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项英、陈毅分别被委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之职，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
　　让忠实可靠的人背钱
　　项英、陈毅他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在经济上一向实行民主管理，账目公开。其时账目都在机关里，一个时期公布一次。外边罚款多少，收入多少，用了多少，冬天做冬衣用了多少，夏天做夏衣又花了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于这些，大家都没说的。引起一部分人猜测、议论以至不满的，是项英、陈毅身上鼓鼓囊囊的东西。那是什么呀？
　　原来，游击队虽然是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但并不就说明游击队没有钱财。“其实当时有很多的钱，什么金子呀、金条呀、钞票呀，相当多”，“机关经常有三四万元存款”。这些钱财都是从瑞金带出来的。只是项英、陈毅认为这是党的经费、人民的钱，发展党的事业、发展部队，都要靠它，所以一个子儿也不能乱用。他们的责任就是切实保管好它，做到万无一失。所以就把它绑在自己的腰间、腿上，并且秘不告人、示人。然而，项英、陈毅的想法和做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就难怪有人要猜测议论，担心领导人背着钱跑到上海去过快活日子，把大家丢掉。
　　陈毅看到一些人盯着自己腰间异样的眼神，听到一些人背后的各种议论，就和项英商量，觉得由两个领导人秘密保管经费的做法，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陈毅对项英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背这个钱，都是些金子、银子，我们背不起，抛又抛不得。你背着，他就指着你说：‘屁股上翘起这么一坨是什么东西？’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接下去，要是有一个谋财害命的人，一枪把你打死，把钱拿走，那损失就大了。”果然，后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被跟随在身边的军部副官处副官刘厚总杀害，就与他身上带着的金子、钞票有关。
　　陈、项统一认识后，决定把这事付诸民主讨论。他们为此召集会议，将身上藏着的金子、银子摆到桌上，然后由陈毅对大家说：“这些钱是人民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不是我的，也不是项英的。我们哪里有钱？！我和大家一样，一个月12块钱，扣6块钱伙食，还有三四块抽烟。这些（钱）可以让那些忠实可靠的人去背。万一他被打伤了，你就把包袱解下，背起来，部队就靠这些钱，将来大发展的时候就有用了。”项英补充说，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大家见早就猜到了的事现在公开了，也就理解了，最后决定由几个最可靠的人分开来背这些金银。从此，大家的心靠得更紧了，队伍也就更巩固了。
　　游击区写下《梅岭三章》
　　1936年，中国时局岌岌可危：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中国东北4省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件”，侵占冀察，并于是年8月推出“国策大纲”，大举扩军备战，伺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时的南方，在广阔的丘陵山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与前来“清剿”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进行了近3年异常艰苦的游击战争。国难当头，一南一北的局面互相呼应，革命形势仍然波谲云诡。这年冬天，陈毅在广东韶关南雄梅关写下的“绝笔”诗《梅岭三章》，就是当时那段历史的生动写照。
　　赣粤交界处——梅岭大梅关，地势极为险要。唐代丞相张九龄曾在梅山劈开关隘，设立关卡，此后，大梅关就成了赣粤交通孔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从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转移，开始长征。项英和陈毅率部在敌人重点围攻下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坚持了将近三个年头。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游击队进行第二次大“清剿”，使出碉堡、隔离、搜剿“三管齐下”的手段，步步进逼游击队根据地。陈毅进入革命生涯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梅岭山中的深秋季节，寒意袭人。那时，陈毅正住在离大余县城约15公里的梅岭的一个山沟里。一天下午，原湘鄂赣省委派到敌军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又名陈宏）送个条子上山来，说中央派人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县城去接头。
　　没想到，此行让陈毅在梅关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陈毅抵达大余县城时，得知陈海已叛变。当他返回梅岭时，叛徒陈海已经把告密信送出，项英、陈毅等的住地——梅山斋坑迅速被敌人包围。敌人以5个营的兵力在梅岭搜索，为避搜查，陈毅和特委人员果断地昼伏草丛，夜里转移，在梅山范围内与敌人周旋。
　　一连20多天，游击队丝毫不敢动烟火，也没有粮食可吃，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饥。一日，陈毅蛰伏在草莽中，旧伤隐隐作痛，胃病重新复发，心中异常焦虑，不知能否逃过这个劫。思虑中，陈毅突然诗思泉涌，顷刻之间，把十几天得到的诗句联接成章，默吟出豪气冲天的“绝笔”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赣粤边游击队成新四军前身
　　奇怪的是，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晚上也没来，第二天山里也十分平静。这是怎么回事？派人下山一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国民党四十六师急急忙忙从游击区周围撤走。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满心欢喜，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可是十几天之后，国民党报纸上突然登出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回南京了。后来，项英、陈毅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的详细报道，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政策，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动了40多个正规师和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陈毅、项英、陈丕显等领导人多次遇险，九死一生，直到“七七事变”，蒋介石才逐渐停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1937年9月6日，陈毅出山与赣粤边国民党县、专署、江西省军政当局谈判合作抗日，10月2日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梅岭是“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根据地，如今，大梅关古驿道沿途建筑已修复，遍植梅树，重立诗碑，《梅岭三章》诗碑与梅关碑林连成一片，成为当地一道人文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