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食家几乎是一种传统。虽然它一直近似于闲职，却也是颇让人羡慕的。
　　欧洲文明里，美食家一度缺席，正如它所推崇的探险家，对于中国而言，则是近代以后舶来的词汇。但我私下里以为：美食家也算是一种足不出户的探险家，“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人只好陶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探险，那就是对山珍海味的猎奇。美食家用菜谱来代替地图，用杯盏来代替罗盘，用筷子来代替桨橹，航行在自己的味觉里，同样也领略了无限风光。
　　神农氏（即炎帝）堪称史前的美食家。“神农尝百草”，不仅仅为了果腹，也为了辨识植物的种类、滋味、营养价值（包括药用价值）。他大大地丰富了后人的“菜籃子工程”。在我想象中，中国人的祖宗是个挖野菜的，其装束、表情有点类似于后来编撰《本草纲目》的老中医李时珍：穿着草鞋，挎着竹篓，扛着一把小锄头。湖北有座神农架，据说就是他的露天“食堂”。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神农，我们的口福将大打折扣。
　　中国人的勇敢尤其体现在饮食方面。灾荒时期吃树皮、野菜乃至观音土，自然还可以算作迫不得已，和平的年代，他们也照样热衷于吃各种稀奇古怪的食物。吃蛇（在西方的《圣经》里，那是魔鬼的化身）也罢了，在古时岭南一带，还曾将其易名为“茅鳝”，有点附庸风雅或掩耳盗铃的架势。
　　还吃蝎子。我在北京安定门外某餐馆出席酒宴，高潮便是圆桌中央摆上的满满一大盘炸得黄灿灿的蝎子。那一瞬间，我不禁联想：中国人的嘴巴真够“毒”的，所以才敢于如此“以毒攻毒”。
　　当然，被传为佳话的是吃剧毒的河豚，“拼死吃河豚”这句江南古谚颇像烈士的绝命诗。所以我自小即有这样的印象：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第一是革命者，其次则当数美食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