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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是一代“诗圣”泰戈尔逝世67周年纪念日(1941-2008)。泰戈尔，这位荣获诺贝尔奖文学奖的印度智者，以宣扬大爱、呼唤人类良知而享誉世界。他反对暴力，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然而，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时，爱憎分明的泰戈尔没有沉默，而是选择了正义，对反人类的丑恶行径大加鞭笞。周恩来总理深情地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
笔者曾在印度寻访泰戈尔的足迹与事迹，感受到他挚爱博大的胸襟。在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的殊死搏斗中，泰戈尔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给予坚定的支持与声援。他的响亮声音至今仍充满着力量。
一
作为二十世纪印度最伟大的文字家、音乐家、美术家、教育家，泰戈尔学识渊博，对中国历史有深入了解，很早就希望到中国访问。
当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包括中国的知识界。虽然泰戈尔不是中国人，但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西方世界的最高承认，给东方民族找回了自信。从不轻易赞扬他人的鲁迅在演讲中曾提到，中国在整个世界似乎已经变成无声无嗅、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整个东方、整个亚洲都如此，唯一的例外是泰戈尔的声音，他的名字在西方世界任何文化中心都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的文化界开始关注泰戈尔，他的诗作品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1924年3月，应梁启超领导的讲学社之邀请，64岁的泰戈尔终于踏上访问中国的行程，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欢迎。在中国朋友的友谊海洋中，泰戈尔愉快地度过了64岁的生日。这位写作了无数佳作的文学泰斗诗心大作，写下了亲切的新诗：
我起了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衣服。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和生命的奇迹；
外国花园里，
怒放着名字各异的鲜花——
它们的故土离这儿很远，
在灵魂的乐土，
它们的情谊受到热烈的欢迎……
泰戈尔希望在印度开展中国研究。此时，中国文化领袖梁启超、蔡元培等赴欧洲只能作为平凡人访问，泰戈尔却与英、美、法等国的上层领袖、王公贵族、统治精英平起平坐，甚至被邀请用东方的哲理开导西方的头脑，但他对中国有特殊感情。他用诺贝尔奖金和他的全部财产创建印度国际大学后，就在其中建立了一个中国学院。帮助他组建中国学院的谭云山教授告诉他日本侵略的事实，令他十分气愤。
1936年4月12日，孟加拉新年前两天，加尔各答举行反侵略集会。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和中国留学生魏风江参加，还应邀坐在主席台泰戈尔的身边。泰戈尔发表了诗意迸发的激情发言，他最后说：“在我身边，坐着几位中国的儿女，他们亲自听见了，他们亲自看见了，我们印度人民，分担着他们的苦难，我们将与中国兄弟并肩战斗，击败侵略者。”当泰戈尔把他们介绍给群众时，谭云山和魏风江都站起来，台下一片高呼：“印度、中国!”谭云山和魏风江双手合十表示感激，禁不住热泪盈眶。
1938年4月，谭云山即将返回祖国，为中国学院继续募捐，泰戈尔请他捎去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你们的邻国（日本），它继承了你们的文化礼物，是理应和你们建立同志关系而最后受益，却突然受到西方帝国主义贪婪的传染，而把在东方建立起一种高尚精神命运的机遇变成阴暗的灾难。它那穷兵黩武的咆哮，它那杀人如麻的残狠的纵情，它那对教育中心的摧毁，它那对人类文明道德条规的毫无血性的背道而驰，使正在为自己在新时代中挣扎出荣耀和显着地位的现代亚洲精神受到羞辱。”
同时，泰戈尔热情赞扬中国文化，表达他的祝福：“你们是世界上唯一伟大的从不炫耀武力，从不视武力为民族精神，从来没有这种市侩庸俗气习的民族。当你们的国家被那可耻地能干的军国主义的兽力所克制时，我们衷心地祝愿你们再一次经受住考验，在这情愿认贼作父的胆小鬼世界上，显示出你们对更高人类的真实英雄精神的信任。即使眼前具体的成功在躲避你们，你们在道义上的收获是永远不会丧失的，在这可怕的抗争中胜利的种子已为你们撒播，你们生存的深层会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永生不灭。”
看到这封充满诗意而充满同情的印度来信，蒋介石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泰戈尔的声望与鲜明的态度，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无疑是很大的鼓舞。蒋介石于1938年7月，给泰戈尔写了回信。像许多崇拜者那样，对泰戈尔称之为“师尊”：
“尊敬的泰戈尔师尊：
谭云山教授回国后带来你的赐示以及对我国人民的祝愿，从信中我们看出我们两个国家的广阔大陆上人类的正气仍然盛行。东方诗哲对我们这种巨大的同情和热情的鼓励的确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强有力的支援。我们不但对你深深感激，而且被你的金玉之言大为振奋。
日本军国主义不但猖狂地侵略了中国，而他们的行为中极尽恐怖的能事：抢劫、屠杀、奸淫无辜妇女，毁灭了所有教育、文化中心。最令人痛心的是有时日本兵在满足了他们的兽欲以后又进行另一种非人道的寻乐而把妇女残酷地屠宰。所有这些暴行和劣迹，完全失去人性，正像你信上说的，使伟大的亚洲大陆的精神蒙上奇耻大辱。
我国所有人民，不分文武，都决定并决意同声相应，同忾相投，抵抗到底，不但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而且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而奋斗。我们毫无疑惑地深信，只要世上仍有正义，中国就肯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我殷切希望你继续赐予你的高贵呼声，帮助把正在远东漫延的巨大羞辱洗涤。”
中国领导人的回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既表示了对泰戈尔的尊重，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感激之情。泰戈尔已经不再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印度国民，而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对印度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起着关键作用，有利于帮助中国抗战在印度取得道义上的优势，这是泰戈尔来信的重大意义所在。
二
其实，泰戈尔对日本也曾有很美好的印象。泰戈尔只访问过一次中国，而去过日本多次，由于他的侄子在日本学画，吸取其绘画的精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油画派，影响了泰戈尔本人的诗意和画意。他对于日本并无恶意，但对于日本的侵略却难以容忍，在抗日战争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因为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
一贯保持中立的泰戈尔，此次不再中立。在印度国际大学发起救助中国难民活动时，他带头捐出500卢比，表达他对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一次，泰戈尔在报纸看到，日本侵略军到寺庙里去祈求胜利，心里十分气愤，伪善的行径与丑恶的罪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他就挥笔写下一首诗篇：
鸣钟击磬，
香烟缭绕，
祈祷声袅袅升天：
“大慈大悲的佛祖，保佑我们旗开得胜。”
他们将用刺刀挑起惊天骇地
撕心裂胆的惨叫，
斫断千家万户爱情的纽带……
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深知泰戈尔的声望，试图利用泰戈尔访问日本留下的好感，以及日本文化界与泰戈尔的友谊，争取泰戈尔转变态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著名诗人野口米茨朗给泰戈尔写信，从而引发一场“笔仗”。野口曾访问印度拜访泰戈尔，知道泰戈尔对日本很有感情，特别佩服许多日本作家和美术家。
1938年7月23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宣传工具的野口，通过他和泰戈尔的私人友谊，争取泰戈尔中立，不发表谴责日本的言论。他在信中说，泰戈尔曾谴责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他知道泰戈尔一贯反对以强凌弱，对日本侵华很不满，而他认为“亚洲是自己的亚洲”，侵华“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纠正中国的错误观念”，日本行动的目的只要摧毁国民党统治，拯救中国那些“简单而愚昧的群众”。
1938年9月1日，泰戈尔给野口写了回信，他直言不讳：“你写给我的信使我深刻地惊讶。这封信的情调和内容与一直以来我从你的写作中感到的敬仰以及我从和你亲自的接触中产生的感情迥然相悖。”他为野口这样的“创造性的艺术家”竟把“尊严和真理”放到战争死神的龛前当作牺牲品而感到可悲。
泰戈尔驳斥野口所说侵华是为“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崭新而伟大的世界”的谬论：“你是在观念上建立这样一个亚洲让它出现于尸骨的高塔之上。”泰戈尔说：“你的亚洲是自己的亚洲理论是政治讹诈的工具。”“你是说对中国妇女、儿童的轰炸，对庙宇等古建筑以及大学的摧毁就是为了亚洲而拯救中国的手段!？”
泰戈尔说：”你的信使我伤透了心，我为你们日本人民感到无比的苦痛”。他引用了野口信中说的日本人民无声地忍受着牺牲、穷苦大众把每个铜板节省下来支持国家的话，“这一可怜的牺牲是受到枪炮操作的剥削，为了侵占邻国的温暖家园，掠夺人类伟大的财产而达到非人道的目的。我知道，宣传已变成一种艺术。在没有民主的国家中人民无法抵制那每时每刻的毒药。”但是，泰戈尔暗示，像野口这样有智慧的日本诗人，应该能“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天赋，可惜事实不是这样。”
泰戈尔说：“我对你们日本人民是了解的。我简直不愿相信他们竟会自愿参加用鸦片和海洛因去毒害中国的男女。”他说，他得到的日本侵略者犯下恶行的报道是绝对权威的。“可是在日本却没人抗议，连诗人的抗议都没有。”
泰戈尔说：“我确信有一天你们日本人民会绝对失望的。中国是无法被征服的。”泰戈尔建议野口去读读宋美龄在美国《观众》杂志发表的文章，文章说日本的侵略制造了许多冤魂。泰戈尔相信中国和日本人民会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合作去安慰冤魂，去抹掉这悲痛过去的记忆：如果这样的话，“真正的亚洲人类就会诞生。诗人们就会放出他们的歌，会再一次毫不感到害羞地表达自己对人类命运的信念。”泰戈尔最后又附加一句，既然野口已把他的信公开发表，他也会这样做，他的信会登在印度报纸上。
三
日本军国主义上层没料到，泰戈尔对野口的回信公开发表，发出了严正的谴责声音，自然十分恼怒。1938年10月1日，野口又从东京写信给泰戈尔，对于泰戈尔的信中的指责百般狡辩，甚至抱怨“由于没有适当的喉舌，日本的意见很少在西方发表，而事实的真相一直隐藏着，一直被天生的宣传家中国人的聪明伪装起来。”他埋怨说日本人总是不会表达自己的，而中国人既会外语，又有三寸不烂之舌。
野口一再地把蒋介石当做日本军国主义的代罪羔羊。他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无疑是庞然大物。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而谴责它，你就忽视了蒋介石的中国是比日本更大的军事国。中国现在组成了七八百万由欧洲武器装备的军队……二十年以来，蒋一直就在西方顾问的帮助下努力使中国军事化。”“如果你真正是中国的同情者，你就应该告诉中国她应该采取什么步骤，而不是懒洋洋地发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声明。如果你一定要谴责军国主义，那你的谴责就应该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平分秋色。”
野口竟颠倒黑白，厚颜无耻地说：“我不知道是谁在报告你说我们（日本）屠杀（中国）无辜人民，轰炸他们的不设防城镇。”他说，只有宋美龄那“沮丧的脑子”才看到“被毁坏的中国机构和艺术的冤魂”。即算是有这种毁坏，那也是中国军队的疯狂所致，因为他们要把一片焦土交给日本。
在回信给泰戈尔的同时，野口也写信给登载了泰戈尔给野口的公开信的加尔各答报纸。信中说：“泰戈尔博士写给我的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令人失望，使我伤透了心。我现在意识到语言不是能表达自己真正心情的有效工具。当我要求他作一公正的评论，他却以人类的美名给了我一种偏见的张扬声势。”
野口抱怨说：“我怀疑一位诗人（泰戈尔）有没有权利在听取我的话以前就给我一顿鞭笞。”他说，泰戈尔一味谴责日本侵略邻国而不用同样的语言去谴责他的中国朋友就证明“他的偏心大而无当。我不知道从前他那颗使得日本爱他、给他荣誉的心现在到哪儿去了。”但是，野口似乎还对泰戈尔抱有希望，“相信他泰戈尔会恢复理智而保持一位先知的中立的尊严，而不丧失公正的判断。”
1938年10月，泰戈尔再次写出回信，他感谢野口花这么多力气写信。泰戈尔幽默地说：“我对你仍然认为有此必要花这些气力来把我拉到你的观点立场上去觉得很荣幸。我也真正抱歉自己不能恢复理智，而这也正是你所幸灾乐祸的。”泰戈尔说：“我们之间要能一方说服对方已经没有可能了。”
泰戈尔语气坚定：“如果你们能说服中国人相信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变成无家可归的乞丐……如果你能说服这些受难者相信他们是享受你们的恩待而且最终能挽救他们的民族，那你就没有必要来说服我们相信贵国的高尚愿望了。”他质问道：“即算作为一个优等民族主义者，你怎么可能认真地相信，那流血尸具堆积的大山以及那野蛮轰炸和焚烧城市所造成的你们两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日益加阔的鸿沟，能容易使两国人民永远友好地携起手来呢？”
泰戈尔驳斥了野口关于中国人善于宣传的说法：“没有比高尚和善良的行动更好地宣传了”。对于野口希望泰戈尔变成和平使者写信给蒋介石的请求，泰戈尔说：“如果侵略者不首先停止侵略，你怎么能期待我去劝告蒋介石投降呢？”
在给野口再次回信的结尾，泰戈尔意味深长地说，“希望我所深爱的你们（日本）人民不能成功，但会悔过。”
也就在此时，泰戈尔接到日本一位老朋友的来信，邀请他再次访日本。他回信坦言，“作为一个愚笨的理想主义者”，他真的心动，想在两国之间“把仇恨的子弹从亚洲的身体中取出”，使“亚洲的心灵”停止出血。
泰戈尔告诉这位日本的老朋友，虽然自己身体状况不宜于长途旅行，他却有意担负起两国之间的和平使者的责任。但是却有两点使他犹豫。第一是日本的军事统治不一定给他应有的自由活动，第二是他不愿意在那种时候去日本作友好访问因而引起严重的误会。在那封信中泰翁深情地表达了他的无奈：“你是知道的，我对日本人民有真正的感情，当我去怀着痛苦的心情看着日本群众被他们的统治者运送到邻国去延续非人道的行动而使他们在人类历史上遗臭万年的情景，那我会受不了的。”
日本方面希望泰戈尔访问日本，因为泰戈尔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因为泰戈尔在世界，特别在印度，影响很大，以为可以在泰戈尔身上找到突破口。他们没想到，泰戈尔把这几封信公开发表，表明了他的立场。日本拉泰戈尔访问的事，几次都没能成功，使日本对泰戈尔施加影响的图谋落了空。
1939年8月，尼赫鲁访华之前路过加尔各答，顺道探望住在加城的泰戈尔，泰戈尔劝尼赫鲁在访问中国以后再去访问日本，叫日本人觉醒，不要热衷于冒险而丧失民族灵魂。显然，日本正在大举入侵中国之时，泰戈尔这番建议带有过于理想的色彩，根本无法实现，但泰戈尔反对侵略、呼唤正义与和平的强烈心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高大身影，却永远记载史册，长留在中国人民心中，令人敬佩。
然而，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时，爱憎分明的泰戈尔没有沉默，而是选择了正义，对反人类的丑恶行径大加鞭笞。周恩来总理深情地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
笔者曾在印度寻访泰戈尔的足迹与事迹，感受到他挚爱博大的胸襟。在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的殊死搏斗中，泰戈尔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给予坚定的支持与声援。他的响亮声音至今仍充满着力量。
一
作为二十世纪印度最伟大的文字家、音乐家、美术家、教育家，泰戈尔学识渊博，对中国历史有深入了解，很早就希望到中国访问。
当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包括中国的知识界。虽然泰戈尔不是中国人，但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西方世界的最高承认，给东方民族找回了自信。从不轻易赞扬他人的鲁迅在演讲中曾提到，中国在整个世界似乎已经变成无声无嗅、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整个东方、整个亚洲都如此，唯一的例外是泰戈尔的声音，他的名字在西方世界任何文化中心都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的文化界开始关注泰戈尔，他的诗作品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1924年3月，应梁启超领导的讲学社之邀请，64岁的泰戈尔终于踏上访问中国的行程，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欢迎。在中国朋友的友谊海洋中，泰戈尔愉快地度过了64岁的生日。这位写作了无数佳作的文学泰斗诗心大作，写下了亲切的新诗：
我起了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衣服。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和生命的奇迹；
外国花园里，
怒放着名字各异的鲜花——
它们的故土离这儿很远，
在灵魂的乐土，
它们的情谊受到热烈的欢迎……
泰戈尔希望在印度开展中国研究。此时，中国文化领袖梁启超、蔡元培等赴欧洲只能作为平凡人访问，泰戈尔却与英、美、法等国的上层领袖、王公贵族、统治精英平起平坐，甚至被邀请用东方的哲理开导西方的头脑，但他对中国有特殊感情。他用诺贝尔奖金和他的全部财产创建印度国际大学后，就在其中建立了一个中国学院。帮助他组建中国学院的谭云山教授告诉他日本侵略的事实，令他十分气愤。
1936年4月12日，孟加拉新年前两天，加尔各答举行反侵略集会。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和中国留学生魏风江参加，还应邀坐在主席台泰戈尔的身边。泰戈尔发表了诗意迸发的激情发言，他最后说：“在我身边，坐着几位中国的儿女，他们亲自听见了，他们亲自看见了，我们印度人民，分担着他们的苦难，我们将与中国兄弟并肩战斗，击败侵略者。”当泰戈尔把他们介绍给群众时，谭云山和魏风江都站起来，台下一片高呼：“印度、中国!”谭云山和魏风江双手合十表示感激，禁不住热泪盈眶。
1938年4月，谭云山即将返回祖国，为中国学院继续募捐，泰戈尔请他捎去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你们的邻国（日本），它继承了你们的文化礼物，是理应和你们建立同志关系而最后受益，却突然受到西方帝国主义贪婪的传染，而把在东方建立起一种高尚精神命运的机遇变成阴暗的灾难。它那穷兵黩武的咆哮，它那杀人如麻的残狠的纵情，它那对教育中心的摧毁，它那对人类文明道德条规的毫无血性的背道而驰，使正在为自己在新时代中挣扎出荣耀和显着地位的现代亚洲精神受到羞辱。”
同时，泰戈尔热情赞扬中国文化，表达他的祝福：“你们是世界上唯一伟大的从不炫耀武力，从不视武力为民族精神，从来没有这种市侩庸俗气习的民族。当你们的国家被那可耻地能干的军国主义的兽力所克制时，我们衷心地祝愿你们再一次经受住考验，在这情愿认贼作父的胆小鬼世界上，显示出你们对更高人类的真实英雄精神的信任。即使眼前具体的成功在躲避你们，你们在道义上的收获是永远不会丧失的，在这可怕的抗争中胜利的种子已为你们撒播，你们生存的深层会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永生不灭。”
看到这封充满诗意而充满同情的印度来信，蒋介石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泰戈尔的声望与鲜明的态度，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无疑是很大的鼓舞。蒋介石于1938年7月，给泰戈尔写了回信。像许多崇拜者那样，对泰戈尔称之为“师尊”：
“尊敬的泰戈尔师尊：
谭云山教授回国后带来你的赐示以及对我国人民的祝愿，从信中我们看出我们两个国家的广阔大陆上人类的正气仍然盛行。东方诗哲对我们这种巨大的同情和热情的鼓励的确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强有力的支援。我们不但对你深深感激，而且被你的金玉之言大为振奋。
日本军国主义不但猖狂地侵略了中国，而他们的行为中极尽恐怖的能事：抢劫、屠杀、奸淫无辜妇女，毁灭了所有教育、文化中心。最令人痛心的是有时日本兵在满足了他们的兽欲以后又进行另一种非人道的寻乐而把妇女残酷地屠宰。所有这些暴行和劣迹，完全失去人性，正像你信上说的，使伟大的亚洲大陆的精神蒙上奇耻大辱。
我国所有人民，不分文武，都决定并决意同声相应，同忾相投，抵抗到底，不但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而且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而奋斗。我们毫无疑惑地深信，只要世上仍有正义，中国就肯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我殷切希望你继续赐予你的高贵呼声，帮助把正在远东漫延的巨大羞辱洗涤。”
中国领导人的回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既表示了对泰戈尔的尊重，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感激之情。泰戈尔已经不再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印度国民，而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对印度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起着关键作用，有利于帮助中国抗战在印度取得道义上的优势，这是泰戈尔来信的重大意义所在。
二
其实，泰戈尔对日本也曾有很美好的印象。泰戈尔只访问过一次中国，而去过日本多次，由于他的侄子在日本学画，吸取其绘画的精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油画派，影响了泰戈尔本人的诗意和画意。他对于日本并无恶意，但对于日本的侵略却难以容忍，在抗日战争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因为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
一贯保持中立的泰戈尔，此次不再中立。在印度国际大学发起救助中国难民活动时，他带头捐出500卢比，表达他对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一次，泰戈尔在报纸看到，日本侵略军到寺庙里去祈求胜利，心里十分气愤，伪善的行径与丑恶的罪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他就挥笔写下一首诗篇：
鸣钟击磬，
香烟缭绕，
祈祷声袅袅升天：
“大慈大悲的佛祖，保佑我们旗开得胜。”
他们将用刺刀挑起惊天骇地
撕心裂胆的惨叫，
斫断千家万户爱情的纽带……
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深知泰戈尔的声望，试图利用泰戈尔访问日本留下的好感，以及日本文化界与泰戈尔的友谊，争取泰戈尔转变态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著名诗人野口米茨朗给泰戈尔写信，从而引发一场“笔仗”。野口曾访问印度拜访泰戈尔，知道泰戈尔对日本很有感情，特别佩服许多日本作家和美术家。
1938年7月23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宣传工具的野口，通过他和泰戈尔的私人友谊，争取泰戈尔中立，不发表谴责日本的言论。他在信中说，泰戈尔曾谴责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他知道泰戈尔一贯反对以强凌弱，对日本侵华很不满，而他认为“亚洲是自己的亚洲”，侵华“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纠正中国的错误观念”，日本行动的目的只要摧毁国民党统治，拯救中国那些“简单而愚昧的群众”。
1938年9月1日，泰戈尔给野口写了回信，他直言不讳：“你写给我的信使我深刻地惊讶。这封信的情调和内容与一直以来我从你的写作中感到的敬仰以及我从和你亲自的接触中产生的感情迥然相悖。”他为野口这样的“创造性的艺术家”竟把“尊严和真理”放到战争死神的龛前当作牺牲品而感到可悲。
泰戈尔驳斥野口所说侵华是为“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崭新而伟大的世界”的谬论：“你是在观念上建立这样一个亚洲让它出现于尸骨的高塔之上。”泰戈尔说：“你的亚洲是自己的亚洲理论是政治讹诈的工具。”“你是说对中国妇女、儿童的轰炸，对庙宇等古建筑以及大学的摧毁就是为了亚洲而拯救中国的手段!？”
泰戈尔说：”你的信使我伤透了心，我为你们日本人民感到无比的苦痛”。他引用了野口信中说的日本人民无声地忍受着牺牲、穷苦大众把每个铜板节省下来支持国家的话，“这一可怜的牺牲是受到枪炮操作的剥削，为了侵占邻国的温暖家园，掠夺人类伟大的财产而达到非人道的目的。我知道，宣传已变成一种艺术。在没有民主的国家中人民无法抵制那每时每刻的毒药。”但是，泰戈尔暗示，像野口这样有智慧的日本诗人，应该能“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天赋，可惜事实不是这样。”
泰戈尔说：“我对你们日本人民是了解的。我简直不愿相信他们竟会自愿参加用鸦片和海洛因去毒害中国的男女。”他说，他得到的日本侵略者犯下恶行的报道是绝对权威的。“可是在日本却没人抗议，连诗人的抗议都没有。”
泰戈尔说：“我确信有一天你们日本人民会绝对失望的。中国是无法被征服的。”泰戈尔建议野口去读读宋美龄在美国《观众》杂志发表的文章，文章说日本的侵略制造了许多冤魂。泰戈尔相信中国和日本人民会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合作去安慰冤魂，去抹掉这悲痛过去的记忆：如果这样的话，“真正的亚洲人类就会诞生。诗人们就会放出他们的歌，会再一次毫不感到害羞地表达自己对人类命运的信念。”泰戈尔最后又附加一句，既然野口已把他的信公开发表，他也会这样做，他的信会登在印度报纸上。
三
日本军国主义上层没料到，泰戈尔对野口的回信公开发表，发出了严正的谴责声音，自然十分恼怒。1938年10月1日，野口又从东京写信给泰戈尔，对于泰戈尔的信中的指责百般狡辩，甚至抱怨“由于没有适当的喉舌，日本的意见很少在西方发表，而事实的真相一直隐藏着，一直被天生的宣传家中国人的聪明伪装起来。”他埋怨说日本人总是不会表达自己的，而中国人既会外语，又有三寸不烂之舌。
野口一再地把蒋介石当做日本军国主义的代罪羔羊。他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无疑是庞然大物。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而谴责它，你就忽视了蒋介石的中国是比日本更大的军事国。中国现在组成了七八百万由欧洲武器装备的军队……二十年以来，蒋一直就在西方顾问的帮助下努力使中国军事化。”“如果你真正是中国的同情者，你就应该告诉中国她应该采取什么步骤，而不是懒洋洋地发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声明。如果你一定要谴责军国主义，那你的谴责就应该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平分秋色。”
野口竟颠倒黑白，厚颜无耻地说：“我不知道是谁在报告你说我们（日本）屠杀（中国）无辜人民，轰炸他们的不设防城镇。”他说，只有宋美龄那“沮丧的脑子”才看到“被毁坏的中国机构和艺术的冤魂”。即算是有这种毁坏，那也是中国军队的疯狂所致，因为他们要把一片焦土交给日本。
在回信给泰戈尔的同时，野口也写信给登载了泰戈尔给野口的公开信的加尔各答报纸。信中说：“泰戈尔博士写给我的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令人失望，使我伤透了心。我现在意识到语言不是能表达自己真正心情的有效工具。当我要求他作一公正的评论，他却以人类的美名给了我一种偏见的张扬声势。”
野口抱怨说：“我怀疑一位诗人（泰戈尔）有没有权利在听取我的话以前就给我一顿鞭笞。”他说，泰戈尔一味谴责日本侵略邻国而不用同样的语言去谴责他的中国朋友就证明“他的偏心大而无当。我不知道从前他那颗使得日本爱他、给他荣誉的心现在到哪儿去了。”但是，野口似乎还对泰戈尔抱有希望，“相信他泰戈尔会恢复理智而保持一位先知的中立的尊严，而不丧失公正的判断。”
1938年10月，泰戈尔再次写出回信，他感谢野口花这么多力气写信。泰戈尔幽默地说：“我对你仍然认为有此必要花这些气力来把我拉到你的观点立场上去觉得很荣幸。我也真正抱歉自己不能恢复理智，而这也正是你所幸灾乐祸的。”泰戈尔说：“我们之间要能一方说服对方已经没有可能了。”
泰戈尔语气坚定：“如果你们能说服中国人相信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变成无家可归的乞丐……如果你能说服这些受难者相信他们是享受你们的恩待而且最终能挽救他们的民族，那你就没有必要来说服我们相信贵国的高尚愿望了。”他质问道：“即算作为一个优等民族主义者，你怎么可能认真地相信，那流血尸具堆积的大山以及那野蛮轰炸和焚烧城市所造成的你们两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日益加阔的鸿沟，能容易使两国人民永远友好地携起手来呢？”
泰戈尔驳斥了野口关于中国人善于宣传的说法：“没有比高尚和善良的行动更好地宣传了”。对于野口希望泰戈尔变成和平使者写信给蒋介石的请求，泰戈尔说：“如果侵略者不首先停止侵略，你怎么能期待我去劝告蒋介石投降呢？”
在给野口再次回信的结尾，泰戈尔意味深长地说，“希望我所深爱的你们（日本）人民不能成功，但会悔过。”
也就在此时，泰戈尔接到日本一位老朋友的来信，邀请他再次访日本。他回信坦言，“作为一个愚笨的理想主义者”，他真的心动，想在两国之间“把仇恨的子弹从亚洲的身体中取出”，使“亚洲的心灵”停止出血。
泰戈尔告诉这位日本的老朋友，虽然自己身体状况不宜于长途旅行，他却有意担负起两国之间的和平使者的责任。但是却有两点使他犹豫。第一是日本的军事统治不一定给他应有的自由活动，第二是他不愿意在那种时候去日本作友好访问因而引起严重的误会。在那封信中泰翁深情地表达了他的无奈：“你是知道的，我对日本人民有真正的感情，当我去怀着痛苦的心情看着日本群众被他们的统治者运送到邻国去延续非人道的行动而使他们在人类历史上遗臭万年的情景，那我会受不了的。”
日本方面希望泰戈尔访问日本，因为泰戈尔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因为泰戈尔在世界，特别在印度，影响很大，以为可以在泰戈尔身上找到突破口。他们没想到，泰戈尔把这几封信公开发表，表明了他的立场。日本拉泰戈尔访问的事，几次都没能成功，使日本对泰戈尔施加影响的图谋落了空。
1939年8月，尼赫鲁访华之前路过加尔各答，顺道探望住在加城的泰戈尔，泰戈尔劝尼赫鲁在访问中国以后再去访问日本，叫日本人觉醒，不要热衷于冒险而丧失民族灵魂。显然，日本正在大举入侵中国之时，泰戈尔这番建议带有过于理想的色彩，根本无法实现，但泰戈尔反对侵略、呼唤正义与和平的强烈心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高大身影，却永远记载史册，长留在中国人民心中，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