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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孙思邈《备要千金方·大医精诚》
“只要拿得动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直到我倒下的那一天。”这是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发自内心的一句话。这位已84岁高龄的老人，仍奋战在手术台上，保持着每年200台以上手术量的惊人记录。
吴孟超说：“我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差开会，三分之一的时间处理公务和吃饭睡觉，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病房和手术室。”就在今年1月7日，进京领取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前一天，吴孟超还为一位病人成功切除了癌肿。
一双神奇的手：他的手就是手术中的“第三只眼睛”
作为肝胆外科大师，吴孟超有一双修长的手。这双手掌心微微泛红，每个指肚饱满而匀称，透出健康的粉色，指甲契合着手指的边缘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有丝毫多余。
50多年的外科手术生涯，给吴孟超的手留下了一个特别的标记：他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向后凸起，指尖习惯性地向大拇指方向微微蜷起，而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却向无名指方向与第二节形成一个近直角的弧度。所以当他摊开手掌时，如果不刻意地并拢，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V”型。吴孟超看了看自己的手，笑着说：“50多年了，每天做手术，开刀、缝合，就变成这样了。”
这就是被时任副总理的朱蓉基称为“国宝”的手！
护士长程月娥是吴孟超的“黄金搭档”，跟着吴孟超做过多次大手术。她说：“吴老那双手的手感很特别，就好像是他的‘第三只眼睛’。手术中碰到大的血管出血，满眼看去都是红色，所有人都紧张得不知所措。可他双手伸进去摸摸就能找到破裂的血管，然后一掐，血就止住了！”
古人有“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的断言，吴孟超也许的确有当外科医生的天赋，但他的老师，我国外科泰斗裘法祖院士却说：“我这个学生就是勤奋。”
吴孟超回忆起求学的经历。“1954年，裘老被聘为第二军医大学的客座教授，我就粘在他身边，他一步一步教，我一步一步学，连他对我的呵斥都要回味几遍。”裘法祖也对这个勤奋的学生印象深刻，他动情地回忆说：“吴孟超特别勤快，他把我的一举一动都写下来。有一次我住院两个多月，他也搬到病房陪我住了两个多月。”
吴孟超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了事业上。他发现写字时手指握笔的用力方向和拿手术刀的用力方向不一致，就改用毛笔的握笔方法。为了做好手术，他还自创了一套健身操——先活动十指，以保持手指的灵活性，接下来是肩颈，再后仰弯腰锻炼腰力，然后蹲起几次，最后是百步走。吴孟超边演示边说：“这些部位都是手术中用力最多的地方，锻炼好了，才能在手术中做得好、挺得直、站得住。”
一颗赤诚的心：他在肝胆外科领域创造了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1956年，34岁的吴孟超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裘法祖指点他说：“当今世界上肝脏外科是薄弱环节，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偏偏中国又是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朝这个方向发展。”可就在同一年，一位外国肝脏外科专家访问中国时断言：“中国肝脏外科的水平要达到国外现有水平，起码还要二三十年。”
面对肝脏外科，做，还是不做？抉择中，吴孟超陷入了回忆。童年时，他和父亲起早贪晚地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劳作，就因为是中国人，买家就把价钱压得很低。中学毕业时他取道越南回国，也因为是中国人，法国殖民者就蛮横地要求精通英文的他们在过关证明上摁下屈辱的手印。
“中国人怎么就不行！”回忆往事，使吴孟超辗转难眠。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半夜里披衣伏案，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一挥而就。写完后，他意犹未尽，又挥笔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八个大字。
一切从零开始。原本用来养实验犬的窝棚成了吴孟超的实验室，全部的实验设备就是几张破旧的桌椅和几把剪刀。
没有理论指导，他就用40多天翻译出来的中国第一部肝外科教材《肝胆外科入门》。没有实物标本，他自己动手用60多天制作出中国第一个肝腐蚀标本，并进一步提出“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理论。1960年，吴孟超主刀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肝癌切除手术，不久又发明了“常温下肝门间隔阻断法”，把肝脏手术成功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1963年，他成功地完成了世界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手术……短短几年，吴孟超的成就可以编成几厚本书了！
今天的吴孟超不只是优秀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战略医学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吴孟超就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提高恶性肿瘤的防治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因此，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验室，1993年，他又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把对肝癌的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
吴孟超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创新性地利用肝癌细胞与激活的B淋巴细胞进行融合，形成了细胞融合瘤苗。这是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科学》杂志立即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发明。现在该疫苗正在临床试验阶段。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肝癌将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国际肝胆胰协会前主席刘允怡评价说：“吴教授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中国和国际都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瞩目和敬佩。”今天， 84岁的吴孟超依然站在手术台前，“八点半上手术台，小手术就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从手术台上下来就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吴孟超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却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
一份温柔的情： 他总是把手搓热了才开始给病人检查
入夜，吴孟超像往常一样开始查房。在一位老人的床前，他停下了脚步。老人紧闭着双目，肝癌消耗了他的血肉和精神，枯瘦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吴孟超摩挲着老人瘦得皮包骨的双手，和颜悦色地说：“您感觉怎么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说完，吴孟超又仔细查看了老人的导尿管，还吩咐值班医生一定要好好照顾老人。
术后老人进食困难，吴孟超又关切地说：“老人家，不吃饭可不行，怎么都要吃一点！”他边说边端起稀饭，一勺一勺地喂老人。平时走路都要小跑的吴孟超，此时却像个慈爱的母亲哄着老人。老人张开嘴，边吃边流眼泪。二两流食用了半个小时，老人瘦削的脸上重又显出生命的光泽。而这位徐姓老人既不是富商大贾，也不是高官权贵，他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浪汉！
每年，吴孟超都要接待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农民、有华侨、有下岗工人、有学生……他们或贫苦、或富有、或平凡、或显赫，可吴孟超从不问他们的身份。在吴孟超的眼里，病人只有病情轻重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
沈锋是吴孟超的得意门生，他对老师的一次“发火”记忆犹新。有一次吴孟超把沈锋叫到走廊里，拿着一份病历说：“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沈锋一看，这是一个浙江农妇的病历。沈锋想，我是按常规给病人用的药，老师为什么会这么问？“作为常规术后感染，现在大家都用先锋6号，也就给这个病人用了。”沈锋回答说。吴孟超沉下脸，严肃地说：“你知道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和家庭会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什么不用氨苄青霉素？过去我们也常用，效果不错又便宜。你是个大夫，要多为病人考虑才对！”
一种严厉的爱：他推动着学生不断进步
“会做、会说、会写”，这是裘法祖教授当年对吴孟超的要求，如今他也把这六个字作为对自己学生的基本要求。“会做”就是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说”就是善于旁征博引，阐述理论，能走上国际讲坛；“会写”就是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发表高质量论文。
吴孟超对学生的要求有时近乎苛刻。有个学生的论文涉及1000多个病例，他硬是与助手一例一例地逐一核查。“如果犯了错误，老师会用手狠狠地叩击桌子，那连续不断的叩击声真让人心惊肉跳，无地自容。”他的学生如是说。
学生们尊敬吴孟超，还因为他爱学生甚于爱己。在一次手术中，沈锋一不小心将缝合针扎在了吴孟超的手上。那一针扎得不轻，吴孟超哎哟了一声。沈锋事后说：“我当时吓坏了，万一老师感染了肝炎，我怎么担待得起！”可吴孟超只是轻声对他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紧，你们年轻可得当心啊！继续缝吧。”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的道理。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学生们术业有专攻，已经成为我国肝脏研究各领域的中坚力量，推动着我国肝脏外科整体水平的提高。
丛文铭专攻肝癌分子的病理学研究，首次提出了小肝癌的科学定义，为临床早期小肝癌的诊治提供了科学依据。王红阳专攻肝癌信号转导研究，明确了一组重要信号分子参与疾病信号转导通路的调控，发现了与肝癌有关的新基因。2005年，王红阳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军专攻肝癌的基因－病毒疗法，研制出了携带抗癌基因的新型肿瘤增殖病毒，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抗癌治疗新技术。
这只是吴孟超学生中的几个代表。1978年恢复硕士生全国招考以来，吴孟超本人带教硕士生80名，博士生59名，博士后21名。吴孟超所带领的学科团队已为国内外培养了1000余名肝胆外科专业人才，其中70%以上已成为各单位肝胆外科的学科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吴孟超常说，他希望学生们能更有出息，因为只有学生超过了老师，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
吴孟超说：“一个好医生，在品格上至少要具备三种精神——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救治病人的人道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的指引，吴孟超迎来了他事业上最辉煌的时刻。2006年1月9日，一身戎装的吴孟超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从胡锦涛总书记手里接过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证书。
苦难、辛酸、幸福、荣誉……过往的种种犹如电影般在吴孟超眼前闪现。“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是在人民军队，我可能会当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在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
——孙思邈《备要千金方·大医精诚》
“只要拿得动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直到我倒下的那一天。”这是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发自内心的一句话。这位已84岁高龄的老人，仍奋战在手术台上，保持着每年200台以上手术量的惊人记录。
吴孟超说：“我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差开会，三分之一的时间处理公务和吃饭睡觉，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病房和手术室。”就在今年1月7日，进京领取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前一天，吴孟超还为一位病人成功切除了癌肿。
一双神奇的手：他的手就是手术中的“第三只眼睛”
作为肝胆外科大师，吴孟超有一双修长的手。这双手掌心微微泛红，每个指肚饱满而匀称，透出健康的粉色，指甲契合着手指的边缘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有丝毫多余。
50多年的外科手术生涯，给吴孟超的手留下了一个特别的标记：他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向后凸起，指尖习惯性地向大拇指方向微微蜷起，而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却向无名指方向与第二节形成一个近直角的弧度。所以当他摊开手掌时，如果不刻意地并拢，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V”型。吴孟超看了看自己的手，笑着说：“50多年了，每天做手术，开刀、缝合，就变成这样了。”
这就是被时任副总理的朱蓉基称为“国宝”的手！
护士长程月娥是吴孟超的“黄金搭档”，跟着吴孟超做过多次大手术。她说：“吴老那双手的手感很特别，就好像是他的‘第三只眼睛’。手术中碰到大的血管出血，满眼看去都是红色，所有人都紧张得不知所措。可他双手伸进去摸摸就能找到破裂的血管，然后一掐，血就止住了！”
古人有“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的断言，吴孟超也许的确有当外科医生的天赋，但他的老师，我国外科泰斗裘法祖院士却说：“我这个学生就是勤奋。”
吴孟超回忆起求学的经历。“1954年，裘老被聘为第二军医大学的客座教授，我就粘在他身边，他一步一步教，我一步一步学，连他对我的呵斥都要回味几遍。”裘法祖也对这个勤奋的学生印象深刻，他动情地回忆说：“吴孟超特别勤快，他把我的一举一动都写下来。有一次我住院两个多月，他也搬到病房陪我住了两个多月。”
吴孟超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了事业上。他发现写字时手指握笔的用力方向和拿手术刀的用力方向不一致，就改用毛笔的握笔方法。为了做好手术，他还自创了一套健身操——先活动十指，以保持手指的灵活性，接下来是肩颈，再后仰弯腰锻炼腰力，然后蹲起几次，最后是百步走。吴孟超边演示边说：“这些部位都是手术中用力最多的地方，锻炼好了，才能在手术中做得好、挺得直、站得住。”
一颗赤诚的心：他在肝胆外科领域创造了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1956年，34岁的吴孟超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裘法祖指点他说：“当今世界上肝脏外科是薄弱环节，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偏偏中国又是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朝这个方向发展。”可就在同一年，一位外国肝脏外科专家访问中国时断言：“中国肝脏外科的水平要达到国外现有水平，起码还要二三十年。”
面对肝脏外科，做，还是不做？抉择中，吴孟超陷入了回忆。童年时，他和父亲起早贪晚地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劳作，就因为是中国人，买家就把价钱压得很低。中学毕业时他取道越南回国，也因为是中国人，法国殖民者就蛮横地要求精通英文的他们在过关证明上摁下屈辱的手印。
“中国人怎么就不行！”回忆往事，使吴孟超辗转难眠。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半夜里披衣伏案，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一挥而就。写完后，他意犹未尽，又挥笔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八个大字。
一切从零开始。原本用来养实验犬的窝棚成了吴孟超的实验室，全部的实验设备就是几张破旧的桌椅和几把剪刀。
没有理论指导，他就用40多天翻译出来的中国第一部肝外科教材《肝胆外科入门》。没有实物标本，他自己动手用60多天制作出中国第一个肝腐蚀标本，并进一步提出“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理论。1960年，吴孟超主刀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肝癌切除手术，不久又发明了“常温下肝门间隔阻断法”，把肝脏手术成功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1963年，他成功地完成了世界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手术……短短几年，吴孟超的成就可以编成几厚本书了！
今天的吴孟超不只是优秀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战略医学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吴孟超就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提高恶性肿瘤的防治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因此，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验室，1993年，他又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把对肝癌的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
吴孟超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创新性地利用肝癌细胞与激活的B淋巴细胞进行融合，形成了细胞融合瘤苗。这是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科学》杂志立即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发明。现在该疫苗正在临床试验阶段。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肝癌将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国际肝胆胰协会前主席刘允怡评价说：“吴教授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中国和国际都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瞩目和敬佩。”今天， 84岁的吴孟超依然站在手术台前，“八点半上手术台，小手术就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从手术台上下来就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吴孟超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却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
一份温柔的情： 他总是把手搓热了才开始给病人检查
入夜，吴孟超像往常一样开始查房。在一位老人的床前，他停下了脚步。老人紧闭着双目，肝癌消耗了他的血肉和精神，枯瘦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吴孟超摩挲着老人瘦得皮包骨的双手，和颜悦色地说：“您感觉怎么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说完，吴孟超又仔细查看了老人的导尿管，还吩咐值班医生一定要好好照顾老人。
术后老人进食困难，吴孟超又关切地说：“老人家，不吃饭可不行，怎么都要吃一点！”他边说边端起稀饭，一勺一勺地喂老人。平时走路都要小跑的吴孟超，此时却像个慈爱的母亲哄着老人。老人张开嘴，边吃边流眼泪。二两流食用了半个小时，老人瘦削的脸上重又显出生命的光泽。而这位徐姓老人既不是富商大贾，也不是高官权贵，他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浪汉！
每年，吴孟超都要接待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农民、有华侨、有下岗工人、有学生……他们或贫苦、或富有、或平凡、或显赫，可吴孟超从不问他们的身份。在吴孟超的眼里，病人只有病情轻重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
沈锋是吴孟超的得意门生，他对老师的一次“发火”记忆犹新。有一次吴孟超把沈锋叫到走廊里，拿着一份病历说：“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沈锋一看，这是一个浙江农妇的病历。沈锋想，我是按常规给病人用的药，老师为什么会这么问？“作为常规术后感染，现在大家都用先锋6号，也就给这个病人用了。”沈锋回答说。吴孟超沉下脸，严肃地说：“你知道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和家庭会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什么不用氨苄青霉素？过去我们也常用，效果不错又便宜。你是个大夫，要多为病人考虑才对！”
一种严厉的爱：他推动着学生不断进步
“会做、会说、会写”，这是裘法祖教授当年对吴孟超的要求，如今他也把这六个字作为对自己学生的基本要求。“会做”就是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说”就是善于旁征博引，阐述理论，能走上国际讲坛；“会写”就是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发表高质量论文。
吴孟超对学生的要求有时近乎苛刻。有个学生的论文涉及1000多个病例，他硬是与助手一例一例地逐一核查。“如果犯了错误，老师会用手狠狠地叩击桌子，那连续不断的叩击声真让人心惊肉跳，无地自容。”他的学生如是说。
学生们尊敬吴孟超，还因为他爱学生甚于爱己。在一次手术中，沈锋一不小心将缝合针扎在了吴孟超的手上。那一针扎得不轻，吴孟超哎哟了一声。沈锋事后说：“我当时吓坏了，万一老师感染了肝炎，我怎么担待得起！”可吴孟超只是轻声对他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紧，你们年轻可得当心啊！继续缝吧。”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的道理。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学生们术业有专攻，已经成为我国肝脏研究各领域的中坚力量，推动着我国肝脏外科整体水平的提高。
丛文铭专攻肝癌分子的病理学研究，首次提出了小肝癌的科学定义，为临床早期小肝癌的诊治提供了科学依据。王红阳专攻肝癌信号转导研究，明确了一组重要信号分子参与疾病信号转导通路的调控，发现了与肝癌有关的新基因。2005年，王红阳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军专攻肝癌的基因－病毒疗法，研制出了携带抗癌基因的新型肿瘤增殖病毒，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抗癌治疗新技术。
这只是吴孟超学生中的几个代表。1978年恢复硕士生全国招考以来，吴孟超本人带教硕士生80名，博士生59名，博士后21名。吴孟超所带领的学科团队已为国内外培养了1000余名肝胆外科专业人才，其中70%以上已成为各单位肝胆外科的学科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吴孟超常说，他希望学生们能更有出息，因为只有学生超过了老师，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
吴孟超说：“一个好医生，在品格上至少要具备三种精神——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救治病人的人道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的指引，吴孟超迎来了他事业上最辉煌的时刻。2006年1月9日，一身戎装的吴孟超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从胡锦涛总书记手里接过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证书。
苦难、辛酸、幸福、荣誉……过往的种种犹如电影般在吴孟超眼前闪现。“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是在人民军队，我可能会当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在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