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纠结着。
　　这是1982年7月的一个正午，我躺在自家铺着凉席的床上纠结着。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流行“纠结”这个词。
　　我纠结报考哪所大学，这也是每个高考生都纠结的事情。好在那时我们是先得知了自己的高考分数才填报志愿，好在我已经知道自己的高考总分在本市外语类考生中高居榜首。
　　正纠结着，突然我的一个学理科的同学愣头愣脑地闯到我家：快跟我走，南大负责招生的老师在我家呢，想见你！
　　过了30年，我依然记得当初南京大学在我们市高考招生的老师姓梁，生物系的。梁老师直接跟我说，希望我选择南大，至于是到外文系还是其他文科专业，尊重我自己的选择。我考虑了不到两分钟，便决定选择外文系。而我的那位理科同学却没有选择南大，而是进入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我本以为未来的中国会出现一个杰出的建筑师，遗憾的是，他最终却没有以建筑为自己的职业，而是在上海创建了一家贸易公司，成为一名腰缠万贯的老板。
　　在我们那个年代，改革大潮刚刚掀起。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子的思想异常活跃。能始终如一坚守自己专业的甚是罕见。我们专业这一届总共只有七名男生，略少于女生（八名）。在这七名学外语的男生中，除我毕业之后从事出版业（最终在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还是加入了外交队伍）之外，有的成为中央美院的教授和国内外著名的画家；也有的成为译作等身的翻译家。我们的团支书，当初毕业时，是我们班惟一考上外交部高翻的同学，但在当了几年外交官之后，却突然从外交部辞职，现在是一家国家级金融机构的金融专家。
　　我之所以将《我的外交记忆》系列的开篇文章的标题定为《摇篮》，并不是指南京大学这座已有110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尽管南大在历史上也曾给外交部输送了无数高级外交官，如我的老领导，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德国大使的马灿荣先生，以及我的同期同学外交部拉美司的前任司长杨万明（现任驻智利大使）和现任司长沈智良，还有我的另一名同学、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齐大愚等。
　　其实真正的摇篮是国内的一批外国语学校。在离我们南大（现在似乎称为南大鼓楼校区）不远的北京东路，就有一所至少对外交部来说非常著名的学校——南京外校（南京外国语学校）。该校建于1963年，是由国务院决定创办的全国首批七所外国语学校之一（分别是长春、武汉、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和广州外国语学校）。我的许多外交官同事就是出身于南京外校。
　　与首批七所外校齐名的还有一所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外校，它就是北京的白堆子外校，其正式名称是“北京市外国语学校”，因其地处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白堆子而得名。如今的“白堆子外校”已经不复存在，被首都师范大学合并。但许多老外交官依然对这所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学校津津乐道，这其中就有从这所学校中走出来的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外交部前副部长、现任驻巴西大使李金章，现任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等高级外交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外校才是外交官的摇篮。这些外校的许多孩子在尚不知外语为何物的时候，便被从无数孩子中选拔出来，开始学习英、俄、法、西、日、阿、德等外语。改革开放前、甚至是本世纪之前，我们国家的外交官绝大多数是学外语出身，主要是便于进行国际交往。就像建国初期，我们的外交囿于人才缺乏以及政治至上，那时的外交拓荒者中，许多是临时从刚刚结束或者正在打仗的野战军中选拔的将军，这样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有了一个特有名词：“将军大使”。当然，我们的第二任外长陈毅还是元帅呢！
　　进入新世纪之后，外交领域空前扩展，多边外交、领域外交逐渐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外交事业的发展也对外交官的综合和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外交官队伍的来源也渐渐摆脱了外语干部这种相对单一的出身，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比如法律、金融、经济、能源等专业人士走入了外交队伍，使得我们的外交官队伍更加多元化。外交官的摇篮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各个外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等外语类院校，许多综合类院校如北大、南大等也为外交官队伍贡献了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不过，昔日的外交官摇篮却依然留存在老外交官的记忆之中，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