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段乾隆与和珅的精彩对白。乾隆问和珅：你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呢？和珅说：我非忠臣也非奸臣，只是一个弄臣，就是想办法让皇上高兴而已。乾隆发怒道：难道你只管好好侍奉皇上，心里就一点儿没有江山社稷吗？和珅满脸赔笑说：皇上是一代名君，只要皇上高兴，还担心江山社稷不好吗？
和珅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性的称谓：弄臣。弄臣是古代宫廷中以插科打诨来为君王消烦解闷的人物，为帝王所宠幸的狎玩之臣，常由侏儒、小丑或是能人异士担任。和珅说自己是弄臣，显然太“自谦”了。他贪婪成性，实则是打着弄臣旗号的奸佞之臣——外表谄媚，骨子里奸邪。
奸佞，指奸邪谄媚。从古至今的职场，都不乏这种奸佞之人。“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工作哪有十全十美？面对不满意和不完美，难忍能忍是一种良好的修养。但是，忍到谄媚的程度就与修养无关了：这种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凡事毕恭毕敬，言语中满满“正能量”，就连微信朋友圈也毫无不妥之处，甚至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完人。总之，对领导“无限忠诚”，对工作“无限热爱”，对同事“没有不满”……如果遇到平庸的领导，同事只能对“忍者”敬而远之；但“忍者”绝逃不过圣人的法眼，因为其谄媚的背后隐藏着奸邪：贪婪成性，不惜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忍辱负重”。孔子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中两次说到“巧言令色鲜矣仁”，以巧言令色掩盖奸邪的本性往往欲盖弥彰。所以，低层次的佞臣极尽谄媚的本领，在道德上包装自己，谋求些个人利益；稍高层次的佞臣极尽宫斗本领，在能力上包装自己，以求得被重用；更高层次的佞臣则将自己包装成“王莽谦恭下士时”一样的圣人，待时机成熟时则图穷匕见。无论怎样的佞臣，其核心无非是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
佞臣的第一板斧是伪装忠诚来包装道德，以隐藏险恶用心。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不仅旁观者看到谄媚，精明的领导人也能看出谄媚者的别有用心。《史记·佞性列传》记载：文帝患痈，邓通常为其舔吸瘡痔上的脓血。文帝闷闷不乐地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呢？”邓通答：“应该没有比太子更爱您的了。”后来太子进宫问候文帝的病情，文帝要他吸吮患处。太子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听说邓通经常为皇上吮痈，心里感到惭愧，却也因此而怨恨他了。几年后文帝死，太子即位，也就是景帝。景帝一即位，对文帝“无限忠诚”的邓通就因贪腐被革职，最终饿死街头。
佞臣的第二板斧就是工作上化简为繁，从而浑水摸鱼，彰显自己的重要。
小品中有句台词：“有困难要克服；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克服。”佞臣为彰显自身的能量，往往不惜故意创造困难，然后用若干个新的谎言掩盖旧的谎言，最终身败名裂。苏秦合纵，张仪连横，不为天下太平，也不为华夏统一，只为个人名利。苏秦刚开始策划合纵，秦国就欲攻打赵国。于是苏秦智激张仪辅佐秦国，并让张仪晓以“厉害”，使秦放弃攻赵。待六国合纵已成，张仪再全力以赴连横，战国被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苏秦、张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唯独不说真心话，把“匿怨而友其人”做到极致，怎一个累字了得？
“巧言令色足恭”容易被人识破，“匿怨而友其人”也难免“言之于内必形之于外”，于是侫臣还有第三板斧，以不忍的方式忍。
被称为“三国第一间谍”的张松就是这样的佞臣。司马光说：“益州别驾张松与正善，自负其才，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张松是刘璋的部下，从不玩“巧言令色足恭”那套小儿科的把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自恃有才干，放荡不治节操，反而更得刘璋重用。赤壁之战之后，张松奉命出使结交曹操，不被礼遇，因此怀恨曹操，劝刘璋改为结交刘备。进而，张松与好友法正一同密谋出卖刘璋，将益州献给刘备，劝说刘璋迎接刘备入蜀。后来张松因事情败露而被兄长张肃发现并告发，被杀。当能力出众、昔日“勇于直谏”“不治节操”的张松原形毕露时，想必刘璋一定惊出一身冷汗。
佞臣因其“巧言令色”，往往让上司很舒服；“匿怨而友其人”，同事也疏于防范，平日里不会带来不和谐；再加上有一定的本事，往往弃之可惜。于是，有人看透佞臣的本质仍然幻想能“为我所用”。曹操看出了司马懿的佞臣本色，说他“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 。但曹操相信自己的本事足以驾驭他，便小心谨慎地使用他。随着曹操后人驾驭能力的下降，司马懿家族终于成功篡夺曹魏的江山。用好佞臣如火中取栗，并不容易。
相比曹操，唐太宗就高明多了。贞观初年，有人上书给唐太宗，请求去除奸佞的臣子。太宗问上书的人：“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臣，你知道谁是奸佞小人吗？”那人回答说：“臣下居住在荒野之地，不能确切知道谁是奸佞小人，请陛下佯装大怒来试一试大臣们，不畏惧陛下的怒气，诚挚直率地进言进谏的人，就是正直的人，逢迎谄媚顺从陛下意旨的，就是奸佞小人。”太宗说：“水流的清澈与混浊，关键在于源头。皇帝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像流水，皇帝自己都做欺诈的事，却想让臣下的行为正直，这犹如源头混浊却希望水流清澈，是没有道理的。我一直因为魏武帝多做诡诈的事，非常鄙视他的为人，像这样，怎么能够作为教化命令呢？”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要让全天下都讲求诚信，不想用欺诈的方法教化民众，你所说的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啊。”
唐太宗“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当然能起到示范和教化的作用，佞臣出世也会人人喊打，但佞臣仍有生存的土壤。老子给出了“大道至简”这一解决方案。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可见，“大道废”“智慧出”“六亲不和”“国家昏乱”，佞臣也就有了可乘之机。老子的对症之道则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乾隆大道至简了，和珅哪里还有用武之地呢？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对待佞臣也是如此。以正治国，人间正道是沧桑，企业用君子、不用佞臣；以奇用兵，利用佞臣、驾驭佞臣，但只能是权益之计，不可以成为常态；以无事取天下，用人之道终归大道至简，让佞臣没有生存的土壤。
佞臣有生存空间，不仅因为“大道废”“智慧出”“六亲不和”“国家昏乱”，也因为佞臣的雕虫小技和不择手段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很有效。孔子“耻之”一是因为他们以利己为出发点，二是做事做过了头。但以仁为出发点，再辅以智慧，就是君子之“佞”，如《汉书》中说的“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诎” 。即言行正直但知道变通，亦如新教伦理的精神——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在蒲地被围困，蒲人正准备叛乱，担心孔子走了之后就会给卫灵公报信，于是跟孔子签订盟约，要求孔子出城之后不能去卫国。结果一出城，孔子就奔卫国去报信。子贡问道：“盟可负邪？”孔子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在孔子看来，在被要挟的情况下签订的盟约，鬼神也不会去理会的，根本没必要遵守。想想孔子和蒲人签约的样子，比起“匿怨而友其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孔子的“不择手段”则是非同寻常的智慧和力量：订立城下之盟，是迫于凶险的形势；违背城下之盟，是恪守正义的原则。
佞臣有风险，使用须谨慎。其实做佞臣也有风险，行走职场，还是坦坦荡荡的好。如果企业不适合自己，完全可以另谋高就，无须做个佞臣委曲求全。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这样说，也这样做出了表率。《论语》中记载了三次孔子辞职的故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孔子不赞成卫灵公尚武的思想，不必为了这份工作“匿怨而友其人”，也没必要撕破脸皮，辞职就是了。“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既然国君因好色不理朝政，臣子何必为了薪水“巧言令色足恭”地委曲求全？“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子认为齐国的问题是“君不君，臣不臣”，齐景公想重用孔子亦阻力重重，于是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没必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忍辱负重。
孔子三次离职并非眼里揉不得沙子，相反他最深谙人情事故。《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面见国君时总是小心翼翼：走进朝堂的大门，小心謹慎得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不站在门的中间，进门时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庄重，脚步也快起来，说话的声音低微得像气力不足似的；提起衣服的下摆走上堂去，显得小心谨慎，憋住气，好像不呼吸一样；走出来，下了一级台阶，面色舒展，怡然和乐；走完了台阶，快步向前，姿态好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又是恭敬而谨慎的样子。孔子在道不同时不相为谋，与人谋时则“君子坦荡荡”：“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子曰：‘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可见孔子的态度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强求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因为心底无私，无须“匿怨而友其人”；因善于变通，直而不挺，曲而不诎。
佞臣有风险，使用须谨慎；“直而不挺，曲而不诎”，君子之佞，发于义，还要配以非同寻常的智慧力量。
作者 辽宁第一时间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
和珅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性的称谓：弄臣。弄臣是古代宫廷中以插科打诨来为君王消烦解闷的人物，为帝王所宠幸的狎玩之臣，常由侏儒、小丑或是能人异士担任。和珅说自己是弄臣，显然太“自谦”了。他贪婪成性，实则是打着弄臣旗号的奸佞之臣——外表谄媚，骨子里奸邪。
奸佞，指奸邪谄媚。从古至今的职场，都不乏这种奸佞之人。“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工作哪有十全十美？面对不满意和不完美，难忍能忍是一种良好的修养。但是，忍到谄媚的程度就与修养无关了：这种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凡事毕恭毕敬，言语中满满“正能量”，就连微信朋友圈也毫无不妥之处，甚至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完人。总之，对领导“无限忠诚”，对工作“无限热爱”，对同事“没有不满”……如果遇到平庸的领导，同事只能对“忍者”敬而远之；但“忍者”绝逃不过圣人的法眼，因为其谄媚的背后隐藏着奸邪：贪婪成性，不惜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忍辱负重”。孔子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识破佞臣的“三板斧”
《论语》中两次说到“巧言令色鲜矣仁”，以巧言令色掩盖奸邪的本性往往欲盖弥彰。所以，低层次的佞臣极尽谄媚的本领，在道德上包装自己，谋求些个人利益；稍高层次的佞臣极尽宫斗本领，在能力上包装自己，以求得被重用；更高层次的佞臣则将自己包装成“王莽谦恭下士时”一样的圣人，待时机成熟时则图穷匕见。无论怎样的佞臣，其核心无非是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
佞臣的第一板斧是伪装忠诚来包装道德，以隐藏险恶用心。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不仅旁观者看到谄媚，精明的领导人也能看出谄媚者的别有用心。《史记·佞性列传》记载：文帝患痈，邓通常为其舔吸瘡痔上的脓血。文帝闷闷不乐地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呢？”邓通答：“应该没有比太子更爱您的了。”后来太子进宫问候文帝的病情，文帝要他吸吮患处。太子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听说邓通经常为皇上吮痈，心里感到惭愧，却也因此而怨恨他了。几年后文帝死，太子即位，也就是景帝。景帝一即位，对文帝“无限忠诚”的邓通就因贪腐被革职，最终饿死街头。
佞臣的第二板斧就是工作上化简为繁，从而浑水摸鱼，彰显自己的重要。
小品中有句台词：“有困难要克服；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克服。”佞臣为彰显自身的能量，往往不惜故意创造困难，然后用若干个新的谎言掩盖旧的谎言，最终身败名裂。苏秦合纵，张仪连横，不为天下太平，也不为华夏统一，只为个人名利。苏秦刚开始策划合纵，秦国就欲攻打赵国。于是苏秦智激张仪辅佐秦国，并让张仪晓以“厉害”，使秦放弃攻赵。待六国合纵已成，张仪再全力以赴连横，战国被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苏秦、张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唯独不说真心话，把“匿怨而友其人”做到极致，怎一个累字了得？
“巧言令色足恭”容易被人识破，“匿怨而友其人”也难免“言之于内必形之于外”，于是侫臣还有第三板斧，以不忍的方式忍。
被称为“三国第一间谍”的张松就是这样的佞臣。司马光说：“益州别驾张松与正善，自负其才，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张松是刘璋的部下，从不玩“巧言令色足恭”那套小儿科的把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自恃有才干，放荡不治节操，反而更得刘璋重用。赤壁之战之后，张松奉命出使结交曹操，不被礼遇，因此怀恨曹操，劝刘璋改为结交刘备。进而，张松与好友法正一同密谋出卖刘璋，将益州献给刘备，劝说刘璋迎接刘备入蜀。后来张松因事情败露而被兄长张肃发现并告发，被杀。当能力出众、昔日“勇于直谏”“不治节操”的张松原形毕露时，想必刘璋一定惊出一身冷汗。
大道至简，让佞臣不生
佞臣因其“巧言令色”，往往让上司很舒服；“匿怨而友其人”，同事也疏于防范，平日里不会带来不和谐；再加上有一定的本事，往往弃之可惜。于是，有人看透佞臣的本质仍然幻想能“为我所用”。曹操看出了司马懿的佞臣本色，说他“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 。但曹操相信自己的本事足以驾驭他，便小心谨慎地使用他。随着曹操后人驾驭能力的下降，司马懿家族终于成功篡夺曹魏的江山。用好佞臣如火中取栗，并不容易。
相比曹操，唐太宗就高明多了。贞观初年，有人上书给唐太宗，请求去除奸佞的臣子。太宗问上书的人：“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臣，你知道谁是奸佞小人吗？”那人回答说：“臣下居住在荒野之地，不能确切知道谁是奸佞小人，请陛下佯装大怒来试一试大臣们，不畏惧陛下的怒气，诚挚直率地进言进谏的人，就是正直的人，逢迎谄媚顺从陛下意旨的，就是奸佞小人。”太宗说：“水流的清澈与混浊，关键在于源头。皇帝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像流水，皇帝自己都做欺诈的事，却想让臣下的行为正直，这犹如源头混浊却希望水流清澈，是没有道理的。我一直因为魏武帝多做诡诈的事，非常鄙视他的为人，像这样，怎么能够作为教化命令呢？”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要让全天下都讲求诚信，不想用欺诈的方法教化民众，你所说的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啊。”
唐太宗“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当然能起到示范和教化的作用，佞臣出世也会人人喊打，但佞臣仍有生存的土壤。老子给出了“大道至简”这一解决方案。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可见，“大道废”“智慧出”“六亲不和”“国家昏乱”，佞臣也就有了可乘之机。老子的对症之道则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乾隆大道至简了，和珅哪里还有用武之地呢？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对待佞臣也是如此。以正治国，人间正道是沧桑，企业用君子、不用佞臣；以奇用兵，利用佞臣、驾驭佞臣，但只能是权益之计，不可以成为常态；以无事取天下，用人之道终归大道至简，让佞臣没有生存的土壤。
君子之“佞”：直而不挺，曲而不诎
佞臣有生存空间，不仅因为“大道废”“智慧出”“六亲不和”“国家昏乱”，也因为佞臣的雕虫小技和不择手段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很有效。孔子“耻之”一是因为他们以利己为出发点，二是做事做过了头。但以仁为出发点，再辅以智慧，就是君子之“佞”，如《汉书》中说的“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诎” 。即言行正直但知道变通，亦如新教伦理的精神——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在蒲地被围困，蒲人正准备叛乱，担心孔子走了之后就会给卫灵公报信，于是跟孔子签订盟约，要求孔子出城之后不能去卫国。结果一出城，孔子就奔卫国去报信。子贡问道：“盟可负邪？”孔子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在孔子看来，在被要挟的情况下签订的盟约，鬼神也不会去理会的，根本没必要遵守。想想孔子和蒲人签约的样子，比起“匿怨而友其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孔子的“不择手段”则是非同寻常的智慧和力量：订立城下之盟，是迫于凶险的形势；违背城下之盟，是恪守正义的原则。
佞臣有风险，使用须谨慎。其实做佞臣也有风险，行走职场，还是坦坦荡荡的好。如果企业不适合自己，完全可以另谋高就，无须做个佞臣委曲求全。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这样说，也这样做出了表率。《论语》中记载了三次孔子辞职的故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孔子不赞成卫灵公尚武的思想，不必为了这份工作“匿怨而友其人”，也没必要撕破脸皮，辞职就是了。“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既然国君因好色不理朝政，臣子何必为了薪水“巧言令色足恭”地委曲求全？“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子认为齐国的问题是“君不君，臣不臣”，齐景公想重用孔子亦阻力重重，于是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没必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忍辱负重。
孔子三次离职并非眼里揉不得沙子，相反他最深谙人情事故。《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面见国君时总是小心翼翼：走进朝堂的大门，小心謹慎得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不站在门的中间，进门时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庄重，脚步也快起来，说话的声音低微得像气力不足似的；提起衣服的下摆走上堂去，显得小心谨慎，憋住气，好像不呼吸一样；走出来，下了一级台阶，面色舒展，怡然和乐；走完了台阶，快步向前，姿态好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又是恭敬而谨慎的样子。孔子在道不同时不相为谋，与人谋时则“君子坦荡荡”：“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子曰：‘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可见孔子的态度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强求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因为心底无私，无须“匿怨而友其人”；因善于变通，直而不挺，曲而不诎。
佞臣有风险，使用须谨慎；“直而不挺，曲而不诎”，君子之佞，发于义，还要配以非同寻常的智慧力量。
作者 辽宁第一时间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