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电视上的综艺游戏节目基本还是《快乐大本营》和《欢乐总动员》两强对峙的局面。一些研究者发现，这两个几乎同时播出的节目平均收视率大体相当，但在内部时段上却呈现出一种互为消长的格局。具体来说，就是《快乐大本营》在开头和结尾处于优势，而《欢乐总动员》则在中间部分占了上风。更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欢乐总动员》中部的制高点是在它的“模仿秀”片段。所以《欢乐总动员》几年来改版多次，“模仿秀”的模块却一直岿然不动。
　　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有一段时间，各个综艺游戏节目都纷纷加上了类似“模仿秀”的段落。但电视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特点，开创性的样式一旦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后来的仿效者就很难再打开局面。何况“模仿秀”的资源有限，适合被模仿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当红明星，而能够模仿到相当层次的业余爱好者也并非遍地皆是。于是更有追求的电视制作者就进一步探索“模仿秀”成功的内在因素，而且发现，模仿虽然是个不错的噱头，但最抓观众的地方却不在这里。真正让观众投入热情的可能是这种样式的另外两种因素：一是它的竞赛性，二是它让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能够瞬间辉煌的造星效应。
　　英语里game这个词，我们有时译作“竞赛”，有时译作“游戏”，用法不尽相同。总结起来，game就是“玩儿”，是一种既不像生产劳动那样能够创造物质财富，也不像学术、艺术那样能够创造精神财富的人类活动。因为什么也不创造，我们的祖先历来对这种活动评价不高，“业精于勤而毁于嬉” ，这个“嬉”就是game。
　　但人类不分中外古今，“嬉”了好几万年，自然有其道理。有专家研究认为，对于儿童，游戏是重要的学习过程；而对于成年人，游戏是宣泻负面情绪，保持心理健康的有效方式。换言之，只要是正常的人，就需要游戏。而电视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功能，就是作为一种为公众提供游戏的工具，起着消解社会心理压力的减压阀的作用。就像文化学者费斯克所说，电视节目中的狂欢因素“可以回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压抑，并使得权力关系暂时隐退”。
　　再看上面说的“模仿秀”，竞赛式程序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最终结果的悬念很有些刺激性；而让普通人瞬间成为明星造就了一个“真实的梦境”，比灰姑娘式的虚拟故事更契合平民的英雄梦想，更容易讓观者体验一次心灵的狂欢。于是，不再专注模仿，而是把展示百姓才艺，包装平民英雄作为主旨的综艺游戏节目款款走上屏幕，中央台的《神州大舞台》、北京台的《梦想成真》、浙江台的《大擂台》都是这种路数。但真正把公众心灵的狂欢做到极致的，还是最近出现的《非常6＋1》。
　　在茫茫人海中“随便”找出3个普通人，经过6天的强化培训，在最后1天登台表演，决出1个优胜者。这就是《非常6＋1》的基本内容。这个过程“将不同年龄、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分享一种共同的体验，以创造共有的意义和统一的身份的活动” ，并且通过强烈的仪式感，制造出一种宗教节日般的气氛。在这个特定时空中全部既成的社会等级差异都被暂时消解，节目虚拟了一个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特殊环境，让低端观众群体在参与性收视中体验一种“人人平等”、“靠实力就能获胜”的安全感，这也可以说是暂时的人格提升。
　　这就是狂欢节“假面效应”，戴上面具，人人平等。在《非常6＋1》这类狂欢式的游戏节目中，参与者和观赏者临时的平等地位虽然是乌托邦式的，却也为升斗小民带来了相当大的满足感。
　　这里还应该提一提《非常6＋1》的主持人李咏。在中央电视台，在中国的电视界，他都是一个另类。不单长得不帅，口无遮拦，更主要的是他的低姿态。我们的电视主持人多少都有一点强势媒体的霸气，李咏没有，在《非常6＋1》里更是适当其位。就像嘉年华庆典中往往有一个小丑国王，李咏在《非常6＋1》欢迎善意的贬损，也喜欢自我解嘲，往往把自己处于一个比参赛者，比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都低的位置。
　　近来流行的一则短信说，人生像是猴子爬树，往上看，全是屁股，往下看，全是笑脸，位置越高，看到的笑脸越多，屁股越少。我们的电视观众大都处在这棵树的底端，平常见的多是屁股，当电视作为娱乐工具的时候，让大家多看笑脸，少看屁股，何乐而不为？
　　
　　作者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