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是英语语言学硕士，她的这组小说又被其命名为《一个椭圆的，分离的元音》系列（下称《元音》），取自沃尔科特的诗歌《月亮》中的一句，颇有语言学的风范。这组小说讲了三个内容不同而结构、意蕴相似的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对母女：《热气球》里贾沂和她妈妈、《游乐场》里桃瑞斯和她妈妈、《清洁日》里独腿女人和她女儿。其实，“元音”是可以和“妈妈”或“女性”联系起来的，因为据说a是婴儿最早掌握的元音，ma是最容易发出来的音节。反正，我愿意一厢情愿地把《元音》理解为一组关于女性成长的故事或叙事。
　　他人是自己的镜子，人都是看着镜子长大的。女儿的第一面镜子自然是她的母亲。《元音》的三个故事都是单亲家庭，母亲作为女儿镜子的意义愈发明显。从母亲这面镜子里，女儿寻找或矫正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时时想打破这面镜子。《元音》的叙述口吻看起来是第三方的，实际上采取了女儿的视角，由此诱导读者产生的代入感又进一步强化了镜像的意味。小说写贾沂的妈妈穿衣服，“把脚趾头塞进丝袜，然后顺着袜筒伸到尽头，那条腿被丝网牢牢包裹，油光闪闪的脂状物像是从每一个毛孔里钻了出来”。桃瑞斯的妈妈笑起来“像是一汩又一汩的水从嗓子里钻了出来”。而作为母亲的独腿女人有一张“猜不透的脸”，这张脸浇灭了女儿“曾经幻想过的一切关乎母爱的表达”。我们可以感受女儿反感、嘲讽、敌意甚至厌恶和鄙弃的情绪，也能体会包裹其内的无奈和无力。
　　这是十分复杂的人生情绪，非受某种具体事物之触发，而是植根于母女关系或人伦本身，这把小说带向更具深意的层面。贾沂作弄妈妈，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她出丑，对着旅行团里的同行者破釜沉舟地说“爸爸早就离开了我们，他又有了新的家庭，一個妹妹，我又多了一个妹妹”，揭破妈妈掩盖离婚的谎言，自以为是地把戏弄、背叛、侮辱、蔑视一次全扔给了妈妈。《清洁日》里独腿女人鼓励幼时的女儿亲近“优秀”女孩格蕾丝，但格蕾丝其实是个喜欢小偷小摸的孩子，女儿因此染上偷盗癖，感到自己成了“罪人”，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这段“秘密”往事变成了女儿向独腿女人“进攻”的武器，“这个秘密是她唯一的武器了。武器，没错，她清楚一个秘密的杀伤力有多大，三十多年来她就是靠着这个秘密支撑到现在，她以为只要这个秘密脱口而出，母女之间的较量就能被颠覆”。比较而言，《游乐场》的故事被编织得更隐晦，桃瑞斯为了打破妈妈制造的玻璃房竞争生态，不惜坐视叫“安”的小女孩在一次次弹跳中走向危险，也更让人心惊……而这一切，无不是挣脱母亲“雌威”的努力，夹杂着伤害与自伤。
　　张哲的《二手玫瑰》《解语花》《女人四重奏》等小说都写到了女性话题，但《元音》与它们不同，是一个另类。《二手玫瑰》里写女强人气魄的白玉贞退出曾经叱咤风云的职场;《解语花》里查玲和年轻的游泳教练偷情，试图退出死去的富豪丈夫阴影笼罩着的家;《女人四重奏》里的郭少霞以安眠药主动退出人生，以及她在特殊年代的罪孽。或许，我可以再次一厢情愿地把这些小说人物概括为“女性的退却”，《元音》当然也可以纳入这一主题，毕竟，在这里，有三个女儿从母亲镜像的退却，也有母亲“雌威”从女儿心里和生活中的退却。然而，《元音》是另类的，它具有更强的探索性、形式感或哲学味。我的意思是，在《元音》里，张哲沿着她对女性话题的关注一路写来又寻求着某种突破，或者说，作为小说家，她似乎也在从自己的写作范式或镜像中完成着某种“退却”。阅读《元音》是一个心惊胆战的过程。小说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出剑拔弩张，悬疑惊悚的气息时隐时现。这源自于对母女故事内在紧张结构的解剖，也来自于小说的语言。在写作逻辑的意义上，张哲似乎慢慢磨着一把刀。《二手玫瑰》的白玉贞、《解语花》的查玲、《女人四重奏》的郭少霞，都是她的磨刀石。走到《元音》这里，刀够锋利了，让她不动声色地切入女性与世界关系，更细腻也更批判地从形式上加以描述和判断。
　　《元音》的场景是模糊的，情节却格外清晰，这多少有点儿矛盾，但强化了它的形式感。小说里人物名字有的是中文比如贾沂;有的像洋文比如桃瑞斯，也或许是中国人取了个洋名;也有的压根儿没有名字，只有表示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相对位置的符号，比如《热气球》里的“法兰绒母女”、《游乐场》里的“戴眼镜女人”;还有的简直故布疑阵，比如《清洁日》里的母女都没有名字，汤池看门人倒是明明白白的“玛丽娜”。小说里的跟团旅游、公共浴池、游乐场，这些场景本常见而真实，但张哲作了变形处理，令其与生活所见产生疏离。贾沂和妈妈住的宾馆厕所有蟑螂，“顺着马赛克墙壁爬行”，地板“每一块的边缘都磨损掉色，脚踩上去像是有层热腻的包浆”。游乐场“门口有个小丑在吹泡泡。那个小丑长着一张控诉的脸，永远也不快乐，吹出的泡泡也被悲伤污染得很透彻。泡泡里面被塞进了白烟，泡泡炸开，那团烟雾就游荡了出来，像是一个灵魂就这么被孕育了出来”，还有海洋球，“风道口吹出的风隆隆作响，整个海洋球池幽暗冰凉，每一颗海洋球都散发着难闻的塑料味”。就这样，读者和故事之间被放上了一块毛玻璃。小说也莫名涂上了意识流的色彩，但是具象化了的“意识流”。对它最好的比喻，我以为是梦境。在梦中，我们总是既像亲历者也像旁观者。人物和场景虽然模糊，但面前是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做梦人心里犹如明镜，而即便心中不愿，也无法阻止它发生。命定的无奈和亲见命定的自哀奇怪地绞杂在一起，正是《元音》散发的独特气息。
　　《元音》的结尾如一道微光掠过阴暗，也仿佛噩梦之醒。一直和妈妈较着劲的贾沂，倔强地捍卫着扭蛋玩具，这个“该死的玩具”，是爸爸在没有妹妹之前送给她的，“最开始里面装的是一个三角饭团超人，现在换成了三粒蓝色的药丸，妈妈的药，贾沂随身携带着，以备不时之需”。而经过汤池里的一番搏斗，独腿女人的女儿有了“她和妈妈共同的秘密，不分彼此”。《游乐场》的结尾戛然而止，是开放式的，但是否预示了女儿与妈妈的无意识合谋？无论如何，三个结尾都构成了或强或弱的“反转”，即便没有把故事带向貌似光明的结束，也至少让一直积蓄的张力有了一点儿释放，这又让我想到白玉贞的水晶花瓶里那朵塑料而鲜艳的“二手玫瑰”。原来，张哲的手里，不止锋利的刀，也握着一把止血的创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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