平活动的目的。我想出，了一项我认为对你们可能有益的计划，现在我来向你们介绍这项计划。……以避免人类理性在动乱中遭受危机。”
于是，圣西门按照人类的理性进程作出最一般的考察，认为地球上的各族人民都追求一个目的，这就是要以政务的、封建的、军人的制度向管理的、实业、和平的制度过渡。他充满自信地向世人呼吁，相信人们对于认识之后便会带来很大实际好处的事情，将会很快明白，相信人们乐意顺理性文明潮流前进。
然而，圣西门的这种发展欲念不免显得有些普遍、抽象，正如他自己所言，要建立一种制度，就是形成一个在本性上是果断、绝对和偏执的见解。
[责任编辑：李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