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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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先秦的“权”字在17-18世纪之交和19世纪初同西文法学相关名词接触,形成含义对应和互译关系,是它走向近现代中文法学的主要标志.在19世纪中叶前,权力和权利的初始内容进入“权”字的指称范围,但它们从“权”字中诞出成为法学概念是1860年之后的事情,这得益于中日两国学者不约而同的努力.“权”在20-21世纪之交已成为可同时表述权力、权利、剩余权,以及它们体现的全部利益和相应财产内容的基础性法学概念.“权”字的发展衍射史是近现代中文法学萌芽、成长和基本形成的历史的缩影.循此历史进程辨识、甄别、查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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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先秦的“权”字在17-18世纪之交和19世纪初同西文法学相关名词接触,形成含义对应和互译关系,是它走向近现代中文法学的主要标志.在19世纪中叶前,权力和权利的初始内容进入“权”字的指称范围,但它们从“权”字中诞出成为法学概念是1860年之后的事情,这得益于中日两国学者不约而同的努力.“权”在20-21世纪之交已成为可同时表述权力、权利、剩余权,以及它们体现的全部利益和相应财产内容的基础性法学概念.“权”字的发展衍射史是近现代中文法学萌芽、成长和基本形成的历史的缩影.循此历史进程辨识、甄别、查明权利、权力等现有法学基础性概念和其他基本概念的“真身”“出生”的时间、地点和“身世”,是中国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外延和实质已明确并得到充分论述的“权”概念,有着深厚的中华法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表意功能,是现代中文法学相对于西文法学的独特资源优势,应善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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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一条可行路径是,对一般行政法进行实质法典化,对部门行政法根据条件成熟情况进行实质法典化或形式法典化,形成"1+S+F"的行政法法典化框架.基本行政法典在这一框架中发挥着统领作用.它不是行政法通则、行政法总则、行政程序法典或一般行政法的汇编,而是涵盖一般行政法主要内容、融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为一体,能体现我国行政法治水准、能为世界贡献法典化之"中国方案"的实质性法典.基本行政法典的体系构建应以规范行政权力为主线,形成包括总则编、行政组织编、行政活动编、行政程序与信息公开编、行政监督编、行
法律冲突是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是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考察相关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在时间上经历了动态转变过程,在对象上呈现出不同的评述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在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过程中,借助制度规则、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司法案例等基本方式,通过激活选择适用权明确权力基础、创制裁判规则强化供给、多元化司法技术应对审判压力和风险等策略选择,总体上维护了法制统一原则.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的具体实践在权力基础、制度规范和程
抗日战争史研究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二是仅限于对这场战争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很宽泛的领域,但凡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均属于研究对象;后者则偏重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属于军事史研究范畴.无论从哪个层面研究抗日战争,学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亦即战争时期的问题多由战争引起,战争本身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但从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军事史研究其实最为薄弱:一是抗战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其他领域;二是抗战军事史研究成果的军事史学科属性不够强,研究的广度
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我国纺织行业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将其置于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解读.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不仅是在技术层面上总结与推广一种工作方法的过程,而且是在国营纺织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的过程,也即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思想改造既有助于把工人改造成为像郝建秀那样的自觉劳动者,也有助于重建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以及工会与工人等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促进了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
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自2019年下半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之后,引发了历史学界的持续关注.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学界研究抗日战争的一些新的角度和取向,其中第四卷“战时军队”便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推进.在这一卷中,战争的过程不再是焦点,战争的主体——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的国民党部队与广泛活跃于敌后战场坚持斗争的中共武装,成为集中讨论的对象.在考察战时国、共军队的过程中,“组织形态”是重要的关键词,决定着包括笔者在内的写作者讨论问题的范围、重点和方式.而从组织形态的角度研究抗日战争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的一个重要事件.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了乡镇企业出乎意料的高速发展?本文从历史和机制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概括地说,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农民对城乡二元体制的自我突围;财政分权体制下基层政府有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强劲动力;长期短缺的经济和局部市场的形成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机会;计划体制的松动和双轨制的形成为乡镇企业从市场获取生产资料和融资提供了条件;充足而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是乡镇企业独有的两大资源优势;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
最小必要原则包括相关性、最小化、合比例性三个子原则.在适用该原则时,我国实践中的主流做法是只承认网络平台的次要处理目的,即实现具体业务功能,而不承认其主要处理目的,即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最小化原则的要求与网络平台实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匿名化制度都难以缓解该张力.鉴于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如果网络平台实际上为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而行动,便不满足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件.按照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网络平台在提供媒介服务时应当承担给付型忠实义务,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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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在历史上一直是华北的重要部分,但在当今的地域概念中,山东属于华东.这种地域认知上的巨大转变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日渐重要;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在国共决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军事和政治作用,最终在中共的政治版图中被编人华东.而追溯“华东”的概念史,民国时期的“华东”一词影响力较小,“华东”概念最重要的塑造过程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的.然而,山东的华东属性毕竟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华东与华北各地也逐渐回到近代以来的发展轨迹,山东再次融入华北,“华东”概念也逐渐缩小到指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