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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一个名为“小时代的日常——一个十七世纪的生活提案”特展。展览所涉及的“小时代”是指十七世纪，策展人认为那是一个有趣并且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期。以现代物质文化研究来看，既可从东西交流的角度，一窥当时探险家跋山涉水开拓航道的故事，也能从江南视线了解文人世家看似平淡，其实分外讲究质感，别有一番趣味的日常。此次通过十七世纪的小资文青文震亨（1586-1645）书写《长物志》归类而出的“书画”和“器具”两个章节作为策展基础，除了重新发掘博物馆藏品蕴含的人文脉络之外，也探索古人游赏于物的点滴细节，从中梳理与之相关的交游网络，以及赏古风逐渐影响一般居家日用的面向。嘗试从古人处理身外之物的态度，回看现代的人与物的关系。
● 文震亨与《长物志》
文震亨，字启美，号木鸡生。他出身明代苏州极具影响力的文艺世家。自其曾祖父文徵明（1470-1559）开始，文氏一族不乏以诗文书画名著一时者。文震亨为明代后期承继家族艺文传统的代表人物。他的活动范围不限于家乡苏州，亦扩至四方菁英汇聚的南京、杭州等地，与众多文人交游结社，诗文酬唱。
文震亨挟着苏州文氏丰厚的文化资本，将自己对琴棋书画、焚香饮馔、服饰器用、造园布景的涵养见识，汇编《长物志》一书，成为晚明文雅品位的代表指南，也透露当时风雅文士对生活各层面细腻讲究的生活态度。本单元将介绍文震亨与亲友的作品与收藏，以及他甚受欢迎的著作《长物志》之数种版本。
明文震亨《画山水》（图1）。画中自幽静水阁离去的文士，回首眺望仙境般的石梁飞瀑。此画作于清兵入关的1644年，似为文震亨对原本闲雅生活的追念。
《长物志》，明文震亨撰，明末叶刊本（图2）。本书作于十七世纪初期。“长物”一词出自《世说新语》“身无长物”的典故，原指身外多余之物。此处呈现文震亨日常所居、所见、所感的居所及用物，看似闲事余物，却处处可见韵味才情。
《吴县志》，明牛若麟修纂辑，明崇祯十五年刊本（图3）。江苏省吴县位于苏州府城西隅，素为东南望邑。展件《吴县志》具体记录该县山川风俗、户口田土、宅第园林与人物传记。全书五十五卷，记录不少关于文徵明一家活动，如文徵明父亲文林构筑的“停云馆”、曾孙文震孟“药圃”与文震亨的“香草垞”，成为明代苏州文人社交及艺文活动著名场域，体现出小时代下文化世家在地影响力的一面。
明前期龙泉窑青瓷划花凤尾瓶（图4）。十六世纪晚期开始，江南地区的文人逐渐将花艺与花器纳入日常生活常规，不仅营造古雅氛围，也鉴赏花瓶。依照文震亨的说法，较高的龙泉窑瓶适合插梅花。
● 文青品位
与文震亨心灵契合的收藏家们在经济无虞的情况下，开始注重生活中看似无用的身外之物，这些收藏家们用来彰显卓越地位与见识眼界的器与物、书与画，遂变成日常物品。如何从日常中寻出不平凡处，就成了收藏家蕴藏的赏鉴功力。
如何鉴别古铜瓷器、法书绘画、宋元善本，莫不从取法古人，自创新意谈起。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论器之源流，考证辨析精确，成为后代赏鉴家的指南书籍;稍早于文震亨出生的赏鉴家张应文、项元汴、屠隆等人则各有所好、尚古质雅。这些与文震亨同时期的赏鉴家们，从古法中找到赏玩乐趣，器物虽古，生活则是处处新鲜，日日有味。
南宋龙泉窑青瓷纸槌瓶（图5）。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文人鉴藏家收集古玩的同时，也掀起一股插花、品器的风尚，对花材、用器的分类与使用，特别强调务必合宜合时。以此品为例，器底的乾隆御制诗句“纸硾传官式”说明此一器型即为“纸槌瓶”，完全可以呼应张谦德《瓶花谱》（1595）中的“可用花瓶”。
南宋官窑青瓷蔗段洗（图6）。笔洗是古代书房必备品之一，文震亨下笔综列铜、瓷、玉各类质材，又以宋、明两朝（十二到十五世纪）瓷器占多数，反映出古代文青广收古董文具的情景。
明宣德青花莲塘鱼藻纹花口洗（图7）。这件青花洗作十瓣花口，器内底及外壁绘有游鱼、水草纹样，正是文震亨认可宣德瓷器中可用的书房佳器。
《格古要论》，明曹昭撰，明万历间金陵荆山书林《夷门广牍》刊本（图8）。本书作者曹昭据自幼跟随在父亲身边所见所习，写下对于古铜彝鼎、法书、名画、碑帖、古窑、漆器等物的来历，分析优劣，成为明、清鉴赏家极为重视的古器鉴定专著。
传明唐寅《采菊图》（图9）。“古名贤像”亦受《长物志》肯定为最高等级画题。此图描绘文人偶像陶渊明，应即为明末可归类为“古名贤像”类型的作品。
商史鼎，配元花间行龙玉顶（图10）。古代烹煮食物的铜鼎经常被明代文人配置木盖，改制成香炉。但这些铜器并不被认为是好的香具，而是作为高级的收藏品及摆设。
传宋刘松年《博古图》（图11）。此图应作于十七世纪前后。画中男女专注于品鉴青铜器与瓷器，不乏出自《宣和博古图》者，可感受晚明探究欣赏古器物的热潮。
● 可用之物
砚台、墨床、砚滴、笔洗、纸镇、香炉还有花瓶等器物，共同创造出十七世纪文人的生活情境。这些可供清玩或点缀书斋的用具，展现了特定时空下独具一格的生活态度。带有藏家姓名款识的文物，反映文人雅士及收藏家们的心之所好及经济能力。“可用”与“不可用”的分野，在细微之处体现了文震亨及其友人们的知识素养和品位判断。在时节流转之间，文人们将身心安顿在物品构筑的世界当中，“明代书斋情境区”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里，文人理想书斋的具体展现。
日本十八世纪桐莳绘小箱（图12）。《长物志》·厢（箱）条中提及“倭厢”，即日本莳绘漆盒，由于质轻且做工精良，故被认为适合贮放“古玉重器或晋唐小卷”又或“滚动条、香药、杂玩”等此类古玩且书斋中宜多贮存以备用。
明孙克弘《销闲清课图》（图13）。此作描绘二十种明代后期文人的闲雅生活，每段加上点题数语。透过图像与文字，可感受到不少与文震亨类似的生活讲究。 明王綦《东篱秋色图》（图14）。王綦此作以菊花奇石为题，设色雅淡又不乏细节，根据《长物志》·悬画月令一条，应即为适合九、十月悬挂的应景图像。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元不着撰人，明司礼监刊本（图15）。本书为十四世纪元朝人所编一部家庭事类大全的日用类书，分成十集，举凡为学、家法、仕宦、宅舍、农桑、饮食、吏学、药方、延寿等诸事皆备。其中，“戊集”记载“文房适用”及“宝货辨疑”教导士人如何购买笔、墨、纸、砚，以及非属生活日用品的象牙简笏、金、银、玉带、玉器、水晶、玛瑙、琥珀、珍珠、珊瑚等珍稀宝贝。
北宋汝窑青瓷碟（图16）。这件作品的木座刻有“安仪周家珍藏”的款识，而揭露当它进入清宫以前，其实是安歧的旧藏。安歧（1683-1745），字仪周，是清初（18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天津、扬州一带的书画藏家，眼力极佳，精于鉴古，著有《墨缘汇观》一书。另一方面，如果回到文震亨的时代，发现他鲜少提到汝窑，可是高濂却在较早出版的《遵生八笺》中，如数家珍地大谈汝窑瓷器的特色，从中反映出文物流通的变化。
● 百汇聚珍
明晚期的江南，市场活络，大众对古董及奢侈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对鉴赏知识的渴求，也带动了出版的发展。各类物品的鉴赏书籍，如《阳羡茗壶系》《方氏墨谱》等收藏品鉴书籍的出现，成为随之而来的文化现象。
王公贵族依照自己的品位订制器物，附庸风雅的士人追求古代图录载录的三代铜器，市井作坊商铺也推出自家店号的商品。手艺卓绝的匠人，如瓷器名家周丹泉、银匠朱碧山、玉匠陆子刚，以独树一帜的技艺，成为市场竞逐的标的。但真品价高难求，且具有辨识能力者少，大量迎合市场需求托古仿作的书画作品及器物在市场流通，并成为主流，与鉴赏书籍陈述的文人理想有相当差距。
元卵白釉印花番莲纹碗（图17）。文震亨曾提到“又有元烧枢府字号亦有可取”，所指的应即是此类卵白釉带“枢”“府”款识的作品。
明娇黄锥拱兽面纹鼎（图18）。周丹泉是16世纪末活跃于古董收藏界的仿古高手，传说有一次他在唐太常（1571年的进士）家看到一件定窑白瓷三足圆鼎，于是跟主人借来观赏，并仔细抄录纹样，而且也如实仿制出一件和原作一模一样的瓷鼎，而且逼真到难以和原作有所区分，以至于让唐太常爱不释手而买下作为副本。这件作品同为三足圆鼎造型，底部虽写“周丹泉造”款识，但因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它确实是出自周丹泉之手，故在展览中，我们把它看成是随着口耳相传故事而产出的名家商标。
明万历娇黄凸雕九龙方盂（图19）。沿着口沿，有一圈戳印而出的款识。“万历年吴为制”几个字说明这件装饰九龙图案的小瓷器出自吴为之手。吴为是至今仅见少数留名在作品上的陶艺家，传说他擅长修坯，能够充分控制火候，制作像蛋壳一样薄可透光的小瓷杯。
明或清仿宋姜氏铸铜方炉（图20）。宋代姜娘子铸造的器物被认为是铜器名品，因而在明代出现了许多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制作的仿制品。
元至明朱碧山款“张骞乘槎”银槎（图21）。明末著录，如王世贞《觚不觚錄》记载朱氏以冶银出名，其作品与当时不同工种的名匠皆“比常价再倍”，足见市场上对名家作品之追求。
传宋马远《寒岩积雪图》（图22）。《长物志》将数位“浙派”画家标为“画中邪学”，务请读者排除在购藏之列，钟礼便是其中之一。这应为此画伪造马远款的重要原因。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撰，清刊巾箱本（图23）。明代文人沈德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十五年（1607）写成《万历野获编》，书名标示写作见闻时间，并有“野之所获”意味，内容则上自朝章掌故，下至风土民情，是一本范围广泛、种类丰富的笔记著作。书中论及关于时人所爱器物、画作等赏鉴事宜，列入“玩具”卷，项目包含书画、时玩、瓷器、好事家、假古董、法帖、纸、墨、砚、漆、扇。
每个时代在不同的时间进程中都有其更迭出新、值得借鉴、参考的面向。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对藏品的解读中，可提供一个再造舒适、娴雅生活的提案。
（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 文震亨与《长物志》
文震亨，字启美，号木鸡生。他出身明代苏州极具影响力的文艺世家。自其曾祖父文徵明（1470-1559）开始，文氏一族不乏以诗文书画名著一时者。文震亨为明代后期承继家族艺文传统的代表人物。他的活动范围不限于家乡苏州，亦扩至四方菁英汇聚的南京、杭州等地，与众多文人交游结社，诗文酬唱。
文震亨挟着苏州文氏丰厚的文化资本，将自己对琴棋书画、焚香饮馔、服饰器用、造园布景的涵养见识，汇编《长物志》一书，成为晚明文雅品位的代表指南，也透露当时风雅文士对生活各层面细腻讲究的生活态度。本单元将介绍文震亨与亲友的作品与收藏，以及他甚受欢迎的著作《长物志》之数种版本。
明文震亨《画山水》（图1）。画中自幽静水阁离去的文士，回首眺望仙境般的石梁飞瀑。此画作于清兵入关的1644年，似为文震亨对原本闲雅生活的追念。
《长物志》，明文震亨撰，明末叶刊本（图2）。本书作于十七世纪初期。“长物”一词出自《世说新语》“身无长物”的典故，原指身外多余之物。此处呈现文震亨日常所居、所见、所感的居所及用物，看似闲事余物，却处处可见韵味才情。
《吴县志》，明牛若麟修纂辑，明崇祯十五年刊本（图3）。江苏省吴县位于苏州府城西隅，素为东南望邑。展件《吴县志》具体记录该县山川风俗、户口田土、宅第园林与人物传记。全书五十五卷，记录不少关于文徵明一家活动，如文徵明父亲文林构筑的“停云馆”、曾孙文震孟“药圃”与文震亨的“香草垞”，成为明代苏州文人社交及艺文活动著名场域，体现出小时代下文化世家在地影响力的一面。
明前期龙泉窑青瓷划花凤尾瓶（图4）。十六世纪晚期开始，江南地区的文人逐渐将花艺与花器纳入日常生活常规，不仅营造古雅氛围，也鉴赏花瓶。依照文震亨的说法，较高的龙泉窑瓶适合插梅花。
● 文青品位
与文震亨心灵契合的收藏家们在经济无虞的情况下，开始注重生活中看似无用的身外之物，这些收藏家们用来彰显卓越地位与见识眼界的器与物、书与画，遂变成日常物品。如何从日常中寻出不平凡处，就成了收藏家蕴藏的赏鉴功力。
如何鉴别古铜瓷器、法书绘画、宋元善本，莫不从取法古人，自创新意谈起。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论器之源流，考证辨析精确，成为后代赏鉴家的指南书籍;稍早于文震亨出生的赏鉴家张应文、项元汴、屠隆等人则各有所好、尚古质雅。这些与文震亨同时期的赏鉴家们，从古法中找到赏玩乐趣，器物虽古，生活则是处处新鲜，日日有味。
南宋龙泉窑青瓷纸槌瓶（图5）。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文人鉴藏家收集古玩的同时，也掀起一股插花、品器的风尚，对花材、用器的分类与使用，特别强调务必合宜合时。以此品为例，器底的乾隆御制诗句“纸硾传官式”说明此一器型即为“纸槌瓶”，完全可以呼应张谦德《瓶花谱》（1595）中的“可用花瓶”。
南宋官窑青瓷蔗段洗（图6）。笔洗是古代书房必备品之一，文震亨下笔综列铜、瓷、玉各类质材，又以宋、明两朝（十二到十五世纪）瓷器占多数，反映出古代文青广收古董文具的情景。
明宣德青花莲塘鱼藻纹花口洗（图7）。这件青花洗作十瓣花口，器内底及外壁绘有游鱼、水草纹样，正是文震亨认可宣德瓷器中可用的书房佳器。
《格古要论》，明曹昭撰，明万历间金陵荆山书林《夷门广牍》刊本（图8）。本书作者曹昭据自幼跟随在父亲身边所见所习，写下对于古铜彝鼎、法书、名画、碑帖、古窑、漆器等物的来历，分析优劣，成为明、清鉴赏家极为重视的古器鉴定专著。
传明唐寅《采菊图》（图9）。“古名贤像”亦受《长物志》肯定为最高等级画题。此图描绘文人偶像陶渊明，应即为明末可归类为“古名贤像”类型的作品。
商史鼎，配元花间行龙玉顶（图10）。古代烹煮食物的铜鼎经常被明代文人配置木盖，改制成香炉。但这些铜器并不被认为是好的香具，而是作为高级的收藏品及摆设。
传宋刘松年《博古图》（图11）。此图应作于十七世纪前后。画中男女专注于品鉴青铜器与瓷器，不乏出自《宣和博古图》者，可感受晚明探究欣赏古器物的热潮。
● 可用之物
砚台、墨床、砚滴、笔洗、纸镇、香炉还有花瓶等器物，共同创造出十七世纪文人的生活情境。这些可供清玩或点缀书斋的用具，展现了特定时空下独具一格的生活态度。带有藏家姓名款识的文物，反映文人雅士及收藏家们的心之所好及经济能力。“可用”与“不可用”的分野，在细微之处体现了文震亨及其友人们的知识素养和品位判断。在时节流转之间，文人们将身心安顿在物品构筑的世界当中，“明代书斋情境区”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里，文人理想书斋的具体展现。
日本十八世纪桐莳绘小箱（图12）。《长物志》·厢（箱）条中提及“倭厢”，即日本莳绘漆盒，由于质轻且做工精良，故被认为适合贮放“古玉重器或晋唐小卷”又或“滚动条、香药、杂玩”等此类古玩且书斋中宜多贮存以备用。
明孙克弘《销闲清课图》（图13）。此作描绘二十种明代后期文人的闲雅生活，每段加上点题数语。透过图像与文字，可感受到不少与文震亨类似的生活讲究。 明王綦《东篱秋色图》（图14）。王綦此作以菊花奇石为题，设色雅淡又不乏细节，根据《长物志》·悬画月令一条，应即为适合九、十月悬挂的应景图像。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元不着撰人，明司礼监刊本（图15）。本书为十四世纪元朝人所编一部家庭事类大全的日用类书，分成十集，举凡为学、家法、仕宦、宅舍、农桑、饮食、吏学、药方、延寿等诸事皆备。其中，“戊集”记载“文房适用”及“宝货辨疑”教导士人如何购买笔、墨、纸、砚，以及非属生活日用品的象牙简笏、金、银、玉带、玉器、水晶、玛瑙、琥珀、珍珠、珊瑚等珍稀宝贝。
北宋汝窑青瓷碟（图16）。这件作品的木座刻有“安仪周家珍藏”的款识，而揭露当它进入清宫以前，其实是安歧的旧藏。安歧（1683-1745），字仪周，是清初（18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天津、扬州一带的书画藏家，眼力极佳，精于鉴古，著有《墨缘汇观》一书。另一方面，如果回到文震亨的时代，发现他鲜少提到汝窑，可是高濂却在较早出版的《遵生八笺》中，如数家珍地大谈汝窑瓷器的特色，从中反映出文物流通的变化。
● 百汇聚珍
明晚期的江南，市场活络，大众对古董及奢侈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对鉴赏知识的渴求，也带动了出版的发展。各类物品的鉴赏书籍，如《阳羡茗壶系》《方氏墨谱》等收藏品鉴书籍的出现，成为随之而来的文化现象。
王公贵族依照自己的品位订制器物，附庸风雅的士人追求古代图录载录的三代铜器，市井作坊商铺也推出自家店号的商品。手艺卓绝的匠人，如瓷器名家周丹泉、银匠朱碧山、玉匠陆子刚，以独树一帜的技艺，成为市场竞逐的标的。但真品价高难求，且具有辨识能力者少，大量迎合市场需求托古仿作的书画作品及器物在市场流通，并成为主流，与鉴赏书籍陈述的文人理想有相当差距。
元卵白釉印花番莲纹碗（图17）。文震亨曾提到“又有元烧枢府字号亦有可取”，所指的应即是此类卵白釉带“枢”“府”款识的作品。
明娇黄锥拱兽面纹鼎（图18）。周丹泉是16世纪末活跃于古董收藏界的仿古高手，传说有一次他在唐太常（1571年的进士）家看到一件定窑白瓷三足圆鼎，于是跟主人借来观赏，并仔细抄录纹样，而且也如实仿制出一件和原作一模一样的瓷鼎，而且逼真到难以和原作有所区分，以至于让唐太常爱不释手而买下作为副本。这件作品同为三足圆鼎造型，底部虽写“周丹泉造”款识，但因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它确实是出自周丹泉之手，故在展览中，我们把它看成是随着口耳相传故事而产出的名家商标。
明万历娇黄凸雕九龙方盂（图19）。沿着口沿，有一圈戳印而出的款识。“万历年吴为制”几个字说明这件装饰九龙图案的小瓷器出自吴为之手。吴为是至今仅见少数留名在作品上的陶艺家，传说他擅长修坯，能够充分控制火候，制作像蛋壳一样薄可透光的小瓷杯。
明或清仿宋姜氏铸铜方炉（图20）。宋代姜娘子铸造的器物被认为是铜器名品，因而在明代出现了许多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制作的仿制品。
元至明朱碧山款“张骞乘槎”银槎（图21）。明末著录，如王世贞《觚不觚錄》记载朱氏以冶银出名，其作品与当时不同工种的名匠皆“比常价再倍”，足见市场上对名家作品之追求。
传宋马远《寒岩积雪图》（图22）。《长物志》将数位“浙派”画家标为“画中邪学”，务请读者排除在购藏之列，钟礼便是其中之一。这应为此画伪造马远款的重要原因。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撰，清刊巾箱本（图23）。明代文人沈德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十五年（1607）写成《万历野获编》，书名标示写作见闻时间，并有“野之所获”意味，内容则上自朝章掌故，下至风土民情，是一本范围广泛、种类丰富的笔记著作。书中论及关于时人所爱器物、画作等赏鉴事宜，列入“玩具”卷，项目包含书画、时玩、瓷器、好事家、假古董、法帖、纸、墨、砚、漆、扇。
每个时代在不同的时间进程中都有其更迭出新、值得借鉴、参考的面向。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对藏品的解读中，可提供一个再造舒适、娴雅生活的提案。
（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