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日，陕西省神木县11位民营企业家领取了村官任命书和当选证；8月26日，广东省阳春市23名优秀民营企业家被选派任职村官；10月21日，呼和浩特市7名民营企业家分赴土左旗担任“村长”；11月8日，个人资产超过2亿的重庆中农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湖北商会会长胡崇理，在湖北省公安县新江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得到94%的赞成票，当选村主任。2008年换届选举结束后，在浙江慈溪297个村里当“村官”的民营企业家达到483人……“企业家治村”经过10多年的实践，在2008年已经成为广泛推广的模式。
　　“村”是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不属于地方政权，无论“村主任”还是“村支书”都没编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村长”只不过是被模糊和误解的称谓。企业家们把“改变村民生活”作为竞选时的口号，参选的企业家们在改变农村政治生态的同时，也把致富这颗希望的种子播撒在了农村。
　　
　　杨保伟的富人政治实践
　　
　　杨保伟：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原主任，杨力制笔厂厂长
　　企业年利润：30万～50万
　　
　　顺利当选的黑马
　　杨力制笔厂是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里的排头兵，厂长杨保伟在当地商界很有影响。2002年年初，他提出来要竞选村主任。但这个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年轻人在前两轮选举中一直处于劣势。直到他敲锣打鼓地在村中贴出10多张“红榜”承诺书，他才闯入了选民的视线：
　　“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当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
　　“在职3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
　　“努力为群众服务。”
　　凭借着这样的“竞选宣言”，杨保伟在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反败为胜。一切尘埃落定，杨保伟如愿当选了村委会主任，成为名义上的一村之长。作为“富人参政的开端”，杨保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村官论坛，还在各大高校进行巡讲。研究基层政治和农村改革的学者把他尊为“基层民主的缩影”，各大媒体对他的采访纷至沓来。
　　
　　有名无实的村官
　　杨保伟的“富人参政实践”从一开始就没有像其职位来得那么顺利，村支书仍然是几乎全村所有事务的“第一责任人”，即便是象征村委会权力的“大印”也一直没有落到过杨保伟的手中。为了把公章要回来，杨保伟闹到镇里、市里和民政局，最后派出所出面才强制解决。
　　上任之初，杨保伟以村委会主任名义进行改革的举措，如村财务公开、工程公开招标等都被阻挠。全村当时有70多辆车，狭窄的道路不仅不方便而且危险，出现过儿童被车轧死的事故。杨保伟提议拓宽、整饬道路，这个建议在村“两委(村委会、党支部)”获得了通过，却迟迟没有得以实施。即便是本应该由村委会主任负责的财务状况，村会计也从来不让杨保伟知晓，一番大吵后杨保伟才知道这是村支书的授意。冲动的杨保伟出手打了村支书，但是仍旧无济于事。
　　2002年年底，砖瓦厂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转包的村里土地就要到期。因为转包价格太低，加之7万多土地赔偿费一直没有结清，村民怀疑其中“猫腻”太多，因此这份合同一直就是全村“官民”矛盾的焦点。当时，砖瓦价格上涨，杨保伟觉得这正好是提高租金的时机，但村支书的意见是“续约”。杨保伟否定了这个提议，随后到外地参加弟弟的婚礼。出外归来，杨保伟发现书记已经以“两委”的名义同意了砖瓦厂征用土地的协议。杨保伟不满村支书对自己反对意见的漠然置之，拒绝在已经盖有两个红章和村支书签名的合同书上签名。书记认为杨保伟太不配合“两委”其他同事的工作，向上级领导告状。
　　


　　杨村长也向镇里告状，不仅仅是砖瓦厂，其他土地的流转问题更大。
　　领导们再也不出面“挺”他了。城西镇的主要官员在不同场合表示“杨保伟的工作不突出，不知道协调村里两委的关系，缺乏做官的素质”，“就知道抓住过去关于土地批租的问题不放，造成村里的各项工作都上不去”，“太喜欢利用媒体了”。
　　
　　危机中的销声匿迹
　　杨保伟的无所作为引起了村民的不满，但杨保伟将这一切归咎于村委会的独断专行，而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他更要把他认为不合理的“土地征用”问题上告到法院。
　　其后，村里传言杨在村里土地批租中收了100万的好处，村里六七百名选民联名要求罢免村主任。不久后的一次税务部门查税，全村只罚了他一家。半年之后，他家在没有火源的情况下突然起火，派出所来的时候现场已被破坏。在次年的镇人大代表改选中，杨主任罕见地被排除在了候选人的名单之外。
　　2008年年初的成本上升和紧接而来的出口萎缩、经济危机，让杨保伟的制笔厂也深陷泥沼。
　　
　　董事长和他的穷村之治
　　
　　刘树生：重庆市渝江森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党委书记
　　企业年利润：1.3亿(2007年)
　　
　　上级派来了村支书
　　2006年3月，重庆市巴南区把全区100家重点企业的老板叫到一起给贫困村募捐。一个中年男子语惊四座：“企业捐几十万元给农村不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我愿意到村里去任一个党组织书记，实践新农村建设。”一个月后，这位“妄言”的55岁企业家，资产过亿的重庆市渝江森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树生被地方党委批准，走马上任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党委书记。
　　在此之前，刘树生从未在农村工作过，只知道桂花村是界石镇最穷的村。上任之前，刘树生带着公司的员工到桂花村微服私访。村民的致富愿望的确很强烈，他们希望“富人”能带一笔大钱来到村里，但出于企业家的思维习惯，刘树生把问题和困难想得很全面。他带着30万元的支票参加就职仪式，这对于有着1万多人的大村来说只是蜻蜓点水；他也没有急功近利地给“奔小康”定下时间表，只是承诺“3年内，保证让农民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公路可行、有电影可看”。
　　
　　得力的助手
　　为了处理好村里的事务，刘树生每个礼拜会到村里办公2天到3天，其余的时间会有一名从企业派过来的“联络员”常驻在村里。“联络员”是刘树生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了解村里的各种情况；“联络员”也是刘树生的脚，跑腿和执行一般事务都让他处理；但“联络员”不是刘树生的嘴，任何决策和分配工作都由刘树生进行。
　　刘树生在村里还有得力的两只手。镇里安排原来的村书记唐君臣做副书记，建筑小老板卢云任村主任，全力辅佐刘树生的工作。卢云从小在桂花村土生土长，在村里威信很高；唐君臣先前是界石镇的公务员，他们不但在村民中有很好的口碑，还能很好地与基层政府沟通。“他不会关注(村里的)日常事务，重点是发展经济。但作为一把手，村里的大事还是要参与决策。”界石镇官员这样定义刘的角色。
　　唐君臣曾希望刘树生能将企业的管理经验运用到农村，刘却告诉他“这完全是两码事”。“企业同员工的关系是合同关系，而村民和农村是绑定在一起的。在企业，员工不执行公司的决定就可能被开除，在咱这里这可能吗？”
　　
　　


　　村民的认同
　　刘树生在任职之前就思考过，农村沿袭的氏族意识和排外观念几千年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过，村民对他的期待更多是源于致富的希望。自己的举措对他们有用时，村民可能会接受、吸取，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但一旦某些举措侵害了村民的利益---哪怕是眼前的利益，或被他们看来是对他们的伤害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要真正取得村民的认同就需要自己真正地融入进去。
　　第一次走村入户，刘树生就到了一位老兵家，因为耳聋，老汉很少说话。喜欢听部队故事的刘书记当场认他为亲戚，并驱车到40公里外的主城区买了个助听器，还亲自给老汉戴上。老汉不会使用，第一个助听器不久就“罢工”了，刘树生又给老汉买了一个。自从有了助听器，老汉逢人便夸他的“刘亲戚”。此后老汉经常和村里人聊天，然后把大家提的问题和建议告诉刘树生。
　　管理村民第一要务就是要取得认同，这是刘树生的“非典型”管理经。
　　
　　上任两年半
　　刘支书上任半年后，环村公路建好，10辆中巴车让村民走路到镇里赶集的历史终结。80%以上的农户安装闭路电视，100%的家庭能收到广播。
　　刘支书上任一年后，全村农民实现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公路可行、有电影可看。
　　刘支书上任两年后，村“两委”决定桂花村要搞招商引资，把企业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和市场信息、人才、技术带到桂花村，发展绿色产品、生态观光旅游，带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致富。
　　刘支书上任两半年后，桂花村村委会的电话彩铃是一段颇具煽动性的招商引资广告。接受电话采访的村民说：“他是我们村里的人，所以也必须按照制度来行事。”尽管刘树生给村里带来了致富的希望，但村民并不会因此对他盲从，“刘书记还没有干涉过村委会、小组或村民的事务。”很难相信，如此具有宪政思想和民主意识的话会出自一位两年半前还是贫困村的村民的口中。
　　
　　“逼”回乡的村支书
　　
　　王文忠:服装生产、销售商，北京市雅宝路服装市场裘皮协会会长，皮草贸易巨头
　　企业年利润：保密(但在采访中透露，每年企业的消耗即达数千万元)
　　
　　我是被“逼”回乡的
　　“当支书，我是被‘逼’的。”王文忠说，“因为村民不满老书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持续了三年多的上访后，镇领导终于决定将‘两委’一锅端。村民看我在北京还挣了些钱，说我有能力，三番五次让我回去当村支书，可是我在北京还有这么多事，上亿元的企业谁来管呀。我没有同意。直到一位老农，他可是看着我从光屁股长起来的呀，他对我说，伢子你再不回来我们就只有要饭了呀。这句话让我下了决心。”
　　2007年9月21日，王文忠驾驶银白色的宝马从北京雅宝路服装市场赶回河北省衡水枣强县大营镇芍药村。
　　
　　农民生活---一年解决几代难
　　“和我搭班子的村主任是我极力推荐的，镇里认可了，也通过选举选上来了，两委的沟通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村里一直财务不公开、账目混乱，我们工作起来很吃力。”回忆起上任之初的半年，王文忠总是离不开“累”字。“乡亲们相信我也认同我，但是思维还真是赶不上我。我只好把公司的王秘书调回村里帮我。”北京的公司运转很正规，又过了销售的旺季，2007年的生意王文忠没有因为分心而受到大的损失。
　　王文忠上任之初认定了改善饮水设施和兴修出村公路是村民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王文忠拿出100万元，决定马上上马。打井队在王文忠上任第二天进驻，2300多米的水泥路100天建成。村里最年长的老人说：“几代人没解决了的老大难，王书记一来，解决啦！”
　　王书记上任1年后的芍药村气派、整齐，村里全是崭新的钢筋水泥路，美人蕉和龙爪槐分立两侧，三横三纵，还有宽绰的“环村路”，村头的村办企业正在“大兴土木”。很多十字街口挂着漂亮的新村规划图，上面除了整齐划一的村民别墅式住宅，还有商贸区和休闲区。茶余饭后，常常有村民围着看，眼里充满了憧憬。
　　
　　农村安---保镖吓走“黑社会”
　　“前任村支书和村民累积了很大的问题，村里还经常发生‘涉黑’的事情，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请来了4个保镖。”村民们记得，新支书上任那天是在两名高大保镖的簇拥下，走下车走上新岗位的。
　　保镖只派上了一次用场，“刚开始修路时，地基没铺好就来了车子，还硬往上开”。王文忠自己骑着摩托车上前阻挡，车上一下子下来4个人，眼瞅要从小挎包里掏刀子。村民们一眼就认出他们就是经常来村里闹事的“黑社会”。
　　“打！”王文忠手一指，保镖们迎头上前，两拳就把两个人打飞三四米远。这两拳的“拉风”使王文忠和芍药村在乡邻间不断被提及。“黑社会”再也不敢来村里惹事了，芍药村的治安情况改善了很多。后来，3个保镖陆续回了北京公司，只留下1个。
　　
　　免职了照样干
　　2008年的外贸形势很不乐观，王文忠开始了北京、村里两边跑的生活。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高负荷工作让他的肝硬化、胃炎、胆囊炎等老毛病进一步恶化。回北京后不但要操心公司，还要定期到医院“报到”。
　　“考虑过被镇党委免职吗？”
　　“万一那样也没有什么。为名，我在北京随便捐点钱，再找一些媒体，都能有不错的反响；为做官，只要我想，应该可以当得比村支书大得多。”王文忠微笑着，“杏花村毕竟是我的家呀。我即使被免职了，我还是一样给村里找项目、捐资金，让他们富起来，只不过没有了‘村支书’这个帽子嘛。”
　　（摘自《商界·时尚》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