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薪资数据与感受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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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资数据应该是最能反映就业市场变化的参照物。但很长一段时期内,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数据采集体系只能完成整个就业市场很小一部分的薪资统计,这就意味着官方数据毫无参考价值。2009年薪资数据失真就反映了陈旧数据采集系统的缺陷。
  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10年来最低水平,企业大面积倒闭,特别在出口领域尤为严重。当年享受加薪的工人不多,很多工人带回家的只是一纸裁员通知。然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依然“喜人”。官方数据显示,平均工资同比上涨超过12%,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工资上涨速度快于2008年。
  对于大多数中国工人来说,官方数据显示的平均工资上涨12%与自身工资停滞不动形成的反差简直让人难以承受。互联网论坛及聊天室里充斥着网民愤怒的言论,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揶揄道:“国家统计局给我涨了工资,却忘记通知我的老板。”
  官方数据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纰漏?根本问题在于现今的数据采集体系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国有部门基本上代表了国民经济的全部,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人数高达1亿人,占城镇劳动力的99%。薪资数据采集是基于行政管理链条由国有企业向当地政府层层上报而完成,这在当时看来无可厚非。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薪资数据的确可以及时反映就业市场的变化。
  转眼30年过去,如今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只有7000万,仅占城镇总就业人口的22%。作为90年代末企业所有制改革的幸存者,这些工人本身都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和私有企业从业人员相比,他们的收入起点更髙、上涨速度更快。以少数幸运儿为基础建立的数据采集系统不仅采样不全,样本也不具备代表性。
  那么谁被排斥在老的数据采集系统之外?作为中国出口和建筑领域血汗脊梁的外出务工人员首当其冲。没有一种统计报表是针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而设计的,而他们的收入处在中国就业市场的最底层。此外,被忽略的还有服务业非正式从业人员、自雇人员以及大量下岗或者退休后没有正式工作的再就业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指出,这些从业人员总计占到城镇就业人口的46%,大部分人的收入比国有企业工人更低,加薪幅度更小。因此,老系统显然高估了城镇居民工资水平以及工资涨幅。
  2009年薪资数据引发公众不满,也促使国家统计局采取改进措施。2010年6月,国家统计局推出了新的数据采集体系,对国企及大型私企仍沿用老的季度调查方法,同时又新增了对小型私企的年度薪资调査。新体系在术语使用上有些含糊不清。例如老体系中被调查的企业被称做“非私营单位”,但其中也包括了大型上市公司以及外资私营企业,新体系中被调查的公司则被称做“私营单位”。但从本质上来说,“非私营单位”还是老体系中涵盖的国企和大型私企,“私营单位”是一项新的调查,具体涉及小型私企。
  此次“非私营单位调査”涉及城镇地区156万家公司,和1.18亿雇员,占城镇就业人口的37%。企业要上报工资总额及员工人数,数据由地方统计部门逐级上报给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审核后汇总编制。私营单位的薪资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査来采集。从业人员在100人及以上的单位采取全面调査;从业人员在20~99人的单位采取抽样调査,抽样比为10%;从业人员在19人及以下的单位不进行直接调査,但相关数据会通过经济普査等其他渠道获得。但由于经济普査每5年才开展一次,这也就意味着这部分薪资数据并不是特别可靠。
  新体系显然优于老体系,但依旧不是尽善尽美。统计覆盖面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2.75亿的外出务工人员和失地农民的收入依然没有反映在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里;另外,调査范围扩大到小型私企固然提高了低收入人员覆盖面,但许多国企及私企的合同工工资都在账外支付,也没有收录在统计结果中。由于薪资数据长期漏计两大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因此官方数据所反映的工资水平及工资涨幅也依然少不了水分。
  (摘自中国经济出版社《解读中国经济指标:在数字中锁定投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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