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荷兰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得维尔1720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成为现在某些群体高消费、炫富的理论依据。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探讨了我国现阶段应如何重视和调整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既要建设和谐、节约型社会，也要看到需求不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萨伊法则；DPI；基尼系数；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0-0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089-02
　　
　　众所周知，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信奉的是萨伊法则：“供给决定需求”。而30年代大危机表现出的供给过剩、失业严重和开工不足使凯恩斯从供给转向需求，建立了对总需求进行管理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四部门经济的假设下，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与净出口（出口-进口）。因此，增加消费，哪怕是浪费性消费也可以刺激经济繁荣。这正是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的中心思想，只不过凯恩斯运用现代经济学概念表述了这一思想。就个人而言，个人可支配收入（DPI）的实际使用分为两部分：消费（C）与储蓄(S)，yd=C+S。yd总量既定，消费增加则储蓄减少。同理，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就可以使经济繁荣。然而这种观点恰恰与传统的“勤俭节约光荣“的理念相反。于是就得出了一个矛盾的结论：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却使社会萧条；浪费是个人的恶行，却使社会繁荣。这一矛盾的结论可以归结为“节俭的悖论”，即所谓的“曼德维尔悖论”。该理论是荷兰著名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得维尔在1720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提出的。
　　从这一理论中很容易推理出这样的结果：“浪费有功，奢侈有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超豪华情人节套餐、国际奢侈品国内热销；“天价年夜饭”、“天价月饼”、“天价旅游”、“天价手机”、“天价服装”、“天价别墅”等等诸如此类的报道充斥眼球。是不是我们真到了迫切需要“天价”才能拉动消费的地步？先看看目前的统计数据吧！我国截至2009年底，个人资产总额达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200人左右；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2000人左右；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5万人左右；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有80万人左右。①而同期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和咨询机构凯捷新近公布了《2009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富豪人数锐减15%，创下了该机构发表年度报告13年以来最大跌幅。但中国内地富豪人数首次超过英国，上升至全球第四位，甚至有望在2013年超越北美。看来中国富翁数量超英赶美也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百万富翁的人数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的个人消费贡献少于其他国家，相反，甚至比美国都要大得多，汽车和房产销量的上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作为世界上奢侈品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富人的挥霍程度让人震惊；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的看到还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数据显示，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基尼系数0.46（一说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5），超过0.4的社会分配不平均警戒线。数量迅速上升的中国富豪，其质量却没有同步提高。以慈善事业的对比数据可见：十年来，美国富豪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将全部个人财富捐给慈善事业，股神巴菲特也捐出了85%以上的个人资产，而中国富豪的慈善事业却“刚刚起步”、乏善可陈。
　　这些数据无可置疑的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富的两级分化问题，城乡间，居民间，居民、政府及企业间收入差距扩大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单纯鼓励消费、抑或是片面强调勤俭节约都不符合我国国情。而且，社会上“仇富”心态蔓延，已经带来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我国目前庞大的人口负担、相对匮乏的各类资源、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从客观上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保护主义观念的盛行，鄙视劳动思想的根深蒂固，“学而优则仕”理论的大行其道，所谓富豪奢侈行为的负面示范效应，又在主观上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了障碍。而且，现阶段的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过剩、失业增加，而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新型经济危机，力图单独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势必会加剧另一种现象的严重。所以，高消费、炫富的行为只会加剧现有的矛盾，而对刺激经济复苏收效甚微。可以认为，所谓“天价”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别的需求，是那些能消费得起的群体的消费需求，却不是值得推崇的行为。
　　根据凯恩斯MPC（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低收入居民的MPC高于相对收入较高的群体。因此要想改善现在经济的滞胀状态，政府及各种经济组织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和变更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上，应通过采用增加就业人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引导消费等措施，使社会矛盾弱化、购买力增强，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上述问题中，我认为最急需解决的是分配不均的问题。
　　一、分配问题的主要表现
　　1.城乡差距。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与养殖。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农民专事生产，运输及销售由社会其他部门完成。于是众多的流通环节造成了如此后果：种粮的（收入）比不上卖粮的，种菜的（收入）比不上卖菜的。收入偏低的同时带来了社会地位的低下。因此，城乡差距不仅仅是收入的差距，还包括精神上的歧视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你这个农民！”成了新的侮辱人的字眼。
　　2.居民间的差距。(1)不同城市居民间收入的差距。可以形象地说，我国城市居民间收入的差距与我国的地形特征正好相反：东南高西北低。北上深广是我国目前收入最高的四座城市，据测算其恩格尔系数<0.3；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有些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0.5。（2）同一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不同行业从业者收入差距明显。其中，电力邮政供水等从业人员的高收入有目共睹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也是形成收入差距的另一主要原因。
　　上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因素，是基于要素或资源占有进行的初次分配不均衡造成的。山西煤老板、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羊绒制售业者、影视歌球星、电力邮政供水等群体的高收入，无一不是通过对资源占有以及转嫁私人成本为社会成本完成的。而且尤以这类群体的高收入所带来的问题和隐患最多。
　　3.居民、政府及企业间收入差距明显增加。截至2008年底我国累计形成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①至2011年3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447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②现有外汇储备积累已超过需求的合理水平，过高的外汇储备将导致流动性过剩。
　　二、应采取的调整措施
　　1.格外重要的再分配政策。现阶段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重要手段是税收。我国高收入阶层的主要代表为企业家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垄断行业从业者、政府官员“权利寻租”灰色收入者、非法地下经济暴发户等。事实上这一群体恰恰不是我国个税上缴的主要群体。所以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做好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着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性。有国外报道称：中国的个税是劫贫济富！说明税制结构的不合理不仅限制了税收公平调节作用的发挥，还存在着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向。
　　（2）不健全的税收调节体系。尽管为与国际税收体系接轨，我国不断地在调整税种、税目，但是各税种之间缺乏整合力，同样影响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3）个税制度设计的不规范性，制约了税收的公平调节功能。
　　因此，不断改革调整我国现行税收体制将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2.持续进行的西部开发将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主要途径。西部地区尽管拥有较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但是自然环境恶劣、交通落后、人力资源匮乏，明显制约着西部经济的发展。而西部开发从最初的西部五省区扩大到现在包含西南地区和内蒙古在内的12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资金不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开发的瓶颈。因此，明确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内容应该是下一步西部开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3.调整现阶段对外贸易政策，谋求对外贸易均衡以减少持续增加的外贸顺差。同时，以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辅助政策消化外贸产业链剩余的劳动力。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奉行贸易顺差的外贸政策，坚持出超，这是公认的现阶段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东南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正是在这种思想导向下，依托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代工的方式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出现了我国第一批富豪。而政策的調整必将影响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下游产业链劳动力剩余成为必然。因此，变更涉外生产企业的生产内容就必须以提高国内消费、扩大内需为条件。
　　我国政府提出了要建设和谐、节约型社会，但是总需求不足同样使我们认识到：片面强调节约，对经济发展也不利。当然，如同把节俭绝对化错误一样，把提倡消费绝对化，甚至鼓励浪费，也并非是我们的本意。从实际出发，不走极端才是正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