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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的挑战》这本书用朴实的语言与对话给我们即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带来新的教育价值，文章通过论述杜维明教授对儒家思想核心价值及儒家伦理现代意义及儒家教育思想的解读，意在指明新儒家的发展前景与传承方向。
【关键词】儒家；传统文化；道德教育
一、对儒家伦理学讨论的思考
说到儒家，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历史渊源。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我们此书主要是以杜维明先生为首的第四代新儒家学者的探讨。
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个人的道德化，也就是学会如何做人。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眼却蕴含着最深层的意味，其实在当下看来，并不见得有多少人能真正学会做人。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完人，整天高高在上，做出一副超然脱俗的样子，实则玷污了这个颇有意境的词汇。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言，学会做人这是一项毕生的事业，这个学习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是永无止境的，要想成为一个完人，我们需要在伦理和宗教意义上，使人格得到全面的改造，要超越我们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新时代，儒家精神的传承难上加难，人人都只为自己的蝇头小利着想，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一直强调的道德教育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出现“扶不起”、拜金主义等道德滑坡现象，情况不容客观。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在我们为如此灿烂的华夏五千年文化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肩负起传承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面对中华传统文化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
作为教育者，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力量，学会做人，言传身教都要做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儒家的途径是重教育的，它不是只顾眼前的，而是对于一个复杂问题的整体性的长远的解答。它主张学习本身是一件有意义的重要事业，而自我是学习的焦点，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横向上，表现为自我的扩充过程，由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和宇宙；在纵向上，表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们要把这一宏观格局贯穿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在实践中践行。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社会或社会群体运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社会成员施加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道德教育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儒家对于学的理解，即教育的理解是包括三个层次的，分别是自我的修身、心的培养和精神性的培养。它们书层层神话、层层递进的关系。这也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如若我们稍加反思，便会发现当下教育中存在不少问题。就拿大学生对传统礼文化的认识和传承来看，通过本人的一些调查和访谈及在生活中的切身体会，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国历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礼文化源远流长。就其本质来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的核心。孔子也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礼”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形成、发展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道德实践之间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是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这幅绵长画卷上，曾泛起一些涟漪，这些波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陷入了漩涡，滑入了世界文化格局的低位，也曾被式微甚至当作了糟粕，其负面影响被夸大。时至今日，更受到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礼文化仍未被洗刷掉污渍，重新恢复其历史地位。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大学生处于三观塑造的阶段，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对于礼文化的传承出现以下问题：传统礼文化的认知偏差；礼仪文明意识淡薄、素质低下；礼仪行为失范自我意识强烈，人际交往有障碍，具体可表现在校园文明、尊师重教等各方面，我想这是儒家伦理当代命运的一个缩影，所以我觉得儒家伦理进课堂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关乎大学生的成才、成长、更是一项具有历史前瞻性的工程。
在读了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这两篇讲演稿后，我的感受之一就是儒家伦理精神在当代如果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和社会和睦等价值为中心的“现代新儒学”文化，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应当没有疑义。这其中涉及到批判的意识，包括“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其实在现代社会的两极分化下，这两种意识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契机。对此，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成为二者转换中的关键因素。现代人类社会已逐渐步入全球化，但是同时又在进行一种个体的分疏，即个体脱离全球化的大潮，开始寻找民族传统中的文化所属。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文明发展的分合转化。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飞速提升，但是另一方面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程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且世界全球化发展逐渐抹杀了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色，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踏上寻根之旅。传统与现代的此消彼长地反映的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与特性，普世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相互转化。杜维明认为在传统与现代辨证发展的过程中，儒学如果能把自身的人文学术智慧运用到里面就能开拓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他说：“这些价值的开拓，可以为全球性和根源性表面上看起来冲突矛盾的两股观念，找到一个结合点。”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互相接触，需要有一种润滑剂促进它们和谐共处，因此儒学的包容思想在这样的潮流中备受关注。杜维明说：“儒学广义的人文主义不止在于它对道家、佛学的包容性，进一步说在不同国度间、不同文化间还可以为我们发展一种赞同文化多样性、尊重差异和鼓励精神趋向多元性的伦理思想提供丰富的资源。”
二、对新加坡挑战中几个概念的理解
在与国会议员的讨论、与部长们的谈话及与陈庆珠教授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家主要围绕着几组概念进行讨论。在通过读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我了解到杜维明先生之所以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是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定儒教传统业已死亡的结论有感而发。”在他看来，“列文森对儒家中国之命运所作的阐释是武断的”。但是他也坦言：“儒学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只具有历史意义。”杜维明认为论证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性是破解列文森言论的关键。为此，他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一些观点，归纳拆分成几组概念进行分析。这些概念在与以上人员的对话中均有涉略。 首先是对于儒教中国和儒学中国的区别。列文森以“儒教中国”为题，阐述“儒学中国”的命运，杜维明认为二者不是同一类型的概念，也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理念。他指出，“儒教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体现的是人物崇拜，即尊孔。这种崇拜不能称之为宗教信仰，无法形成像宗教那样比较稳定的精神依托，是一种很零散的感性表现。第二，体现的是政治化的儒家，即服务于政治的儒家思想。但是这不同于西方的帝王术，政治儒学不存在驾驳政权，是完全的依附关系。在杜维明看来，“儒学中国”，从广义上说，是指儒学思想体系，狭义上是指儒学文化价值。儒学最大的特性在于它的包容性，不论是何种学术、宗教，它都对之给予了相当的认可。
其次是文化认同意识与全球意识的融合，以上已论述。
然后是儒家人文精神。一定程度上儒家文化可以等同于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具有普适性和平实性。为了表现儒学的世界影响力，杜维明将儒学与西方的人文思想进行了对比。杜维明指出：“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在他看来，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都在体现着包容、和諧的人文主义。不论是在处理人与物，还是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总保持着一种“平衡”，也就是“中庸”之道。杜维明认为这样的关系协调方式对于西方人文来说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及如何传承思考
在杜维明这里，传统的儒学至少可以区别为三个部分：第一，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第二，作为一种纯粹学术的儒学，如对儒学经典的注释、训话及文章的研究。第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儒学。对于这三者，杜维明是加以区别对待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亦即政治化的儒学，从“五四”以后一直是与传统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反思中是作为消极乃至极有害的一面而被对待的。对于纯粹学术的儒学，杜维明个人做的工作较少。杜维明最注重的还是围绕着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这个核心的儒家传统，对其作现代性的阐释，同时也寄厚望于它的传承实践，特别是通过教育来实施儒家理想。新加坡的实验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加坡在杜维明等人那里，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仅在于它作来东亚经济的奇迹，而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模式，而且还在于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政府对亚洲价值的强调，以及有意识地把儒学伦理引入现代道德教育的种种措施。大致在8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把儒家思想引入中学教育，其目的在于塑造新加坡青年的道德意识。
我很赞同杜维明先生重视道德教育和教育从小抓起的观点。因为从宏观上来看，其实我们的道德教育走了一条“倒金字塔”的路子，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教育程度依次递减。等到孩子上大学了，大学生身上存在的各种礼仪文明方面的不良现象，比如随地吐痰、说脏话、自私自利等，就变得相当泛滥，这时候再去强调道德教育，我觉得是有点晚了。虽说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可塑时期，但是在其一路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的伦理道德教育相当缺乏，想要在其具备一定的自我选择能力时，强加教育，根本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来，才会导致诸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一类的公共课程中，大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纠正这一种教育模式，我们应该以一种“正金字塔”的教育模式来开展道德教育，从孩子小的时候，从一言一行中去规范，当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第一任老师是他们的父母，因此我们也要重视父母亲的教育。在我们如此竞争激烈的新世纪，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求职者们每天都在忙着考各种证件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甚至在生活中，我们也都离不开“证”的世界，上学要有学生证、开车要有驾驶证、结婚要有结婚证、住房需要有房产证，但是唯独作为父母亲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就直接上岗，结果导致有些父母亲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管理、照顾自己更别提去培养新生代了。基于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社会上广泛地开展父母教育和家庭教育，为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开展做一个良好的前奏，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学校教育只是社会化的一个部分，但是家庭和社会支持提携的共同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儒家道德教育也还需要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形成合力，它们要成为一个立体循环的教育链，任何一部分脱节都将导致教育效果受到莫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施行一些原则，如知行合一，注重对儒家文化的认知和践行相一致；坚持“扬弃”原则，实现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内外兼修，兼顾儒家文化的形式与内容。
邓小平曾说过：“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要以身作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提出来了战略要求，而中华优秀传统作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总书记在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时，明确提出了“四个讲清楚”，鲜明地指出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在2015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基础，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植根之基，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基础。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意义非凡，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中国梦的实现都是有所裨益的。
总之，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来对待儒家伦理文化，要培养自己对本民族优秀文化肯定的一种文化自觉力和自信心，并要代代相传，使之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关键词】儒家；传统文化；道德教育
一、对儒家伦理学讨论的思考
说到儒家，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历史渊源。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我们此书主要是以杜维明先生为首的第四代新儒家学者的探讨。
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个人的道德化，也就是学会如何做人。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眼却蕴含着最深层的意味，其实在当下看来，并不见得有多少人能真正学会做人。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完人，整天高高在上，做出一副超然脱俗的样子，实则玷污了这个颇有意境的词汇。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言，学会做人这是一项毕生的事业，这个学习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是永无止境的，要想成为一个完人，我们需要在伦理和宗教意义上，使人格得到全面的改造，要超越我们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新时代，儒家精神的传承难上加难，人人都只为自己的蝇头小利着想，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一直强调的道德教育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出现“扶不起”、拜金主义等道德滑坡现象，情况不容客观。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在我们为如此灿烂的华夏五千年文化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肩负起传承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面对中华传统文化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
作为教育者，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力量，学会做人，言传身教都要做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儒家的途径是重教育的，它不是只顾眼前的，而是对于一个复杂问题的整体性的长远的解答。它主张学习本身是一件有意义的重要事业，而自我是学习的焦点，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横向上，表现为自我的扩充过程，由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和宇宙；在纵向上，表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们要把这一宏观格局贯穿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在实践中践行。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社会或社会群体运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社会成员施加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道德教育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儒家对于学的理解，即教育的理解是包括三个层次的，分别是自我的修身、心的培养和精神性的培养。它们书层层神话、层层递进的关系。这也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如若我们稍加反思，便会发现当下教育中存在不少问题。就拿大学生对传统礼文化的认识和传承来看，通过本人的一些调查和访谈及在生活中的切身体会，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国历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礼文化源远流长。就其本质来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的核心。孔子也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礼”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形成、发展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道德实践之间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是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这幅绵长画卷上，曾泛起一些涟漪，这些波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陷入了漩涡，滑入了世界文化格局的低位，也曾被式微甚至当作了糟粕，其负面影响被夸大。时至今日，更受到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礼文化仍未被洗刷掉污渍，重新恢复其历史地位。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大学生处于三观塑造的阶段，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对于礼文化的传承出现以下问题：传统礼文化的认知偏差；礼仪文明意识淡薄、素质低下；礼仪行为失范自我意识强烈，人际交往有障碍，具体可表现在校园文明、尊师重教等各方面，我想这是儒家伦理当代命运的一个缩影，所以我觉得儒家伦理进课堂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关乎大学生的成才、成长、更是一项具有历史前瞻性的工程。
在读了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这两篇讲演稿后，我的感受之一就是儒家伦理精神在当代如果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和社会和睦等价值为中心的“现代新儒学”文化，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应当没有疑义。这其中涉及到批判的意识，包括“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其实在现代社会的两极分化下，这两种意识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契机。对此，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成为二者转换中的关键因素。现代人类社会已逐渐步入全球化，但是同时又在进行一种个体的分疏，即个体脱离全球化的大潮，开始寻找民族传统中的文化所属。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文明发展的分合转化。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飞速提升，但是另一方面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程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且世界全球化发展逐渐抹杀了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色，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踏上寻根之旅。传统与现代的此消彼长地反映的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与特性，普世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相互转化。杜维明认为在传统与现代辨证发展的过程中，儒学如果能把自身的人文学术智慧运用到里面就能开拓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他说：“这些价值的开拓，可以为全球性和根源性表面上看起来冲突矛盾的两股观念，找到一个结合点。”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互相接触，需要有一种润滑剂促进它们和谐共处，因此儒学的包容思想在这样的潮流中备受关注。杜维明说：“儒学广义的人文主义不止在于它对道家、佛学的包容性，进一步说在不同国度间、不同文化间还可以为我们发展一种赞同文化多样性、尊重差异和鼓励精神趋向多元性的伦理思想提供丰富的资源。”
二、对新加坡挑战中几个概念的理解
在与国会议员的讨论、与部长们的谈话及与陈庆珠教授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家主要围绕着几组概念进行讨论。在通过读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我了解到杜维明先生之所以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是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定儒教传统业已死亡的结论有感而发。”在他看来，“列文森对儒家中国之命运所作的阐释是武断的”。但是他也坦言：“儒学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只具有历史意义。”杜维明认为论证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性是破解列文森言论的关键。为此，他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一些观点，归纳拆分成几组概念进行分析。这些概念在与以上人员的对话中均有涉略。 首先是对于儒教中国和儒学中国的区别。列文森以“儒教中国”为题，阐述“儒学中国”的命运，杜维明认为二者不是同一类型的概念，也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理念。他指出，“儒教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体现的是人物崇拜，即尊孔。这种崇拜不能称之为宗教信仰，无法形成像宗教那样比较稳定的精神依托，是一种很零散的感性表现。第二，体现的是政治化的儒家，即服务于政治的儒家思想。但是这不同于西方的帝王术，政治儒学不存在驾驳政权，是完全的依附关系。在杜维明看来，“儒学中国”，从广义上说，是指儒学思想体系，狭义上是指儒学文化价值。儒学最大的特性在于它的包容性，不论是何种学术、宗教，它都对之给予了相当的认可。
其次是文化认同意识与全球意识的融合，以上已论述。
然后是儒家人文精神。一定程度上儒家文化可以等同于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具有普适性和平实性。为了表现儒学的世界影响力，杜维明将儒学与西方的人文思想进行了对比。杜维明指出：“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在他看来，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都在体现着包容、和諧的人文主义。不论是在处理人与物，还是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总保持着一种“平衡”，也就是“中庸”之道。杜维明认为这样的关系协调方式对于西方人文来说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及如何传承思考
在杜维明这里，传统的儒学至少可以区别为三个部分：第一，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第二，作为一种纯粹学术的儒学，如对儒学经典的注释、训话及文章的研究。第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儒学。对于这三者，杜维明是加以区别对待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亦即政治化的儒学，从“五四”以后一直是与传统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反思中是作为消极乃至极有害的一面而被对待的。对于纯粹学术的儒学，杜维明个人做的工作较少。杜维明最注重的还是围绕着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这个核心的儒家传统，对其作现代性的阐释，同时也寄厚望于它的传承实践，特别是通过教育来实施儒家理想。新加坡的实验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加坡在杜维明等人那里，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仅在于它作来东亚经济的奇迹，而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模式，而且还在于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政府对亚洲价值的强调，以及有意识地把儒学伦理引入现代道德教育的种种措施。大致在8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把儒家思想引入中学教育，其目的在于塑造新加坡青年的道德意识。
我很赞同杜维明先生重视道德教育和教育从小抓起的观点。因为从宏观上来看，其实我们的道德教育走了一条“倒金字塔”的路子，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教育程度依次递减。等到孩子上大学了，大学生身上存在的各种礼仪文明方面的不良现象，比如随地吐痰、说脏话、自私自利等，就变得相当泛滥，这时候再去强调道德教育，我觉得是有点晚了。虽说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可塑时期，但是在其一路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的伦理道德教育相当缺乏，想要在其具备一定的自我选择能力时，强加教育，根本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来，才会导致诸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一类的公共课程中，大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纠正这一种教育模式，我们应该以一种“正金字塔”的教育模式来开展道德教育，从孩子小的时候，从一言一行中去规范，当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第一任老师是他们的父母，因此我们也要重视父母亲的教育。在我们如此竞争激烈的新世纪，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求职者们每天都在忙着考各种证件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甚至在生活中，我们也都离不开“证”的世界，上学要有学生证、开车要有驾驶证、结婚要有结婚证、住房需要有房产证，但是唯独作为父母亲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就直接上岗，结果导致有些父母亲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管理、照顾自己更别提去培养新生代了。基于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社会上广泛地开展父母教育和家庭教育，为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开展做一个良好的前奏，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学校教育只是社会化的一个部分，但是家庭和社会支持提携的共同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儒家道德教育也还需要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形成合力，它们要成为一个立体循环的教育链，任何一部分脱节都将导致教育效果受到莫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施行一些原则，如知行合一，注重对儒家文化的认知和践行相一致；坚持“扬弃”原则，实现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内外兼修，兼顾儒家文化的形式与内容。
邓小平曾说过：“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要以身作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提出来了战略要求，而中华优秀传统作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总书记在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时，明确提出了“四个讲清楚”，鲜明地指出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在2015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基础，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植根之基，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基础。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意义非凡，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中国梦的实现都是有所裨益的。
总之，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来对待儒家伦理文化，要培养自己对本民族优秀文化肯定的一种文化自觉力和自信心，并要代代相传，使之发扬光大，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