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六七岁的时候，我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冤屈。我家居住的那个大院比邻着农田，盛夏里，我和小伙伴们越墙而过，深入到一片长势喜人的豆角地里。豆角分行，我大约说了句“一人一行”，便一头扎进了祸患。
　　那条汉子端的是从天而降，我是被他提溜着拎出植物丛林的。他愤怒地呵斥着，半天我才回过神儿来，原来，他将我们视为了偷豆角的团伙。天太热，汉子太激动，糟糕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衣着普遍敝旧，我在惊恐与委屈之中，竟第一次感到自己很丑陋。我被人拎在手里，浑身的汗水让我像是一个刚刚被打捞上来的落水者，我在发抖，暴悬在烈日下，却犹如湮没在羞辱的大水里。
　　 就这样我被拎到了父亲面前。汉子咬定了我是那个偷豆角团伙的指挥者，证据是，我发布了动员令，吹响了进军号，他听到了，我说：一人一行。真的是百口莫辩，而且我也想不起要辩解。我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冤情搞蒙了，汉子的气势和我莫名而来的自惭形秽，已经足以坐实我的罪行，仿佛此刻我不去认领一个“贼”字，跟老天都交代不过去。在汉子一口一句“一人一行”的举证和控告中，我那教书的父亲也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想，父亲和我一样，也被某种突如其来的羞辱击中了。他也蒙圈了，丧失理智了，以比那汉子还甚的愤怒朝我扑了过来——手里竟拎着不知从哪儿摸出的一根板凳腿。这是双重的冤屈，那一刻，已经不是恐惧了，我感到的可能就是深深的绝望。就让我被一根板凳腿打死在地吧，毋宁死。
　　 我的腿上、屁股上，可能挨了两下，我还没有仔细消受，这场荒唐的闹剧就被人阻止下来了。我家邻居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儿子，当时不过刚上小学三年级吧，不料竟是这样一个孩子，凭着一句话，便熄灭了成人世界肆虐的狂暴。他挺身拦在了我的身前，大义凛然地对我父亲说：叔叔，你不知道疑邻盗斧吗？
　　 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我的父亲扔了他的板凳腿。
　　 疑邻盗斧，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名堂。对我而言，那只是四声发音，就像是神秘的谶语，说出来，却沟通了天地，于是局面倒转，天下太平。
　　 如今，当我想象文学“新人”的塑造，这四个字也是突如其来，也是从天而降，在我的脑子里复苏。现在，我当然已经理解了这四字谶语的名堂，也正是在这理解中，当我想象一个“新人”的时候，邻居那位小哥的形象和做派才在我的记忆里被叫醒。将其与“新人”对应，是在于此刻写作经年的我基于自身经验的诸多感悟使然。显而易见，这位小哥彼时所焕发出的魅力，绝非只是口吐兰花般地说出了一个漂亮的成语，而是藉由这个成语，我们古老文明里巨大的势能被调动了出来，棒喝一般地令我的父亲恢复了理智，也令那条狂躁的汉子顺服在一种他未曾经验但亦不敢造次的道理里——十有八九，他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名堂，但这四个字的发音，富有魔力，远远高于他所能理解和执着的“一人一行”，那是天伦之音，庄严而有威仪。
　　 原来，在我的下意识里，“新”是“旧”的重温与唤醒。不过只是因为那“旧”已与我们隔膜太久，在我们习惯于“一人一行”这样“新”的遣词造句、整理世界的方式之后，对于那浩大的“旧”的重温，方才有了“新”的启发。在我的想象中，我们文学中的“新人”，大约就应当像那位救我于水火的小哥，他能够从古老文明的“旧”密码里汲取正大的能量，他因此自信从容，因此有着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此在“一人一行”的逻辑里捉襟见肘时，山重水复，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就写作而言，类似的思辨其实已经在具体的“形式”问题中展开。两年前，我的小说集《夏蜂》被收入“现代性五面孔”这套书系。动手整理书稿时，循着编辑的思路以及自己对于“现代性”蒙眬的意会，我挑出了若干篇小说。编辑的思路大致是清晰的：作品首先要有“现代性”的指归。这个思路遵循起来并不容易。对于那个“现代性”的理解，不想不知道——尽管常常会挂在嘴边，可一旦要用它来落实自己的创作，我才发现，它竟是如此的不可捉摸甚至空洞;它的边界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你若是真的要在它所规定的版图里行动，就会发现，你将很难给自己一个确凿的方案。所以我說它“蒙眬”，所以对其我只能勉强地称之为“意会”。
　　 在这种“蒙眬的意会”指导下，我所挑选出的那若干篇小说，大致上，无可辩驳，的确佐证了我对于“现代性”的理解。然而，定稿之时，我又对这个结论充满了犹豫。它们真的是我所理解的那个“现代性”吗？事实上，这样的一份结论是如此的不能令我满意。我的不满意，并不是对于自己作品水准的遗憾——它们当然不是完美的。更多的，我是对自己兑现“现代性”时的无力和混乱而感到震惊。在这种无力和混乱之下，我想我一定是片面地、但却难以纠正地误解着“现代性”。
　　 整理作品时，朦胧指导着我的，是这样一些词语——先锋、实验、早期、探索、破碎、跨文体乃至容忍有缺陷……这些，难道就是我所“蒙眬意会”的那个“现代性”？在我“蒙眬的意会”里，落实于小说实践中，原来“现代性”就是一个天然带有“早期实验性质的有缺陷并且在文体上都可以模棱两可的东西”吗？天啊，如果它是，那么，我只能承认，如今我反对这样的“现代性”。
　　 粗略地说，在我们的意识里，“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即是“新”的代名词。可原来，此“新”如此不牢靠，那么，同样，山重水复，我如今也只能反对这样的“新”。
　　 卡林内斯库在那本《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写下了这样一个章节：古代巨人肩膀上的现代侏儒——我觉得，用这个指称来认领自己今天的角色，是我所甘心的。我承认我的“侏儒性”，就像无从辩驳我是一个“现代人”一般;我也承认我视古代有着“巨人”的品性，这就是我今天难以容忍自己侏儒一般见识的根由。有论者将我新近的作品评论为“不动声色的现代主义”，不管我是否真的在创作中兑现了这个评语，我都愿意将其视为写作的目标。因为，目睹了太多的“大动声色的现代主义”表演后，我这样一个“现代小说家”，实在是渴望重回古代的怀抱，按照对于一个艺术家那“古老的要求”，回到艺术那些亘古的准则里去。
　　 就好比，当我以“一人一行”这样的语感指认世界、自我辩解日渐乏力的时刻，我开始想象我笔下的“新人”，他将回到自己文明的“古老要求”之中，以一句“疑邻盗斧”重新展开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教育。
　　 “后现代主义者欢庆现代性的终结，让人们注意传统的新颖性（经过一段时间的现代遗忘之后），注意新事物的衰退甚至是腐朽。”这段话同样出自《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在这里，我只愿按照我一己的情感与经验，用直觉捕捉这样的语词——注意传统的新颖性。因为同样的话，我们的祖先也说过——温故而知新。红，高粱不止种植在高密与松花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