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3带来开放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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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远比二战后任何一次复苏都要缓慢。时隔两年,为进一步刺激经济,美联储第三次踏上了量化宽松(QE)之路。短期内,QE3会对美国经济以及全球市场产生良好预期和提振作用,但从中长期看,随着美国将压力转嫁给世界,QE3对全球及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显现,中国政府需加紧制定政策以应对。
  全球金融市场反应强烈
  9月14日,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后宣布,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以支持证券(MBS),同时决定继续执行卖出短期国债、买入长期国债的“扭转操作”,并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0.25%的超低区间时限至少延长至2015年年中。
  此前,为挽救频临崩溃的金融系统以及刺激国内经济,美联储已分别于2008年11月和2010年11月推出了两轮QE,累计规模达2.325万亿美元。其中,QE1每月购买量为795亿美元,其中MBS为560亿美元;QE2每月净买入735亿美元,不考虑卖出额,每月买入总额为948亿美元;而QE3目前为每月净买入400亿美元,叠加OT(扭转操作)影响,每月买入额为850亿美元,小于前两轮QE,但与前两轮QE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本轮QE既没有操作时间限制,也没有总额限制,属于“开放式QE”,实质更为激进。
  美联储推出QE3后,全球股市普遍上涨,美国股市大幅收高,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均创2007年以来最高收盘点位,MSCI世界股指收盘创2011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风险资产市场出现飙升,国际金价跳升2%至每盎司1770美元的6个月高位,伦敦铜触及4个月高位的8200.50美元,NYMEX原油价格大涨1.30美元,创下近4个月新高;债券市场压力减轻,被视为债券市场压力衡量指标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掉期息差降了12.63个基点,达到201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元指数触及78.60低点,美元对其他风险货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欧元受欧债危机缓解,以及美欧同时推出无限期购债计划推动的影响,欧元兑美元反弹至4个月高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回升至4个月以来新高。
  QE3出台背景及动因
  自推出QE2以来,美国经济起色不大,QE2对美国经济的推动远没有达到美联储的预期。因此,美联储一直在QE3推与不推之间纠结,全球金融市场也一直在是否推出QE3预期的升温与降温之间反复,但美联储最终祭出QE3,主要出于以下动因:前两轮量化宽松所释放出的流动性并没有完全进入实体经济,2008年以来,美联储前两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规模总计达到2.325万亿美元,但就业市场仍然难有起色,美国失业率仍然连续第43个月处于8%以上,美国经济复苏步伐依然缓慢。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将失业率降至6%-7%左右,而QE3是美联储首次将货币政策与经济与就业市场动向“挂钩”,并承诺在取得成功前不会改变政策,因此,本轮QE释放出美联储自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强烈的政策信号。
  QE1的主要目标是“救火”,除拯救房产机构还要迅速缓解流动性,所以美联储的购买标的包括了MBS、机构债务和中长期债券等;QE2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稳定经济”,故而购买长期国债,尽力压低长期融资成本。但前两次QE在解决资产负债表和房地产市场方面的效果不是很直接。这次QE3对于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提高房地产价格更直接。美联储的政策意图是通过QE3引导房地产按揭利率走低,从而提高房价帮助修复资产负债表,然后通过财富效应和金融加速器作用,扩张银行信贷,促进投资和消费支出,进而带动美国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已经患上了“QE依赖症”。量化宽松的本质是债务货币化,但只要美国债务依赖性体制不改变,靠债务货币化融资将难以改变美国的经济形势。美国财政赤字已连续3年超过万亿美元大关,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飙升至16万亿美元,因此,降低债务负担和比例是美联储除了稳定金融系统和刺激经济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职责,这注定了美联储依然会靠释放货币、稀释债务的方法来保证财政和债务的可持续性,量化宽松政策难言尽头。
  成本大于收益
  美联储本轮 “上不封顶”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谓激进,但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解决美国经济复苏问题,还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按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表述,QE3继续实施的前提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没有“实质”性改善,但美国当前就业复苏缓慢更主要的原因是结构性失业问题。促进就业复苏应该是经济结构自我调整和优化的过程,美联储以货币工具应对结构难题,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相反会造成信贷配置的扭曲。
  今年以来,无论是从房价指数、新屋开工数与建造支出,还是成屋销售数据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均表现出明显的触底回升状态。但在美联储看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并不能称得上强劲和稳固,美国仍有1100万家庭的住房按揭贷款处于资不抵债。显然,在房地产市场信贷仍处于低迷、萎缩的当下,美联储集中购买MBS将降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风险,并进一步压低房地产信贷利率,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利好。但“低利率不是万能的”,潜在购房者能否享受低利率还取决于银行的贷款意愿。目前,美国银行更多选择收紧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标准,特别是在市场风险释放未尽、投资者刚刚经历了地产泡沫破裂的情况下,QE3能在多大程度上助推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还有待观察。
  事实上,目前美国经济缺乏的不是流动性,而是确定性。随着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减税政策即将到期、政府开支削减计划日益临近所造成的“财政悬崖”是美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制约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危机爆发时期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转变为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化和欧债危机的持续拖累,所以,即便QE3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会有所助推,但对其总体增长与就业也将难有明显效果。
  QE3对全球的影响
  在QE3推出之前,美国流动性已严重过剩,货币市场资金较大幅度超过实体经济需求;QE3实施后,美联储新发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在美国国内债券收益率走低、股市提前透支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利好、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等形势下,未来大部分货币资金受利益驱动,可能流向投资收益较高的大宗商品市场及新兴市场国家,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多方面冲击与影响。   对比前两轮QE,美联储每实施一轮新的刺激政策,都会给全球商品价格带来一波涨幅。近期,国际油价已大幅飙升,特别是在中东局势不稳定情况下,未来油价很可能继续上涨,再创历史新高。
  农产品方面,二季度以来,由于美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等国的罕见极端天气的影响,国际农产品在大豆、玉米以及小麦等谷物产品的带动下大幅上涨,这一系列因素都预示未来数月中全球名义通胀水平可能继续走高,QE3政策的实施无疑加强了这一趋势,全球新一轮通胀压力正在形成。
  长期来看,美联储再度量化宽松意味着“弱势美元”政策的延续,这将引发各国货币新一轮的竞争性贬值,加剧“汇率战”风险。尽管这未必是美联储的本意,但客观上QE3将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事实上,这一幕已经在QE2推出后上演过。如今,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弱,各国均致力于避免其货币较快升值,以在受困环境下继续支持出口增长。如果美元持续贬值,其他货币兑美元会显著升值,将促使各国政府过度干预汇率,很可能再次引发全球“汇率战”,导致政策不稳定性、货币不稳定性和供应链中断。
  此外,QE3及其“铸币税”效应还可能引发全球财富的再分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调控压力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等,将导致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变得更加艰难。
  QE3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QE3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加复杂。短期内,QE3对中国经济有一定利好刺激。从稳定外需的角度看,QE3有助于刺激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国内需求回升,进而有助于遏制中国出口增长过快下滑的势头。
  QE3还有利于抵消资金流出压力。从2011年第4季度起,随着欧债危机恶化致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出口下滑与房地产调控,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转淡和货币政策的放松,导致短期资本大规模持续流出中国。这一轮短期资本流出的强度,已超过2008年第4季度与2009年第1季度美国次贷危机时的高峰时期。因此,QE3将可能使持续近一年的短期资本流出转变为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
  此外,QE3也有助于抵消和缓解货币渗透下的政策紧缩效应和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压力,从而舒缓国内市场流动性,有助于提升市场风险偏好和乐观预期。
  中长期看,QE3对中国经济是“弊大于利”。首先,QE3对中国出口贸易是“双刃剑”。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取决于美国边际进口倾向大小与进口需求弹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日用消费品,进口需求弹性较小,美元贬值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影响较小。但对于具有出口提升潜力的美国,人民币升值会加大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压力。
  随着美联储QE3及欧洲央行OMT(无上限债券购买计划)的实施,全球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将再度加强,中国将再次面临资本流入压力,中国外汇储备增量将由负转正,月度外汇占款规模也将重新上升。资本账户赤字可能重新转为资本账户盈余。追逐短期盈利的短期资本很容易催生资产泡沫,并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货币政策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紧缩,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的风险便难以遏制;如果紧缩,可能会扼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宏观调控将变得更加复杂。
  同时,中国需警惕输入型通胀压力。虽然目前中国PPI处于34个月以来新低,但8月份官方PMI数据显示,在PMI指数创下9个月低点的同时,购进价格指数出现较为明显反弹。随着上游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企业经营将受到双重挤压。
  中国是一个资源品进口大国,也是国际大宗商品主要买家,能源、原材料及部分农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不仅使购买大宗商品所需的外汇支出大幅增加,也会使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QE3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更像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供给冲击,影响更深远。
  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使债权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美国通过征收铸币税向全球转嫁危机损失和各类债务并实现财富再分配。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人,将为债务货币化带来的美元贬值买单。
  截至目前,中国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到全球外汇储备近三成,其中近七成持有美债,包括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3600亿美元“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企业债。美元每贬值1%,中国将损失150亿至200亿美元,随着美元弱势格局的持续,债权人利益将受到严重侵害。
  中国应对QE3对策
  为有效应对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应在“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以及“加工贸易政策”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把稳定出口与加快贸易结构升级结合起来,主动转移或淘汰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产品,鼓励发展高端出口产品。目前,有充足订单和刚性外需的大部分是技术密集型机械和装备制造业,可通过加大贸易融资、出口信贷和保险支持等向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高新技术等行业倾斜,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布局。
  同时结合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实际,迅速启动全面减税政策,通过加大减税力度缓解中小企业困境。一方面,通过财政支持对因生产经营成本大幅上升而影响企业承接订单并且银行贷款利息支出较大的重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贷款贴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对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应扩大政府专项资金规模支持,加快转型升级力度。
  随着美欧开闸放水,全球流动性继续宽松,以及外围市场环境的稳定好转,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会明显改善,从而增加国内流动性。因此,货币政策不宜进一步放松,应该引导中长期资金进入城市化进程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等领域,其关键是稳定中长期优质资金,提高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
  在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国内金融部门缺乏竞争力的国家,资本管制仍是阻止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性冲击的直接手段。对中国来说,资本管制仍是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重要保障。此外,中国还需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政策协调,全面监控国际资本流向,参与建立全球性金融防火墙和系统性监管框架。
  如果美国继续依赖经济负债增长模式,美国量化宽松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都会有较强的负“溢出”和传染效应。为防止美国债务货币化加剧中国外汇资产缩水,中国必须加快减持美债,加快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改变金融资产大规模流向美债的情况。
  中国要在大宗商品市场和资源市场还没有全面上涨之际,加紧投资稀缺资源领域、高科技领域和基础研发领域,把可能贬值的“外汇货币资金”转换为经济发展亟须的特定领域的“外汇实物资产”,在解决经济发展瓶颈的同时,有效减少外汇资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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