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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口乡到美国莱斯大学
非常感谢大家能来看我第一次讲演，我也很荣幸登上清华的讲台。
我的故事得从我小时候讲起.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河口乡人，我妈是那儿的公社医生，因为我们那地方人很少去医院看病，有了问题总到我们家来，所以我抵抗力比一般人好点。
我的学习成绩特别不好，经常旷课，有时候上课在底下做小动作，老师总跟我父亲“告状”。但我爸回家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那时我成绩很差，全年级300多名学生，我考第284名。回家我就告诉我爸说，“爸，我比10个小孩聪明。”我爸回答，“其实你比15个小孩还聪明，比我想象得要好点。”
直到高二，我的一位物理老师成了班主任，这位物理老师跟我渊源很深。小时候每家都是自己做棉袄，我父母不会，都是这位老师给我做的。她成了我的班主任后，有一次我旷课，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了我一顿。挨骂我不是很在乎，但因为我是穿她棉袄长大的，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从此我便开始发奋学习。
这种学习模式被我移植到大学里。大学里我成绩平平，想进入生物科学院读研，直到研究生考试前四五个月，我才开始发奋学习。后来以全学院生物科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中国科学院。在中科院时为了参加活动，我写了一些小品，不过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出国上。我到北京五道口买了一本牛津辞典，85%的单词我都能记住，1994年我被美国的莱斯大学录取。
一夜成名需15年功
尽管我在中国英文学得挺好，但是到美国以后感觉非常困难，刚开始去商店买东西还跟其他人讲汉语。其实，我对英文这个语言比较感兴趣。当时有些中国留学生抱怨，说用英语表达不出要说的思想和感情，但我觉得应该相信英文，它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了上千年，你想说的东西应该都能表达出来，一个词表达不了，可以多用几个词，一次表达不清楚你可以多表达几次，总有表达好的时候。在美国，我对生存下去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其实美国人在本国内换了新环境后也会有危机感。第二个原因是，我发现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举止、行为也有影响。
有一回我和几个美国同学打牌，我打得高兴了，就把自己棒球帽反着戴起来，我的美国同学也跟着反戴棒球帽。从那以后我开始带我的美国同学打羽毛球、打麻将，美国人很少打羽毛球，他们觉得那不是一种运动更像游戏。不过，后来他们开始跟我打羽毛球。认识到这种微妙的影响后，我对在美国生存更有信心。
毕业后工作，我的闲暇时间稍微多了一点，就开始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次我的同事带我进一家单口相声馆，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在美国还有这种表演形式，那天听完我只能理解一半的笑点，不过并不妨碍我对它发生兴趣。
换了一份工作后，我搬到波士顿，我觉得自己应该试一试，就选择了一门单口相声课。那课有点像业余学习班，老师会告诉学员，笑话里要有铺垫、有包袱，告诉学员在哪能找到单口相声馆练习。
我在2001年第一次上台表演，5分钟。结束后有一个人跑到我身边说：“黄西你可能很有意思，但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这话听了不是很鼓舞人，但我也没有特别失望，因为用汉语我们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英语里你要花15年才能一夜成名。
我刚开始讲单口相声，上台机会很难找。俱乐部老板知道你是新手，肯定水平不怎么样。有些俱乐部老板要求，新手必须自带两位观众。但是我当时在波士顿举目无亲，有次实在走投无路，在一个大雪天，我在街上问行人：“你想不想看单口相声？”如果他说“想”，我就接着问，“你能不能进去告诉俱乐部老板说你是看我的。”
有一次我跟一位俱乐部老板打电话，他一接电话说过一个小时再给我打，我就真的等一个小时再打。他拿起电话就问我：“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块手表吗？”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几个月后，这位老板突然来电：“你下个星期三来演吧。”
有个麻省理工毕业的学生在剑桥市开了一间单口相声馆，吸引比较“高智商”的单口相声演员来表演——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表达更好——俱乐部每周有场比赛，每个演员上台讲5分钟，每周一个新段子。有天我上台讲，而且还真赢了。我当时特别高兴，晚上冒着大雪开车回家。从那儿以后我开始下功夫写段子。
2008年是我的拐点。艾迪·布莱尔突然回到波士顿，他说，想看看黄西。我给他表演了一段，那次表演非常成功，他说“我觉得你可以上《莱特曼秀》了。”后来我就真的上节目了，也非常成功，从那儿以后我收到很多节目邀请，比如说《艾伦秀》，当时在美国白天脱口秀里排第二，仅次于奥普拉，奥普拉退休以后它排第一。
移民共鸣
在接受一家杂志拍照片时，有个电话打过来，当时忙没有接，我打过去得知是美国广播电视记者协会主席，他问我能不能去第二年记者年会上表演，奥巴马总统也会参加。我听了之后特别激动，连忙答应。
平时我在俱乐部说相声很少涉及政治和宗教问题，但记者年会大部分观众是记者和政客，我觉得要多准备这两类材料。在俱乐部表演时，我会把一个观众叫上来，想象他是奥巴马，这样大概准备了三个月。
记者年会前两个星期，我经纪人接到一个电话，奥巴马那天参加不了，但副总统能来。
我听了特别伤心，因为在美国说单口相声的人都觉得奥巴马这个人“不好笑”，针对他的笑话不好写，因为他没有明显的个人缺陷。当时我还挺自豪写了很多奥巴马的玩笑，结果他不能来。
我也没有太多时间为自己感到难过，因为得马上写副总统、参议员的笑话。我整整写了两个星期。
记者年会当日我和太太飞到华盛顿表演，头几分钟反响不是很热烈，跟我平时在俱乐部表演的效果差很多，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定准备的，因为观众不是广播电视台记者，就是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再不就是最高法院院长……这些以做文字游戏为生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买账的。不过我对自己的笑话很有信心，一个笑话接一个笑话讲下去，大家笑得越来越厉害，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那次演出是我最引以自豪的，表演反响也挺大，后来在街上走路，学生也能认出来我。不光中国移民，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对我的表演挺欣赏的。这说明对移民这个话题，有共鸣的人很多。
每个人对成功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小时候学吉他，老师总是教我们记音符，纠正我拿吉他的姿势，吉他我只学了一年。可到美国以后，我发现很多摇滚乐团里的吉他手拿吉他的姿势和我小时候的错误姿势是一样的。如果小时候老师不是强调我拿吉他的姿势，而是强调音乐旋律的美妙，那我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还比较好的吉他手，我追我太太的时候也能容易一点。
从事自己事业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学会从中发现乐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尼采说过：“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是最好的生活。”这句话听上去可能有点自我矛盾，但也有一点道理，你不知道怎样生活，你就会去思考、探索、实验，通过实验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没有人喜欢失败，但是把失败看成一种答案，真正做一件事情，如果失败了，那么你已经有了答案，知道下次应该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的观点是要把长远的目标放高一点，近期目标放低一点，这样你可以有点成就感，同时也会朝着自己目标迈进一步不会有挫折感。想想看，我开说单口相声时已经32岁了。
责任编辑：刘贞
黄西（Joe Wong），曾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后获得德克萨斯州莱斯大学博士学位，全职工作从事科学研究。美国深夜节目收视率冠军的“大卫·莱特曼秀”2009年4月破天荒邀请中国口音极重的黄西亮相，以英语讲笑话，近6分钟的演出，观众反应热烈。黄西一炮而红。
非常感谢大家能来看我第一次讲演，我也很荣幸登上清华的讲台。
我的故事得从我小时候讲起.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河口乡人，我妈是那儿的公社医生，因为我们那地方人很少去医院看病，有了问题总到我们家来，所以我抵抗力比一般人好点。
我的学习成绩特别不好，经常旷课，有时候上课在底下做小动作，老师总跟我父亲“告状”。但我爸回家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那时我成绩很差，全年级300多名学生，我考第284名。回家我就告诉我爸说，“爸，我比10个小孩聪明。”我爸回答，“其实你比15个小孩还聪明，比我想象得要好点。”
直到高二，我的一位物理老师成了班主任，这位物理老师跟我渊源很深。小时候每家都是自己做棉袄，我父母不会，都是这位老师给我做的。她成了我的班主任后，有一次我旷课，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了我一顿。挨骂我不是很在乎，但因为我是穿她棉袄长大的，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从此我便开始发奋学习。
这种学习模式被我移植到大学里。大学里我成绩平平，想进入生物科学院读研，直到研究生考试前四五个月，我才开始发奋学习。后来以全学院生物科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中国科学院。在中科院时为了参加活动，我写了一些小品，不过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出国上。我到北京五道口买了一本牛津辞典，85%的单词我都能记住，1994年我被美国的莱斯大学录取。
一夜成名需15年功
尽管我在中国英文学得挺好，但是到美国以后感觉非常困难，刚开始去商店买东西还跟其他人讲汉语。其实，我对英文这个语言比较感兴趣。当时有些中国留学生抱怨，说用英语表达不出要说的思想和感情，但我觉得应该相信英文，它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了上千年，你想说的东西应该都能表达出来，一个词表达不了，可以多用几个词，一次表达不清楚你可以多表达几次，总有表达好的时候。在美国，我对生存下去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其实美国人在本国内换了新环境后也会有危机感。第二个原因是，我发现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举止、行为也有影响。
有一回我和几个美国同学打牌，我打得高兴了，就把自己棒球帽反着戴起来，我的美国同学也跟着反戴棒球帽。从那以后我开始带我的美国同学打羽毛球、打麻将，美国人很少打羽毛球，他们觉得那不是一种运动更像游戏。不过，后来他们开始跟我打羽毛球。认识到这种微妙的影响后，我对在美国生存更有信心。
毕业后工作，我的闲暇时间稍微多了一点，就开始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次我的同事带我进一家单口相声馆，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在美国还有这种表演形式，那天听完我只能理解一半的笑点，不过并不妨碍我对它发生兴趣。
换了一份工作后，我搬到波士顿，我觉得自己应该试一试，就选择了一门单口相声课。那课有点像业余学习班，老师会告诉学员，笑话里要有铺垫、有包袱，告诉学员在哪能找到单口相声馆练习。
我在2001年第一次上台表演，5分钟。结束后有一个人跑到我身边说：“黄西你可能很有意思，但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这话听了不是很鼓舞人，但我也没有特别失望，因为用汉语我们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英语里你要花15年才能一夜成名。
我刚开始讲单口相声，上台机会很难找。俱乐部老板知道你是新手，肯定水平不怎么样。有些俱乐部老板要求，新手必须自带两位观众。但是我当时在波士顿举目无亲，有次实在走投无路，在一个大雪天，我在街上问行人：“你想不想看单口相声？”如果他说“想”，我就接着问，“你能不能进去告诉俱乐部老板说你是看我的。”
有一次我跟一位俱乐部老板打电话，他一接电话说过一个小时再给我打，我就真的等一个小时再打。他拿起电话就问我：“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块手表吗？”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几个月后，这位老板突然来电：“你下个星期三来演吧。”
有个麻省理工毕业的学生在剑桥市开了一间单口相声馆，吸引比较“高智商”的单口相声演员来表演——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表达更好——俱乐部每周有场比赛，每个演员上台讲5分钟，每周一个新段子。有天我上台讲，而且还真赢了。我当时特别高兴，晚上冒着大雪开车回家。从那儿以后我开始下功夫写段子。
2008年是我的拐点。艾迪·布莱尔突然回到波士顿，他说，想看看黄西。我给他表演了一段，那次表演非常成功，他说“我觉得你可以上《莱特曼秀》了。”后来我就真的上节目了，也非常成功，从那儿以后我收到很多节目邀请，比如说《艾伦秀》，当时在美国白天脱口秀里排第二，仅次于奥普拉，奥普拉退休以后它排第一。
移民共鸣
在接受一家杂志拍照片时，有个电话打过来，当时忙没有接，我打过去得知是美国广播电视记者协会主席，他问我能不能去第二年记者年会上表演，奥巴马总统也会参加。我听了之后特别激动，连忙答应。
平时我在俱乐部说相声很少涉及政治和宗教问题，但记者年会大部分观众是记者和政客，我觉得要多准备这两类材料。在俱乐部表演时，我会把一个观众叫上来，想象他是奥巴马，这样大概准备了三个月。
记者年会前两个星期，我经纪人接到一个电话，奥巴马那天参加不了，但副总统能来。
我听了特别伤心，因为在美国说单口相声的人都觉得奥巴马这个人“不好笑”，针对他的笑话不好写，因为他没有明显的个人缺陷。当时我还挺自豪写了很多奥巴马的玩笑，结果他不能来。
我也没有太多时间为自己感到难过，因为得马上写副总统、参议员的笑话。我整整写了两个星期。
记者年会当日我和太太飞到华盛顿表演，头几分钟反响不是很热烈，跟我平时在俱乐部表演的效果差很多，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定准备的，因为观众不是广播电视台记者，就是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再不就是最高法院院长……这些以做文字游戏为生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买账的。不过我对自己的笑话很有信心，一个笑话接一个笑话讲下去，大家笑得越来越厉害，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那次演出是我最引以自豪的，表演反响也挺大，后来在街上走路，学生也能认出来我。不光中国移民，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对我的表演挺欣赏的。这说明对移民这个话题，有共鸣的人很多。
每个人对成功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小时候学吉他，老师总是教我们记音符，纠正我拿吉他的姿势，吉他我只学了一年。可到美国以后，我发现很多摇滚乐团里的吉他手拿吉他的姿势和我小时候的错误姿势是一样的。如果小时候老师不是强调我拿吉他的姿势，而是强调音乐旋律的美妙，那我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还比较好的吉他手，我追我太太的时候也能容易一点。
从事自己事业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学会从中发现乐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尼采说过：“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是最好的生活。”这句话听上去可能有点自我矛盾，但也有一点道理，你不知道怎样生活，你就会去思考、探索、实验，通过实验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没有人喜欢失败，但是把失败看成一种答案，真正做一件事情，如果失败了，那么你已经有了答案，知道下次应该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的观点是要把长远的目标放高一点，近期目标放低一点，这样你可以有点成就感，同时也会朝着自己目标迈进一步不会有挫折感。想想看，我开说单口相声时已经32岁了。
责任编辑：刘贞
黄西（Joe Wong），曾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后获得德克萨斯州莱斯大学博士学位，全职工作从事科学研究。美国深夜节目收视率冠军的“大卫·莱特曼秀”2009年4月破天荒邀请中国口音极重的黄西亮相，以英语讲笑话，近6分钟的演出，观众反应热烈。黄西一炮而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