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下半年，我正在南昌读书。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的精神，学校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组织我们到清江县（现樟树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和几位同学与萍乡市的几个干部分在义成公社的一个大队。进村以后，我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和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的批示精神，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进行背靠背揭发，开展对敌斗争，进行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四清”。
　　我所在的大队较小，就一百多户人家，而且很穷，包括队干部在内，几乎所有社员都是糠菜半年粮。开展工作时，我们学生文化程度高，清账目、清工分就是学生的事。会计姓张，连高小都没有毕业，很多常用字写不来，比如说“偷”他写成“超”，查账时让我很无奈。不过数字还算记得蛮清楚，只有头年过中秋节队里买了点猪肉分给社员，因拆秤少了两斤，他把两斤肉钱作公积金报销记账。我感觉有问题，报告工作队，工作队说记错了。大队长姓王，是个复员军人，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本质不坏，但文化低，脾气躁，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而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进行背靠背揭发、开展对敌斗争工作，则是以社教工作队干部为主，但每次开会我们学生都必须参加。
　　按照中央文件精神的要求和“桃园经验”，我们工作队进村后撇开大队班子成员，召开的社员大会上，由工作队的一个干部作了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说现在的大队干部比国民党时的地主恶霸还坏，因为他们手中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很多人懒、馋、贪、占、变，五毒俱全。希望大家不要怕，大胆起来揭发，开展斗争。但社员群众反映很冷淡，群众难发动，与上级推荐介绍的桃园大队的热闹场面形成鲜明对照。我心里也有些看法，认为对大队干部批得太过分了，但是不敢说出来。至于对敌斗争，主要是针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但这个穷队只有一户可怜兮兮的富农，他一天到晚带着15岁的儿子在队上出工，并不多讲一句话。凡是别人不愿做的事，都让他父子两个去做。我在清工分时，尽管一个工分还值不了几分钱，但富农家的工分是全大队最多的。我们还走访了一些社员，也没有听到什么对他不良的反映，大家更多的是说他勤劳、老实，“对敌斗争”似乎亦无敌可斗。
　　忙乎了一个多月下来，看不到什么具体成绩。原来的大队班子靠边站了，大队的生产事务由社教干部负责。有一个小队的耕牛因吃了烂红薯中毒，危险极了，是这些干部组织抢救的。我们学生则同社员一起出工劳动。12月份，社教工作队又派我们和一些社员去永泰镇挑土，加固赣江东大堤。10多天后，再回到义成时，已快要过春节了。回想起两个多月来的下农村社教感受，“斗争”的气氛由浓到淡，而“阶级”的感觉更无从谈起，整个大队的景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穷”。除了脸晒黑了，我们学生的收获似乎很少。接下来就是回家过春节。
　　春节后返回社教驻地的第二天，社教工作团即通知大家到公社开会集中学习几天。会上，我们学习了中共中央刚印发的《农村社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工作团按照上级指示精神，要大家以《二十三条》为指导方针，对前一段社教工作进行检讨和反思。前一段的社教运动按照“桃园经验”的作法几乎把农村基层组织搞得瘫痪了，产生了严重后果。继续这样搞下去，运动确实难以收场。大家都认为《二十三条》来得很及时，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工作团的布置，我们工作队回到大队后，也跟大队班子开座谈会，一起学习《二十三条》，耐心解释中央的政策，要他们消除怨气、振奋精神、有错就改、继续革命、搞好工作。从此以后，我们社教工作队按照《二十三条》的要求，帮助建立健全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做好“四清”的各项后续工作，协助大队、生产队干部抓好春耕生产和宣传教育工作，干群关系、社教干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关系都有明显改善。大概一个多月以后，这里的社教工作基本结束，同学们在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怀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心情回到了学校。就这样，我们结束了这次“洗礼”，去继续完成自己的未竟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