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再解读

来源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w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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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传统生产力理论是指斯大林范式下的生产力理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将自然界视为人类征服和占有的对象,忽视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存在着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理解的狭隘性、定义的偏颇性问题。基于此,奥康纳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检省,分析批判了传统生产力理论弱化自然界而导致生态空场的倾向;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涵的阐发,从政治文化的层面解读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理论,生产条件不是商品,但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并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弥补了传统生产力理论中自然维度的缺失,恢复了自然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奥康纳的生态观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也存在着曲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辨析奥康纳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不仅对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奥康纳;传统生产力理论;生产条件;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307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传统生产力理论主要是指斯大林范式下的生产力理论,“该范式在解读生产力理论时往往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1],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制约性,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性。这种孤立地强调人对自然的作用,不仅是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误解,也是生态空场的表征。传统生产力理论的理论旨趣在于阐发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因素,探查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是为社会革命服务的理论命题。但在其后续的发展中,传统生产力理论过于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剥削和利用,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绝对化,造成在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时存在着偏颇性、狭隘性的问题。作为美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基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强调了自然界的重要地位,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阐发,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矛盾运动的探讨,使自然重回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突破了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狭隘的理解,对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传统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误解
  斯大林范式下的传统生产力理论,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将其定义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这种“征服论”的理论命题,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单向度地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缺乏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依据,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误解。
  (一)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理解的偏颇性
  传统生产力理论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自然,认为自然是人类肆意征服、改造、利用的外界对象,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以及自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自然概念的主导内涵由原来的“有机整体”转变为“事物堆积的一种机械性的结构体”,外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也在此时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城市以及与此相连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是这种二元论思维的始作俑者”[2]36。第二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将人类自身的自然存在分割成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如头脑与身体、思想与情感等。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学科的二元对立,在人类的社会本性问题上,则表现为社会与个人相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游离于其社会属性之外,个人概念的主导内涵演变为“独立的存在物”,这种理论上的割裂或意识形态上的二元论“在今天仍然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进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制约着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2]37,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受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刺激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二)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定义的狭隘性
  传统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解读过于狭隘,对生产力词条的定义无不体现着征服、占有、改造自然的要义,只强调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忽视自然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种“征服论”的传统生产力理论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奥康纳指出,当时的苏联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敌视和封锁,通过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重工业来开启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工业史上的奇迹,但带来的后果则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则表现为只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忽视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威胁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征服论”的生产力理论没有看到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的自然界的优先性、稀缺性和有限性;淡漠了自然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没有将人类调节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能力纳入生产力理论中,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理解过于绝对化。我国学界20世纪受这一理论命题的影响,将生产力解读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如20世纪70年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義,“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3]“简单一点说,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的物质力量”[4]“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力量的见证”[5]。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局限,我国学界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解读有失偏颇。但就当时而言,这种过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张扬人的主体性的解读,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奥康纳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再解读
  奥康纳基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与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把重要的内容放在人类系统之上,忽视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给自然系统保留了较少的理论空间,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被置于一种边缘地位。因而要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进行革新和发展,尤其是在生产力理论方面,不仅要强调“自然界的祛魅”,还要强调“自然界的返魅”,使自然因素重回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阐发
  奥康纳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阐发中,以协作范畴作为介入点,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特征。奥康纳认为传统生产力理论将协作模式简单归结为生产力范畴,归因于“技术的必然性”,协作的主题被进行了单方面的处理,低估了协作的自然范畴。在奥康纳看来,任何一种协作模式不仅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一种生产关系,协作不仅由技术、权利关系、文化决定,而且还由自然“四因素”决定。就自然维度而言,协作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生态或自然的样式基础之上。处于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情境中的工作场所及其内部的协作方式都充斥着生物学、自然以及化学的特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样跟地球上的物质能量运转以及外部自然的生态分布密不可分。因而,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有必要重新阐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因素,重新建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
  奥康纳指出,尽管自然系统的某些具体形式受人类影响,是人类作用自然的结果,但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构成自然系统的化学、物理和生物过程作为一种自然力独立于人类系统而运作,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自然生态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还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自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就生产力而言,构成生产力实体性基本要素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自然界并受自然规律的影响;生产力体现着自然特征,自然界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更重要的是一个自主的“合作者”,不仅影响农业、渔业等领域的协作模式,而且还影响交通建筑行业的协作模式,如空间限制了建造业的协作类型,劳动关系从属于不同的、复杂的自然过程,甚至人类的身体和心灵也会影响某些协作方式。就生产关系而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影响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者阶级结构的发展,并为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如土地影响着马匹和家禽的拥有权;水陆交通较为闭塞的地方封建的生产关系则会兴盛;地形影响哥斯达黎加的小规模财产所有制。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状况会影响现存生产关系领域的变化,进而影响协作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砍伐促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木材业的发展。
  奥康纳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阐发,揭示了自然规律的内在发展趋势以及自然界运行的弱规律性,指出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无论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都对人类社会的活动产生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建立在生态联系的基础之上,人类的生产实践要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尊重自然规律,这也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生产条件”的引入
  奥康纳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中,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阐发,明确了自然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认为,传统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处于缺失状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仅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没有触及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也没有涉及全球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因此,奥康纳认为,有必要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中引入第三个概念即“生产条件”。他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马克思本人的用语为生产的自然条件),他认为马克思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即生产的个人条件(工人劳动力),外在的物质条件(自然资源),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这三种作为生产条件的外延都不具有交换价值,不受市场规律的制约,但被当作一种商品生产出来,成为被附加抽象价值的劳动产品。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划分仅从社会经济层面研究和探讨了生产条件的外延,使其带有一种很强的决定论模式,消解了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社会再生产方式的真正意义。因此,奥康纳在批判吸收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理论、波兰尼的劳动土地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生产条件,即“它并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2]486。
  他进一步扩展了生产条件的外延,将生产条件主体化并赋予一定的历史意义。
  第一,生产条件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维度。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可以被界定为“生产力”或者“生产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生产力,而且还包括生产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关系在某种特定的官僚政治关系中被建构起来并生产和再生产出作为生产力的生产条件(如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界定和限制了教育、公共健康以及其他一些活动的类型,从而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当生产关系和作为生产力的生产条件保持一致时,会有利于作为生产力的生产条件的生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和作为生产力的生产条件不一致时,会破坏作为生产力的生产条件的生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第二,国家的介入使生产条件官僚化。生产条件的供应如劳动、环境、城市等方面的政策是通过规范的民主程序,以立法的形式来完成;但国家的介入使生产条件的供应形式发生变化,直接间接地对其及其过程进行控制,表现出官僚化的特点。这是由于生产条件的供应和管理过程的复杂性导致国家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主要表現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上。第一,个体资本的利益与总体资本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国家政策可能会牺牲总体资本的利益成就个体资本的利益,也可能会牺牲个体资本的利益成就总体资本的利益。第二,个体资本的利益或资本派别利益内部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被打上了官僚政治的烙印,而“官僚政治的政策是不同的官僚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妥协的结果,是管理机构强加给那些限定的结果”[2]241。   第三,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运动使生产条件政治化。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一个官僚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国家,资本对生产条件的获取以及生产条件的供应,不仅被官僚化也被政治化了。市民社会内部之间的相互冲突决定着特定生产条件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官僚性的国家通过市民社会中一系列的冲突与斗争,如女权运动、城市运动等来保护资本家的集体利益,使生产条件理论更加复杂化并表现出政治性的特点,如加拿大“大湖地区”发生的渔业冲突问题。
  (三)生產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
  奥康纳引入生产条件并进行重新解读后,探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正是传统生产力理论所忽视的。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损害了其自身发展的生产条件,造成生产条件的破坏,从而威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生产条件尤其是自然和环境一旦被破坏,一方面会导致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即成本危机。这是由于个别资本通过外化成本来维护和重建其利润,破坏了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必然会降低生产条件的生产率,提高生产成本,如农业中使用的杀虫剂破坏了土壤条件,降低了土地的生产力,增加了生产的成本。另外,以劳工和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城市运动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则会要求资本重建或维护之前被破坏的生产条件,如要求土壤免受破坏、加强城市市政建设等,而这无疑会增加资本的成本,同时降低资本的适应性能力。因此,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的破坏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从而引发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对资本的盈利能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进而成为限制资本主义可持续性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会引发生态危机。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的破坏所导致的经济危机,通常与过度竞争、效率崇拜以及成本削减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会进一步加剧生产条件的破坏,如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成本外化力度加大,环境恶化程度加剧,而且还会刺激之前被禁止的对环境有害产品的再次使用,如美国西南部杀虫剂DDT(滴滴涕)的复用以及高科技污染等。同时,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生态危机。资本积累会加速生产条件的破坏,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是因为资本积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基础之上,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加工比之前更多的原料。如果原料的价格相对较低,资本的利润就会增加,资本对原料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加深、资本主义积累的速度加快,就会造成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如果原料的价格相对较高,资本为了控制成本会通过加大对设备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从而对自然资源进行大规模、高水平的开发和利用。
  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原料的价格便宜还是昂贵,资本都会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和消耗,资本的高利润率会导致高积累率,高积累率反过来会促使资本对原料有更大的需求,造成生产条件的进一步破坏,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奥康纳通过探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矛盾,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种对生态破坏的社会科学性的阐释方式,即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为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设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对奥康纳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检视
  奥康纳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态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虽不矛盾,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被置于一种边缘地位。虽然他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态阐释,彰显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使自然因素重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开启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他将自然资源等生产条件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剥离出来,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来修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一)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
  奥康纳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生态本体论”[6],延续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自然植根于社会形态之中,通过揭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调节和被调节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拓展至自然领域,重塑自然地位、展现自然批判存在的理论逻辑。“我们的先辈跟魔鬼订下了契约,我们现在正在吞下这些契约的恶果”[2]17,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沉浸于物质享受的时候,也面临自然被贬损的处境。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将自然当作水龙头和污水池,对自然无限制地索取和剥削,造成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奥康纳看来,大多数的生态学家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视角进行批判,以人与自然平等相处作为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将自然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条件”中的一部分,在揭示生产方式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开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这就意味着要恢复自然的地位、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需要重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挖掘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在奥康纳看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但是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中缺失了自然的线索。奥康纳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然维度的解读中,强调了生产力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技术关系,生产力中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都是由自然界提供的;生产关系中财产占有形式和权利占有关系是在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含于社会劳动与自然之间,是调节和被调节的关系,这一论述将研究视角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延伸到自然领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重要地位。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阐释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内涵,而且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
  (二)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范畴
  奥康纳虽然开启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他却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简单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线性决定论”[7],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反生态的理论,生态科学和各种生态性斗争的出现和发展也预示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革新和发展成为必然,这实际上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范畴,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片面的解读。   第一,奥康纳将自然资源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脱离出来,并入到生产条件中,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缺失自然因素,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范畴。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对生产力的自然维度也多有论述,“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8]。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于自然界,作为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自然界,构成了生产力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奥康纳“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生产力的概念,仅仅把生产理解为工具技术的进步”[9],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
  第二,奧康纳避开生产关系的决定和被决定作用不谈,空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虽然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并用实例加以佐证,但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并决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0]。但在奥康纳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难分主次的,他没有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与被决定的理论内核,只单纯地谈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内含的自然和文化因素。由于自然和文化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确定性,从这一意义上讲,奥康纳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奥康纳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产物,是对西方绿色思潮将生态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有力回应。奥康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点来分析和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而且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更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辨析奥康纳及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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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古   东)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theory refers to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under the Stalin paradigm, which is an anthropocentric mentality of “conquest theory”. It emphasizes humans ability to transform nature, taking nature as the object of human conquest and possession and ignoring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ature, which is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productivity the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Connor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criticized the tendency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theory to weaken the natural world and lead to an ecological voi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he studied Marxs theory of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ulture. Production conditions are not commodities, but they are taken as commodities by capital. It further analyzed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law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reveal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nature, making up for the lack of the dimension of nature in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theory and restoring the status of natur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of misinterpreting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OConnors ecological view opened up the ecologic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tudy of OConnors ecological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t onl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for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s productivity theory, but also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OConnor;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theory; production condition; ecological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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