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近乎无性，很多人恐怕不会同意。我的父亲是一名作家，他推荐过我读一些中国作家的经典作品，其中有一个涉及性题材的系列，涵盖了现当代小说中那些著名的涉性作品。让我不解的是，这些作品中蕴含的性有着天壤之别，却都是借助性之外的事物，兜着圈子表达性。
　　我父亲认为中国当代最高超的性爱作家之一是王小波，《黄金时代》我曾借来翻阅过，读后的结果令我感到迷茫。王小波的“性”不仅没有成为结束故事的因素，更因为荒诞、下作的直白描写使这个故事失去了文学性，而被悄悄赋予了时代性。
　　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后期的同一批作家。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开头写到：“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的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羞愧，但是为察觉到自己要隐瞒的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
　　我突然感到，那时的中国性是饥饿的。我们从文字中读到的更多是主角对性无休无止的欲望以及对自己性的想法与行为的羞愧。20世纪的作家，也许是第一批敢跳起来直白说性爱的人，但如果你说他们就是性文学的开拓者，我完全不同意。
　　那时所谓前卫作家手中的性，与你无关、与我无关、与爱无关。偏偏在那个时代，中国性却有了“返璞归真的表现”。纵观美的历史，中国性反而向中世纪靠拢了，一个富于道德极严之作，兼负于情欲直露之篇的世界。
　　但海洋对面的那个岛国作家，对于性的描写与思考，比我们独特和深刻得多。日本文学充斥着非日本性与东方性，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深刻思考性的原因。《雪国》中交织在现实生活与情感中的爱情，《春雪》中被世俗击倒放逐自我的选择。
　　日本人喜欢用雪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每次一到故事的高潮，雪也会从天而降。这不仅是为了让文章具有画面感，更是为了营造一种凄凉的性爱氛围。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之性，应当是纯净无暇的。
　　正如川端康成所说：“美的前提是纯净，美的极致是悲哀，美的保持是徒劳，美的归宿是虚无。”正如故事里发生的那样，即使再肮脏世俗的故事，经过纯净的性的洗礼，也能让人轻易接受。即使选择放逐自己，也要保证对性的忠贞。
　　而当我们做到这一切时，除了性，其他好像不那么重要了。而性赋予文学的，是在不堪一击的脆弱心灵背后筑上一座充满力量感的高墙。
　　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眼中，似乎“性”“道德”“艺术”是绑定在一起的，当我们想要去研究性、思考性的时候，无法把任何一者舍弃，反而不知不觉背离了性。中国作家的“不专心”就是因为背负的太多。
　　爱的最高境界当真是两个灵魂交融。我们的文学往往将性塑造成了象征存在的一种符号，而不是一种常态。其实，这些看起来附着在性上的光鲜外衣，存不存在并不重要，只要是性，都是美的。或许从另一方面去说“不存在”的性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因为不存在代表的就是永远。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地面对性，而是透过带有时代色彩的有色眼镜，或是仅仅从情爱直接理解性。我们就不会对性有新的认识，我们的中国性也永远不会深刻。
　　总之，中国性不是走远了，而是还没有踏上应该踏出的那一步。我殷切地期待它出现的那一天。我此时的情感就应当像《蒲团》里暗恋自己女学生的作家一样，带着期盼和眷恋，深深地将头埋在布满少女气息的冰凉被单中。
　　编辑：沈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