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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授林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的《口述与案头》一书（以下简称《案头》），由汉语文学是否有史诗传统这个学术公案作为楔子，用当代世界仍存的史诗传唱活动和中土文学生成及发展脉络的史实，通过逐层剖析，得出汉语文学没有口述史诗的文学传统，却有案头传统的结论。汉语文学的案头传统不比希腊等西方的口述传统逊色，它也是彪炳千古的文学传统。该书在不断否定前人关于中土没有史诗的各种见解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论证，稳固地确立汉语文学案头传统的过程，也是在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下本土的学术焦虑，从而完成中国风骨的建构。
《案头》是如何建构中国风骨的呢？关于中土是否有史诗传统的问题，近百年来有多种解释，有不少大家做过论证，于是，从回应学术巨人的论述着手，把蒋由智、王国维、鲁迅、胡适、茅盾、钟敬文、饶宗颐、张松如、陆侃如和冯沅君九个代表人物关于中土上古未有史诗产生或史诗已经散亡的观点归纳为：想像力匮乏说、人神淆杂说、文字篇章书写困难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神话历史化说。作者对这些观点深入分析，并逐一提出否定的意见。例如，关于想像力匮乏说，作者认为，中土文学一直都有伟大的想像，从屈原到李白，再到吴承恩，这个传统从未断绝过，因此，用中土民族朴实而缺乏想像力去解释神话零散、史诗阙如是没有理由的。又如，对饶宗颐先生提出的汉语没有史诗，是因为汉语造句过于简略，不能在事态的描写上繁复铺叙和汉字的书写因为刻在竹简上，对史诗的撰录只能撮要的观点，作者用两个理由否定：其一，史诗为口述传统，在得到写定之前，它与书面语没有什么联系。其二，司马迁的《史记》五十二万字，也是刻于竹简传诸后世。各民族史诗，通常录下故事梗概，笔录长度不如口述长度，如果汉民族有史诗，书之竹帛恐非难事。
前辈学术巨人的观点被否定后，怎样建构新的学术论述呢？问题是因荷马史诗而起，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史诗的原点，因此，《案头》采用正本清源的方法，从源头着手，探讨荷马其人、荷马史诗和口传文学变成史诗的必备要素。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关于荷马的研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为了追踪荷马问题，该书分别借助了十八世纪末德国学者伍尔夫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成果。伍尔夫认为：荷马诗篇中多数诗歌，由古代某一位行吟诗人完成，随后这些分散的诗篇流传于人们的口头，直到后来才编成文稿。帕里和洛德通过对南斯拉夫地区仍存的史诗演唱活动进行研究，得出“荷马史诗创作者是一位口头诗人”。借助西方学者的成果，《案头》明确指出，史诗的创作乃是口传的文学活动，于是，作者进一步提出口传文学怎样变成史诗呢？随着关键问题的逐步呈现，它用层层剥衣的方法，通过对世界各文明及其口述传统的考察，分析口述传统变成史诗有以下三个要素：第一，神话和传说，这是构成史诗所采用的文化材料。第二，有一批以讲述和传唱先代作品为生的宫廷或民间艺人。第三，史诗具有世俗的娱乐性质。口述传统变成史诗要具备以上要素，那么中土文明是否有这些要素呢？中土传统文明的神灵庄严肃穆，令人敬畏，不像希腊的神那样具有人间情欲，从这个因素看，中土的神不可能被人间谕唱，它们狰狞的面目，人们也不敢谕唱。其次，中土有对神传诵的“瞽者”，但他们在祭祀活动中颂诗，由于祭祀活动是庄严神圣，程序安排严谨的，所以瞽者不能用自由吟唱的方式颂诗，也就是说中土的瞽者没有发展为以传唱先代作品为生的艺人。第三，从社会制度看，中土是宗族制度和对祖先的崇拜，社会讲究井然有序，没有史诗产生需要的世俗狂欢性质，由此可见，中土文明缺乏口述传统变成史诗的要素，因此，《案头》认为中土文学没有产生史诗的传统。
中土没有史诗传统，那么《案头》怎样向西学东渐的历史交代？解决中土文学传统问题必须回到本土文学的源头，于是，由西行寻踪，返回东方“寻祖”。通过对汉字的产生、书册典籍的保管、文官制度的形成和文人的书写的深入探讨，提出中土的文学是“案头传统”的观点。
这是一个与口述传统完全不同的传统，这个观点经得起推敲么？该书首先从创作文学的人的因素进行论证。汉字由统治者创造并垄断的，文字、书册、典籍、档案是国家文治的灵魂血脉，文治要通过大批文官熟悉、运用典籍完成的，而文官的公务文牍，以及他们操控文字、书写、传承典籍须由案头完成，很多文官有很好的文学素养，他们写出不少伟大的作品，当文人的书写达到追求故事讲述、网罗逸闻乐趣的小说创作时，文学就从文字和书册的目标功能中分离出来，由此可见，中土的文学传统源自案头。其次，中土文学案头传统的第二个理由有三方面的支持：汉字有浩如烟海的文本；案头写作经过深思熟虑，叙事短小精悍，多写事物特征，不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在漫长的历史里，案头文学浸染士大夫高雅精神生活趣味和修辞特征。
中土文学是案头传统，那么它与希腊等西方的文学口述传统有何区别？案头写作经过深思而为，它的美学原则是追求要言不烦，追求事物的特征呈现，因此，它不追求情节的完整性，相反，撰述时对故事会舍弃所有旁支，而留骨干，这样就留下很大的再想像空间，原来的故事又可以成为素材，去创造新的故事。与书写简洁的案头传统相比，西方口述传统喜欢繁复，亚里士多德对文学讲究有头、有身、有尾的完整性理论，是不适合用来评价中土文学的。中土文学有其独特的社会文明促使其案头传统的生产和繁荣，因此，不能用西方文学的口述传统作为文学起源的普世原则。《案头》一书了结延续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学术公案。
《案头》不仅解决学术问题，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让人思考西学东渐，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怎样建构本民族的问题。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要重返世界，要让世界认同中国的重要，我们会被解构、被挑战。如何陈述中国、如何表达中国的声音成为我们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使命要有精神支撑，这种支撑源自于中土千年文明的风骨。该书的作者在建构中国风骨上给我们很好的借鉴，他的建构除了积累多年的学术功力外，更重要的是蕴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几代人谋求国家强大的探索实践，并且把这种探索精神熔铸到自己的学术生命里。
《案头》是如何建构中国风骨的呢？关于中土是否有史诗传统的问题，近百年来有多种解释，有不少大家做过论证，于是，从回应学术巨人的论述着手，把蒋由智、王国维、鲁迅、胡适、茅盾、钟敬文、饶宗颐、张松如、陆侃如和冯沅君九个代表人物关于中土上古未有史诗产生或史诗已经散亡的观点归纳为：想像力匮乏说、人神淆杂说、文字篇章书写困难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神话历史化说。作者对这些观点深入分析，并逐一提出否定的意见。例如，关于想像力匮乏说，作者认为，中土文学一直都有伟大的想像，从屈原到李白，再到吴承恩，这个传统从未断绝过，因此，用中土民族朴实而缺乏想像力去解释神话零散、史诗阙如是没有理由的。又如，对饶宗颐先生提出的汉语没有史诗，是因为汉语造句过于简略，不能在事态的描写上繁复铺叙和汉字的书写因为刻在竹简上，对史诗的撰录只能撮要的观点，作者用两个理由否定：其一，史诗为口述传统，在得到写定之前，它与书面语没有什么联系。其二，司马迁的《史记》五十二万字，也是刻于竹简传诸后世。各民族史诗，通常录下故事梗概，笔录长度不如口述长度，如果汉民族有史诗，书之竹帛恐非难事。
前辈学术巨人的观点被否定后，怎样建构新的学术论述呢？问题是因荷马史诗而起，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史诗的原点，因此，《案头》采用正本清源的方法，从源头着手，探讨荷马其人、荷马史诗和口传文学变成史诗的必备要素。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关于荷马的研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为了追踪荷马问题，该书分别借助了十八世纪末德国学者伍尔夫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成果。伍尔夫认为：荷马诗篇中多数诗歌，由古代某一位行吟诗人完成，随后这些分散的诗篇流传于人们的口头，直到后来才编成文稿。帕里和洛德通过对南斯拉夫地区仍存的史诗演唱活动进行研究，得出“荷马史诗创作者是一位口头诗人”。借助西方学者的成果，《案头》明确指出，史诗的创作乃是口传的文学活动，于是，作者进一步提出口传文学怎样变成史诗呢？随着关键问题的逐步呈现，它用层层剥衣的方法，通过对世界各文明及其口述传统的考察，分析口述传统变成史诗有以下三个要素：第一，神话和传说，这是构成史诗所采用的文化材料。第二，有一批以讲述和传唱先代作品为生的宫廷或民间艺人。第三，史诗具有世俗的娱乐性质。口述传统变成史诗要具备以上要素，那么中土文明是否有这些要素呢？中土传统文明的神灵庄严肃穆，令人敬畏，不像希腊的神那样具有人间情欲，从这个因素看，中土的神不可能被人间谕唱，它们狰狞的面目，人们也不敢谕唱。其次，中土有对神传诵的“瞽者”，但他们在祭祀活动中颂诗，由于祭祀活动是庄严神圣，程序安排严谨的，所以瞽者不能用自由吟唱的方式颂诗，也就是说中土的瞽者没有发展为以传唱先代作品为生的艺人。第三，从社会制度看，中土是宗族制度和对祖先的崇拜，社会讲究井然有序，没有史诗产生需要的世俗狂欢性质，由此可见，中土文明缺乏口述传统变成史诗的要素，因此，《案头》认为中土文学没有产生史诗的传统。
中土没有史诗传统，那么《案头》怎样向西学东渐的历史交代？解决中土文学传统问题必须回到本土文学的源头，于是，由西行寻踪，返回东方“寻祖”。通过对汉字的产生、书册典籍的保管、文官制度的形成和文人的书写的深入探讨，提出中土的文学是“案头传统”的观点。
这是一个与口述传统完全不同的传统，这个观点经得起推敲么？该书首先从创作文学的人的因素进行论证。汉字由统治者创造并垄断的，文字、书册、典籍、档案是国家文治的灵魂血脉，文治要通过大批文官熟悉、运用典籍完成的，而文官的公务文牍，以及他们操控文字、书写、传承典籍须由案头完成，很多文官有很好的文学素养，他们写出不少伟大的作品，当文人的书写达到追求故事讲述、网罗逸闻乐趣的小说创作时，文学就从文字和书册的目标功能中分离出来，由此可见，中土的文学传统源自案头。其次，中土文学案头传统的第二个理由有三方面的支持：汉字有浩如烟海的文本；案头写作经过深思熟虑，叙事短小精悍，多写事物特征，不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在漫长的历史里，案头文学浸染士大夫高雅精神生活趣味和修辞特征。
中土文学是案头传统，那么它与希腊等西方的文学口述传统有何区别？案头写作经过深思而为，它的美学原则是追求要言不烦，追求事物的特征呈现，因此，它不追求情节的完整性，相反，撰述时对故事会舍弃所有旁支，而留骨干，这样就留下很大的再想像空间，原来的故事又可以成为素材，去创造新的故事。与书写简洁的案头传统相比，西方口述传统喜欢繁复，亚里士多德对文学讲究有头、有身、有尾的完整性理论，是不适合用来评价中土文学的。中土文学有其独特的社会文明促使其案头传统的生产和繁荣，因此，不能用西方文学的口述传统作为文学起源的普世原则。《案头》一书了结延续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学术公案。
《案头》不仅解决学术问题，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让人思考西学东渐，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怎样建构本民族的问题。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要重返世界，要让世界认同中国的重要，我们会被解构、被挑战。如何陈述中国、如何表达中国的声音成为我们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使命要有精神支撑，这种支撑源自于中土千年文明的风骨。该书的作者在建构中国风骨上给我们很好的借鉴，他的建构除了积累多年的学术功力外，更重要的是蕴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几代人谋求国家强大的探索实践，并且把这种探索精神熔铸到自己的学术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