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世祖拓跋焘（408-452）在位期间，有一位掌管文书、奏章等事务的尚书令叫古弼。据《魏书》本传记载，此人“少忠谨，好读书，又善骑射”，可谓文武双全，在官场上更“以敏正著称”。只是长相有些奇特，脑袋比常人尖许多，像个毛笔头，所以时人尊称其为“笔公”，连拓跋焘也常这样称呼他。
　　有一次，古弼接到一份举报信，说朝廷违规征地，广建园林，以致老百姓失地失业，希望能退园还田，让穷苦人有田种有饭吃。古弼很重视，赶紧入宫汇报，正碰上拓跋焘和给事中刘树下棋，只好耐着性子陪坐一旁。许久，棋也没下完。古弼不禁怒从心头起，猛地站了起来，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将他从胡床上拽下来，边打边骂，说朝廷不治，都是你们这些帮闲、马屁精的罪过。拓跋焘见此情景，脸色都变了，赶忙丢开棋子，说：“是我没听你奏报，不关刘树的事，你赶紧放了他。”古弼这才罢手，详细奏报，拓跋焘一一准奏。事后，古弼向皇上请罪，拓跋焘不仅没有怪罪他，还说：“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民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后人对古弼敢于犯颜直谏的胆识十分敬佩，不过同样值得称赞的应该还有拓跋焘。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谏诤佳话的，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君臣双方通力合作的结果，为君的虚怀若谷、大度容人，为臣的坦坦荡荡、直抒胸臆，缺一不可。如果遇上个昏庸暴戾、油盐不进的皇帝，做臣子的不长眼，一直在那里唠叨，就算再忠心耿耿，也是于事无补的，弄不好还得丢官罢爵，甚至搭上性命。从这个角度说，“揪打刘树”这件事能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拓跋焘也有一半的功劳。
　　另有一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次，拓跋焘举办阅兵式，顺便到野外狩猎，令古弼留守都城。临行前，拓跋焘下旨要他选调一批膘肥体壮的马匹配给伴随狩猎的将士，古弼居然抗旨不遵，专挑瘦弱马匹随驾。拓跋焘大怒，骂道：“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当然，拓跋焘最终并没有砍了古弼的“尖头”，因为古弼说了，把瘦马给皇上用，虽然不太适合，论罪却不大。如今北狄、南虏虎视眈眈，要是好马都去狩猎了，万一外敌来犯，如入无人之境，才是天大的罪责。“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拓跋焘听了这番话，转怒为喜，称赞道：“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不仅没再怪罪他，反而赏赐他一套衣服、两匹马、十头鹿。
　　试想，如果拓跋焘真的杀了古弼，“古弼藏马”也就成不了佳话了。更何况，“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在中国古代是天经地义的，就算杀了古弼，拓跋焘也不必承受内心的压力和政治上的麻烦。但是拓跋焘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再度表现出难得的宽容和远见。
　　然而，说到底，在封建社会君与臣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君而非臣，为臣的是方直公正的“笔公”，还是不通情理的“尖头奴”，不在于自我定位，而取决于为君者的态度和认识。拓跋焘把古弼当作“国之宝”，是古弼的幸运所在。拓跋焘死后，高宗拓跋濬却没有那么好的脾气，而古弼依然沉浸在“笔公”的自我价值期许中，没多久就因“议不合旨”而被罢免，回到家里后又不免有“怨谤之言”，结果被拓跋濬随便找了个由头就开刀问斩了。
　　或许，古弼至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忠于社稷，时刻以天下为己任，何以稀里糊涂就丢了脑袋？其实道理很简单，“主明”与“臣直”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笔公”古弼遭遇悲剧性结局，恰恰在于他没能参透这个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