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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到班玛筹粮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南部，有蜿蜒起伏的玛柯河多柯河流过的地方叫班玛，班玛，汉译为“莲花盛开的地方”。沿着玛柯河前行，过了亚尔堂乡，我们便进入了玛柯河林区。这时我们的目光从比较开阔的河滩阶梯地不由地集中起来，变成了险峻的峡谷。弯弯曲曲的公路旁就是郁郁葱葱的松林，两旁都是被松树覆盖的山峦，间或有几座碉楼点缀其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时经过这里，留下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让人们称诵不已。
1936年，正是果洛藏族人民处于反抗马步芳统治和压迫最艰辛的岁月。马家军残酷镇压了藏族群众后，还在班玛的邻县久治长驻一个营的兵力，使班玛百姓对武装官兵充满厌恶，深感恐惧。
炎热的7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近万人，在长征途中，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追击、拦截所设置的重重天险与难关，又在甘孜清算了张国焘分裂逃跑主义的错误后，浩浩荡荡向北挺进。为了执行第二第四方面军立即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决定，从甘孜会议后，二、四方面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其中左纵队约2万5千人，由四川色达县日清沟进入青海省果洛班玛地区。从7月2日由李先念率领的先遣军进入班玛唐摇沟多柯河下游林场地区智钦寺起，到贺龙所率领的第二军团7月26日到达阿坝与第六军团和三十二军会合止，红军左纵队大部队在班玛境内活动20余天。至今，现存有当时红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从7月10日至31日的《长征日记》，成为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那时的第六军军团长是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供给部长俞杰，副部长何维忠、张启龙；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政委余秋里，参谋长苏鳌，供给部长罗振坤；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彭栋材，参谋长陈宗尧，政治部主任王赤军，供给部长陈宗德。当时，师下无团建制。
正如，《长征日记》所记：7月14日、15日，我军在绒玉（即今天的班玛县班前乡的任玉）休息筹粮。14日我模范师及18师均到达任玉。筹粮无成绩。7月21日（雨），本日我军到达离阿坝50里地山下露营，30军同志送牛120头来。连日天雨，粮缺，帐篷少，掉队死亡现象极严重。（70里），30军属红四方面军。7月23日（晴）：本日我32军及17师、模范师均到达。17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带、臭尸①，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注①指先头部队宰马为食，剥去皮肉，留下骨架而已发臭。我部取骨架上的残肉而食之。张子意同志纪录（笔注）。
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十六、十七、十八师、模范师及军直机关万余人，进入班玛到达今日的班前乡，沿玛柯河西行，7月16日到亚尔堂乡亚尔堂寺宿营时，红军宣传队在子木达沟口石壁上书写标语：“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字样。赫然醒目，浑厚雄健的大字，至今保存完好。1986年5月，被列为省级革命文物遗址，为了保护，在此处修建一座红色小亭，取名为红军亭，见证红军长征来到班玛藏区的重要历史。
为了解决红军的粮秣，红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进入班玛境内，预计4天内筹粮5万6千余斤，每人准备15斤干粮。时值7月的高原林区，地形复杂，天热多雨，疾病流行，还因为当地群众受国民党军队的造谣蛊惑，并不了解红军，青壮年人纷纷逃入森林，躲避他们所说的“打灰绑腿的官兵”，留下老弱残疾人守家。红军战士进入班玛，严守铁的纪律，不拿少数民族百姓的任何食品，陷入断粮的境地，许多红军战士，转战累月，伤残前进，劳累过度，不幸患病、饥饿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当时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日记”可以看出，红二方面军长征后期的后勤条件极端恶劣，吃野菜，煮食皮带，割食腐臭残骨剩肉，伤病死亡惨重。两个师几天便减员200余人。这些革命烈士，被战友们掩埋在前面山坡上。不久，一些藏族群众下山回家取食物看牲畜，见到红军官兵纪律严明，大部分住在屋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有天壤之别，很受感动，有的回去召来邻居朋友，一些阿卡佛僧也回到寺庙，接待红军领导居住。但是，玛柯河谷地两岸山坡和滩头，耕地不多，只产青稞、豌豆、油菜、萝卜等，产量不高，红军四处寻走，拿银元也购买不到预计的粮食，采购到一些菜籽，立即土法榨油运走。红军看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也十分贫困，不忍心大量收购，给群众留下必要的种子和口粮，甚至把自己的一些锅碗铜盆及水桶、提灯等用具，留给了住房主人。
据当地下山的老人回忆，红军来到阿什姜寺附近，作短期休整、四处筹粮，夜晚风大暴雨，住进寺院，一间殿堂不慎失火，一些红军将士为了灭火保护寺院，不幸牺牲。红军要和大军汇合，只能将牺牲红军的遗体匆忙掩埋在山坡。老人看到，临出发前，在墓地前聚集了很多红军战士，举行了追悼会，脱帽致礼，还向天鸣枪致敬，开完会就出发了。班玛解放后，红军墓群受到保护，常有干部或群众前来祭奠。改革开放后，2006年，县政府将红军灵骨迁移到子木达沟红军亭附近，集中安葬。此处，背靠青山，面向河水，竖碑“红军墓”，以示纪念，加以保护，让后来人瞻仰。牢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许许多多满怀伟大革命理想，充满共产主义信仰的工农红军，纪律严明，宁肯饿死自己，对群众的一切，秋毫不犯，他们高尚的精神，做人的品格，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继承。
有一位曾经给张子意当过警卫员，后来曾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尹特辉将军1984年回忆说：
“记得长征后期生活极其艰苦，途中掉队牺牲的人很多，王震同志带的六军团长征经过任玉草地，那时候不知道是青海，光知道在阿坝西面不远。走这一路的不是整个大部队，约有一两个师，我们从甘孜出发往北走了几天后，翻过一座大山即到了现在的班玛县境，沟不宽，山很大，中间有条大河，约20多米宽，水流很急，翻过大山看到藏民村寨和群群牛羊，森林很多很大，村寨旁边种有青稞。”
7月是收获季节。红军安庆部从班前寺后高山丛林间翻越过来，他们驻军到吉德寺、班前寺和玛柯河两岸的群众碉楼，筹措粮草，部队人数上万。这里是班玛藏族农牧民的集聚的碉楼山寨村落，风格独特的石板碉楼，重重叠叠，傍山而建，沙石小巷，纵横连贯，肥沃田园，有序连片。红军长征走到这里，由于以往马步芳军队的骚扰欺压，许多藏族青壮年群众，躲到大山密林中。据当年见过红军的老阿妈昂秀的母亲回忆说，红军来到班玛的具体时间说不上，但是记得是藏历鼠年（农历丙子鼠年），正是豌豆开花结荚的时候，从班前乡的叶昂沟、亚尔堂的水磨沟、王柔沟等处来了许多灰绑腿的官兵，因为害怕，人们都躲进森林。我们从山林中看到这些兵坐在河边、地埂上休息，没有钻进地里摘豆荚吃，而是挖野菜、拣牛骨头熬汤喝，觉得和过去见到的兵不一样，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兵就是红军。下大雨了，看见他们被雨淋得湿透，还有生病的人，我们才放心地劝说他们，请到碉楼里居住。亚尔堂乡扎洛村的唐洛、扎西、查藩等人还说：当年红军来的时候，虽说我们还没成年，但亲眼看见的事情仍然记得很清楚。红军在村寨旁山坡上和玛柯河边扎了许多帐篷，还有很多人住在露天或碉楼房檐下。只有在村寨阿邦格觉家住有“红宝”（官员），门口站有哨兵，许多兵见了都举手敬礼。唐洛说，有几个兵住在我家屋檐下，因生火做饭不小心，把墙上的垫木烧着了。红保知道后，训斥了兵，赔了木料，还向我父亲赔礼道歉。阿邦格觉家红军做饭所安的大锅，后来红军走的时候，还留给他们几个。后来，我们把这些锅叫“阿邦锅”、也叫“红军锅”。他们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热情对待群众，又有川康藏区参军战士的宣传解释，很快消除了群众的顾虑，躲入山林的多数藏族同胞陆续回到了村寨。 尹特辉将军回忆中还说：“我们宿营后，有一些藏民回来了，看到我们与马步芳军队不一样，通过翻译做工作，宣传政策，他们了解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很高兴，有说有笑，他们自愿给我们带路弄吃的。”有位文化人还写首歌词：
青青绿色草地上，
灰衣人从哪里来？
濛濛细雨透衣衫，
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涛涛松林风唱歌，
蜿蜒曲折翻大山，
夜空明亮北斗星，
他们是抗日革命军。
在玛柯河下游有一座著名的佛塔，那是噶玛巴七世叶西娘吾的诞生地，还有迎接噶玛巴七世前往西藏时所修建的吊索桥，红军筹粮时来来往往，后来被当地群众叫作“红军桥”受到保护。桥后便是被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过的班玛碉楼群落，层层叠叠的碉楼，都是由当地的石板和木材垒砌而成，墙厚，窗户小，有两三层平台，上楼的圆木悌子是活动的，可以上下抽动，为了保卫家乡，防御敌人攻击。其中有个红军干部住过的碉楼，楼前种有杏树，小杏子结得一串串的。紧接着下面一户碉楼，户主是索敏，红军住在他家，非常友好，给他们家挑水，劈柴火，送药。走的时候，还把一只铜锅送给索敏家作纪念。求保是索敏的儿子，他说他出生那年是牛年（农历丁丑牛年）还不到一岁。8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父母对他们经常说起，记忆犹新，求保夫妻把这只铜锅珍藏至今。锅盖因为潮湿有点破损，但锅底被擦得铮亮，上面凿刻的字迹，虽然经过了80年，现在依然清清楚楚。中间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魏体字，右上篆有“淑芳女士 纪维先生 结婚纪念”题字，左下便是赠送礼品的三位单线题记的“李镜瀛、胥妤毓、周毓斌合贺”落款。是件十分珍贵的红军革命历史文物。求保把这件“红军锅”当作传家宝收藏。
红军进入班玛后，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给当地僧俗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红军向当地寺院和群众借住过房屋，他们一律缴纳房费，所购买的少许牛羊和粮食，都是公平买卖，红军待人非常和气。红军走时，还将一些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了当地藏胞，把一些马鞍、马叉子、行军锅、木桶、油灯、草帽等留给群众。原亚尔堂僧人夏智华、更尕回忆说：“当时有几个红军战士因寺院都在山上，晚上天冷无行李，把寺院的‘大玛尼卷’取下披在身上，领导知道后，批评了这几个战士，并做严格检查，向寺院活佛道歉赔礼。”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藏族同胞，许多人主动为红军筹粮，购买燃料。还自愿为红军带路。据调查，红军撤离时，有当周、满吉玛、唐洛、阿亚三智等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红军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红军的为了拯救祖国北上抗日的伟大精神永远留在班玛人民心里。当时还有首歌在民间流传：
红军走了，
村寨空了，
村寨空了心不焦，
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木匠红加的故事
红军进入班玛的时候，翻山越岭，高山反应，病痛饥饿，掉队现象严重，时有伤员躺倒在地。红军大队担负筹粮重任，往往在行进中有个别伤病员被留下来，受到藏族群众的积极救护。莫巴乡的铁匠公保老人回忆说，他在那年（1936年）夏天，和哥哥去亚尔堂干活，在雪江滩上埂地方，发现一位大约30岁的红军躺在地上昏了过去，穿的衣裳很破，面色苍白，两眼深陷。我们把他背回家喂茶喂饭，很快恢复了健康。接着跟我们学习打铁，还学会了藏话。第二年春天，他精心做了一把锉刀，上面刻了一只手捧着一颗红心的图案送给我们。他含着眼泪告别离去，说要到阿坝找红军，挽留再三也不行，只好送他上路。后来哥哥不放心，专程去阿坝寻找，但再也没有见着他。后来哥哥病逝，反复嘱咐我要把这把锉刀保存好，说这是红军留下的遗物，是纪念品，千万不能丢掉。班玛解放后，1961年，铁匠公保老人把这把珍贵的锉刀交给了人民政府，现存班玛县城红军纪念馆。
有一个小红军因为受伤被藏族同胞营救后却留了下来，他的名字叫红加，一直留居在班前乡岗村。村子里藏族同胞都叫他“昂加”，是藏语称呼红军的谐音，昂是红色，加是乏指汉人。昂加是当年被藏族同胞精心救护，幸存下来的一位红军小战士。
红加说，他原籍四川太平村人，原名何世安，父亲叫何忠元。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家乡时，他跟随老师和姐姐及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红军，那时他才12岁，只晓得跟上共产党，打倒地主老财干革命，就会不饿肚子有饭吃。当时尽管年纪小，长征路上过草地时，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小小年纪，英勇战斗，不料被敌人骑兵冲过来砍了一刀，身负5寸长的刀伤，跟随大部队坚持走到班玛任玉时，因为经常下雨，伤口化脓掉了队。小何自己摇摇晃晃走到亚尔堂乡阿格东哇村时，昏倒在地旁。这时，恰好有命运的使臣前来相助，一位名叫唐阿觉巴的好心阿卡正好路过此地，发现一个穿着破旧灰色军装的小孩子倒在地上，摸摸鼻子，还有气息，他左右看看，果断地背起回到自己家里。小何被唐阿觉巴救回家里，立即放到炕上，喂水喂酥油糌粑糊糊，挽救了小红军的命。
何世安在唐阿觉巴的悉心照料下，经过采药治伤，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小何穿上了阿卡大伯找给他的小藏袍，能够下地慢慢走路时，他几次要求阿卡大伯给他指路，要追赶红军大部队。阿卡觉巴比比划划地给小何解释，听说红军大军早已返回四川走向了西北方，你只能住下来等候消息，知道他们的确切住地后，再去寻找不迟，也比较安全。其实，阿卡觉巴看到小何年轻，聪明伶俐，非常喜欢，处于爱护，有意想挽留下来。唐阿觉巴便请小何在吴扎村的木匠哥哥成南木那里学木工，过了两年，小何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也学会了许多藏语，经常跟着师傅去给他人做家具。大家都称呼小何为“昂加”。不久由阿卡大叔觉巴和木匠师傅做主，在岗村找了位贤惠的藏族姑娘仲拉结婚成家。阿卡觉巴的哥哥成南木不负弟弟的重托，他把自己的木匠手艺全身心地传授给了小何。
七八年过去，红加心中经常想念着红军，但因为妻子的恩爱和救命恩人已经逝去，也就相聚为安，住在一座简陋的碉楼。红加仍然保持着红军的优良作风，为人诚恳实在，礼貌待人，每天勤勤恳恳出去做活，养家过日子。玛柯河、多柯河两岸，好木材有的是，谁都想请“木匠红加”给他们打家具。因此，天长日久，何世安已经完全融汇到藏族人民中间，甚至讲汉话也不太周全连贯，藏族群众也一直把他叫昂加或木匠红加，当作当年红军的代表，班玛的群众，对红加的名字和故事，家喻户晓。说红加是红军长征时撒下的火种，并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哪里人氏。
红军虽然在班玛久治时间不长，但给广袤大地播撒了革命火种，鼓舞了果洛藏族人民反对马步芳血腥统治的斗争。1938年春夏之交，果洛人民联合行动，一举全歼了马步芳喇平福团。1950年，由于红军的革命影响，果洛各部族同胞派代表前往兰州西北局向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请求中央早日解放果洛。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下，促进了果洛的和平解放。1952年果洛藏族人民迎接果洛工作团进驻神奇美丽的草原，组建了人民政权，藏族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人，齐心合力建设新果洛。
果洛班玛县委和人民政府领导，经常慰问看望红加这位老红军，给予了帮助和照顾，常派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红加也永远保持着红军的革命本色，积极协助果洛的民主改革，参加一些庆祝活动。当班玛庆祝红军长征50周年纪念时，红加手举巨大的革命火炬，参加了全县干部群众的接力赛。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永远引领着人民走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成功征程。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南部，有蜿蜒起伏的玛柯河多柯河流过的地方叫班玛，班玛，汉译为“莲花盛开的地方”。沿着玛柯河前行，过了亚尔堂乡，我们便进入了玛柯河林区。这时我们的目光从比较开阔的河滩阶梯地不由地集中起来，变成了险峻的峡谷。弯弯曲曲的公路旁就是郁郁葱葱的松林，两旁都是被松树覆盖的山峦，间或有几座碉楼点缀其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时经过这里，留下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让人们称诵不已。
1936年，正是果洛藏族人民处于反抗马步芳统治和压迫最艰辛的岁月。马家军残酷镇压了藏族群众后，还在班玛的邻县久治长驻一个营的兵力，使班玛百姓对武装官兵充满厌恶，深感恐惧。
炎热的7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近万人，在长征途中，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追击、拦截所设置的重重天险与难关，又在甘孜清算了张国焘分裂逃跑主义的错误后，浩浩荡荡向北挺进。为了执行第二第四方面军立即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决定，从甘孜会议后，二、四方面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其中左纵队约2万5千人，由四川色达县日清沟进入青海省果洛班玛地区。从7月2日由李先念率领的先遣军进入班玛唐摇沟多柯河下游林场地区智钦寺起，到贺龙所率领的第二军团7月26日到达阿坝与第六军团和三十二军会合止，红军左纵队大部队在班玛境内活动20余天。至今，现存有当时红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从7月10日至31日的《长征日记》，成为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那时的第六军军团长是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供给部长俞杰，副部长何维忠、张启龙；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政委余秋里，参谋长苏鳌，供给部长罗振坤；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彭栋材，参谋长陈宗尧，政治部主任王赤军，供给部长陈宗德。当时，师下无团建制。
正如，《长征日记》所记：7月14日、15日，我军在绒玉（即今天的班玛县班前乡的任玉）休息筹粮。14日我模范师及18师均到达任玉。筹粮无成绩。7月21日（雨），本日我军到达离阿坝50里地山下露营，30军同志送牛120头来。连日天雨，粮缺，帐篷少，掉队死亡现象极严重。（70里），30军属红四方面军。7月23日（晴）：本日我32军及17师、模范师均到达。17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带、臭尸①，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注①指先头部队宰马为食，剥去皮肉，留下骨架而已发臭。我部取骨架上的残肉而食之。张子意同志纪录（笔注）。
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十六、十七、十八师、模范师及军直机关万余人，进入班玛到达今日的班前乡，沿玛柯河西行，7月16日到亚尔堂乡亚尔堂寺宿营时，红军宣传队在子木达沟口石壁上书写标语：“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字样。赫然醒目，浑厚雄健的大字，至今保存完好。1986年5月，被列为省级革命文物遗址，为了保护，在此处修建一座红色小亭，取名为红军亭，见证红军长征来到班玛藏区的重要历史。
为了解决红军的粮秣，红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进入班玛境内，预计4天内筹粮5万6千余斤，每人准备15斤干粮。时值7月的高原林区，地形复杂，天热多雨，疾病流行，还因为当地群众受国民党军队的造谣蛊惑，并不了解红军，青壮年人纷纷逃入森林，躲避他们所说的“打灰绑腿的官兵”，留下老弱残疾人守家。红军战士进入班玛，严守铁的纪律，不拿少数民族百姓的任何食品，陷入断粮的境地，许多红军战士，转战累月，伤残前进，劳累过度，不幸患病、饥饿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当时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日记”可以看出，红二方面军长征后期的后勤条件极端恶劣，吃野菜，煮食皮带，割食腐臭残骨剩肉，伤病死亡惨重。两个师几天便减员200余人。这些革命烈士，被战友们掩埋在前面山坡上。不久，一些藏族群众下山回家取食物看牲畜，见到红军官兵纪律严明，大部分住在屋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有天壤之别，很受感动，有的回去召来邻居朋友，一些阿卡佛僧也回到寺庙，接待红军领导居住。但是，玛柯河谷地两岸山坡和滩头，耕地不多，只产青稞、豌豆、油菜、萝卜等，产量不高，红军四处寻走，拿银元也购买不到预计的粮食，采购到一些菜籽，立即土法榨油运走。红军看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也十分贫困，不忍心大量收购，给群众留下必要的种子和口粮，甚至把自己的一些锅碗铜盆及水桶、提灯等用具，留给了住房主人。
据当地下山的老人回忆，红军来到阿什姜寺附近，作短期休整、四处筹粮，夜晚风大暴雨，住进寺院，一间殿堂不慎失火，一些红军将士为了灭火保护寺院，不幸牺牲。红军要和大军汇合，只能将牺牲红军的遗体匆忙掩埋在山坡。老人看到，临出发前，在墓地前聚集了很多红军战士，举行了追悼会，脱帽致礼，还向天鸣枪致敬，开完会就出发了。班玛解放后，红军墓群受到保护，常有干部或群众前来祭奠。改革开放后，2006年，县政府将红军灵骨迁移到子木达沟红军亭附近，集中安葬。此处，背靠青山，面向河水，竖碑“红军墓”，以示纪念，加以保护，让后来人瞻仰。牢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许许多多满怀伟大革命理想，充满共产主义信仰的工农红军，纪律严明，宁肯饿死自己，对群众的一切，秋毫不犯，他们高尚的精神，做人的品格，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继承。
有一位曾经给张子意当过警卫员，后来曾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尹特辉将军1984年回忆说：
“记得长征后期生活极其艰苦，途中掉队牺牲的人很多，王震同志带的六军团长征经过任玉草地，那时候不知道是青海，光知道在阿坝西面不远。走这一路的不是整个大部队，约有一两个师，我们从甘孜出发往北走了几天后，翻过一座大山即到了现在的班玛县境，沟不宽，山很大，中间有条大河，约20多米宽，水流很急，翻过大山看到藏民村寨和群群牛羊，森林很多很大，村寨旁边种有青稞。”
7月是收获季节。红军安庆部从班前寺后高山丛林间翻越过来，他们驻军到吉德寺、班前寺和玛柯河两岸的群众碉楼，筹措粮草，部队人数上万。这里是班玛藏族农牧民的集聚的碉楼山寨村落，风格独特的石板碉楼，重重叠叠，傍山而建，沙石小巷，纵横连贯，肥沃田园，有序连片。红军长征走到这里，由于以往马步芳军队的骚扰欺压，许多藏族青壮年群众，躲到大山密林中。据当年见过红军的老阿妈昂秀的母亲回忆说，红军来到班玛的具体时间说不上，但是记得是藏历鼠年（农历丙子鼠年），正是豌豆开花结荚的时候，从班前乡的叶昂沟、亚尔堂的水磨沟、王柔沟等处来了许多灰绑腿的官兵，因为害怕，人们都躲进森林。我们从山林中看到这些兵坐在河边、地埂上休息，没有钻进地里摘豆荚吃，而是挖野菜、拣牛骨头熬汤喝，觉得和过去见到的兵不一样，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兵就是红军。下大雨了，看见他们被雨淋得湿透，还有生病的人，我们才放心地劝说他们，请到碉楼里居住。亚尔堂乡扎洛村的唐洛、扎西、查藩等人还说：当年红军来的时候，虽说我们还没成年，但亲眼看见的事情仍然记得很清楚。红军在村寨旁山坡上和玛柯河边扎了许多帐篷，还有很多人住在露天或碉楼房檐下。只有在村寨阿邦格觉家住有“红宝”（官员），门口站有哨兵，许多兵见了都举手敬礼。唐洛说，有几个兵住在我家屋檐下，因生火做饭不小心，把墙上的垫木烧着了。红保知道后，训斥了兵，赔了木料，还向我父亲赔礼道歉。阿邦格觉家红军做饭所安的大锅，后来红军走的时候，还留给他们几个。后来，我们把这些锅叫“阿邦锅”、也叫“红军锅”。他们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热情对待群众，又有川康藏区参军战士的宣传解释，很快消除了群众的顾虑，躲入山林的多数藏族同胞陆续回到了村寨。 尹特辉将军回忆中还说：“我们宿营后，有一些藏民回来了，看到我们与马步芳军队不一样，通过翻译做工作，宣传政策，他们了解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很高兴，有说有笑，他们自愿给我们带路弄吃的。”有位文化人还写首歌词：
青青绿色草地上，
灰衣人从哪里来？
濛濛细雨透衣衫，
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涛涛松林风唱歌，
蜿蜒曲折翻大山，
夜空明亮北斗星，
他们是抗日革命军。
在玛柯河下游有一座著名的佛塔，那是噶玛巴七世叶西娘吾的诞生地，还有迎接噶玛巴七世前往西藏时所修建的吊索桥，红军筹粮时来来往往，后来被当地群众叫作“红军桥”受到保护。桥后便是被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过的班玛碉楼群落，层层叠叠的碉楼，都是由当地的石板和木材垒砌而成，墙厚，窗户小，有两三层平台，上楼的圆木悌子是活动的，可以上下抽动，为了保卫家乡，防御敌人攻击。其中有个红军干部住过的碉楼，楼前种有杏树，小杏子结得一串串的。紧接着下面一户碉楼，户主是索敏，红军住在他家，非常友好，给他们家挑水，劈柴火，送药。走的时候，还把一只铜锅送给索敏家作纪念。求保是索敏的儿子，他说他出生那年是牛年（农历丁丑牛年）还不到一岁。8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父母对他们经常说起，记忆犹新，求保夫妻把这只铜锅珍藏至今。锅盖因为潮湿有点破损，但锅底被擦得铮亮，上面凿刻的字迹，虽然经过了80年，现在依然清清楚楚。中间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魏体字，右上篆有“淑芳女士 纪维先生 结婚纪念”题字，左下便是赠送礼品的三位单线题记的“李镜瀛、胥妤毓、周毓斌合贺”落款。是件十分珍贵的红军革命历史文物。求保把这件“红军锅”当作传家宝收藏。
红军进入班玛后，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给当地僧俗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红军向当地寺院和群众借住过房屋，他们一律缴纳房费，所购买的少许牛羊和粮食，都是公平买卖，红军待人非常和气。红军走时，还将一些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了当地藏胞，把一些马鞍、马叉子、行军锅、木桶、油灯、草帽等留给群众。原亚尔堂僧人夏智华、更尕回忆说：“当时有几个红军战士因寺院都在山上，晚上天冷无行李，把寺院的‘大玛尼卷’取下披在身上，领导知道后，批评了这几个战士，并做严格检查，向寺院活佛道歉赔礼。”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藏族同胞，许多人主动为红军筹粮，购买燃料。还自愿为红军带路。据调查，红军撤离时，有当周、满吉玛、唐洛、阿亚三智等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红军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红军的为了拯救祖国北上抗日的伟大精神永远留在班玛人民心里。当时还有首歌在民间流传：
红军走了，
村寨空了，
村寨空了心不焦，
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木匠红加的故事
红军进入班玛的时候，翻山越岭，高山反应，病痛饥饿，掉队现象严重，时有伤员躺倒在地。红军大队担负筹粮重任，往往在行进中有个别伤病员被留下来，受到藏族群众的积极救护。莫巴乡的铁匠公保老人回忆说，他在那年（1936年）夏天，和哥哥去亚尔堂干活，在雪江滩上埂地方，发现一位大约30岁的红军躺在地上昏了过去，穿的衣裳很破，面色苍白，两眼深陷。我们把他背回家喂茶喂饭，很快恢复了健康。接着跟我们学习打铁，还学会了藏话。第二年春天，他精心做了一把锉刀，上面刻了一只手捧着一颗红心的图案送给我们。他含着眼泪告别离去，说要到阿坝找红军，挽留再三也不行，只好送他上路。后来哥哥不放心，专程去阿坝寻找，但再也没有见着他。后来哥哥病逝，反复嘱咐我要把这把锉刀保存好，说这是红军留下的遗物，是纪念品，千万不能丢掉。班玛解放后，1961年，铁匠公保老人把这把珍贵的锉刀交给了人民政府，现存班玛县城红军纪念馆。
有一个小红军因为受伤被藏族同胞营救后却留了下来，他的名字叫红加，一直留居在班前乡岗村。村子里藏族同胞都叫他“昂加”，是藏语称呼红军的谐音，昂是红色，加是乏指汉人。昂加是当年被藏族同胞精心救护，幸存下来的一位红军小战士。
红加说，他原籍四川太平村人，原名何世安，父亲叫何忠元。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家乡时，他跟随老师和姐姐及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红军，那时他才12岁，只晓得跟上共产党，打倒地主老财干革命，就会不饿肚子有饭吃。当时尽管年纪小，长征路上过草地时，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小小年纪，英勇战斗，不料被敌人骑兵冲过来砍了一刀，身负5寸长的刀伤，跟随大部队坚持走到班玛任玉时，因为经常下雨，伤口化脓掉了队。小何自己摇摇晃晃走到亚尔堂乡阿格东哇村时，昏倒在地旁。这时，恰好有命运的使臣前来相助，一位名叫唐阿觉巴的好心阿卡正好路过此地，发现一个穿着破旧灰色军装的小孩子倒在地上，摸摸鼻子，还有气息，他左右看看，果断地背起回到自己家里。小何被唐阿觉巴救回家里，立即放到炕上，喂水喂酥油糌粑糊糊，挽救了小红军的命。
何世安在唐阿觉巴的悉心照料下，经过采药治伤，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小何穿上了阿卡大伯找给他的小藏袍，能够下地慢慢走路时，他几次要求阿卡大伯给他指路，要追赶红军大部队。阿卡觉巴比比划划地给小何解释，听说红军大军早已返回四川走向了西北方，你只能住下来等候消息，知道他们的确切住地后，再去寻找不迟，也比较安全。其实，阿卡觉巴看到小何年轻，聪明伶俐，非常喜欢，处于爱护，有意想挽留下来。唐阿觉巴便请小何在吴扎村的木匠哥哥成南木那里学木工，过了两年，小何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也学会了许多藏语，经常跟着师傅去给他人做家具。大家都称呼小何为“昂加”。不久由阿卡大叔觉巴和木匠师傅做主，在岗村找了位贤惠的藏族姑娘仲拉结婚成家。阿卡觉巴的哥哥成南木不负弟弟的重托，他把自己的木匠手艺全身心地传授给了小何。
七八年过去，红加心中经常想念着红军，但因为妻子的恩爱和救命恩人已经逝去，也就相聚为安，住在一座简陋的碉楼。红加仍然保持着红军的优良作风，为人诚恳实在，礼貌待人，每天勤勤恳恳出去做活，养家过日子。玛柯河、多柯河两岸，好木材有的是，谁都想请“木匠红加”给他们打家具。因此，天长日久，何世安已经完全融汇到藏族人民中间，甚至讲汉话也不太周全连贯，藏族群众也一直把他叫昂加或木匠红加，当作当年红军的代表，班玛的群众，对红加的名字和故事，家喻户晓。说红加是红军长征时撒下的火种，并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哪里人氏。
红军虽然在班玛久治时间不长，但给广袤大地播撒了革命火种，鼓舞了果洛藏族人民反对马步芳血腥统治的斗争。1938年春夏之交，果洛人民联合行动，一举全歼了马步芳喇平福团。1950年，由于红军的革命影响，果洛各部族同胞派代表前往兰州西北局向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请求中央早日解放果洛。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下，促进了果洛的和平解放。1952年果洛藏族人民迎接果洛工作团进驻神奇美丽的草原，组建了人民政权，藏族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人，齐心合力建设新果洛。
果洛班玛县委和人民政府领导，经常慰问看望红加这位老红军，给予了帮助和照顾，常派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红加也永远保持着红军的革命本色，积极协助果洛的民主改革，参加一些庆祝活动。当班玛庆祝红军长征50周年纪念时，红加手举巨大的革命火炬，参加了全县干部群众的接力赛。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永远引领着人民走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成功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