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提起2020年，每个人都会有很多话要说，每个人身上的故事都有可能是部自传体小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人类命运被集体扭转。在家待了半年，再上班已是初夏。也就是在家待着的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西方短篇小说。我是英语专业毕业的，人们常说学英语要靠“磨耳朵”，耳朵里灌进去的足够多，自然而然就会从嘴巴里吐出来，写小说大概也如此。写作永远都离不开阅读，这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共识与普遍经验。这三个故事就是在去年上半年旷日持久的阅读之后诞生的，阅读让我脑子里那些习焉不察的常识开始“反常”，固化的概念和紧绷的神经日渐消弭、软化，像是一盘棋被打翻在地，复盘无望，我要做的是重新摆放每一个棋子的位置。审美，经验，叙事的视角和气质，词语排列组合的顺序，全被换了一种方式重构出来。
　　我钟爱短篇小说的力量之美。短篇小说有肉眼可见的走势，及在力量之巅的爆发，它夹带着刀刀见血的锋芒和锐利，甚至有最大限度的冒犯和挑衅，它可能是尖锐的、残缺的、触目的、刺耳的、暴力的、罪恶的、反道德的……如此种种在人类心中埋下的闪念，都应该出现在短篇小说精密的文字里，这些不招人待见的毛刺是短篇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奥康纳的《好人难寻》正是此类的杰出代表，故事结尾处的几声枪响是罪恶深重，也是恰到好处。
　　说了这些是想表达一下我对短篇小说的偏爱。显然我距离那个目标还很遥远，唯有执笔书写，方觉自己的胆小与懦弱。三个故事都发生在南半球，因为远方让我安心，越遥远越肆无忌惮，越遥远越有恃无恐，那只名为“虚构”的气球才能被我鼓起勇气吹起来。
　　这三个故事都是在讨论“母爱”与“母女关系”。“母爱”是什么？做女儿时，我体会到的是无私与包容;人到中年，我成了母亲——硬币的另一面，再谈“母爱”，我体会到的是自我与控制。为什么要孩子？主流的说法是：要孩子是为了爱。面对这种答案，我持高度怀疑，毕竟“爱”的方式多种多样，没必要耗时费力生个孩子，完全可以爱自己，况且真正做到“自足自爱”的人实则寥寥无几。诚实地说，我的答案是，一个婴孩可以充实我的人生，或者说借由他/她的生命重活一次，很“自我中心主义”。
　　这三个故事都是站在女儿的立场去解构母女关系。在人类所有伦理关系中，“母女关系”应该是最坚不可摧且亲密无间的，在这种平滑的、柔波般美好的亲子关系中，是否也隐藏着裂痕？当然。我想探讨的就在于此。所有社会关系都需要情感投入与悉心经营，但亲子关系似乎有些不一样，它不平衡，与生俱来的主宰与服从因血缘纽带而捆绑、牵制，受伦理、道德、文化、舆论的束缚与引导，很少有人会思考如何去“处理”这段关系，我们天生的任务就是去“适应”它。然而正如故事里的几对母女一样，她们受困于“妈妈”、“女儿”的身份，女儿不断地反抗与逃离，又警惕、敏感地从妈妈身上反复验证自己，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种相悖的情结正是母女的日常。
　　《热气球》是个较为极端的故事，“精神疾症”、“失婚”、“单亲家庭”等元素被捏在一起，像是一颗夹心糖果，只有吃到最后才能尝出来，糖衣里面包裹着一个孩童在一场支离破碎的离婚大战之后，对母亲的守望与敌意。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暗影里左顾右盼的女孩，她永远沉默、躲闪，咧开嘴巴时虫牙先露出来，这种弱者形象总能引起我的注意，她们愤怒、羞耻、懊恼，但又蠢蠢欲动，弱者身上压抑着的力量感是很迷人的，充满戏剧张力。这个女孩很像小时候的我。当年，纤细瘦弱还不是什么好词，我们还无限留恋在一个崇尚力量的年代，而我天生瘦小羸弱。所有孩子都醉心于骑三轮车爬坡和单手捏响会发声的手偶玩具，凡此种种考验一个人的肌肉力量和手部控制力的游戏都是当时儿童之间的主要社交活动，而我在这些活动里表现得形如“怪胎”、“异类”，尤其是我出洋相让周围的孩子哄堂大笑时，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愤怒在血液里蔓延，以小孩的话说——很生气，这些气足够我吹爆一百个气球了！
　　《清洁日》这个小说是主题先行，讲的是母女对彼此的保留与隐瞒，当秘密不再是秘密，母女之间积存已久的隔膜也就被消解掉了。关于秘密，我有话要说。在我的观念里，我以为母女之间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如果有，也会严格遵守“秘密守恒定律”或“等量交换原则”，但事实是，女儿往往在认知上对妈妈的前三分之一人生完全空白。以我家为例，我妈妈有乳名，但她从不告诉我，家里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没有“知情权”，对此我很郁闷，也很费解，仿佛我一直都未得到过妈妈的认可。经过了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甚至举办家庭猜字游戏（我也是夠拼的）来缩小范围，终于在前几年的某一天，我知道了妈妈的乳名，妈妈突然松口，想来是她那天高兴，或者是想通了。我以为是个很滑稽的、叠字的、随意的乳名，结果那个名字很端庄、朴素，也很普通，普通到后来被我丢进记忆的深渊里。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妈妈的乳名了，但我也不想再费尽周折地去问了，因为母女关系在改变，我们各自在这段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调换，我的生活成了焦点与重心，我开始学会了隐藏与包裹，就像几年前我的目光总追着妈妈，如今妈妈的目光开始在我的身上停泊。母女关系像一条逡巡向前的河，它的流向拐弯了。
　　《游乐场》这篇小说是生活迸发出的火花。疫情稳定后，我带着孩子去游乐场。游乐场里有个漂亮的小女孩，她玩得满头大汗，天真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更特别的是，她是一个人，没有家长陪伴，但她对游乐场轻车熟路，穿梭于各种游戏间，饿了就跑到前台吃口奥利奥，让我都有点佩服她的游刃有余。像是一块磁铁，我的目光自然而然被她吸引。我带着孩子靠近她，她愈发信任我，带着我们四处游荡，直到进入玻璃房。她让我给她穿上厚重的塑料衣，一次又一次向空中迸发，一次比一次高，那是人类上攀能力和好胜心的表现，很快玻璃房的外面就围起了人，他们喝彩、鼓掌，那个小女孩就一次次地跌进笑声与掌声的蜜罐里。慢慢的，女孩累得像一摊烂泥，但还在支撑着这场毫无来由的“表演”，某个瞬间我觉得罪恶，毛骨悚然：那些喝彩和掌声是如此不负责任，鼓吹着一个孩子卑微的自尊心与廉价的虚荣心，围观者看累了可以拍屁股走人，但玻璃房里的孩子还在蹦，一次比一次卖命，她还太小，不知道如何为愈演愈烈的跳跃收场，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自尊与虚荣收场。后来我让这个孩子停了下来，带她离开了玻璃房，我们继续四处游荡。在《游乐场》里，我用一个背道而驰的故事讲了一个女孩无限迸发的跳跃，以及那些围观者。
　　由于自我生活经验，我最近写的题材大多围绕亲子关系，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对于道德的书写。人类衡量道德的标准永远在改变，它可以服务于功利主义，也可以服务于人本主义，或者某个瞬间我们干脆卸下道德的重轭。“道德”之于人类永远是复杂的概念，我们每天都在权衡这个词，我希望自己可以在虚构的形式下探索道德的边界，此次三个故事就是对这一主题的尝试。
　　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逐渐依赖上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大概因为虚构的特质里包含游戏的趣味和戏谑的快感。和所有穿梭于虚构森林里的行者一样，我会在每一个回旋地、分岔口停顿下来，眼前有无数条路可以走，最终我选择了与这几棵树为伍，走这样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