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39年以前，福克纳在本国较少受到注意，即有研究者，实颇多误解和偏见。而此时的中国研究者却注意到了这位日后誉满全球的天才作家，对他作出了认真评价，成为福克纳最早的知音。本文梳理了早期福克纳研究及其在中国的情形，特别钩沉了学界多有忽视的施蛰存等先生的研究贡献。
关键词：威廉·福克纳；早期福克纳研究；英美；中国；知音
中图分类号：1106．4；1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2－0077－06
(一)
尽管早在1929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南方女小说家伊芙林·斯各特(Evelyn Scott)对《喧哗与骚动》的评论被本·沃森认为是对福克纳的“第一次认真评价”，但那却是为了招徕顾客，由出版社策划的商业行为。对福克纳的认真研究大致始于1931年。由于《圣殿》中的暴力和恐怖，1931年3月亨利·坎比(Henry Canby)以《残酷派》为题对《圣殿》和福克纳提出激烈批评，说福克纳是美国小说“残酷派”的一员，是“美国虐待狂的绝佳例证”(Canby，1975：109)。同年9月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在《读书人》杂志发表《福克纳的过去与未来》一文，认为福克纳的小说世界充满了“欲望和病态，野蛮和死亡”；尽管对福克纳的写作技巧勉强表示了欣赏，但却认为这不过是和读者玩的文体游戏，而且福克纳对时序颠倒交错的安排毫无道理。总之，他认为福克纳的作品缺乏足够的社会和道德意义(Hicks，1931：17－24)。1932年艾伦·汤普森继续坎比的批评，干脆把福克纳叫做“残酷崇拜”的大师(Thompson：477－87)，这一标签几乎伴随了福克纳一生。英国评论家对福克纳也是同样的苛刻。先是著名批评家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933年在《细究》杂志批评他过分有意识地追求时髦，并认为这种追求是基本目的不明确的一种反映(米尔盖特，1980：227)。1934年小说家兼批评家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更是以《威廉·福克纳：拿玉米芯的道德家》为题发表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反福克纳言论(Lewis，1934：42-64)。该文认为福克纳是个低劣而多产的艺术机器，只会重复运用诸如“无出处”和“无数个”等一类词，就福克纳作品中对宿命论的运用也提出批评，认为福克纳并不精通任何系统的宿命论概念，只是装模作样的半瓶醋，语言苛刻可见一斑。正如迈克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所言，尽管早在1932年就有约瑟犬·沃伦·毕奇撰文称颂《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力量和技巧，但“在三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其他批评家看不到其力量和技巧，看到的只是暴力”，“几乎所有的批评家……最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否定福克纳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米尔盖特，1980：226)。
此时福克纳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写出了《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圣殿》(1931)、《押沙龙，押沙龙！》(1936)、《没有被征服的》(1938)等辉煌巨著，却知音难觅，销路不佳。他本人也不得不委身于好莱坞，靠写些电影剧本艰难度日。对福克纳的研究只有到了1939年，以康拉德·艾肯和乔治·奥唐奈的评论为标志，批评界才逐渐确立起了福克纳美国伟大小说家的地位。然而，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大洋彼岸的中国研究者赵家璧、施蛰存等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颗新星，并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二)
在中国率先研究福克纳的赵家璧(1908-1997)，一九三二年毕业于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以发起组织并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而闻名。因出身外文系，他时常为《作家》、《文学月刊》、《文学丛报》、《译文》、《中流》等刊物撰写介绍外国文学名家名作的文章，并有一些译作发表(如40年代翻译出版的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月亮下去了》等)。
1934年5月1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福克纳研究却是不同寻常的—一福克纳的名字第一次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只是当时被译为“福尔克奈”，译者正是赵家璧。这篇译自英国评论家弥尔顿·华尔德曼(Milton Waldman)所著《近代美国小说之大趋势》(后收入《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一书)的文章发表在《现代》杂志5卷l期，其中有《福尔克奈的美国小说》一节。在这仅一页半的文字中，作者评述了福克纳作品在内容和主题上“严重的骚动和偏狭的地方性”，但地方性“要是说是他的短处，不如说是他的长处”。作者还注意到福克纳独特的风格：
福尔克奈的风格，是受了许多影响而集成的混合物。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并且这种黑人的对话，凭它是聪明的或愚蠢的，对于白人的言语，都将发生很大的影响。除了对话之外，他又常常用从黑人言语那里得来的不合文法的话，混杂到他自己讲故事的文体里去。好像常常用Like去代替As if使得读者读?要感觉一阵的战栗，像说He continued that thick movement like he could，neither slop it nor complete it，他还发明像德文般用许多拼合而成的宇——像Fictionsmooth和Womenvoices等。有的时光，更写一二段和斯坦因简直相似的文章(114)。
总之，福克纳是“美国近代小说家中最重要的”，他的小说是“纯粹的艺术作品”(113)。这一评价无疑会提高福克纳在中国的地位。
不久赵家璧发表了自己写就的《美国小说之成长》(《现代》5卷6期)一文，在分析福克纳的风格技巧时说：
他(福克纳)是一个自己的文体家(stylist)，……创造了美国的散文，……他应用简单的字汇，写得独创而特殊，流畅而美丽，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些黑人的对话是每部书中最美丽的一部分，而在对话以外，更混杂许多黑人口里所说那种不合英国文法的话，有时更发明许多像德文般用许多字拼合而成的新字。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更把对话，心理描写拼合在一起，这一种形式上突破英国束缚的勇气，比海敏威和安得生的更值得纪念，而乔也斯那种看不懂的缺点倒是没有的。……福尔克奈的故事结构，在无计划中有一个计划。故事行进时，他分段的表现着，从一个目光到另一个目光，使读者不止在一个角度里看到一件事物的一面，而在许多角度里得到一件事物的多方面的真相(856)。
赵家璧对福克纳的文体技巧的分析多少借鉴了当时英美研究者的观点，而在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社会背景中则更多地反映出了中国研究者独特的视角：
在这个不景气的年头，整个的美国社会，既趋向破灭，衰落，失败，混乱，福尔克奈的七部长篇小 说中，便完全取用了近代社会中那些残暴和受苦的生活作为主要题材，而死，更是一切故事的中心。……那么为什么福尔克奈专门讲些病态的和死亡的故事呢?福尔克奈自己家庭的衰落以及大战的幻灭，当然是最大的理由，但是看福尔克奈小说中许多在大战以后失落一切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家庭——莎托列斯，康泼登(Compton)，海托浮(Hight－ower)，以及在这不景气现象之中被生活所刺激而走向谋杀，奸淫，堕落的各种人物，就知道今日美国社会中真是随处可以找到这种悲剧的。福尔克奈那种痛恶愤嫉的人生观，悲剧继续着悲剧的连演，无法把这些凶汉恶徒谋一个总解决的苦闷，正代表了一九三○年代在这疯狂的世界中挣扎着的现代人的悲哀(857)。
1936年8月赵家璧出版专著《新传统》，在书中他专章介绍了福克纳的六部长篇小说，指出《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所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并采用了“用意识之流写的主观的心理小说”的说法，代表了当时对意识流文学译介的方向。对《喧哗与骚动》的论述颇显功力：“《声音与愤怒》(今译《喧哗与骚动》)是一部足以称为在现代文学中最大胆的实验作品”，“全书的故事虽然很简单，可是福尔克奈把时间缠得像是一堆乱麻般，尤其是前二章里主观的‘意识之流’的写作法，以及乔也斯式的文体”(赵家璧1936：262)。
赵家璧多年以后对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我当年对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海明威、福克纳进行研究，写了评价文章，《现代》出版特大号《美国文学专号》时，我为它写第一篇《美国小说之成长》的长文，多少受了蛰存影响和鼓励。”(赵家璧1983：232)这里的“蛰存”，就是施蛰存，当时正主编《现代》杂志。
(三)
《现代》5卷5期封面后附有一长页，上书：“本志特刊·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要目预告”。预告的前部有小字排印的说明，原文不长，全录于此：
现代杂志拟自第五卷起每卷刊行介招现代世界文学专号一册，以国界为别，先出美国，再就法国，苏联，英国……这样的次序出下去。现美国现代文学专号一册，已大致编就，前部注重一般的介绍与批评家和作家个别的介绍，所选均美国当代文坛上最代表的人物；后部则就最代表的作者，译其代表的短篇杰作，译文概以流畅忠买为归。并附有十余个长篇的述略，作家的小传等等。庶几手此一篇，大战以后的美国文坛上各种动态，均一览无余了。现谨将要目披露如次，望读者诸君注意。
之所以先出美国文学专号，和编者施蛰存对现代美国文学的认识密切相关。在5卷6期《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中，施蛰存认为，“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834)，她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她是创造的，第二她是自由的，正因为如此，她才是“我们自己的新文学……最好的借镜”(日37)。而对美国文学的借鉴，施蛰存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们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的去学美国，反之，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838)。
对照预告和5卷6期实际刊出的文章，大多与预告相符，但也有个别出入，择其要者列于此：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伊莱》(Elly，今多译为《艾莉》)的译者署名江兼霞，而《瑞士顶礼》的译者分别署名江兼霞和李万鹤，而这两个名字施蛰存都使用过。当然，戴杜衡(即上表中的苏汶和杜衡)也曾使用过江兼霞这个笔名。但这里的江兼霞更可能是施蛰存，因为五卷六期上已经有戴杜衡负责撰写《安得生的发展之三阶段》和翻译安得生的小说《死》，并增加了写作《帕索斯的思想与作风》一文，在如此匆忙之中，不大可能再交给他翻译福克纳小说的重任。且杜衡对于现代派小说(尤其意识流小说)的兴趣远不及施蛰存，而施氏又是原打算写作福克纳评传的，因此我们认为《伊莱》的译者最可能是施蛰存。
尽管施蛰存并未直接就福克纳发表过评论，但他组织人马深入评介和对《艾莉》的选择体现出不凡的眼光。因为和《烟》相比，《艾莉》在福克纳创作中地位要重要得多。本·沃森曾认为《艾莉》是福克纳“所创作的最为精彩的故事之一”；沃尔普对作品的艺术风格大加赞赏，称它“巧夺人工”；布莱德福德也同样认为它是“一部技巧高超的杰作”；卡尔认为“这个故事在人物个性的深挖细掘上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转引自易艳萍，2004：43－44)。福克纳本人也很看重《艾莉》这个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不久，福克纳就将它收入同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马丁诺医生和其他故事》，1950年又一次将它收入《福克纳短篇小说集》。然而就是这篇重要作品，此后几十年中竟一直未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
除了这篇短篇小说，施蛰存对福克纳的直接评介就是他为福克纳写的一个小传了。小传很短，信息不多，但对福克纳身份的描述却相当全面，称其为“小说家，短篇小说家”。该小传也发表在《现代》5卷6期上，全文如下：“威廉·福尔克奈小说家，短篇小说家。一八九七年生于密昔西比之莱普里。先世是当地的世家。曾在密昔西比大学肄业二年，后在航空队工作，受过伤。著作计有长篇Soldier's Pay(一九二六)，Sartoris(一九二九)，Sound and Fury(一九二九)，Sanc-tuary(一九三一)，The Light of August(一九三三)，等”(1246)。但更为重要的是，施蛰存先生其时正创作着心理分析和意识流小说，对福克纳的译介无疑增加了中国意识流文学创作的向度，只是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就此打住。
(四)
除了以上两位文坛和出版界的大将，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早期研究者凌昌言。其观点时有偏激和误解，却又不乏真知灼见。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查证，凌昌言共有四篇文章(含译文)发表：(1)柯巴特著：《虎》，凌昌言译，载《现代》1卷3期(1932年5月)；(2)《肖伯纳在莫斯科》，凌昌言译，载《现代01卷3期(1932年7月)；(3)《司克特逝世百年祭》，载《现代》2卷2期(1932年12月)；(4)《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载《现代》5卷6期(1934年10月)。凌氏文章基本能做到中肯，如在《司克特逝世百年祭》中肯定林琴南译司各特小说的功劳，但也时有激进之语，如断言《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是中国人认识西洋文学的第一步，“对于近世文化的意义，是决不下于《天演论》和《原富》的”(276)。
在《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一文中，作者从时代背景人手，认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疯狂的生活堕落的国家，现代生活是由“酗酒，杀人，变态性恋”等罪恶堆积而成；福克纳正是这样一位描写罪恶的现代生活的作家，“在五六年的短期内，像被一阵旋风卷起来似的卷到 了文坛的最高的地位”(1002—1003)。但对福克纳为何能获得如此地位的解释却有失公允：“除了专拿不道德的事件或不愉快的东西为题材之外，帮助他获得普遍的声誉的，便是各种各式的新技巧的尝试”(1004)。所谓新技巧包括两点：“一是观点的变换，二是布局的错杂。”而这换用当代文学批评的术语可称之为“视点转换”和“对位结构”，说明凌昌言还是抓住了意识流小说的一些艺术特征。
接着他对福克纳的几部重要作品进行了分析：
《军人的酬报》故事开始，作者并不直接的叙述马洪少佐，只是从别人物慢慢的引到主人公身上去。作者企图着在他的故事叙述上显得极没有计划的。他应用了许多分离的碎片来进行他的叙述，使读者有时候用这个人物的眼睛去看整个故事，而有时候又用另一人物的眼睛去看。再，作者把故事的时间是时常的倒置，要读者把这许多零零落落的印象凑合起来，才能得到一幅整然的图画。简单说，叙事上的Montage，在这一部作品里已经充分的实验了(1005)。
在这书(《喧哗与骚动》———引者注)的手法上可以看到两个特点：一、全书正面的故事只在三天之内发生的，而三十年的过去是整个的构成在回忆上面；二、全书的真正的主角甘黛丝是一个始终没有出场的角色，但一切不幸却都从她而起(1006－1007)。
《我在等死》是在心理分析上最为细微的作品(1007)。
以上论述基本上抓住了福克纳创作的主要特征，如多重叙述视角、时空倒置、心理分析等，尤其是特别指明蒙太奇(Montage)的应用是其他研究者不曾注意过的。凌文对福克纳心理分析的重视同中国研究者对意识流作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很少使用“意识流”这一字眼，而是将意识流与心理分析紧密联系起来。如赵景深这样介绍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朱士(今译乔伊斯——引者注)……的《优力栖斯》……的手法很特别……作者又曾研究过精神分析学，他的作品看起来虽然没有头绪，其实他是想把心的表现与过程如实的翻刻在纸上的。”(赵景深，1929：1237—日)论及伍尔夫时说：“吴尔芙夫人是当与丽佳笙和朱士并论的”，“他们是有名的心理小说家”(赵景深，1929：1243)。
凌文最后总结说：“威廉·福尔克奈并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甚至可说自身在神经上也许有某种不健全的处所，因此所看见的一切便都成为罪恶和病狂。……正因为这个时代是跟福尔克奈本人一样的不健全的时代，福尔克奈于是便成为流行了”(1009)。以我们今天对福克纳的认识，这个结论似有简单化之嫌，但却自有意义。因为，处在当时状态的中国，特别是从传统儒家教化观点出发，得出那样的结论，恐并不算大错。
(五)
然而，福克纳是幸运的。1939年，康拉德·艾肯，尤其是奥唐纳的研究论文改变了人们对福克纳的偏见，“为《袖珍本福克纳文集》铺平了道路”(米尔盖特，1980：230)。而正是这本《袖珍本福克纳文集》(1946)让美国人发现了隐匿身边的文学瑰宝，发现了一个诡谲而幽深、令人神往的文学世界。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降临在福克纳的头上。而诺贝尔奖使他声誉鹊起，他的作品凭借这个声誉开始在全世界产生影响，对战后的西方文学发展道路起了历史性的转变作用。自他去世以来，研究他的专著已达300多部、博士论文500多份、论文6000余篇。更幸运的是，一位地球另一面的美国默默无闻的作家，居然得到了遥远东方国度的研究和高度评价，寻得了几位难得的知音。
关键词：威廉·福克纳；早期福克纳研究；英美；中国；知音
中图分类号：1106．4；1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2－0077－06
(一)
尽管早在1929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南方女小说家伊芙林·斯各特(Evelyn Scott)对《喧哗与骚动》的评论被本·沃森认为是对福克纳的“第一次认真评价”，但那却是为了招徕顾客，由出版社策划的商业行为。对福克纳的认真研究大致始于1931年。由于《圣殿》中的暴力和恐怖，1931年3月亨利·坎比(Henry Canby)以《残酷派》为题对《圣殿》和福克纳提出激烈批评，说福克纳是美国小说“残酷派”的一员，是“美国虐待狂的绝佳例证”(Canby，1975：109)。同年9月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在《读书人》杂志发表《福克纳的过去与未来》一文，认为福克纳的小说世界充满了“欲望和病态，野蛮和死亡”；尽管对福克纳的写作技巧勉强表示了欣赏，但却认为这不过是和读者玩的文体游戏，而且福克纳对时序颠倒交错的安排毫无道理。总之，他认为福克纳的作品缺乏足够的社会和道德意义(Hicks，1931：17－24)。1932年艾伦·汤普森继续坎比的批评，干脆把福克纳叫做“残酷崇拜”的大师(Thompson：477－87)，这一标签几乎伴随了福克纳一生。英国评论家对福克纳也是同样的苛刻。先是著名批评家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933年在《细究》杂志批评他过分有意识地追求时髦，并认为这种追求是基本目的不明确的一种反映(米尔盖特，1980：227)。1934年小说家兼批评家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更是以《威廉·福克纳：拿玉米芯的道德家》为题发表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反福克纳言论(Lewis，1934：42-64)。该文认为福克纳是个低劣而多产的艺术机器，只会重复运用诸如“无出处”和“无数个”等一类词，就福克纳作品中对宿命论的运用也提出批评，认为福克纳并不精通任何系统的宿命论概念，只是装模作样的半瓶醋，语言苛刻可见一斑。正如迈克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所言，尽管早在1932年就有约瑟犬·沃伦·毕奇撰文称颂《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力量和技巧，但“在三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其他批评家看不到其力量和技巧，看到的只是暴力”，“几乎所有的批评家……最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否定福克纳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米尔盖特，1980：226)。
此时福克纳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写出了《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圣殿》(1931)、《押沙龙，押沙龙！》(1936)、《没有被征服的》(1938)等辉煌巨著，却知音难觅，销路不佳。他本人也不得不委身于好莱坞，靠写些电影剧本艰难度日。对福克纳的研究只有到了1939年，以康拉德·艾肯和乔治·奥唐奈的评论为标志，批评界才逐渐确立起了福克纳美国伟大小说家的地位。然而，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大洋彼岸的中国研究者赵家璧、施蛰存等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颗新星，并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二)
在中国率先研究福克纳的赵家璧(1908-1997)，一九三二年毕业于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以发起组织并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而闻名。因出身外文系，他时常为《作家》、《文学月刊》、《文学丛报》、《译文》、《中流》等刊物撰写介绍外国文学名家名作的文章，并有一些译作发表(如40年代翻译出版的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月亮下去了》等)。
1934年5月1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福克纳研究却是不同寻常的—一福克纳的名字第一次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只是当时被译为“福尔克奈”，译者正是赵家璧。这篇译自英国评论家弥尔顿·华尔德曼(Milton Waldman)所著《近代美国小说之大趋势》(后收入《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一书)的文章发表在《现代》杂志5卷l期，其中有《福尔克奈的美国小说》一节。在这仅一页半的文字中，作者评述了福克纳作品在内容和主题上“严重的骚动和偏狭的地方性”，但地方性“要是说是他的短处，不如说是他的长处”。作者还注意到福克纳独特的风格：
福尔克奈的风格，是受了许多影响而集成的混合物。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并且这种黑人的对话，凭它是聪明的或愚蠢的，对于白人的言语，都将发生很大的影响。除了对话之外，他又常常用从黑人言语那里得来的不合文法的话，混杂到他自己讲故事的文体里去。好像常常用Like去代替As if使得读者读?要感觉一阵的战栗，像说He continued that thick movement like he could，neither slop it nor complete it，他还发明像德文般用许多拼合而成的宇——像Fictionsmooth和Womenvoices等。有的时光，更写一二段和斯坦因简直相似的文章(114)。
总之，福克纳是“美国近代小说家中最重要的”，他的小说是“纯粹的艺术作品”(113)。这一评价无疑会提高福克纳在中国的地位。
不久赵家璧发表了自己写就的《美国小说之成长》(《现代》5卷6期)一文，在分析福克纳的风格技巧时说：
他(福克纳)是一个自己的文体家(stylist)，……创造了美国的散文，……他应用简单的字汇，写得独创而特殊，流畅而美丽，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些黑人的对话是每部书中最美丽的一部分，而在对话以外，更混杂许多黑人口里所说那种不合英国文法的话，有时更发明许多像德文般用许多字拼合而成的新字。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更把对话，心理描写拼合在一起，这一种形式上突破英国束缚的勇气，比海敏威和安得生的更值得纪念，而乔也斯那种看不懂的缺点倒是没有的。……福尔克奈的故事结构，在无计划中有一个计划。故事行进时，他分段的表现着，从一个目光到另一个目光，使读者不止在一个角度里看到一件事物的一面，而在许多角度里得到一件事物的多方面的真相(856)。
赵家璧对福克纳的文体技巧的分析多少借鉴了当时英美研究者的观点，而在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社会背景中则更多地反映出了中国研究者独特的视角：
在这个不景气的年头，整个的美国社会，既趋向破灭，衰落，失败，混乱，福尔克奈的七部长篇小 说中，便完全取用了近代社会中那些残暴和受苦的生活作为主要题材，而死，更是一切故事的中心。……那么为什么福尔克奈专门讲些病态的和死亡的故事呢?福尔克奈自己家庭的衰落以及大战的幻灭，当然是最大的理由，但是看福尔克奈小说中许多在大战以后失落一切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家庭——莎托列斯，康泼登(Compton)，海托浮(Hight－ower)，以及在这不景气现象之中被生活所刺激而走向谋杀，奸淫，堕落的各种人物，就知道今日美国社会中真是随处可以找到这种悲剧的。福尔克奈那种痛恶愤嫉的人生观，悲剧继续着悲剧的连演，无法把这些凶汉恶徒谋一个总解决的苦闷，正代表了一九三○年代在这疯狂的世界中挣扎着的现代人的悲哀(857)。
1936年8月赵家璧出版专著《新传统》，在书中他专章介绍了福克纳的六部长篇小说，指出《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所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并采用了“用意识之流写的主观的心理小说”的说法，代表了当时对意识流文学译介的方向。对《喧哗与骚动》的论述颇显功力：“《声音与愤怒》(今译《喧哗与骚动》)是一部足以称为在现代文学中最大胆的实验作品”，“全书的故事虽然很简单，可是福尔克奈把时间缠得像是一堆乱麻般，尤其是前二章里主观的‘意识之流’的写作法，以及乔也斯式的文体”(赵家璧1936：262)。
赵家璧多年以后对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我当年对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海明威、福克纳进行研究，写了评价文章，《现代》出版特大号《美国文学专号》时，我为它写第一篇《美国小说之成长》的长文，多少受了蛰存影响和鼓励。”(赵家璧1983：232)这里的“蛰存”，就是施蛰存，当时正主编《现代》杂志。
(三)
《现代》5卷5期封面后附有一长页，上书：“本志特刊·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要目预告”。预告的前部有小字排印的说明，原文不长，全录于此：
现代杂志拟自第五卷起每卷刊行介招现代世界文学专号一册，以国界为别，先出美国，再就法国，苏联，英国……这样的次序出下去。现美国现代文学专号一册，已大致编就，前部注重一般的介绍与批评家和作家个别的介绍，所选均美国当代文坛上最代表的人物；后部则就最代表的作者，译其代表的短篇杰作，译文概以流畅忠买为归。并附有十余个长篇的述略，作家的小传等等。庶几手此一篇，大战以后的美国文坛上各种动态，均一览无余了。现谨将要目披露如次，望读者诸君注意。
之所以先出美国文学专号，和编者施蛰存对现代美国文学的认识密切相关。在5卷6期《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中，施蛰存认为，“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834)，她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她是创造的，第二她是自由的，正因为如此，她才是“我们自己的新文学……最好的借镜”(日37)。而对美国文学的借鉴，施蛰存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们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的去学美国，反之，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838)。
对照预告和5卷6期实际刊出的文章，大多与预告相符，但也有个别出入，择其要者列于此：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伊莱》(Elly，今多译为《艾莉》)的译者署名江兼霞，而《瑞士顶礼》的译者分别署名江兼霞和李万鹤，而这两个名字施蛰存都使用过。当然，戴杜衡(即上表中的苏汶和杜衡)也曾使用过江兼霞这个笔名。但这里的江兼霞更可能是施蛰存，因为五卷六期上已经有戴杜衡负责撰写《安得生的发展之三阶段》和翻译安得生的小说《死》，并增加了写作《帕索斯的思想与作风》一文，在如此匆忙之中，不大可能再交给他翻译福克纳小说的重任。且杜衡对于现代派小说(尤其意识流小说)的兴趣远不及施蛰存，而施氏又是原打算写作福克纳评传的，因此我们认为《伊莱》的译者最可能是施蛰存。
尽管施蛰存并未直接就福克纳发表过评论，但他组织人马深入评介和对《艾莉》的选择体现出不凡的眼光。因为和《烟》相比，《艾莉》在福克纳创作中地位要重要得多。本·沃森曾认为《艾莉》是福克纳“所创作的最为精彩的故事之一”；沃尔普对作品的艺术风格大加赞赏，称它“巧夺人工”；布莱德福德也同样认为它是“一部技巧高超的杰作”；卡尔认为“这个故事在人物个性的深挖细掘上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转引自易艳萍，2004：43－44)。福克纳本人也很看重《艾莉》这个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不久，福克纳就将它收入同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马丁诺医生和其他故事》，1950年又一次将它收入《福克纳短篇小说集》。然而就是这篇重要作品，此后几十年中竟一直未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
除了这篇短篇小说，施蛰存对福克纳的直接评介就是他为福克纳写的一个小传了。小传很短，信息不多，但对福克纳身份的描述却相当全面，称其为“小说家，短篇小说家”。该小传也发表在《现代》5卷6期上，全文如下：“威廉·福尔克奈小说家，短篇小说家。一八九七年生于密昔西比之莱普里。先世是当地的世家。曾在密昔西比大学肄业二年，后在航空队工作，受过伤。著作计有长篇Soldier's Pay(一九二六)，Sartoris(一九二九)，Sound and Fury(一九二九)，Sanc-tuary(一九三一)，The Light of August(一九三三)，等”(1246)。但更为重要的是，施蛰存先生其时正创作着心理分析和意识流小说，对福克纳的译介无疑增加了中国意识流文学创作的向度，只是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就此打住。
(四)
除了以上两位文坛和出版界的大将，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早期研究者凌昌言。其观点时有偏激和误解，却又不乏真知灼见。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查证，凌昌言共有四篇文章(含译文)发表：(1)柯巴特著：《虎》，凌昌言译，载《现代》1卷3期(1932年5月)；(2)《肖伯纳在莫斯科》，凌昌言译，载《现代01卷3期(1932年7月)；(3)《司克特逝世百年祭》，载《现代》2卷2期(1932年12月)；(4)《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载《现代》5卷6期(1934年10月)。凌氏文章基本能做到中肯，如在《司克特逝世百年祭》中肯定林琴南译司各特小说的功劳，但也时有激进之语，如断言《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是中国人认识西洋文学的第一步，“对于近世文化的意义，是决不下于《天演论》和《原富》的”(276)。
在《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一文中，作者从时代背景人手，认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疯狂的生活堕落的国家，现代生活是由“酗酒，杀人，变态性恋”等罪恶堆积而成；福克纳正是这样一位描写罪恶的现代生活的作家，“在五六年的短期内，像被一阵旋风卷起来似的卷到 了文坛的最高的地位”(1002—1003)。但对福克纳为何能获得如此地位的解释却有失公允：“除了专拿不道德的事件或不愉快的东西为题材之外，帮助他获得普遍的声誉的，便是各种各式的新技巧的尝试”(1004)。所谓新技巧包括两点：“一是观点的变换，二是布局的错杂。”而这换用当代文学批评的术语可称之为“视点转换”和“对位结构”，说明凌昌言还是抓住了意识流小说的一些艺术特征。
接着他对福克纳的几部重要作品进行了分析：
《军人的酬报》故事开始，作者并不直接的叙述马洪少佐，只是从别人物慢慢的引到主人公身上去。作者企图着在他的故事叙述上显得极没有计划的。他应用了许多分离的碎片来进行他的叙述，使读者有时候用这个人物的眼睛去看整个故事，而有时候又用另一人物的眼睛去看。再，作者把故事的时间是时常的倒置，要读者把这许多零零落落的印象凑合起来，才能得到一幅整然的图画。简单说，叙事上的Montage，在这一部作品里已经充分的实验了(1005)。
在这书(《喧哗与骚动》———引者注)的手法上可以看到两个特点：一、全书正面的故事只在三天之内发生的，而三十年的过去是整个的构成在回忆上面；二、全书的真正的主角甘黛丝是一个始终没有出场的角色，但一切不幸却都从她而起(1006－1007)。
《我在等死》是在心理分析上最为细微的作品(1007)。
以上论述基本上抓住了福克纳创作的主要特征，如多重叙述视角、时空倒置、心理分析等，尤其是特别指明蒙太奇(Montage)的应用是其他研究者不曾注意过的。凌文对福克纳心理分析的重视同中国研究者对意识流作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很少使用“意识流”这一字眼，而是将意识流与心理分析紧密联系起来。如赵景深这样介绍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朱士(今译乔伊斯——引者注)……的《优力栖斯》……的手法很特别……作者又曾研究过精神分析学，他的作品看起来虽然没有头绪，其实他是想把心的表现与过程如实的翻刻在纸上的。”(赵景深，1929：1237—日)论及伍尔夫时说：“吴尔芙夫人是当与丽佳笙和朱士并论的”，“他们是有名的心理小说家”(赵景深，1929：1243)。
凌文最后总结说：“威廉·福尔克奈并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甚至可说自身在神经上也许有某种不健全的处所，因此所看见的一切便都成为罪恶和病狂。……正因为这个时代是跟福尔克奈本人一样的不健全的时代，福尔克奈于是便成为流行了”(1009)。以我们今天对福克纳的认识，这个结论似有简单化之嫌，但却自有意义。因为，处在当时状态的中国，特别是从传统儒家教化观点出发，得出那样的结论，恐并不算大错。
(五)
然而，福克纳是幸运的。1939年，康拉德·艾肯，尤其是奥唐纳的研究论文改变了人们对福克纳的偏见，“为《袖珍本福克纳文集》铺平了道路”(米尔盖特，1980：230)。而正是这本《袖珍本福克纳文集》(1946)让美国人发现了隐匿身边的文学瑰宝，发现了一个诡谲而幽深、令人神往的文学世界。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降临在福克纳的头上。而诺贝尔奖使他声誉鹊起，他的作品凭借这个声誉开始在全世界产生影响，对战后的西方文学发展道路起了历史性的转变作用。自他去世以来，研究他的专著已达300多部、博士论文500多份、论文6000余篇。更幸运的是，一位地球另一面的美国默默无闻的作家，居然得到了遥远东方国度的研究和高度评价，寻得了几位难得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