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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拓的由来与传承
古人勒石刻碑，既是渴望名留千古的心理写照，又是后人研究历史文化时收集、编纂和校勘的重要依据，碑刻是我们传统文化厚重的基石和神圣的遗产。作为北宋文物鉴赏的先行者，欧阳修撰《集古录》，其中收金石刻一千余种；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收金石刻达两千多种，收历代金石拓片达上千卷，对自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一一作了记录，使其成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此后还有王象之《舆地碑记》收金石刻四十种等，古人对金石碑刻的热爱可见一斑。有碑刻，自然要有碑拓。一般认为，碑拓技法主要有乌金拓法和蝉纹拓法。流传于湖南湘中一带的楚拓，正是一种有着鲜明传统地域特色的碑拓技法。这种濒临失传的碑拓技法，采乌金、蝉纹二法之长，以水墨之变化，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原碑的风貌，远远看去，犹如一幅水墨画，是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发明楚拓的人，是清代著名金石大家徐树钧。
徐树钧，湖南望城人，与李宗翰、翁方纲并称“清代收藏三杰”。他是二品大员，博学洽闻，因其室藏有王献之《鸭头丸帖》真迹而名之曰“宝鸭斋”，又被人称为“宝鸭老人”。他与徐世昌、李鸿章交游，唱酬甚密，与曾国藩、刘蓉家族也相交甚深，藏有金石墨拓、历代名家字画数千种，毕生研究金石碑版考据之学。曾国藩荷叶老家白玉堂槽门上的大匾“芳迈群妍”就是徐树钧所书。徐树钧的父亲徐棻是一代名儒，曾主讲岳麓书院20多年；堂兄徐树铭曾任工部、户部尚书、国史馆副总裁，其夫人劳氏是两广总督劳崇光之女；儿子徐桢立娶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侄儿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徐家，实为湖南的文化高门。
楚天长阔，槃瓠之后，谿溪蛮族，勇猛崇文。在古辰州（今湖南怀化麻阳、溆浦一带），徐树钧偶然发现了几块珍贵的历代名家名碑和一些拓法独特的拓片，惊喜之余，便细加揣摩，经多年的试验，终于研究出了一种特殊的水墨蝉纹碑拓技艺，取名“楚拓”。徐树钧又是著名的“文化貔貅”，所得楚拓拓法从不与外人道，所编四十九句心得，也仅仅徐家数人知晓。所幸徐树钧与曾国藩大儿子曾纪泽是至交，惺惺相惜，便将楚拓心得全数教与曾纪泽。曾纪泽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书画造诣颇深，无奈公务繁忙，因此只是将楚拓心得交由夫人刘氏慢慢研习。刘氏是清代大名鼎鼎的湘军将领、思想家、文学家刘蓉之女，由此，徐树钧所创的楚拓技法传入了湘乡茶园刘家。原娄底市博物馆文物专干贺显清，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刘家后人处学得了四十九句楚拓拓法心得，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使这一几近失传的珍贵文化遗产重放光芒。
二、楚拓技法的特点
楚拓技法是一套完整、系统、复杂的碑拓技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内容的严谨性
楚拓，虽说是一种碑拓的技法，但是对所拓之物要求甚严：伪碑不拓，补碑不拓，失字不补，原模原样，使其兼有考证校勘之效。徐树钧所拓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后世主要有宋元两种翻刻本，一种由宋人王彦超摹刻于陕西西安，俗称“陕本”或“西庙堂本”；一种在元代至正年间重刻于山东，俗称“城武版”或者“东庙堂版”。后来，清代金石大家李宗瀚寻得康里氏于山旧藏，世称“唐拓本”，该本为存世拓本之最，翁方纲曾留有考释文字。徐树钧所拓的即是此版，并留文指出西庙堂本的错误之处。又如赵孟頫的《天冠山诗帖》，此帖历来名气俱佳，既有墨迹本也有刻拓本，真伪也素有争议。西安碑林所存的《天冠山碑》，有正文及题跋，还有明代文徵明题识与清代邓霖题记。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代大金石学家翁方纲得到了墨本后，据此考证西安刻石之墨迹为伪作。徐树钧也指出西安刻拓本直肆纵放、锋芒毕露，与赵体书相去甚远，故舍此本而重金求得唐拓本即康里氏版重拓之，不使伪作谬传。可以说，楚拓的内容选择相当严谨，如所拓的王献之《十三行》、颜真卿的《麻姑碑》、皇象的《天发神谶碑》、敬客的《大唐王居士碑》，以及湖南本土黄自元、何绍基等一大批名家名碑均为真迹，对后世的传承和考据具有重大意义。
（二）版面的虚实性
楚拓技法十分讲究版面的虚与实。人们现在所见的楚拓作品，基本上是虚、实相结合的，既忠于传统的原碑，又给人以生动的美学享受，它不同于传统的钨金拓法，黑漆漆墨板一块，厚重有余而灵韵不足；也不同于少见的蝉纹拓法，飘逸浮轻而底色不稳。楚拓作品中有字之处，一笔一画皆清晰可见，丝毫毕现，原模原样，古拙淡雅；其中无字之处，墨痕轻过，虚实有度，整体感觉强烈，仿佛拓者与原碑在对话，心灵在作品中得以重塑和升华。楚拓作品既有对原碑的忠实再现，又有对创作的美学追求。
（三）水墨的差异性
碑拓，是一种南朝时就出现的古老印刷技术，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匠客亲身参与其中，浸纸、贴纸、打纸入碑、拓包捶墨，只为准确、生动地再现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神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能够自如掌握碑拓技法的人少之又少。所拓之物不同，所用技法就不同，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对水和墨的运用。楚拓最为注重的便是如何恰到好处地使用水和墨，而这样的理念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摸索和发展，才形成了独特的楚拓技艺。具体来说就是在碑拓时要把握：（1）水墨运用时各占几分；（2）冬、夏等不同季节的水墨运用；（3）针对大、小碑的不同水墨运用；（4）室内、外不同场景下的水墨运用等。水与墨，这两样平常之物的运用，在楚拓制作者的心中錙铢必较，到了纸上便挥洒自如。在特殊情况下，哪怕只有水和墨，没有其他的工具，楚拓高手仅凭一双手也能拓出相对完美的楚拓作品。
此外，楚拓技艺对所用工具也十分讲究。如鬃刷取自公猪背上不低于十厘米的鬃毛制作而成；拓包一般是用未成熟的谷糠和细密适度的棉布制作而成，这样的拓包吸墨活，出墨匀，拓出的拓片层次丰富，厚重饱满。
据考证，碑拓这门古老的技艺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拓本作为碑刻传承的载体，承载了古代灿烂的书法艺术，且为历代学人所取法，备受世人重视；历代石刻所使用的各种书体，反映了一脉相承的汉字在不同时期的演变，碑拓本身的演变就是一部直观的中国文字发展史，如秦汉刻石、隋唐碑刻、宋元明清法帖等，有助于后人考订史实，研究文字源流与艺术价值，了解古代风土人情、文章诗翰等，是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
三、结语
楚拓，诞生于崇山叠岭、滩河峻激、舟车不通的楚地，除了吸取地质刚坚、民性倔强的地域特征之外，更得到了以湘军、士人为代表的地方人文滋养。先由一代金石大师创立，再经过几代人的潜心钻研，楚拓技法终成独具魅力之一派。历代学人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值得后人用心传承和发扬。
作者简介
邹艳，1970年12月生，女，汉族，湖南娄底人，大专，馆员，研究方向为文物宣传。
古人勒石刻碑，既是渴望名留千古的心理写照，又是后人研究历史文化时收集、编纂和校勘的重要依据，碑刻是我们传统文化厚重的基石和神圣的遗产。作为北宋文物鉴赏的先行者，欧阳修撰《集古录》，其中收金石刻一千余种；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收金石刻达两千多种，收历代金石拓片达上千卷，对自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一一作了记录，使其成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此后还有王象之《舆地碑记》收金石刻四十种等，古人对金石碑刻的热爱可见一斑。有碑刻，自然要有碑拓。一般认为，碑拓技法主要有乌金拓法和蝉纹拓法。流传于湖南湘中一带的楚拓，正是一种有着鲜明传统地域特色的碑拓技法。这种濒临失传的碑拓技法，采乌金、蝉纹二法之长，以水墨之变化，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原碑的风貌，远远看去，犹如一幅水墨画，是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发明楚拓的人，是清代著名金石大家徐树钧。
徐树钧，湖南望城人，与李宗翰、翁方纲并称“清代收藏三杰”。他是二品大员，博学洽闻，因其室藏有王献之《鸭头丸帖》真迹而名之曰“宝鸭斋”，又被人称为“宝鸭老人”。他与徐世昌、李鸿章交游，唱酬甚密，与曾国藩、刘蓉家族也相交甚深，藏有金石墨拓、历代名家字画数千种，毕生研究金石碑版考据之学。曾国藩荷叶老家白玉堂槽门上的大匾“芳迈群妍”就是徐树钧所书。徐树钧的父亲徐棻是一代名儒，曾主讲岳麓书院20多年；堂兄徐树铭曾任工部、户部尚书、国史馆副总裁，其夫人劳氏是两广总督劳崇光之女；儿子徐桢立娶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侄儿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徐家，实为湖南的文化高门。
楚天长阔，槃瓠之后，谿溪蛮族，勇猛崇文。在古辰州（今湖南怀化麻阳、溆浦一带），徐树钧偶然发现了几块珍贵的历代名家名碑和一些拓法独特的拓片，惊喜之余，便细加揣摩，经多年的试验，终于研究出了一种特殊的水墨蝉纹碑拓技艺，取名“楚拓”。徐树钧又是著名的“文化貔貅”，所得楚拓拓法从不与外人道，所编四十九句心得，也仅仅徐家数人知晓。所幸徐树钧与曾国藩大儿子曾纪泽是至交，惺惺相惜，便将楚拓心得全数教与曾纪泽。曾纪泽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书画造诣颇深，无奈公务繁忙，因此只是将楚拓心得交由夫人刘氏慢慢研习。刘氏是清代大名鼎鼎的湘军将领、思想家、文学家刘蓉之女，由此，徐树钧所创的楚拓技法传入了湘乡茶园刘家。原娄底市博物馆文物专干贺显清，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刘家后人处学得了四十九句楚拓拓法心得，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使这一几近失传的珍贵文化遗产重放光芒。
二、楚拓技法的特点
楚拓技法是一套完整、系统、复杂的碑拓技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内容的严谨性
楚拓，虽说是一种碑拓的技法，但是对所拓之物要求甚严：伪碑不拓，补碑不拓，失字不补，原模原样，使其兼有考证校勘之效。徐树钧所拓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后世主要有宋元两种翻刻本，一种由宋人王彦超摹刻于陕西西安，俗称“陕本”或“西庙堂本”；一种在元代至正年间重刻于山东，俗称“城武版”或者“东庙堂版”。后来，清代金石大家李宗瀚寻得康里氏于山旧藏，世称“唐拓本”，该本为存世拓本之最，翁方纲曾留有考释文字。徐树钧所拓的即是此版，并留文指出西庙堂本的错误之处。又如赵孟頫的《天冠山诗帖》，此帖历来名气俱佳，既有墨迹本也有刻拓本，真伪也素有争议。西安碑林所存的《天冠山碑》，有正文及题跋，还有明代文徵明题识与清代邓霖题记。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代大金石学家翁方纲得到了墨本后，据此考证西安刻石之墨迹为伪作。徐树钧也指出西安刻拓本直肆纵放、锋芒毕露，与赵体书相去甚远，故舍此本而重金求得唐拓本即康里氏版重拓之，不使伪作谬传。可以说，楚拓的内容选择相当严谨，如所拓的王献之《十三行》、颜真卿的《麻姑碑》、皇象的《天发神谶碑》、敬客的《大唐王居士碑》，以及湖南本土黄自元、何绍基等一大批名家名碑均为真迹，对后世的传承和考据具有重大意义。
（二）版面的虚实性
楚拓技法十分讲究版面的虚与实。人们现在所见的楚拓作品，基本上是虚、实相结合的，既忠于传统的原碑，又给人以生动的美学享受，它不同于传统的钨金拓法，黑漆漆墨板一块，厚重有余而灵韵不足；也不同于少见的蝉纹拓法，飘逸浮轻而底色不稳。楚拓作品中有字之处，一笔一画皆清晰可见，丝毫毕现，原模原样，古拙淡雅；其中无字之处，墨痕轻过，虚实有度，整体感觉强烈，仿佛拓者与原碑在对话，心灵在作品中得以重塑和升华。楚拓作品既有对原碑的忠实再现，又有对创作的美学追求。
（三）水墨的差异性
碑拓，是一种南朝时就出现的古老印刷技术，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匠客亲身参与其中，浸纸、贴纸、打纸入碑、拓包捶墨，只为准确、生动地再现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神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能够自如掌握碑拓技法的人少之又少。所拓之物不同，所用技法就不同，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对水和墨的运用。楚拓最为注重的便是如何恰到好处地使用水和墨，而这样的理念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摸索和发展，才形成了独特的楚拓技艺。具体来说就是在碑拓时要把握：（1）水墨运用时各占几分；（2）冬、夏等不同季节的水墨运用；（3）针对大、小碑的不同水墨运用；（4）室内、外不同场景下的水墨运用等。水与墨，这两样平常之物的运用，在楚拓制作者的心中錙铢必较，到了纸上便挥洒自如。在特殊情况下，哪怕只有水和墨，没有其他的工具，楚拓高手仅凭一双手也能拓出相对完美的楚拓作品。
此外，楚拓技艺对所用工具也十分讲究。如鬃刷取自公猪背上不低于十厘米的鬃毛制作而成；拓包一般是用未成熟的谷糠和细密适度的棉布制作而成，这样的拓包吸墨活，出墨匀，拓出的拓片层次丰富，厚重饱满。
据考证，碑拓这门古老的技艺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拓本作为碑刻传承的载体，承载了古代灿烂的书法艺术，且为历代学人所取法，备受世人重视；历代石刻所使用的各种书体，反映了一脉相承的汉字在不同时期的演变，碑拓本身的演变就是一部直观的中国文字发展史，如秦汉刻石、隋唐碑刻、宋元明清法帖等，有助于后人考订史实，研究文字源流与艺术价值，了解古代风土人情、文章诗翰等，是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
三、结语
楚拓，诞生于崇山叠岭、滩河峻激、舟车不通的楚地，除了吸取地质刚坚、民性倔强的地域特征之外，更得到了以湘军、士人为代表的地方人文滋养。先由一代金石大师创立，再经过几代人的潜心钻研，楚拓技法终成独具魅力之一派。历代学人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值得后人用心传承和发扬。
作者简介
邹艳，1970年12月生，女，汉族，湖南娄底人，大专，馆员，研究方向为文物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