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我们这么臭美

　　买书买到最后，一部分人会变得本末倒置，到书店转一圈，或者在网上浏览图书，光挑长得好看的下手。这就是“以貌取书”。在爱书人的圈子里，我可听过不少人，带着假惺惺的忏悔心态，来叙述自己的“好色之心”。可能我现在谈论这个话题，也这样。人是极端自恋的动物，自己做的糗事，往往觉得不恶心，甚至还沾沾自喜。
　　当然，以貌取书，还不至于是恶心事，否则我会被人打死。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史记》的一句名言。以貌取书，估计也会失去不少好书。爱书人心里明白得很，但他们不管了，书痴都是任性的。我把这列为书痴的七宗罪之一。
　　回顾自己怎样一步一步走上买书的歧途，发现它跟贪吃蛇的贪吃一样，是慢慢惯出来的。
　　买书的第一个阶段是，只关注内容，只要内容有兴趣了，就买了。版本？咱乡下人可没听过这虚头巴脑的东西。我读高中时，曾经从遥远的、我的学校所在地——小镇马站，坐着歪歪扭扭的班车，一路开过崇山峻岭上坑坑洼洼的公路，一身灰尘地来到伟大的县城——苍南灵溪镇（现在的公路打了隧道，又快又宽又漂亮，外来的朋友可别被我吓着了），在诗友梁世欢的带领下，杀到金乡路著名的丽松书店，买了一本岳麓书社版的简精装《红楼梦》。不知道那个时段，岳麓书社是不是钟叔河先生在主事，反正当好多出版社，还在事业单位的旱涝保收里做美梦，岳麓书社是几个最早醒来的之一，出了不少的好书，最有名的当属《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让钱钟书先生破例为其写序，后来成为当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小传奇。
　　《红楼梦》简精装用硬纸板制做，封面封底主色调红色，倒和书名契合，封面上应该还压了一层极薄的塑料膜，看起来光亮亮的。要是现在，大约会觉得这太俗气了，但当时觉得美，这就是我这个乡下人那时的审美观，不足为怪。在马站中学，最富有藏书的政治老师家中的那些书，主题太严肃了，封面也严肃，一副冷硬的表情，如几大排深蓝色封面的《马恩全集》。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太陈旧，感觉都上个世纪的，落满了灰尘，有些灰尘还长了菌，黑油油的粘在书上，怎么拍也拍不掉。在我视野这么一大片黑蓝中山装的书中，这册书如正当妙龄的红衣少女，在轻风吹拂下，飘过阴暗的走廊。
　　我买回来时，大概可以用爱不释手来形容。放在光线不佳的学校宿舍中，放在自己的小小的床上，堪称尤物。还能记起，我不断地把本书带到教室去显耀，可能还引起一两位偏爱语文科目的女同学关注，总算没有白费了我的一番苦心。
　　那时的我，还不懂保管书，当三四年的时间过去，我从更遥远的石家庄回到老家，一个海边的小渔村，她已经破败得像一本被丢弃的旧书。这真的让我无法接受，因为我对《红楼梦》有情结，早在初中时，就向一位成绩优秀家住马站镇的漂亮女生，借过人民文学版的四卷本，只可惜硬着头皮读到第二册，就悄无声息与第三册说了再见。读高中时，一位儒雅的语文老师，不知什么来头，居然跳开教学大纲，一口气给我们上了好几节课的《红楼梦》，说得很精彩。现在想想，当时乡下的高中，还真藏着高人。平时这位老师不显山不露水，他是教導主任，教高三，不给我们这些高一高二的小屁孩上课，那次他代我们语文老师的课。按常规，体弱多病的小林同学进贾府那一章，一节课就可以打发掉。也不知他来了什么兴致，那几节课中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似乎要尽其所知，把知识的花雨撒在我们这些土包子身上。当然现在我明白了，他那代人好多书不能读，但《红楼梦》例外，于是不少爱好文学的人，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寄托。我被他勾起了对这部伟大著作的征服欲望，也勾起了没有读完下半部的遗憾。所以才唱了那么一出，千里迢迢，一个半大不大的小屁孩，竟然从山区小镇，坐班车到县城买《红楼梦》。
　　后来，这本书放在家中，经历了数次的台风暴雨，加上南方无节操的潮湿，产生了旺盛的霉菌，早已不堪入目，着实让人心痛。那时候没有网络，要再找一本同样的书，全凭运气。但看似不尽如人意的世事，有时会突然出现转机。
　　公历1995年初，快接近农历年了，原本打算去远方流浪一番的我，通过考试进入一家小党报上班。话说某天，经过某书店，一眼就发现了一册《红楼梦》，与原先的那本一模一样，并且还非常新，书拿手里，昔日场景放电影般在眼前，刷刷刷地流过去。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这都多少年了，居然还能碰到一模一样的书，我好像中了彩票。毫不犹豫地拿下，喜滋滋带到办公室，那是一个大办公室，不同部门的人都在一块，副刊部的主任大C看到，瞄了书一眼，说：“这书的版本不太好。”我当时什么反应，已经记不清，总之那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清楚说出“版本”这个词。
　　伟大的苍南县城灵溪，其实是个小地方，就像历史上的不少牛人，有的就是个小瘪三。在这个小地方，大C的家庭有那么点书香门弟的意思，母亲教书，知书识礼，受人尊敬。他的父亲去世得比较早，干什么的我忘了，肯定也是受过教育的阶层。他的亲戚中，好像舅舅吧，在老平阳当过不小的官。他本人高考恢复后第二年考上大学，听他说，当时全县考上的人没几个，还张榜公布，很风光了一阵子。他考上的大学现在说来，不算什么，当时已经好得不得了。在学校，他属于风流潇洒的才子，标准的文学青年，曾经对我说过，和同学在温州市区新华书店排长队，买文学书的盛况。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小黄金时代，现在叙说，已有了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的沧桑。他很有才气，聪明且骄傲，在我等土鳖家中只有三五百本书时，已经有了一个书房。这在大城市很普通，但在我们伟大的县城小地方灵溪，有此条件，学识的视野上，就明显要比同龄人高过一截。于是，他向我吐出了一个词，一个新鲜的，在人类知识深处隐藏着的，有点神秘气息的词——版本。好像我来自英格兰某个鸟不拉屎的山沟，某天鬼使神差走进了学术神殿剑桥，我熟悉怪里怪气的乡下英语，突然有位帅哥用标准的伦敦腔，向我吐出了一个词。我一下子应该有点懵。
　　在书痴的字典中，版本这个词是建构整部字典的核心，就像在政治家的字典中，某个不好听的词无比重要一样。 　　两个人的交流，必须建立在知识谱系大致相同的基础上，这样彼此的信息才能接收，否则就是鸡对鸭说。在大C对我说了“版本”这个词很久之后，我买书基本还是老样子，浑然不知版本为何物。当然，如果口袋的零花钱充足，我会选择一些装帧好的书，这是一种接近于本能的选择，即使读初中时，我还是个小屁孩，当我站在书店，望着那些如人中龙凤的精装书，往往也挪不动脚步，美总是有诱惑力的，即使对于一个乡下的傻小子。高三时，我曾在丽松书店，咬牙买了一册纯白亚麻布精装的《小说闲谈》，当时并不知道作者阿英为何方神圣，只是这书太美了，一派高贵脱俗之气，我经不住诱惑。
　　脑海里建立起版本的概念，是2004年后在乐清的事了，这当中有一个人、一本书和一家网站，共同把我推到了买书的“歧途”上。一个人是小X，其实他的年龄与我差不了太多，但看起来始终一副年轻人的样子。说出他的真名，可能相当多中国港台书的大伽会知道，那咱们还是不要说了。怎么说他这个人呢？他既非常谦虚低调，又非常骄傲，眼高于顶，但他的骄傲和眼高于顶是有理由的，在书上他真比你懂得多，并且不是一般的多，而是多很多，认识他很久，他总有办法，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关于书的事。我和他在乐清桃园书院的柜台边认识，当时的对话已相当模糊，后来的很多对话也还是模糊，只记得某一天，我跑到他的书房，看了他的那些藏书，听了他的一些介绍，心中便有一种东西被唤醒了——原来买书可以这么讲究，在茫茫书海中他挑出的书，总能让你眼前一亮。原来书可以这么美，让你百看不厌。原来我们平常读到的书，还有更好的更美的另一个“她”。原来一个人书房里的书，可以大多数你没有见过，没有听过。说句头大的话，在同龄人中，我见过的书不算少，从小到处买书，逛过相当不少书店，自己也开过书店。但到了他书房，直接瞎了。
　　他曾是文学青年，写过小说，文学大伽对其评价相当不低，可惜后来不写了，像很多乐清人一样，先到外省经营低压电器，呆了好多年，估计赚了一大笔钱，然后回到老家，娶妻生子。他是新一代乐清人中（民国时乐清有很好的藏书家），最早进入藏书这一境界的人（或之一），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书商，一个专做高端书籍的书商。他生意经精得很，但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他绝对会是你读书的良师益友。时间若退回八九十年前，他就是传说中的晚清或民国，在北京的琉璃厂，或上海的棋盘街，能够与王国维或胡适坐而论道的，那种半个专家的书贩子。
　　一本书是唐弢《晦庵书话》，这本书不知道启蒙了多少爱书人的新文学版本知识，很多人读了此书，慢慢成了民国书的爱好者，我也算其中之一。这本书帮助很多人建立起书籍装帧的审美意识，发现与民国的一些书相比，现在大多数书的封面设计多么的丑陋。当然，这几年，国内书的封面设计大有进步，但现在用电脑设计，与以前用画稿设计的效果截然不同。一个时代的美已经凋零，爱书人只能在茫茫书海中打捞侥幸逃脱的。
　　一个网站就是孔夫子旧书网，关于我与这家网站的那一丁点事，我要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暂不赘述。
　　总之，一个书痴的最终命运，会跟着书的美越走越远，他们的信念是：只有美的书才是好的书。他们是读书人，但他们只是一小簇读书人，他们对书之美无限度的执念，通常会受到更多读书人的质疑，所以他是读书人中的少数派。

二、买与读

　　买书看起来挺方便，但会买不会买相差很大。
　　同样一本书，好的出版社出版的，质量就会高一些，好的出版社里头都有一些高人，选择版本时，会很讲究，也会替读者考虑。还有书的装帧啊，纸张啊，封面设计啊，也大方耐看一些，不会花里胡哨。还有文字的校对，好出版社比较严格，一关一关审核，要经过七八个程序。差的出版社为节约成本，通常比较马虎。
　　国内出版中国古代经典方面的书，什么经、史、子、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为首选。其次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侧重于文学类）。再次为各省的古籍出版社，如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等。现当代文学的书，当然首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次上海文艺、江苏文艺、广西师大、山东文艺等等出版社。这是早些年的格局，现在文学类的书籍，群雄并起。
　　在出版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读书人通常会认为上海各出版社的书，比北京各出版社好一些，譬如同样出版古籍，大家会觉得上海古籍比中华书局更牛，当然书价也更贵一些。不了解近现代出版史的人，可能会有点奇怪。其实只要对民国的文化史有所了解，就明白了。按理说，北京为全国的文化和学术中心，国家级的大出版社最多，但民国时，中国的出版中心却在上海市，它甚至是当时远东的出版中心之一，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企业之一。还有众多的，比现在多得多的“上海籍”出版社，当时都各有千秋。1949年后，上海的商务和中华书局迁到北京，但上海留下的根基还很扎实，学术和专业技艺讲究传承有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国内专门影印古书的出版社，一家为北京的中国书店，一家是上海书店，还有一家扬州的广陵古籍刻印社。我个人觉得上海的这家就更强，影印的东西更具学术视野，书的印刷质量也好一些。比如上海书店在N年前就影印几大套民国丛书，学术眼光真可谓超前。近十年，民国的学术著作大热，全国各出版社蜂拥而上，以各种名目，进行大规模重印（某年我在上海书城，发现差不多有一个楼层的书，是重印民国书，一眼望去头都晕了），其实就是步上海书店的后尘。如果对学术比较关注，就会发现上海书店的这套书里头有很多宝贝，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好多祖师爷级的著作都在里头，任谁也绕不过去。
　　此外1949年后，北京虽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但上海也不弱，在很多方面可以与北京分庭抗礼。八九十年代，江湖盛传，中国南北方有两大学术领袖，北京为钱钟書先生，上海为王元化先生（这是好事者的鼓噪，两位老先生肯定是不承认的）。钱钟书先生属于比较纯粹的学者，说学术领袖实为声望极高，自然吸引了一些依附者，形形色色，各怀心机，对这一称呼他本人再讨厌不过。王元化先生当过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但他并不是退休后才研究学术，青年时代就是有才气的文学理论家，当过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后被打倒，几近精神崩溃。在那段艰苦的日子，他开始向熊十力先生问学。如果说陈寅恪先生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顶峰，那熊十力先生就是中国现代儒学的顶峰，王元化先生以忧国忧民之情怀入名师门下，苦苦思索中国学术之复兴，所以他不但学术根基扎实，且有远大的抱负，堪称真正的领袖型人物，组织和主持了很多重要的学术项目，推动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在上海的各学术机构、各大学，还有很多牛人，光文学这一领域就相当不少，一点也不比北京的差。
　　外国文学的书，首选上海译文出版社，其次南京的译林出版社。这几年，一些原本中小型的出版社，出版国外著作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如北京大学、广西师大、南京大学、华东师大、河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出版社，这几家中，广西师大常有独到之处，出版的书籍常常会回应当下中国的语境，也比较注意当前国外比较流行的热点的著作。而其他几家比较侧重于学术性，出版的书各具特色，南大出版社近几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而广西师大这几年尤其活跃，文学类的书也出版了相当不少。
　　商务印书馆一直以出版西方学术、经典著作而闻名，这方面它的实力最强（词典类也是强项）。但近二十年来，一些大学的出版社，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这样的书，很值得关注。譬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研究中国学术系列，就相当好，不过这家出版社本身为二级出版社，学术力量不够，多依赖外面的一些专家主持这些项目，出版的书在翻译上质量参差不齐，要注意鉴别。此外，刘小枫主持的西方经典翻译，先后在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炉”，很值得关注。
　　其他一些专业类的书，以此类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为佳，如农业方面，农业出版社为好。科学方面，以科学出版社为好。科学技术方面的，以科技出版社为好。社科的，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好。书画美术方面的，以荣宝斋、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为佳。文物方面的，以文物出版社为佳。語文类的，以语文出版社为佳，教育类的，以教育出版社为佳。平时买书，只要多关注，慢慢了解中国的出版体系，就能一一找到好书。
　　还有一家出版社，一直为读书人重点关注，那就是三联出版社，它其实分为三家，北京的三联，上海的三联，香港的三联（中华书局在香港也有分公司）。三联的书，会比较杂一些，包含现代学科的各个门类，但出版的书，质量都较高。除了出版一些学术性，还大量出版国外新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但这些读物都是经典，很值得买，不像国内的一些鸡汤式的普及书。它有一套很有名的书叫“文化生活译丛”，影响巨大，是八九十年代很多读书人美好的记忆之一。
　　大约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吧，有几家小出版社表现得比较突出，受到好多爱书人的好评，如岳麓书社、齐鲁书社及漓江、辽宁教育、湖南人民、安徽文艺等出版社，近十年还有新星、海豚、九州等出版社。但后来领导人变动，有的就走下坡路了。这几年，海豚、九州、新星和时代华文等表现比较突出，其中海豚专门出版一些高端书，从布面、人造革封面的精装，现在已往真牛皮、真羊皮方面发展，但那价格不是普通市民所能消受。
　　这几年的新趋势，各大出版社也纷纷出版高端书，价格昂贵，但读起来还真舒服。与纸媒走下坡路不同，这几年的出版业相当出彩，时不时有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冒出来，夺人眼目。由于个人视野的盲点，我的观察肯定有不周全之处。总之，现在的出版业还有大量的垃圾书存在，但另一方面，书籍的质量也在提高，从装帧到思想性和学术性。还有一现象，名著的重版很多很多，尤其那些过了版权保护期的，购书者如果不内行，还真无从下手。
　　1949年以来，国内的出版体系基本上走专业化的路子，就是各一块领域，把各自领域的书做好。但近十年来，情况有了变化，各出版社已不满足于自己的专业，而向其它的方面拓展。但因为出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专业和技艺，没有各种人才的储备，突然出版不在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书，还是比较吃力，书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以我个人的经验，爱书人都在买书的过程中，慢慢懂行起来，懂得鉴别好坏，懂得书的各种版本。这些知识是长期积累的，一下子学不会，除非你进入出版机构，受过专门强化的训练。
　　举个例子，你要买杜甫的诗集，杜诗自古以来版本就相当复杂，古代就有千家注杜的说法。买的时候，先要搞清楚，你要买普及本的，还是买比较学术的。普及本就是各种选本，目前市面上的新选本，还有以前的老选本，很多，你首先要搞清楚，那几种选本大家评价比较高，出自大专家和优秀学者之手，然后我们再去选择一二种，买来阅读。学术性的是指各种全集注校本、编年本、笺注本等，除了上海古籍、中华书局，其它学术力量不弱的古籍出版社也会出。一个大约是中国特色的现象，如某位名家籍贯某省，某省的古籍出版社，通常会组织力量出版一两种不同于上古和中华的版本，有的为学术史上的重要版本，有的是现在的新注本，也有相当好的。
　　说句玩笑话，大出版社出的好书，好比大家闺秀；小出版社出的好书，好比小家碧玉，各领风骚。但小门小户的，要出落落大方、知书识礼的小家碧玉，概率还是小了些，呵呵。
　　买书除了知道出版社，还要了解中国学术界的各类大伽，要学习国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那就要了解中国古典学术史和思想史。有时买书看人买，就是看著书的人，著书的人为大师，出版的书差不到那里去，大伽对自己书的质量要求很高，如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各种的原因，很多书不能出，那他就不出，要他修改了以符合某些非学术性的要求，那没门。他还要求，他的书一律要用繁体字，所以一直到2020年前，他的书都是繁体字，简体字的一本也没有（2020年先生逝世50周年，著作权保护期终止，译林出版社鼓捣出一套简体字版的《陈寅恪合集》，引发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争议）。他学生整理出来的，他的讲课记录除外。通常，出版社对学术大家的书会投入更强的力量，会做成出版社的品牌书籍。俗话说，看人下锅嘛，出版界也不例外。
　　同样普及性的著作，大师写的普及读物水准就很高，很多专业人士也要读。而一些半吊子的人写普及读物，内行的人称之为垃圾读物，你读了之后，不但没有学到什么真知识，反而让自己也变成一个胡说八道的人，这是很冤的。现在市面上这类书特别多，害了很多开始热爱读书的人，让他们迷糊，让他们似懂非懂，不如不懂。
　　还有一点，如果要读某一专业书籍，普及性的读物要不要读，是不是直接就往经典进攻，以我之认知，普及性的书一定要读，经典著作当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读不进去的，读了反而让你绝望，觉得这些书，咱一辈子也学习不了。其实不是，在通往经典的途中，要经过普及性读物的桥梁，一步一步走，味道就慢慢出来了，然后再去读经典，那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这些曾经读起来很深奥，连门都摸不到的书，这么有趣。是的，这时候，你站在人类知识的顶峰，真的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觉得天地都宽了，自己的心胸都宽了，觉得自己一辈子没有白活。 　　我说的这些东西，只是个人三十多年业余的读书经验，经验难免不带偏见和短视之处，以及自己知识的盲点。这里头肯定有遗漏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如果你有志于读书，有志于学术，还得去读专业的指导类书籍，或者入名师门下，不能听我一个话痨症患者，在桥头的印象式闲谈。

三、知识的地图学

　　我的堂伯父是一艘远海渔轮的船老大，每次出海，回航，手里都会捧着几件宝贝式的图纸，空闲时坐在院子里，对着图纸入迷地观看，年纪尚小的我有时凑上去，他转头笑着问：“看得懂吗？”
　　纸很厚，似乎撕也撕不破，上面划着纵横交错的曲线，还有各种奇怪的标识，如同天书。我只好老实说，看不懂。
　　他又说，书你会读，这，你就看不懂了吧。有点小得意。
　　然后指指点点，教我图上一些简单的东西，如这是岛屿，这是暗礁，这是灯塔等等。
　　不仅仅他，凡到较远洋面打渔的船老大，都会对航海图宝贝得很。电子信息技术还没兴起时，出大海没有航海图，把舵的船老大就是一个瞎子。而对于读书人，版本学和目录学，就是他知识的地图，没有它们，等于在书的大海中，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航线，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目的地。
　　清代的学者对目录和版本之学，有很多精彩的论述，如晚清的学术大师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问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而目录之学与版本之学又密不可分。
　　这些话现在听来清清楚楚，但印象中，初次接触到这些論述时，我似乎有些隔膜。要准确回想起自己在何时，对目录、版本有了初始的概念，真的有点难度，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约2004年之后，发现有个孔夫子旧书网，刚开始，试探着在上面买一些破书，那时刚到乐清工作，急于在单位有所作为，比较忙，也有一定的精神压力，每天的事务完了，需要点消遣，读几本闲书。我一向对反间谍的书很着迷，早先读过一册平托上校的《我的反间谍生涯》，便在网上浏览此类书的信息，经常挑几本便宜货，一次偶然看到同好者把国内出版的间谍类书籍，编成一个目录，并提要相关的内容，如获至宝。这样我便可以按图索骥，找到自己想买的书。
　　这大概是我开始认识到书目提要之类，对买书和读书的用途。
　　稍后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读点杜诗，说不清这到底为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乱读书的阶段，与某本书的遭遇，往往带着极大的偶然性（其实不乱读书时这类情况仍然存在），但读杜诗的起心动念，还真绕了一个圈子。从高中开始，我陆陆续续写点现代诗，中间当然也读了些诗论，优劣互见，如入深山密林。当读到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很为其中的议论所折服，他说：“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一个美学的批评原则。”他又说，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为此，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要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与当代的关系。
　　艾氏此文，在近三十年中国的诗人圈很著名，但各人所得究竟如何，要看各人的造化。就在此文中，他提出了诗学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对滥情的部分中国诗人不啻当头一棒。
　　我读此文，也随年龄与心境之不同，各有不同的领悟，其中之一便是督促我，重新思考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关系，中国现代诗，或者说白话诗，看似横空出世，与旧体诗截然不同，其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现代诗运用的依然是汉语，中国古典诗中的很多词汇，依然被现代诗使用着，此为二者之间天然的联系，即使打断骨头也连着筋呢。基于此，中国的现代诗人应当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汇入强大的中国诗歌源流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或者说白了，就是中国的现代诗人，除了在当下的语境中生发萌动，还要回应过去漫长而伟大的传统。这样的现代诗才能“立得牢”。当然以实际操作来回应理论上的思考，中间的曲折应是复杂而微妙的。
　　这样朦朦胧胧的意识中，觉得自己应该认真读点杜诗，一个民族的诗圣，后续的诗人对其无所了解，肯定是荒谬的。并不一定要学他的什么东西，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写作与伟大的传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精神联系。很凑巧，在桃园书院，我看见一册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诗歌演讲录》，这是一本好书，书的开头说杜诗的流传和注解，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历史上中国的文人对杜诗那么狂热，居然有千家注杜的盛况（现在流传下来的没有那么多，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用一句怪话来形容：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当真风雅得紧。读了这本书，想买一两种重要的杜诗集子，莫教授似乎早就猜到，在书中介绍了当代两种关于杜诗的版本目录学之书，一为山东大学郑笃庆教授写的《杜集书目提要》，另一种为已故的杭州大学周采泉教授写的《杜集书录》。我买到郑教授的那本，把书粗粗翻一遍，根据里头的介绍，选了几种杜诗集子，从入门级的《杜诗镜铨》到学术性较强的《杜诗详注》《钱注杜诗》，还有一些辅助性的读物。
　　如果没有这本书，到孔网去搜杜甫的诗集，那一大片名目众多的杜诗，肯定会让我迷茫，毫无头绪。到了这时，才粗浅地知道版本、目录之学的妙用。
　　对于有志于研究杜诗的人，读了郑著或周著，对唐之后杜诗的学术演进便了然于胸，这样，他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否则如乡下的秀才，写了本自认为对《论语》很有心得的书，其实不过把别人早就做过的事重做一遍，且水平低下，毫无意义。知道了路线图，知识世界也变得清晰起来。明白了读书做学问，为何要拜大学者为师，大学者学问渊博精深，脑子藏有一张高精准的知识地图，年轻学子入其门，得其教诲，等于登高望远，在视野上自然高出他人一筹。
　　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图书市场上，还出版了相当可观的统称书话的书，这些谈论书的书，江湖上戏称“书之书”，其中数种已成经典，作者自己编著的有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叶灵风先生的《读书随笔》（三册，后来三联出过精编版的单册）。钟叔河先生编的《知堂书话》，朱正先生编的《鲁迅书话》。此外，还有黄裳先生的书话，也很受追捧，如《榆下说书》《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等等。绍兴的周氏兄弟，不但为文学大家，也是现代爱书人的祖师爷，他们对书的审美偏好，影响了数代的学人，鲁迅先生就是“毛边党”的创党主席。郑振铎先生，唐弢先生，叶灵凤先生，黄裳先生，都是现代著名的藏书家，学、才、识俱佳，他们的书话，被数代爱书人视为读书藏书之秘籍。这一代人的逝去，说得煽情一点，堪称时代的绝响，纸质书的黄金时代也随着他们而逝去了。 　　周氏兄弟不用说，其他几人也都有很好的旧学根底，这是现在写书话的作家们，无法望其项背的，在书的知识上，他们能做到打通古今，融会中西，在中国古典藏书家的格局上，又有了新的进景。
　　未认识这些书话的价值，在书店里看到，我估计自己会把眼神迅速地漂移过去，除非装帧特别引人注目。待读得这些书后，才知道这是美妙的小品文，随笔，学术笔记，包含的信息量相当丰富，有版本、目錄学知识，某本书的演变史，某个人的著作史，有文学史掌故，有时代的风云，也有读书人情怀闲逸的小趣味，高文大典中读不到的种种东西，就隐匿在这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幽暗之处。沿着他们提供的小径，你会找到之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书海某个角落，那里就摆放一本你梦寐以求的书。
　　这些书等同于知识地图中很个性化的彩绘本或手绘本。
　　研究现代文学，或者喜欢收藏一些现代文学的版本，还有一本书，不容错过，即贾植芳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从民国初到1949年9月，此书把中国新文学的书籍一网打尽。譬如，你对某一位作家特别感兴趣，网上关于他著作的出版信息不全面，这本书就派上了大用场，里头关于这位作家著作，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以及书籍的目录都一一采录。记得我买来时，查了苍南本土的作家杨奔先生，在1949年前出版的现在已经很罕见的《描在青空》，一查便找到比较详细的内容介绍，心里一阵欢喜。
　　大概同一年，我买了一册《书目答问补正》，可能买叶德辉《书林清话》时，顺带买来了，刚开始翻翻，似乎有点懂，似乎又不太明白这本书，为何那么有名？影响那么大？后来想读点古籍，如十三经之类，在繁多的版本中选择，真如云山雾罩，这本书便如灯塔般发挥了作用。《书目答问》原为一册薄薄的小书，作者为晚清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在西风东渐的晚清，此公乃一位文化本位主义者，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对这类文化保守主义者，以我这代人受过的教育，少不更事时，曾经嗤之以鼻，但某年当我读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一段自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心中不由小小震动一下，以陈先生之学贯中西，对张南皮之观点，尚且如此，吾等无知小子，岂能狂妄而轻视之。
　　稍后，清人范希增对此书做了补正，我买的便是这个版本。前几年，又买了今人孙文泱的《增订书目答问补正》，比原来的更实用了，增加了各种古籍现在的出版情况，找起书来很方便。2015年我送女儿去沪读书，在上海书城看到来新夏先生的《书目答问汇补》，两巨册，学术价值更高，不过我没买，也许以后忍不住我又会买。这本书，晚清以来的学术大师们评价很高，梁启超说：“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
　　中国的古典学术时代，其目录之学与版本之学相当发达，不同人只能根据自己所需，择善而从，像我这类野路子读书，只不过是尝鼎一脔罢了。
　　当然，中国古典书目之书的集大成者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那更恐怖的两巨册或几巨册的庞大身躯，实在让人望而生畏。当我听到一位年轻朋友，大学时导师指导他，通读过此书，真是艳羡不止。我在网上下载了总目提要的电子版，有时查古书，也会上去翻翻。有时我傻想，若能把此书通读一遍，也不枉自称一粒小小的读书种子，只是我现在这样体弱多病，不知何日能够实现，一想到这，我便如古人般无端地怅恨了起来。不久前双十二，在当当网发现一套代表目前研究总目学术最新成果的《四库全书总目汇订》，打五折，熬不过，下了单，这十一大册的书通读不可能，但有时查阅某类古籍，当是十分方便，此外也算了却一个书痴的心愿。

四、遍求善本痴婆子

　　很久以前，在某本闲书上读到，钱锺书先生戏赠过黄裳一副妙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原始的出处在什么地方，一直不知道。几年前得海豚出版社《故人书简》，收前辈、友人给黄裳的信件数十封，其中钱锺书十五通，诚如黄裳本人所说，钱先生“谈笑间咳唾珠玉，即长笺短札亦风趣可观”，每通差不多都有随手拈来的隽永之语。更惊喜地发现，上面的那副妙联，为钱在1950年春天写给黄的，信的开头是这样的：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云云。
　　此联牵涉到黄裳一辈子的伤心事，他很喜欢黄宗英（瑞安望族黄家后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即甜姐儿也），并与其兄黄宗江为穿同条裤之好友，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最终却败在著名影星赵丹手下，无功而返。后甜姐儿再嫁“二哥”冯亦代（重作冯妇之新解），晚年的黄裳尤恨恨不已。《故人书简》出版于2012年8月，一个月后黄先生便归于道山，衰病中的风烛残年，重读故人书札，对此一生之伤痛事，似乎也看淡了，不但将此信公之于众，还夫子自道：“此联实在是妙手天成，不愧佳制”。但对联中提到的《痴婆子传》，黄说，此书为他在琉璃厂买得一册抄本，为书肆伙友从旧本中影写的，实在算不得“善本”。
　　黄裳先生为当代著名的藏书家，门下私淑的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对藏书家来说，善本二字不啻为无上的妙旨，藏书家而没有相当数量的善本书，只能称之为赝品藏书家。懂得此道的读书人，有的家中书虽多，但环视左右，能称之为善本者，若乏善可陈，只好老实说自己是一个爱书人，免得贻笑大方。
　　作为著名的书痴，黄裳此时不免痴气发作，大谈起善本来了，对钱的调侃（以痴婆子对甜姐儿颇有唐突佳人之嫌），倒没有半点计较，还默默笑纳了。另有一解，也许他以王顾左右而言他来止痛。
　　有人说，书籍的历史有多长，禁书的历史就有多长。进而论之，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分人思想的被压抑史，或者说被消灭史。《痴婆子传》是明清禁毁小说中很著名的一种，用现在的说法，不过就是情色小说。据李梦生考证，此书目前存世的最早刊本为清代乾隆二十九（公元1764年）刻印，被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收藏，以善本之定义，这个版本才当得起。黄裳说自己的藏本非是，属实话实说，至于为何以他的眼界，愿意买一书肆伙友影写之抄本，无非因此书传本极少，极为难得。此种黄书，坊间流传的多为极粗劣之版本，书贾的抄写本算不错了。 　　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曾给善本下了个定义，他说：“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又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精校精注），三旧本（旧刻旧抄）。张之洞的定义看重内容和阅读价值，即书籍的学术性和文献价值，而藏书家和鉴赏家的定义又有所不同，后者追求的主要为书籍本身的艺术性。就我本人，还是比较认同张南皮的说法，但也不否定那些超級大书虫对极致之美的嗜求。书痴本来就是某种魔症的患者，差别只在于有的病轻，有的病重而已。
　　张之洞的说法，纯正的藏书家无法认同，引为同调者却不乏其人，如清代比他稍早一些的诗人、学者洪亮吉，曾对藏书人加以品评，并分成不同的等级，其中列为下等者则为藏书家和掠贩家（书商），因为藏书家玩物丧志，书贾纯为图利。这也算藏书史上经典的一个公案。不过，话说回来，我认为旧时读书人对书贾的憎恨有点蛮不讲理，在商言商，他不图利还能图什么，奇货可居也属正常，再说没有书贾，书籍又怎能流通起来，读书人也买不到好书。
　　善本原来是指线装书而言（现在的概念已扩大到近代的版本），所谓宋刊元椠，明刊本，清初康乾时期的精刻本之类，但到了黄裳先生买书的民国时代，这类书的价格已非常人所能接受，黄裳身为名记者，就常常自嘲自己买的是一些零碎之书，只有如郑振铎先生，以当时出版业巨头高梦旦之乘龙快婿，才有可能当一下书林豪客，把一些高档货收归书斋。
　　好书永远是稀缺资源，市面上的旧书，现在虽然不多了（主要被网上的旧书商大肆收购），但对于全国来说，还算如山如海，不过那都是普通书，能称为好书乃至善本的还真凤毛麟角。
　　近代以来，市面好书的减少，最大宗的，应该是流入公共图书馆。我个人觉得自民国以来，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就已经宣告了私人藏书的“破产”；其二当然是不断流入少数私人藏家的手中，然后在土改和文革时期，或被打成纸浆，或被公家图书馆收走，或散失；三是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汉学研究的勃兴，学者和学术机构不断在中国收购珍稀的汉籍。此外，战争、水火灾难、恶劣天气和蠹虫，以及皇帝都为好书的敌人，也是所有书的敌人。中国自从秦始皇发明焚书以来，皇帝既是图书的最大收藏者，又往往成为历代珍籍的最大敌人。
　　这样的后果，必然导致好书或善本的标准在逐步降低，在黄裳、黄永年的时代（从民国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下视为珍籍的，还经常可见，价格也不太高，现在恐怕已一册难寻，难得在拍卖场看到一二种，只有像韦力这样的大手笔才能拿下，普通爱书人只能望洋兴叹。就我自己来说，爱书三十多年，拿得出手的线装书，大概只有“明末四公子”之冒襄后人——冒广生民国刻本《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等几种，以至于大凡读过几本书的客人来我书房，我都会显宝似的，把这套书请出来，让大家瞻仰一番，可惜在苍南，懂书的人不多，他们也不知此书好在何处，在温州的学术史和文学史上有何价值，我的喋喋不休，在他人听来，兴许只是一种爱书狂的自恋。
　　多数的爱书者会被线装书，尤其善本书的美迷住，但多数爱书者赚一辈子的钱，可能不够买一套珍稀的善本。没听说过爱书者去抢银行，因为他们找到了变通的办法，那就是看图录，尤其大拍卖公司的精美图录，高清的全彩图录，或者买善本书的现代影印本。国内的不少古籍出版社，自1949年后，影印了相当数量的善本书，满足了不少书痴的好古之癖。黄裳先生曾出过一册《清代板刻一隅》的图录书，以影印的形式介绍了自己收藏的清代线装书，精善稀少的好书，虽不是全彩印刷，也足够让人惊艳。不过瘾，后来他又出了一册《劫余古艳》，自己的题跋和图版，全彩印刷，真是美不胜收。
　　说来有些让人不相信，这些影印本，早期的，印得好的，印数少的，现在也贵得很，如《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著名的几种。像我这般年纪的爱书人，靠点工资收入，买影印本也只能买近年影印的，否则只有全家喝西北风。我算有点自知之明，从买旧书开始，就在心里对自己说，线装书咱就不碰了，但有时看到印制精良而不太贵的，难免心中痒痒，咬牙买了数种，十来年积累下来，大约也有一二十种，算过了一把瘾。
　　三年前，我的身体日渐败坏，在老家苍南的日子越来越多，后来又动了两次手术，家中休养的初期，打发时间，连看书都得小心，譬如太费神的不敢看，太刺激情绪的也不敢看。在这样的心境下，好像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王维和孟浩然的诗，孔网上搜了搜，发现王诗和孟诗的几种善本影印，并不贵，便买了两种孟浩然的，一种王维的。一为《宋本孟浩然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影印出版，底本为孟浩然现存最早的刻本，专家以刀法、字体及避讳等证据，定为南宋中期的蜀刻本，原为元代官署旧藏，后入浙江桐乡金氏，清嘉庆间散在坊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获知此消息，即往访之。他后来把得书的经过题跋在书前，成了一篇精彩的购书掌故及版本考证。民国时，此书从海源阁中散出，又经过了几个藏家，1949年后，收藏者潘氏捐出，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此书为孟浩然诗集宋刻的孤本，且卷帙完整，因此被誉为国图善本中的瑰宝。
　　像这样的书，如果不买影印本，除了也许在某本图录中，瞄一眼它们的倩影，恐怕终身也无法看到。
　　第二种孟诗的底本，即黄丕烈在题跋中批评的元刻刘须溪批点本（刘为宋人），加上明代李梦阳的评点，于明万历年间，凌濛初刻印的朱墨套印本。黄丕烈对刘本有很多吐槽，说得十分在理，但这朱墨两色套印本实在太漂亮了，明版书的字体有一种刚健的瘦劲，也为我喜欢。读此书不光在读书，而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线装书之美，在此书上展示得淋漓尽致。
　　第三种《王摩诘诗集》，也以明代凌濛初的朱墨两色套印本为底本，是书同为刘须溪点评，又加上明代姑苏顾璘的评语，佳美程度与上一种《孟浩然诗集》无异。
　　这两种朱墨套印本，于晴窗佳日之时，泡上一壶茶，斜靠在沙发上，随便翻开书页，读数首冲淡之诗，顿觉自己似乎也是古时避世的隐士，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而时间在一杯茶的水汽中，在琥珀般的茶色中，停滞了下来。当书痴之种种辛苦，顿时觉得很值。 　　自唐弢先生收藏新文学的珍本，并出版《晦庵书话》以来，善本的概念，其实已悄悄从线装书，扩大到现代形式的铅印本。十年前我在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已有了新文学善本的名目，但大凡书痴达到一定的等级，都会被线装书中的美品，尤其善本书迷住。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文章开头提到的对联，联中的痴婆子，既是指书，又何尝不是指人。且人也有两指，一为《痴婆子》中之痴婆子，即上官阿娜；二为遍求善本的书痴黄裳，又何尝不是一痴婆子。
　　我见过晚年黄裳的一帧照片，大腹便便的他，坐在一块公园的石头上，旁边一位早年的美女影星（好像为王丹凤），正冲着他笑，黄的表情似乎颇为尴尬，一副“痴婆子”的模样。难怪甜姐儿看不上他，此“痴婆子”日思夜想的是善本，整日价把几册旧书，搬弄来，搬弄去。这样的相公，对书一往情深，写文章妙笔生花，但解不解风情着实难说，甜姐儿如果嫁给他，风险太大。
　　爱书人也分三六九等，正经的藏书家，大约瞧不上收藏铅印本旧书的，更瞧不上买影印本的。说起来影印本就是赝品，即便底本佳善，印制精良，也好像人造的钻石，但对于我等清寒读书人，高仿的人造钻石同样闪闪发光。我不会为购买善本书的影印本而羞愧，唯一感到羞愧的是，我的无知配不上古书的美和先贤的情怀。

五、书痴七宗罪

　　以常识判断，书痴对书痴大约会惺惺相惜，彼此看见如千里之外遇见故人，但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他们也大有成为仇人的例子。我就亲眼看到，书痴甲谈到别人的藏书，一副怨妇的表情；书痴乙对书痴丙得到几本好书，一直耿耿于怀。
　　凡此种种，我深表同情，又觉得好笑，心里若有所失——没想到成为书痴也是一件无趣的事。我认为这些人太傻，忘了其实自己也是傻子，只不过，傻的花样和程度稍有不同而已。
　　书痴在非书痴的群体中，通常不太招人待见。要当书痴，第一道难关为父母，太多的书让老人担心房子会压塌了，或者浪费金钱，但父母这一关难度不大，他们最终会迁就子女；第二道为老婆，据说人称“辛神”的学者辛德勇与老婆都属书痴，早年两人去北京旅行结婚，结果把买家具的钱，换成一箱箱书，花个精光。这毕竟是个案，不足为训。多数女的，对丈夫无节制的买书会深恶痛绝，这是人之常情。最终的妥协，各有版本，我老婆之所以没有把我那些会无限繁殖的书扔掉，可能因为我时不时告诉她，这本书，那本书，都很贵，很值钱。这让她产生了疑虑，难以痛下决心。当然，她也知道好多书便宜，不值几块钱，但她跟我生活了二十多年，还是始终弄不清楚，书房里哪本书是贵的，哪本书是便宜的。于是，我的计谋稍稍得逞。
　　其实书痴比较难过的是第三关：群众关。群众们大多不爱看书，更不爱买书，但书痴也为群众的一员，要经常待在群众中，这就难办了，一你不能说买书或书的事，沒人愿意听你的，二如果有人攻击买书多没用，你最好与他配合一起攻击自己，自污或自嘲均可，千万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因为非书痴永远没法理解书痴。但你如果说买书能赚钱，他们就会像松了一口气似的理解了，但书痴的书通常是不卖的，这种说法也行不通。
　　最好不要把非书痴，降低一个档次说，最好不要把非读书人带到自己的书房，让他看到书堆如山的样子。他们的第一句话从来没有例外过，那就是：“这些书你都看过吗？”历史上的书痴，想出好多颇为绝妙的回答，传之后来的书痴，但我觉得回答一两次挺好玩，说多了特没劲，再说费那么多口舌，跟一个一辈子可能都不爱读书的人掰扯，感觉自己是吃饱了撑着。而钱痴就不用受这份罪，很少有人会对他的万贯家财表示质疑，更不会当面质问他，赚那么多钱干嘛？这些钱你花得完吗？所以说，还是赚钱好，钱是公众知晓度最高，也是公众理解度和接受度最高的物品之一。
　　最有意思的是，某一种人平时在公众面前，挺装读书人的样子，但到了书痴的书房，还会忍不住问出上面的那句话。我始终认为，这种人最危险，类似于“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
　　不过，我也始终认为，书痴是有罪的，按佛教的说法，贪嗔痴无一不犯，更没法做到断舍离。如果为书痴列出七宗罪，第一便是任性（前面我的文章曾提到），把并非生活必需品当成必需品，同时背离买书的本意，买书买到最后，经常舍本求末，以貌取书，光注重书籍本身的艺术性，或历史文物性，而把文献资料性即内容，放在次要的位置。整个儿跟公众反着来，就是对公众的公然挑衅。
　　二是贪婪。书痴对书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真正叫欲壑难填。针对书痴的欲望，“邪恶”的出版社编印出各色各类的丛书，只要书痴喜欢上了这类丛书中的某几种，就完了，刚开始他会告诫自己，把自己想读的几种买了就可以，不必求全求齐，但当买了数种之后，总会发现又有几种也不错，再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越买越多，这时内心又会有响起一个声音，对自己说，既然买得差不多齐了，把剩下的几种也拿下吧。这声音完全可以理解成魔鬼的私语。国内有几种重要的丛书，出版的前后时间非常漫长，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选题出版的“网格本”（俗称，正式名称前后两阶段各不相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出版到现在。同一本书在不同阶段，一个出版社就有不同的版本。要把这复杂的丛书出版史弄清楚，就够人头痛了，书痴还是要把不同时期的版本收齐。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牵涉到现金、版本学知识、时间巨大的消耗、无休止的热情和耐心。
　　书痴如果迷上某位作家或学者，那也完了，当代的作家与学者，还稍稍好办，著作比较好找，版本通常不复杂。若从民国一直生活到1949年后，还是位大作家和大学者，那就麻烦了，如鲁迅，如郭沫若，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要配齐他们不同时期的出版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你有闲有钱。书痴大多手无缚鸡之力，但找书的勇气从不匮乏，就在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不知有多少书痴，正奔赴在书山的羊肠小道和深山老林中。
　　三是嫉妒。说起来嫉妒为人之常情，但多数人嫉妒的是他人的金钱、美女和权势，以及声望等等世俗的“硬通货”，对于一本破书往往无感，书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对金钱、美女、权势和声望，一部分超级书痴会表现得近乎白痴，这可能就是让多数人感到特别恼火的地方。不过，书痴常常也走火入魔，会因为别人比自己的书多，版本更好，或者一本罕见的自己没有的书，而耿耿于怀。在书友中，常会碰到这样的人，谈起书来，如果谁的书比他更多，更好，就好像谁欠了他八百吊钱似的，生生把一件有趣的事，弄得怨气冲天。 　　要在旧书收藏上弄点名堂，一入行要早（大约所有收藏都是如此吧），早总比晚好，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旧书收藏的早期，书价一般相对便宜，好书也比较好找，所以书痴最典型的感叹便为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光，在旧书收藏的黄金时代，要么自己还在娘胎里，要么还是门外汉；二要多金，旧书的江湖，多金就是武功高强者，穷读书人爱上旧书，着实恼人，眼看着多金者在旧书市场上，一骑绝尘，自己只好收拾点零碎，聊以自慰；三是要眼力，旧书的高手，能在一堆的便宜货中挑出宝贝，著名的藏书家黄裳早年在上海滩，干的就是这活，数十年过去，当年的便宜货，现在已被旧书收藏界视若珙璧。
　　能成为藏书家的，多多少少与这三者相关，后来的后生小子何必钻牛角尖，一味与前辈死嗑。
　　四是变成偷书贼。绝大多数书痴品行端正，对孔乙己式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偷书还是会经常发生，原因多种多样，形式多种多样，产生的后果也多种多样。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偷书的行为恰恰是对书籍或对文化的守护和拯救，文革中，大批的书籍被红卫兵非法收缴，胡乱堆在某个地方，某个学者或藏书者被非法关押，家中的书籍也会被查封。有些小书迷，好书者，偷偷溜进去，把一小部分书拿走了。我这里小心地用了“拿”这个字，因为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对人类文明的大摧毁，针锋相对的行为，不应该说“偷”。
　　这样的情节，在不少读书人回忆文革的文章中读到，他们也颇为津津乐道，这可以理解，时过境迁，当时的劣行却成了可以叫卖的故事。我在老先生萧耘春那里听到一个故事，说文革时温州一位老干部被打倒，派他去印刷厂看场子，场子里旧书成堆，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要集中打成纸浆，制造纸张，印刷各类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老干部出身读书世家，无聊之际，便去抽出一两册读读，读完不敢私留，还会放回去。某天他翻书堆时，发现一册旧笔记本，很老旧的样子，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鲁迅早年读书的笔记（可能是在日本仙台医专的笔记）。心想，这要打成纸浆，太可惜了，于是壮着胆子，私藏起来。疯狂的时期结束，老干部对朋友谈起此事，不久后，居然传到省里的有关部门，部门急急派人下来找他，准备花一笔钱把这册笔记收购了。老干部说，这笔记本来不是我的，你们不用买了，我交还给国家。这偷书算偷到了极致，可以树碑立传了。
　　最可恶的偷书，当然是监守自盗。多年前曾看到报道，说巴金先生献给国图的书籍，有一部分流失到旧书市场上，那时我还年轻，喜欢使酒骂座。这事被我在好多场合大骂。现在想想，当然是我傻，因为这样的事可能层出不穷，我们知道的仅为冰山一角。我自己现在买来的不少好书，盖着“注销”两字的图书馆书籍，不也还有嘛。这国家从诗经时代一直偷到现在，说起來小偷是与妓女同样古老的职业，但与南华先生所说的大盗相比，他们该归入道德高尚的人。
　　书痴常会发生一些趣事，好像趣事或逸事是书痴的副产品。话说1996年2月份，黄永年与辛德勇师徒两人，与周振鹤、傅杰诸位先生，从上海一起到苏州古籍书店访书，一看到书店，黄永年冲着自己的爱徒说：“辛德勇，等一下进去了，你跟在我后面看。”辛平时对老师恭敬有加，这回断然拒绝：“那不行，您往左边看，我往右边看。”乖孩子似的“辛神”，也有这么“吃相凶恶”的时候，不知他的粉丝们会不会大跌眼镜。
　　其实这个段子，说的是书痴七宗罪中的第五罪：认书不认人。
　　我有一位朋友大D，认识前某年于孔网共拍一民国罕见诗集，原本他收藏乡邦文献，我收藏民国诗集，两不相干，但偏偏此书既是温州乡邦文献，又是民国珍稀诗集。两人便厮杀在一起，随着价钱的节节升高，预定的心理防线不断被冲垮，我急呼桃园书院的郑桃主，让他与大D疏通，希望他高抬贵手。大D倒也很讲交情，立马停战，事后向郑桃主嘀咕了一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三四年后，孔网出现一册更珍稀的民国诗集《梅花》，同样也是温州乡邦文献，那天大D刚好没上网，顺利拿下。买到后，我秘而不宣，一次东君帮我搬书，随手拍了照片发朋友圈，被大D发现，从此——东君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就因为这本《梅花》，大D每见黄二，必会怼上几句。而黄二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似的，不断向他赔笑脸。”
　　还有更邪门的，明末清初的两位大儒吕留良（传说人物剑侠吕四娘的爷爷）和黄宗羲，原本是极要好的知交，慢慢演变为相互攻讦，最后彻底决裂。后人对他们这段戏剧性的友谊史，相当纳闷，产生了种种说法解释这一疑案。其中一种说法，在书痴看来，特别靠谱——那就是他们两人因争购“澹生堂”藏书而引发矛盾。“澹生堂”为明代著名的藏书楼，由天启、崇祯年间担任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的祁承爜，兴建于浙江绍兴，20年间藏书达十万卷。明末战乱，祁的子孙在1645年前后，把书转移到云门山化鹿寺，藏书开始散失。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现。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肆。”对于澹生堂藏书，他认为：“夷度先生所积，真稀世之宝。”因此，他一获知藏书散失，就入寺购书，“丙午（1666年）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
　　根据黄宗羲学生全祖望的说法，吕黄两人曾一起合股派人到澹生堂购书，买回来后，“经纪人”在吕的授意下，把黄事先指定要的两部书拿走了，黄火爆脾气（早年曾用铁锥击杀仇人），当然大怒，从此与吕交恶。但一位叫沈冰壶的人，另有说法，他认为是吕留良托黄宗羲买澹生堂藏书，黄留下奇珍秘籍，把剩下的给吕，引发晚村先生大怒。孰是孰非，后人很难断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位原来亲如家人，却因几本珍籍，最终闹成不可收拾之局。中国古往今来之大书痴，此二位大约可以进入前三了。
　　七宗罪之六，乃奇货可居，秘不示人。好书要流通，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传世之孤本，罕见书，更应如此。但对于书痴来说，一册珍本，就是他的心头肉，怎么可以轻易示人，坊间所传的笑谈“书与老婆概不外借”，一点没有夸张。而这是违反著书者本意的，说大罪过，也不过份。据说，国外一多金的藏书家，购新书时一律买三册，一册收藏，一册自读，一册外借，决不混淆。但这样豪横有几个人能做到？并且孤本或罕见书，不可能一次购三册，于是历史上的不少好书，就真的成了秘藏，世人难得一睹真容，也许一部分便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化为虚无与乌有了。 　　七宗罪的最后一宗为损害健康。书痴无上的快乐，无非终日坐在自己的书城中，东翻翻，西看看。我有一位老师，大书痴，就明白地对我说过，什么稀奇古怪、壮观惊艳的自然景观，其实他一概没有兴趣，有时候去走走，不过随众而已。我年轻时，比较贪玩，三年前得大病，病后玩不动，没法玩，慢慢对游山玩水失去兴趣，而永远没法消除乐趣的，便是小时候养成的买书读书习惯。俞平伯先生曾把与友人通信，称为“暮年上娱”，现在电子信息时代来临，通信之乐没有了。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暮年上娱唯有读书。但老坐着读书，的确损害身体，尤其我这种身体。只是你让我整日东逛逛西荡荡，装成一个无所事事的富贵闲人，逛两天，心就慌了，一种空虚感就上来了。
　　书痴七宗罪，罪罪逃不过。

六、选本的原罪

　　读不读选集，还真是个问题。
　　读书要是不那么讲究，这其实也不成问题，还记得十五六岁读初中，在老家一共没有三五本书的新华书店，居然买到中华书局版的《唐诗三百首》，胡云翼选注的上海古籍版《宋词选》，视若珍宝，很长的时间内，我对唐诗和宋词的了解就通过这两种流行的选本。
　　后来在石家庄市读书，我买了一种《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又买了一种《李商隐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刘逸生选注本。这是读《唐诗三百首》的直接后果之一，我喜欢上了两位姓李的诗人。现在我写下这段旧事，有一种突然醒悟过来的感觉，这两位风格完全相反的诗人，可能就代表着我性格中，我的审美中，似乎自相矛盾的两面。
　　大约同一时期，在石家庄新华书店，我买了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立即被序言和作者小传吸引住了，通常的古典文学书籍前言或作者介绍，规规矩矩，多数写得相当沉闷和教条，读着读着，人都要睡了。而钱锺书先生的文章读着读着，可以让你跳起来——想大叫当浮一大白。他后来“收割”了众多的粉丝，实为理所当然，这世间真没有几人，能写出他这样才华与识见，相互辉映的爽快之文。此书流传到海外，胡适先生读后，大赞序言和作者小传。老胡是白话文的祖师爷之一，碰到钱先生的白话文，我看他也只好俯首称臣。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钱锺书何许人，实属歪打误撞，撞上的。这与数年后在离郑州一百公里之外，一个小县城的图书馆，偶然逮到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如出一辙。那图书馆小得不能再小，像被世界遗忘在某个角落，书大多旧得不成样子，光线阴暗，土泥地，坑洼不平，但偏偏有一册先生的著作，被我碰到了，我翻到考证《桃花源记》的那篇文章，读了几页，便喜欢上了。感谢我曾经读过上面提到的那两种唐诗与宋词，用的是繁体字；感谢我曾经练过几天书法，又认了一些；还有初中时硬啃繁体字的《古文观止》，否则我怎么也读不懂先生坚持的繁体字版史学著作。那时我根本不知道陈寅恪是谁，这个答案要在几年后，我回到苍南，在艺海书店买到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才揭晓。
　　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一印15000册；二印1963年，5000册；然后一下子跳到1979年三印，100000册。中间14年，即文化的“冰冻期”。请读者注意三印是几个零，一本古典诗歌的选集，不是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必读书，一次印10万册，听来着实好恐怖。这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读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对当代史略有了解的人知道，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都是些什么东西，钱先生此书可谓一股清流，滋润了天下很多读书人的梦境，苍南的萧耘春先生便为其中之一，但这本选集“缺陷”也是明显的——可参看钱先生的超级大粉丝刘永翔《读<宋诗选注>》等文章。钱本人对此并不讳言，多年后他说：“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无他，当时政治的大气候下，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此书就不能出版了。其实就是他自己不说，根据披露的史料，此书的编选过程，出版后受到真假“左派”文评家的攻击，然后怎样逃过大小劫数，大家就能猜到选目不尽如人意的原因。
　　后来我读书稍多，对宋代的诗歌史稍有了解，自己的看法与钱先生本人的夫子自道，时贤的批评，相互印证，眼前的迷雾便慢慢散去。被此书最不公正对待的是宋代的大诗人黄庭坚，以他对后世的影响力，只选了三首，沦为与宋代极不知名的诗人李弥逊、曹勋等同一待遇，实在是太不合理。而钱锺书其实很喜欢山谷老人的诗，这从《谈艺录》可以看出。据说临终时，他口中喃喃自语的诗就是山谷老人的作品，不喜欢何能至此。
　　现在看来，《宋诗选注》实为一册独具特色、引人入胜的选本，至今风靡海内外，但如果想通过它，比较客观地了解宋诗的全貌，这个愿望便没法达成，读者只有另想办法。
　　选本的遗憾，原因五花八门，这是最让人惆怅的遗憾，以钱先生的学识、视野和文采飞扬，如果没有时代的政治压力，一册更出色、更完美的选本应该可以期待，但常言说得好，历史不存在假设。这只是我等书痴的想入非非而已。
　　我买书的早期，会在扉页签上自己胡诌的笔名，盖上自己乱刻的印章，后来觉得这字和章实在低劣，破坏了书的品相和美，就一律让书保持清清水水的样子。不过，这也有毛病，好多书的购买时间没法认定，《唐人选唐诗》就是一例，到底是2004年去乐清工作前，还是之后，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只记得书在苍南献血站边，临街的那家即将倒闭的書店买的。这书上下册，放在书柜里，时间很长了，几乎没人问津，落满了灰埃。其实我只是比较好奇，唐人选唐诗到底怎么选，那知道此书在唐诗接受史或传播史上的意义。
　　买回来后，我随意地乱翻，看这十种唐人选的唐诗集，作者名单上都是谁？先找杜甫的诗，只发现在韦庄编的《又玄集》出现过一次。十种唐人选的诗集，他只出现过一次，并且只有二首。最早的《国秀集》，据专家考证，可能在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开始编，成书应该在天宝十二年后（公元756年后），而杜甫在天宝五年就西入长安，那时他已经认识了诗坛大腕李白，及其他“江湖”上有地位的人物，还想尽办法向权贵献诗，写出了早期的杰作，如《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等。但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残酷，做为一位外省人，无论他多么优秀，并没有跳入《国秀集》编者芮挺章（国子监太学生）的法眼。连李白、岑参，那集子也一首不选，入选的多是现在认为不入流的诗人，而小芮自己的作品却选了两首。芮某人的作法，与当下不少虚荣心膨胀的诗人很类似，看来文人的自恋古今无不同，部分文人的厚脸皮古今无不同。《河岳英灵集》把盛唐的诗人基本一网打尽，今人对其评价也较高，但偏偏漏了最大的“大鱼”——杜甫。到了《又玄集》，虽有杜甫诗，但已经是晚唐了。也就是说，以唐人选的唐代诗选，来考察唐代的诗歌面貌，杜甫差一点就被历史的灰尘湮没，选本的害人之狠，大概莫过于此者。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中国现代诗的选本史上，有一册诗选让两拨诗人几乎要打了起来。1998年，诗人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出版，此书大意要总结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成就，但基本以北京高校的诗人圈，自诩为“知识分子写作”的那一群诗人为核心，而排斥外省的诗人，如八九十年代很有影响力的于坚等人的诗作，入选的份量明显偏少，有几个不属于此圈子的，干脆不选。这引起自诩为“民间写作”的另一拨诗人的严重不满，针锋相对地编选了一册《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之后，几家文学杂志和学术单位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了一个名称很长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两拨人都与会参加。这不是摆明着让两拨人互掐嘛。果不其然，在会上双方激烈争吵，流眼泪，大骂，倒地使泼，彼此撂狠话。根据当时的一些实录，读来让人诧异万分，写诗的人以后逐年减少估计是被这事给吓的，因会议在盘峰宾馆开的，诗歌评论界称之为“盘峰争论”。接着双方又在报刊各大骂了相当长的时间，两派诗人形同水火，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和好了没有。
　　一册诗选本居然可以闹成这样，大概也算古今奇观了。如果这种山大王的意识没有清除，无论诗写得多现代，多超现代，他们操作的新诗选本永远还会是那副熊样，或者更等而下之。而事实证明，后来真是越来越无耻了。
　　这是当代人选当代人的诗，难免意气用事、自我标榜和掩耳盗铃。《唐人选唐诗》有几种的编选者，与入选和诗人之间，其实已经隔了一个时代，还是难免短视。钱锺书选宋诗，隔了千年，他本人冷静的审视也许有了，但所处的时代却偏偏不允许他这样干。
　　翻开中国的诗歌史，或者文学史，很难找到一部选本，没有被人诟病。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尚称中肯，但有人认为，一些应试诗和试贴诗不应选，批判时政和暴露社会黑暗面的诗选得太少。清人张景星等三人选编的《宋诗别裁集》，不当入选和平庸之作占太大的比例，理学家的作品比重偏大，朱熹选了二十首，最能代表宋诗的黄庭坚却只选了十一首（为什么受伤的都是他？）。这三人选编的《元诗别裁集》，也有同样的毛病。沈德潜和周准选编的《明诗别裁集》，对公安派和竟陵派偏见太大，只选了袁宏道一首，钟惺和谭元春居然一首也没有。看来古人之偏激，比今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原本选得不错，除了替人改诗的毛病让人讨厌，但乾隆皇帝认为该书有不少政治不正确之处，乾隆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的两次刻本，后来被定为禁书。沈改来改去，皇帝还不满意，死后还被夺去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后人考证，沈氏落此下场，不纯为此诗集的原因，但一本诗选弄成这样，想选好实在难于登天了。
　　据金性尧先生说，从唐代元结选编的《箧中集》算起，历代编选的唐人诗集共有一百多种。金先生说这句话在1980年，四十年过去，不知现在的《唐诗选集》或《唐诗选》又多了多少？在这众多的选本中，包括古人的，今人的，最有影响和最有生命力的，似乎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唐诗三百首》。不少当代的学者认为，这册诗集选得比较公允，但要找毛病也不是没有，一是古人选诗的通病，凡与“温柔敦厚”之诗教冲突的，大多不选，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不选，白居易的新乐府不选，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感时伤世之作不选；二是宫怨诗过多。此外，还有一些“硬伤”，程千帆先生门下的四大弟子之首莫砺锋先生考证出，蘅塘退士把一首宋人蔡襄的诗，当成唐代书法大家张旭的诗，选入了此書中。
　　众人的选集如此，单人的选集也难逃选家的偏好，还有时代的意识形态，选家的政治倾向和文学偏好。就我本人的观感，古人选诗，相对来说比今人要好多了。今人选今人作品，从政治的有色眼镜到党同伐异，再到小圈子化、名不副其实、圈钱游戏，一直下流到没底线，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仿佛时间已不值得敬畏。
　　即便抱着公允之心，想传之后世之雄心，要做出一册完美的选本也不可能——这并不是否定选家公允之心的必须在场和必要性。即使如钱锺书先生，在没有政治的压力下，也不可能编选出一册能让所有人满意的完美选本。没有政治压力，肯定能更好很多很多，但完美显然不可能，并且以钱先生咄咄逼人的个性，更会以自己的审美偏好来编选，不会试图去编一册讨好“大众”的选本——以他的智慧，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大众的嗜好五花八门，水平天差地别，没有人能够面面俱到，让他们齐声叫好。
　　我认为，这就是选本的原罪，从娘胎里带来的原罪。但选本又是必须的，无论对于专家，还是对于普通读者。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听多了学者们对选本的非议：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位诗人的全貌，读选本绝对是不行的。便把之前买来的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以及黄庭坚、苏东坡等大家的选集，束之高阁，而去搜集这些诗人，还有其它历代我感兴趣的诗人全集，日积月累，这些全集在书柜上越堆越多，排成书的微型长城，望之令人生畏。我心想，我若全不干其它事，全不读其它书，全不写文章，玩命读，可能这些全集会读完，但这显然不可能。还有每个朝代的诗，读《全唐诗》尚且让人畏惧，数倍于全唐诗的《全宋诗》呢？以及元明清民国，再从全唐诗往上推，上古秦汉三国南北朝，把一生全部都用来读古典诗歌，恐怕也读不完。那么，选本读不读？于是我又找出之前买的各种选集，觉得选集比全集更娇小可爱。读书如人生，总会有遗憾，选本有“原罪”，但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的选本，来“修正”彼此的偏见。
　　这么说，读不读选本，似乎又不是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