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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金融反欺诈工作侧重于预防，治理根源的力度还不够。
近两年来，市场上金融欺诈行为、案例呈快速扩大化趋势。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在反欺诈方面不断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反欺诈模型和风险防控体系，制定了风险防控规则，基本形成了事前预防与排查、事中监控与阻断、事后处置与分析的整体反欺诈格局，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众的财产安全。
但即便如此，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在反欺诈工作上仍存在认知和技术差异，且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使得我国的金融反欺诈工作相对于黑、灰产业的发展始终滞后，存在诸多亟需突破的壁垒。
治标还需治本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尝试，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在反欺诈领域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问题也在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各机构对金融反欺诈的认识程度和技术能力不同，机构间反欺诈水平差异较大。
大型银行和支付机构对反欺诈工作认知较早，反欺诈体系构建较为超前，且相较于中小银行和中小支付机构，其自身技术力量较强、资金雄厚，在模型建設及规则制定方面具备了天然优势。
例如，工商银行通过深度挖掘风险特征，构建了数百个智能模型，可进行实时、准实时、批量的反欺诈拦截。截至2016年3月，工商银行反欺诈体系共拦截电信诈骗7万余笔，为客户避免经济损失近9亿元。
但就多数中小银行和中小支付机构而言，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人力、物力、技术、基础数据等方面不足，其反欺诈工作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反欺诈手段也仅限于一些简单的触发规则（即对疑似欺诈行为自动预警），尚无法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构建复杂、准确的交易模型，手段有效性仍有待提高。
如此一来，各机构间反欺诈工作水平的差异，就为犯罪分子有选择性地攻击相对薄弱的系统和环节，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二，当前的金融反欺诈工作侧重于预防，治理“根源”的力度远远不够。
反欺诈是系统性工程，单个机构各自作战，只是被动“筑墙”防御，难以治本，更难以实现有效、有针对性的联合打击。
当前，反欺诈工作尚缺乏行业性、跨行业的联防联治机制，也缺乏机构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并且，各机构多停留在预防欺诈犯罪的层面，即对犯罪分子“赶走即可”，而非从根本上“消灭其有生力量”。
因此，要正本清源，还需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进行推进。
以网络域名注册为例，当前网络域名注册为非实名制，注册门槛较低，导致大量钓鱼网站出现。若从国家层面加强对网络域名注册的管理，实行强实名注册，将会大大减少钓鱼网站的数量，进而很大程度上遏制一系列网络欺诈的发生。
再如，商业银行尽管能发现部分可疑的资金交易，但却无法实现对资金流的完整追溯，以致于对很多跨行资金的风险无法识别、分析和判断，急需通过政府有关部门来协调打通追溯链条，保障资金安全。
由此可见，在缺乏政策性和行业性机制配套的情况下，单靠各机构自身力量来防范欺诈风险，仅是扬汤止沸的权宜之计，对欺诈犯罪的“有生力量”难以形成根本性打击，治标不治本。因而，从政策、制度上给予依据和支撑，才是治理欺诈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三，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反欺诈工作的法制环境亦有待改善。
可以说，遏制我国个人信息和数据被盗用、泄露、买卖等现象已经刻不容缓，而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现有的政策文件层级较低，对个人信息和数据起不到真正的保护作用。
并且，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针对个人信息犯罪的执法依据不足、打击惩罚力度不够，以致违法成本低、执行周期长、执行费用高、事后处置难等问题出现，导致针对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立案较少，因违法获取和使用个人信息被查处的案件更是凤毛麟角，制度环境亟待改善。
构建立体式联防联控
对于金融欺诈的直接关联机构，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和其他有关各方眼下可谓重任在肩、任重道远，不仅要从技术层面加以提升，还应从跨界合作、法制建设等方面完善配套，着重采取四方面措施：
一是提高各机构的反欺诈技术能力，构建有效的反欺诈风险防控体系。
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反欺诈工作的重视，在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指导下，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框架，依托自身优势和技术特点，不断加强反欺诈体系建设，构建科学高效的反欺诈模型，提升反欺诈技术能力，切实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降低甚至杜绝因技术安全漏洞给网络支付用户造成的损失，全面提高反欺诈工作水平。
二是加强行业间协调合作，对欺诈犯罪进行联动打击。
首先，应建立跨行业、跨机构的合作机制，促进多领域合作，使金融、公检法、电信运营商等多方机构联防联控。其次，从网络电信欺诈的源头、路径、惩处等各个环节出发，构成有效反馈的闭环结构，主动打击电信网络欺诈犯罪。再者，充分运用大数据来构建跨行业、跨机构的反欺诈模型，对可疑交易进行“立体式”监控，提高反欺诈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三是完善相关立法，为反欺诈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针对反欺诈工作的实际需要，加强和完善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的立法，提高相关法规层级，从制度上和执法上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同时，在审理、追查欺诈犯罪案件上，提高执法效率。
四是加强反欺诈宣传教育。
当前，不仅应该加强消费者的反欺诈教育，还应对市场主体加强反欺诈教育，鼓励市场主体共享欺诈信息，以展开全方位、全覆盖的围堵工作。
近两年来，市场上金融欺诈行为、案例呈快速扩大化趋势。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在反欺诈方面不断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反欺诈模型和风险防控体系，制定了风险防控规则，基本形成了事前预防与排查、事中监控与阻断、事后处置与分析的整体反欺诈格局，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众的财产安全。
但即便如此，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在反欺诈工作上仍存在认知和技术差异，且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使得我国的金融反欺诈工作相对于黑、灰产业的发展始终滞后，存在诸多亟需突破的壁垒。
治标还需治本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尝试，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在反欺诈领域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问题也在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各机构对金融反欺诈的认识程度和技术能力不同，机构间反欺诈水平差异较大。
大型银行和支付机构对反欺诈工作认知较早，反欺诈体系构建较为超前，且相较于中小银行和中小支付机构，其自身技术力量较强、资金雄厚，在模型建設及规则制定方面具备了天然优势。
例如，工商银行通过深度挖掘风险特征，构建了数百个智能模型，可进行实时、准实时、批量的反欺诈拦截。截至2016年3月，工商银行反欺诈体系共拦截电信诈骗7万余笔，为客户避免经济损失近9亿元。
但就多数中小银行和中小支付机构而言，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人力、物力、技术、基础数据等方面不足，其反欺诈工作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反欺诈手段也仅限于一些简单的触发规则（即对疑似欺诈行为自动预警），尚无法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构建复杂、准确的交易模型，手段有效性仍有待提高。
如此一来，各机构间反欺诈工作水平的差异，就为犯罪分子有选择性地攻击相对薄弱的系统和环节，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二，当前的金融反欺诈工作侧重于预防，治理“根源”的力度远远不够。
反欺诈是系统性工程，单个机构各自作战，只是被动“筑墙”防御，难以治本，更难以实现有效、有针对性的联合打击。
当前，反欺诈工作尚缺乏行业性、跨行业的联防联治机制，也缺乏机构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并且，各机构多停留在预防欺诈犯罪的层面，即对犯罪分子“赶走即可”，而非从根本上“消灭其有生力量”。
因此，要正本清源，还需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进行推进。
以网络域名注册为例，当前网络域名注册为非实名制，注册门槛较低，导致大量钓鱼网站出现。若从国家层面加强对网络域名注册的管理，实行强实名注册，将会大大减少钓鱼网站的数量，进而很大程度上遏制一系列网络欺诈的发生。
再如，商业银行尽管能发现部分可疑的资金交易，但却无法实现对资金流的完整追溯，以致于对很多跨行资金的风险无法识别、分析和判断，急需通过政府有关部门来协调打通追溯链条，保障资金安全。
由此可见，在缺乏政策性和行业性机制配套的情况下，单靠各机构自身力量来防范欺诈风险，仅是扬汤止沸的权宜之计，对欺诈犯罪的“有生力量”难以形成根本性打击，治标不治本。因而，从政策、制度上给予依据和支撑，才是治理欺诈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三，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反欺诈工作的法制环境亦有待改善。
可以说，遏制我国个人信息和数据被盗用、泄露、买卖等现象已经刻不容缓，而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现有的政策文件层级较低，对个人信息和数据起不到真正的保护作用。
并且，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针对个人信息犯罪的执法依据不足、打击惩罚力度不够，以致违法成本低、执行周期长、执行费用高、事后处置难等问题出现，导致针对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立案较少，因违法获取和使用个人信息被查处的案件更是凤毛麟角，制度环境亟待改善。
构建立体式联防联控
对于金融欺诈的直接关联机构，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和其他有关各方眼下可谓重任在肩、任重道远，不仅要从技术层面加以提升，还应从跨界合作、法制建设等方面完善配套，着重采取四方面措施：
一是提高各机构的反欺诈技术能力，构建有效的反欺诈风险防控体系。
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反欺诈工作的重视，在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指导下，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框架，依托自身优势和技术特点，不断加强反欺诈体系建设，构建科学高效的反欺诈模型，提升反欺诈技术能力，切实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降低甚至杜绝因技术安全漏洞给网络支付用户造成的损失，全面提高反欺诈工作水平。
二是加强行业间协调合作，对欺诈犯罪进行联动打击。
首先，应建立跨行业、跨机构的合作机制，促进多领域合作，使金融、公检法、电信运营商等多方机构联防联控。其次，从网络电信欺诈的源头、路径、惩处等各个环节出发，构成有效反馈的闭环结构，主动打击电信网络欺诈犯罪。再者，充分运用大数据来构建跨行业、跨机构的反欺诈模型，对可疑交易进行“立体式”监控，提高反欺诈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三是完善相关立法，为反欺诈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针对反欺诈工作的实际需要，加强和完善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的立法，提高相关法规层级，从制度上和执法上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同时，在审理、追查欺诈犯罪案件上，提高执法效率。
四是加强反欺诈宣传教育。
当前，不仅应该加强消费者的反欺诈教育，还应对市场主体加强反欺诈教育，鼓励市场主体共享欺诈信息，以展开全方位、全覆盖的围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