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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北平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的开始。随后的8月13日,在上海发生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会战——中国动员了八十万军队,日本动员了二十七万的陆海空三军;淞沪会战的规模与死伤,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会战,中国伤亡十五余万人,日本死伤七万余人,即使是诺曼底登陆与硫磺岛战役也不能与其相比。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日军拼搏,从8月13日一直坚持到11月12日,彻底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役?经历了怎样的殊死搏斗和舍命相拼?1937年10月26日深夜,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军队全线西撤,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524团第一营四百多人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孤军坚守4天4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称守军有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现年92岁的失明老人张文治,亲自参与和经历了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淞沪大会战,或许我们能够从他所经历的炮火洗礼中,感受和体味到一点“八百壮士”所经历的死神考验。
出川抗日
张文治,1918年出生于四川南充,毕业于南充嘉陵高中。他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时,张澜在当校长,学校里的爱国思想很浓”。于是在1934年,张文治就毅然决然地参军报国,到淞沪会战爆发时,其已升任川军二十军特务连排长。
川军出蜀赴沪抗日当天,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都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等锦旗,甚至连小学生也流着泪水上台致词。川军司令唐式遵更是义愤填膺地朗诵了其新作之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模范父亲”安县的王者成,更是送给主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右侧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写道:“国难当头,目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937年9月1日,川军二十军整编就绪后,从贵阳出发,徒步到达湖南辰溪,在张文治的记忆里在辰溪“找不到住的地方和吃的东西”。然后雇船沿水路抵长沙转乘火车至武昌徐家棚火车站,连夜渡江,从汉口站搭火车至南京浦口。当晚火车开上渡轮准备渡江时,突闻空袭南京的警报,幸好当时军队在浦口江边,未受损失。“由于当时要往上海运送抗战物资,交通工具困难,火车也少,我们就等到第二天,乘火车沿京沪铁路直开上海嘉定,在南翔车站下车,奔赴战场。”张文治回忆道。
浴血奋战
1937年10月10日,二十军陆续布防于大场、陈家行一线后方,准备随时进入战斗。军指挥所设在南翔车站附近,为了不暴露目标,避免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军长、副军长亲自挖掘掩体。当时张文治在军特务连任职中尉排长,立即动手构筑蔽部防空洞。
10月13日,二十军负责防守桥亭宅、顿悟寺、蕴藻浜、陈家行之一线阵地。当面之敌是日寇第三师团、第九师团和禁卫师团,“敌人趁友军同我军交接阵地防务疏忽之时,发起猛攻,企图从中央突破石桥阵地,迫使我军放弃阵地。”张文治介绍道。但川军将士平时训练有素,更兼士气旺盛,进入阵地,立即予以有力反击。敌人猛攻不下,即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又在机枪、大炮的掩护下,派遣大批步兵猛扑。在无兵可援的情况下,军长杨森乃令手枪团加入战斗,手枪射程近,虽难以压制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敌人亦不敢接近我阵地,“在彼此相持的战斗中,我部因火力不支伤亡惨重。”顿悟寺、陈家行一线炮声隆隆,烟雾弥漫。但是战士们拼死抵抗,张文治自豪地说,“虽然川军穿着破草鞋,穿得最烂,但是最勇敢,不怕死!”在沙袋炸坏的情况下,甚至用战友的遗体来当掩体。
固守陈家行阵地的132师,在日寇的猛烈攻击下撤离阵地。上级命令川军收复失地,军长当即与炮兵联系,集中火力支援步兵攻击前进,并令收复陈家行侧的桥亭侧、顿悟寺阵地后,立即向据守陈家行阵地的日军进行侧面攻击,支援收复陈家行阵地。在冲锋号响起的一刹那,战士们一跃而起,杀声震天,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肉搏战。英勇顽强的将士们,终于压倒了气焰嚣张的日寇,迫使敌人遗尸遍野,后退几道防线。在猛烈的火炮轰击下,阻止了日寇的增援部队,收复了陈家行阵地。
日军为了攻下上海郊区,不断增兵,由原来的一万多人增加到十万人的兵力,却久攻不下。战斗的惨烈程度,以至于到了张文治分不清满身的血,到底是敌人的血,还是战友的,亦或是自己的。而且每日天刚拂晓,日军就在我军阵地上空放观测用的气球,指使炮兵发射目标,敌机也在不停地轮番轰炸。为了防止炊烟引来日机的轰炸,战士们每天只能在拂晓前和天黑后的晚上吃两顿饭。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是将士们依然拼死抵抗,“我们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让日本人知道了,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张文治激动地说。在上海参战的七天八夜中,二十军共歼敌3000多人,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总计伤亡团长、营长20多人,连排长200多人,士兵7000余人,134师长负伤,战区长官部决定将二十军撤到后方补充训练,交由广西部队接防。
在上海沦陷后,川军二十军还在苏州担当起了掩护上海军民撤退的重任。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川军兵员人数约占全国抗日军队兵员数(1400余万)的五分之一强,约300万,伤亡人数大概也在这个比例,川军阵亡264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共计64万余人。
此后,张文治还参加了安庆保卫战、武汉外围战、三次长沙会战等。进入暮年的张文治,九年前因患青光眼而双目失明,并患有高血压等病。但是一提起当年英勇杀敌、抗日报国的故事,张文治并没有像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一样,语无伦次、气喘吁吁,而是像当年一样意气风发、义愤填膺——老兵的爱国、报国之心永远不老!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役?经历了怎样的殊死搏斗和舍命相拼?1937年10月26日深夜,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军队全线西撤,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524团第一营四百多人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孤军坚守4天4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称守军有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现年92岁的失明老人张文治,亲自参与和经历了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淞沪大会战,或许我们能够从他所经历的炮火洗礼中,感受和体味到一点“八百壮士”所经历的死神考验。
出川抗日
张文治,1918年出生于四川南充,毕业于南充嘉陵高中。他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时,张澜在当校长,学校里的爱国思想很浓”。于是在1934年,张文治就毅然决然地参军报国,到淞沪会战爆发时,其已升任川军二十军特务连排长。
川军出蜀赴沪抗日当天,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都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等锦旗,甚至连小学生也流着泪水上台致词。川军司令唐式遵更是义愤填膺地朗诵了其新作之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模范父亲”安县的王者成,更是送给主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右侧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写道:“国难当头,目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937年9月1日,川军二十军整编就绪后,从贵阳出发,徒步到达湖南辰溪,在张文治的记忆里在辰溪“找不到住的地方和吃的东西”。然后雇船沿水路抵长沙转乘火车至武昌徐家棚火车站,连夜渡江,从汉口站搭火车至南京浦口。当晚火车开上渡轮准备渡江时,突闻空袭南京的警报,幸好当时军队在浦口江边,未受损失。“由于当时要往上海运送抗战物资,交通工具困难,火车也少,我们就等到第二天,乘火车沿京沪铁路直开上海嘉定,在南翔车站下车,奔赴战场。”张文治回忆道。
浴血奋战
1937年10月10日,二十军陆续布防于大场、陈家行一线后方,准备随时进入战斗。军指挥所设在南翔车站附近,为了不暴露目标,避免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军长、副军长亲自挖掘掩体。当时张文治在军特务连任职中尉排长,立即动手构筑蔽部防空洞。
10月13日,二十军负责防守桥亭宅、顿悟寺、蕴藻浜、陈家行之一线阵地。当面之敌是日寇第三师团、第九师团和禁卫师团,“敌人趁友军同我军交接阵地防务疏忽之时,发起猛攻,企图从中央突破石桥阵地,迫使我军放弃阵地。”张文治介绍道。但川军将士平时训练有素,更兼士气旺盛,进入阵地,立即予以有力反击。敌人猛攻不下,即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又在机枪、大炮的掩护下,派遣大批步兵猛扑。在无兵可援的情况下,军长杨森乃令手枪团加入战斗,手枪射程近,虽难以压制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敌人亦不敢接近我阵地,“在彼此相持的战斗中,我部因火力不支伤亡惨重。”顿悟寺、陈家行一线炮声隆隆,烟雾弥漫。但是战士们拼死抵抗,张文治自豪地说,“虽然川军穿着破草鞋,穿得最烂,但是最勇敢,不怕死!”在沙袋炸坏的情况下,甚至用战友的遗体来当掩体。
固守陈家行阵地的132师,在日寇的猛烈攻击下撤离阵地。上级命令川军收复失地,军长当即与炮兵联系,集中火力支援步兵攻击前进,并令收复陈家行侧的桥亭侧、顿悟寺阵地后,立即向据守陈家行阵地的日军进行侧面攻击,支援收复陈家行阵地。在冲锋号响起的一刹那,战士们一跃而起,杀声震天,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肉搏战。英勇顽强的将士们,终于压倒了气焰嚣张的日寇,迫使敌人遗尸遍野,后退几道防线。在猛烈的火炮轰击下,阻止了日寇的增援部队,收复了陈家行阵地。
日军为了攻下上海郊区,不断增兵,由原来的一万多人增加到十万人的兵力,却久攻不下。战斗的惨烈程度,以至于到了张文治分不清满身的血,到底是敌人的血,还是战友的,亦或是自己的。而且每日天刚拂晓,日军就在我军阵地上空放观测用的气球,指使炮兵发射目标,敌机也在不停地轮番轰炸。为了防止炊烟引来日机的轰炸,战士们每天只能在拂晓前和天黑后的晚上吃两顿饭。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是将士们依然拼死抵抗,“我们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让日本人知道了,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张文治激动地说。在上海参战的七天八夜中,二十军共歼敌3000多人,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总计伤亡团长、营长20多人,连排长200多人,士兵7000余人,134师长负伤,战区长官部决定将二十军撤到后方补充训练,交由广西部队接防。
在上海沦陷后,川军二十军还在苏州担当起了掩护上海军民撤退的重任。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川军兵员人数约占全国抗日军队兵员数(1400余万)的五分之一强,约300万,伤亡人数大概也在这个比例,川军阵亡264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共计64万余人。
此后,张文治还参加了安庆保卫战、武汉外围战、三次长沙会战等。进入暮年的张文治,九年前因患青光眼而双目失明,并患有高血压等病。但是一提起当年英勇杀敌、抗日报国的故事,张文治并没有像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一样,语无伦次、气喘吁吁,而是像当年一样意气风发、义愤填膺——老兵的爱国、报国之心永远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