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首都南京的繁华，不过是大厦将倾的回光返照，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就是描写这种繁华的。去年在《中国新闻周刊》上读到曹红蓓的《在烟花烂漫中坠落》一文，觉得她用这个标题来揭示这幅画卷所蕴涵的文化意味，不仅很到位，而且发人深思。的确，事物的败落，尤其是人的精神的败落，往往都是在表面繁华的“热闹”中发生的。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我主要指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就颇有些“在烟花烂漫中坠落”的样子吗？至少在大学文科各种“热闹”的烟花烂漫的景象中，我们正遭遇着精神的麻木和萎缩。譬如曹文中说到，“士子”爱作秀，拿学问当“玩物”，“士风”浮薄；文人以自己的“知识”和“科技”优势上市行骗，等等。她特别提到，在“钱神”的威力下，斯文扫地，社会风气浮薄而虚夸，为了多捞“好处”，“士”（学者、文人）与“商”（买卖人、企业家）便“互动”起来：“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这“士商互动”，简直活画出了当今我国学术界精神麻木和萎缩的一个“奇观”。不是吗？官员（或曾为“士”）和商人（企业家）手中有“权”和“钱”，便向“文”靠拢，弄个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头衔戴戴，甚至被大学“特聘”为教授、博导之类，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时髦得很，在“业内”可增加竞争获胜的筹码；而大学的某些教授、博导们则时时事事觊觎着“权”和“钱”，一方面视“官位”为至宝，怕官、羡官、依附官，一方面为了“兼职”赚钱，敢目无校纪，随意缺课或叫研究生代课，即使自己上课也忘不了与“商”的联系，手机在课堂上就堂而皇之地响起来。难怪民间短信有云：“教授慕官而又像商人，官员、商人则很像教授。”
　　但我认为，这却不能怪“官”和“商”那一方。他们追求“文化品位”完全是正当的，他们中的有才华者要是真做起学问来，也不一定比教授、博导们更差。我就读过官员的“学术著作”，并不比学术界弄出的那些伪劣之作差到哪里去。问题恐怕主要出在“士”这一方。正是因为这些“士”们不好好做学问，把学术庸俗化、商品化了，或者工具化、政治化了，一句话，是他们糟蹋了、矮化了为学之道，才使得本来不学无术的“官”和“商”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用以“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的那些空名和虚假的头衔。要说风气坏，那是双方联手搞坏的。
　　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研究是有很大进步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批判了多年扼杀学术精神的极左思潮，学术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得到鼓励和支持，知识分子曾一度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认认真真地做学问。那时大学里风气好，学风正，研究成果虽不是很多，但质量还是可以的。然而90年代以后，物质方面、硬件方面在一天天地强起来，精神方面、软件方面却一天天地弱了下去。我在触人多思的“世纪之交”发表过《失魂的大学》专议此事（见《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七八年过去了，学术界颓风日甚。各种渠道的科研“项目”和“课题”越来越多，经费投入的力度和学术“成果”的数量都甚可观，五花八门的“学术”活动（研讨会、规划会、新书首发式等）既隆重，又频繁。然而看看那些“热闹”上市的这“工程”那“工程”的大量“作品”吧，有的弥漫着“官腔”，有的充满了“商气”，以至于抄写剽窃、胡编乱造，真是叫人不敢恭维，其中有不少被人们称之为“文化垃圾”。显然，这样下去，不管“核心刊物”有多少“大作”登出来，不管“标志性产品”装帧多么精美，学术界也不可能对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从目前流行的管理模式和大多数研究者的精神状态来看，实在不敢预期短时间内摆脱此一颓势的可能。
　　从“投入”到“产出”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从90年代以来更加细密和强化，它制约着种种申报、立项、拨款、评奖的规则和“潜规则”，直接关系到研究者的“生计”（职级评定、生活待遇），能从根本上消磨以至摧毁学术研究最可宝贵的精神——“自由”与“个性”，批判与创新。尽管许多人常把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挂在嘴上、写在笔下，然而一旦被纳入这个管理体系，面对具体的“利益”（“名”或“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是在顺从、认同和依附中，鲁迅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真性情”消退殆尽，他们探求真理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逐渐在麻木中萎缩，在萎缩中麻木。所谓“麻木”，就是失去了对事物的感受力与对文化高下、艺术美丑和道德善恶的分辨力，说白了就是黑白不分、是非难辨；所谓“萎缩”，就是失去了那种超越既定“文化秩序”的想你像力与对流行的“定见”、“陈见”、“偏见”、“俗见”、“官见”的怀疑和批判的能力。这二者是互相交叉、互相联系、同步发生的，都是在僵化的管理体制之下，学术丧失“自由”与“个性”的结果。这一切给管理者的报复就是学术园地里“生产力”的下降。
　　文科的“生产力”主要就是人在精神上的批判创新能力，要靠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淘洗，才能知其真伪强弱。这就大有空子可钻。当学术研究的真正“生产力”严重下降，可是“领导”和“主管部门”又要“多出成果”以标榜“政绩”时，怎么办？于是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多发文章、多出书。文章要发在“核心刊物”上；书要弄些“大部头”的；为达此目的，不惜花大钱。一块砖头那么厚的书，还算不上“大部头”，难以充当“标志性产品”，要摆在书架“一大排”，放到桌上“一大摞”才行。其实，只有工具书、资料书才可以这么办，而这又怎么能取代有独创性的个人学术著作呢？至于说到以“核心刊物”发表率评估科研，这种制度恐怕已经“异化”为一种中国的学术之“癌”了。说它是“癌”并不过分，因为它已经成为吞噬学术精神的可怕“细胞”。现在，偶见的学术佳作可能发表在非核心刊物上，而乘机牟利的“核心刊物”却常常发一些质量并不高的文章。
　　然而，国家“主管部门”和大学“领导”只认“核心”，只重“大部头”，只提倡“大兵团作战”，严重忽视个人的、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结果，一些知识分子“精神”便渐渐麻木起来，并随之萎缩下去。麻木加萎缩等于平庸。于是，研究项目、课题无个性、无特点，雷同化、简单化，在低水平上重复——这等于一部生产的机器在空转。但检查评估起来，“成绩”多多，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表面的“繁荣”（热闹）掩盖着真正的虚假与平庸。这时，教授、博导们一个个都“避免了个人主义”、“服从了大多数”，既有了“名”，又有了“利”，走上了一条“最安全”的无“学”而有“术”的路——即失去了学术精神，仅怀谋生之“术”的伪知识分子的道路。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清末启蒙主义思想家龚自珍“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话。在那样的世风下，“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举世平庸、秩序严密，但是，“庠序无才士”——学校里没有有才华、有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更为可怕的是，知识分子失去“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关系到知识分子良知存灭的这“六心”，我们还葆有吗？没有真正的体制改革，没有一场“五四”式的现代启蒙运动，我们是难以复此“六心”，从精神麻木和萎缩的邪路上返回的。
　　
　　“季广茂事件”与学界之病
　　
　　近期，由四川师范大学的钟华教授批评北京师范大学的季广茂教授而引发的“季广茂事件”在学界闹得沸沸扬扬。起先，看了季广茂不堪入目的骂人脏话，我曾颇带着些怜悯之情地想过：“文人也难免有失去理智的时候，是不是那位批评者下笔过‘狠’、有伤人格了？”于是，我赶快找来《文艺研究》杂志2007年11期钟华先生的万言长文《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认真读了一遍。我觉得批评是坦率的，不留情面的，但又是讲道理的，绝无伤害人格之言。应该说，这基本上是一篇严肃认真的书评——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是“书评”，是因为作者讲了许多学术研究和“写书”应有的基本规范，而在具体的学术观点的论辩上则未能充分展开。现在肯花功夫写这种文章的人不多了。但目前充满虚假与平庸之作的中国学术界，非常需要多来一些这样的“挑刺儿”的文章。
　　那么，这样一篇完全正当的书评，怎么会使得北师大那位教授愤怒得丧失了理智，以致以恶语秽言泄愤伤人（也是辱己）呢？
　　诚然，这是学界之耻，但其耻并不仅仅在于这表面上的“骂”多么下作、多么肮脏——这是有偶然性的。我们应该想一想这“骂”的“文化背景”，分析一下这“骂”是怎么来的。可以看得出，北师大这位教授在学术上是底气非常不足、缺乏起码的自信心的——这样的人最怕批评。他说：“学术生命就是我的全部，除了它我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的一本书受到了批评，就是自己的“学术生命”受到了伤害，于是便用了疯狂的谩骂“治疗我心里的伤痛，不然我觉得我早就崩溃了”。这位骂人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生命”的灵魂！为了真理的探求，为了学术立场的坚持，决不曲学阿世，决不向任何“权”、“钱”的势力低头，也决不与任何谬误妥协，并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力争把最好的成果献给社会，并能容忍异己之见。这才是“学术生命”之所系啊！如果认为别人冒犯了你的学术立场，可以起而反击；如果你觉得观点相左，你可以起而捍卫真理，痛痛快快地辩论；如果人家讲得有道理，就应该虚心接受。可是我们这位满嘴脏话的教授却把自己区区一本小书当成了守护一己“名”与“利”的保护墙，当成了不可冒犯的“生命”，于是动了这么大的肝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这位骂人的教授，这里有更深层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恶劣的态度对待认真的学术批评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其共同的特点是：出错者死不认账。例如1998年葛剑雄、曹树基批评370万言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质量低劣、错误连篇，但遭到了作者近乎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反击”，这从当时《中华读书报》所报道的双方的“辩论”，就看得很分明。当时我就指出：“当人们在某种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陷入无逻辑、无原则、无道德、无学术规范的‘操作’之中，不要说杜绝劣书是一句空话，就是揭露劣书也会遇到‘社会心理保护’的干扰和阻挠。”（1998.4.12《扬子晚报》）这次事件发生在文艺学领域，但大背景是一样的。大家知道，在文艺学领域，上世纪80年代有不少新收获，但90年代以来，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虚假、浮夸、平庸”的时期，“假、大、空”的东西特别多。再加大学科研管理体制日渐僵化，成果多而杂，好书难求，“垃圾”多多。钟华批评季教授的书说：“从总体上说，本书内容芜杂而漂浮，实实在在的‘干货’和‘新货’不多。”我相信这本书不一定是同类书中最坏的，但我认为批评者指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有些“项目书”、“工程书”，恐怕问题比季教授的书还要多得多（这大概也是使他不服气的地方）。这几年，许多“国家项目”的书，怎样申报、怎样写作、怎样出书、怎样评奖，然后作者又怎样得“名”得“利”，圈内人尤其是大学的老师们都是心知肚明的。近十年来，至少在文科可以说，中国学术总体上是走下坡路的。真正像陈寅恪、顾准那样做学问的人，不敢说完全没有，基本少见则是事实。而完全是抄袭剽窃、欺世盗名者也不是很多。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大多数。令人悲哀的是，在学术研究上，“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平庸之作出版一万部和一部之间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多出多浪费些人力、物力而已。现在有不少教授、博导，就靠种种“项目”、“工程”的经费，在“量化管理”的指挥棒下，搞研究、带博士生、出书、评奖、拿岗位津贴，在这条“知识生产线”上，充斥着平庸之作以至学术赝品。严肃的学术研究已经“异化”为知识分子求“名”获“利”的“文化打工”行为，所谓“学者”也已经“异化”为“剪刀手”、“糨糊匠”和“码字师傅”了。学术到了这一步，人们“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鲁迅语），学人就再也不会去维护什么学术的尊严，也就必然会失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雅量。“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倡的这种伟大的自由精神，在庸俗化、“物质化”——“奴化”了的教授们眼里，大概就是“犯傻”的表现了。于是，要誓死捍卫自己的“成果”（书），而不是捍卫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于是，就失去道德底线地骂起来，就不惜去“做回畜生”。所以，稍往深处想想，人们的心情不能不沉重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精神的萎缩，以及中国学人道德的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