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们虽然也和我们比邻而居，但是因为不具有充分独立的身份而不能自主地选择对中国的态度。苏联解体后就大不一样了，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亚国家，都能够独立地站在自身的国家利益上发展彼此间的邻国关系。
　　
　　凡是到过中亚的人，十有八九都会听说过这样一句当地的谚语：“老婆是可以选择的，而邻居却不能。”原来中亚虽然和我们比邻而居，但是因为不具有充分独立的身份而不能自主地选择对中国的态度。苏联解体后，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亚国家，都能够独立地站在自身的国家利益上发展彼此间的邻国关系。中亚国家独立十多年后，中国与这些西北邻居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纳吾鲁兹与果菜大棚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但是不同质的民族文化之间，节日的意义和形式是有很大不同的，尤其是关于新春的节日。中亚地区生活的大多是游牧民族，他们长年“逐水草而居”，虽对四季也有区别，但在时令的掌握上并不是那么严格。对流动放牧的生活而言，最能带来希望的季节是冬春交替的时节。春天对农业民族意味着将能够播种下新一年的收获，对游牧民族也意味着将可以走向水草肥美的新天地。
　　中亚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具有多年游牧传统的民族在开春的时候都过纳吾鲁兹节。这是他们在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相当于中国人的春节。在纳吾鲁兹节里，人们必须准备的食品是一种用多种谷物和着风干羊肉、干奶酪等食品煮成的粥，名称就叫“纳吾鲁兹”。不知是节日因这种食物而得名，还是食物借着节日就这么叫下来了。据中亚的民俗学家研究，这个节日来自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传统：当对牧人和畜群威胁最大的严冬过去后，大家纷纷走出自家躲避风雪严寒的“冬窝子”，去看望同样在附近过冬的本族亲朋。见面的问候十分直白也相当悲壮：“家里人都活着吗？”“牲畜都活着吗？”而主人这时往往会把去年秋季屯积的口粮和干肉连口袋一同底抖搂出来，熬成一锅味道独特、却也十分豪放的粥来招待客人，既向客人表示慷慨，又意味着告别过去的一年。
　　同样都是春节，从中感受的情调却是那么不一样，这种差别的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但是在近十多年里，整个世界的空间在缩小，中国与中亚邻国的距离也在缩小。中国人农历讲究的十二属相，在中亚国家也成了每年迎接新年的吉祥物。
　　2007年12月，笔者有幸作为国际观察员观摩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大选。在首都塔什干所在的州参观当地的选举准备情况时，这个州的官员向我介绍了他们向中国农民学习在大棚里种植果蔬的故事。一个起了俄语名字“萨沙”的中国小伙子帮助当地的乌兹别克族农民掌握了大棚技术，地处首都郊区的农民运用这项技术大大提高了种植果蔬的水平，年收入明显增加。区长铁木尔诺夫对引进中国的园艺十分重视，并通过“萨沙”与中国新疆的昌吉、天津的静海、浙江的黄岩等果蔬基地建立了联系，学会了搭建和管理大棚，并引进了各种水果和蔬菜品种。除了一般的反季节蔬菜，连圣女果和猕猴桃等在中亚罕见的果蔬也已经落户了。这不仅使中亚民族靠干肉和奶酪过冬已经彻底成为历史，而且也使原来只有四大样蔬菜（土豆、洋葱、胡萝卜、卷心菜）的状况大有改观。
　　
　　钦天监与拉面
　　
　　上世纪80年代，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成立，时任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温厚华郑重地向新建的资料室捐赠了一套自己家族的谱谍。打开这部记载翔实的家谱，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温老的祖上来自中亚。
　　14世纪后半期，正当明朝洪武年间，中亚冒险家阿木尔·帖木儿占据了撒马尔罕，掌握着察合台汗国的大权，并开始同时向北方、西方和南方扩张，先后征服了东察合台汗国、花拉子模、伊儿汗国、阿富汗、金帐汗国、高加索、波斯、印度。其间他多次向中国派出使臣，还把中亚地区的特产运到中原，或作礼品，或通酤民间。这一年，帖木儿汗派出了一位叫温尔尼的使臣觐见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温尔尼经过数月的跋涉到达了南京。朱元璋对这个来自中亚的异族青年颇有好感，尤其对他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出的天文知识十分赏识，于是就邀请他留下来在明朝宫廷任职。最后征得帖木儿汗同意，温尔尼在明朝皇宫内担任了钦天监。后来，温尔尼在中国娶妻生子，并逐渐形成为一个大家族。清朝末年，温家分成了两支，一支继续生活在南京，另一支迁至重庆。温厚华书记贡献出来的这部谱谍，就记述了迁到重庆的温氏家族的前世今生。温老以川东方言特有的诙谐问我们：“你们好好看看我的鼻子和眼睛，是不是和你们不一样？”
　　为了佐证这一谱谍的史料价值，我们专门查阅了《明史》和《明实录》。果然，在洪武年间的《明实录》中记载了一个叫“温尔里”的中亚人代表帖木儿汗出使过南京。帖木儿汗国时期的天文学的确很发达，帖木儿的一个孙子还在撒马尔罕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天文观测建筑和记录。
　　同样，在中亚各国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不经意间也可以发现历史上许多来自中国的文化元素，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大量带有中原特征的物质文化痕迹。有一种无法考证的说法：意大利面条是由马可波罗传回去的。而中亚各民族喜爱的食品拉面也的的确确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甚至至今连叫法都一样——“拉赫曼”（拉面）。两年前，我出差到吉尔吉斯斯坦，晚餐时菜单上的第一道菜中有一个叫“曼赫帕尔”的汤。当地老板解释说，这道汤就像俄式的菜汤，汤里有面食。出于好奇我就点了。原来就是中国西北人常做的“揪片子”，菜单上写的就是“面片儿”的当地叫法。清朝末年，中国陕甘数省发生回族农民起义，在清政府官兵追杀下，数万回民逃往中亚，形成了现在中亚各国“东干族”的祖先，同时也将各种中国西北风味十足的饮食文化带到了这里。
　　
　　“巴拉霍尔卡”与孔子学院
　　
　　“巴拉霍尔卡”是俄语旧货摊、旧货市场的意思，但是近几年这个词在中亚国家一些城市里已经成为固定的地名。中亚各国独立后，日用消费品奇缺，各国政府无力保障人民日常生活。而这时的中国经济恰恰处在改革开放后的爬坡阶段，计划经济的禁忌突破后，市场极大丰富，但内需的增长相对滞后，于是许多企业将目标锁定了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原苏联市场。由此，中亚各国的“巴拉霍尔卡”空前繁荣，一排排废弃的集装箱（苏联时期自定规格的集装箱此时全部报废）组成了规模宏大的批发市场，这些前店后库的商家几乎全都在经营中国商品。
　　大量中国商品进入中亚，为各国政府、尤其是普通百姓度过独立建国初期最困难的时期发挥了毋庸置疑的作用，同时也由此引起了关于中国商品的一系列复杂话题。2000年元旦，我与在哈萨克斯坦访学时的老师、同学聚会，给孩子们准备了很多玩具，可是不一会，不是汽车不能走就是飞机不能飞了。一名当地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这肯定是中国制造的”。当意识到我这个中国人的存在时他们又急忙补充道：“这一定是乌鲁木齐做的，绝不会是上海、北京产的。”
　　还有一次，来自兰州大学的老师专门到市郊“巴拉霍尔卡”买了一瓶中国产的胶水（市内文具店卖的苏联时的墨水、胶水等文具质量极差），用时打开包装发现瓶里一滴胶水都没有。这名教师又是个极较真的人，他专门打的返回“巴拉霍尔卡”，找到货主要求退换。老板搬出那一箱“胶水”，一盒盒地打开，结果让在场的中国人无地自容：盒内全部是空瓶。
　　不讲质量和信誉的代价已经让中国商人得到了足够的教训，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也早已超越了小商小贩运货直销的阶段。中国与中亚各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正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家与国家间的大宗贸易越做越火，中国商品的是是非非已无人再提，全球化时代对互利合作的要求很快盖过了狭隘民族偏执的鼓噪。
　　与这一进程相一致的是相互了解的需求越来越高。近年，中亚各国学习中文已经形成热潮。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相继建立了孔子学院。目前，这些在中亚的汉语教学机构已初具规模。同时，中亚各国青年通过国家派遣、政府奖学金、企业保送、自费留学等多种渠道到中国留学。如果说物质层面的往来只是不同民族间建立良好相互关系的初级基础，那么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正在进入更高的文化交流层面。